归纳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见上图）：

    1.缩小收入差距改革及其改革的反应

    在全国城乡，应尽快出台已历时讨论七、八年之久的以“提低、控高、扩中”[15]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方案”应像十八大报告提出“翻番”的量化目标那样，必须要有具体量化的数据或比例目标。对此，不应将具体的量化目标再下放有关部门进行反复低效的协调甚至扯皮，长期议而不决而贻误整个改革进程。“方案”应包括：第一，未来八年中，“提低、控高、扩中”必然涉及的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城镇居民最低养老标准、贫困救助线等扶弱内容；第二，明确逐年缩少城乡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水平差距的量化目标；第三，为解决居民预防性储蓄而制定全面、逐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各项社会保障的量化目标。只要是坚定不移地推进以上三项改革，实实在在的逐年提高全体城乡居民统一的社会保障水平，必然会引起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由此，可进一步倒逼财税部门通盘考虑财税体制的改革，制定中长期改革预算。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因长期负利率而形成的居民财产损失，也要求倒逼金融部门应结合宏观调控需求，制定利率逐年市场化的改革方案。

    在农村，要想真正提高农民的收入，重点是必须依法进一步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把土地级差收入和长期增值收益真正归还给农民。目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超过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这是导致城乡居民贫富差距拉大的显著原因之一。实施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实际上只是要求在农村经营性用地、宅基地“确权、登记、领证”的工作基础上，真正回归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早已确立的“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两大原则。改革政府垄断经营土地制度，允许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出租、出让、入股、信托等多种方式进入市场。杜绝各地方政府沿袭过去以提高征地价值“补偿倍数”这一“恩赐”型行政方式回归农民权益。为此，国家应重点强调的是“合法补偿”而不是“公平补偿”[16]，明确补偿的法律程序。防止各地方政府在政府名义具体组织“公平补偿”的名下，仍然继续侵占农民的利益。

    通过这一改革，一方面财政可在规范、统一契税、房产税等税种改革基础上，形成合理的房产税制度（应仍不排除为打击投机炒房可设高额的房产交易税），增加一些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更需要提前引起警觉的是，今后若土地长期增值收益真正回归农民后，中国经济马上会暴露更为突出的问题，一是土地出让金的骤然减少，使原城镇化建设计划中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迅即捉襟见肘。据有关单位统计[17]，2012年1至11月一线城市土地出让金已急速下降为1661亿元，比去年同期已下降41.5%。而2010年全国城市建设支出、保障房支出两项，占土地出让收益（土地出让金扣除土地交易成本等各项支出后）的65.5%。而且，目前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中，土地出让金才仅占20%，绝大部分资金是通过土地抵押从银行融资，占70-80%。2011年高达4.8万亿元[18]。因此土地出让金的骤然减少，将大幅度减少城市建设资金。二是按目前国家有关规定，在土地出让金扣除土地交易成本后的土地出让收益中，还必须按固定比例或非固定比例，计提农田水利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农业土地开发、保障房工程、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教育基金、中央和省级财政三七开的“新增费”等八项支出。若土地出让金的骤然减少，其结果，不仅仅会影响地方城市建设，还将直接严重影响各地农村的教育、农业、水利建设等。表现为绝大多数的地方财政将难以生存。最终必将会纷纷强烈要求中央与地方财力和事权的重新划分，要求财税体制的改革。如果此时中央政府再需统筹考虑如前所述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中新增的财政支出以及多年累积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化解等因素，国家财政必然会难以维持下去。此时，如果决策者只要是坚持改革不动摇，不停滞，不倒退，那么今后的财政绝不是一个捉襟见肘的问题，而是会暴露一个“大窟窿”，会不得不倒逼财税体制必须进行一场大改革。打破因循守旧，制定中长期的改革预算，来解决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问题。当财税改革进行到一定的地步，现实严峻的收支缺口困境决定了，会不得不从国企进一步提高分红比例和出售部份国企股权为内容的“国退民进”改革中寻找出路。

    过去若干年内，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形成投资、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除了因居民收入水平低、消费不足和外部经济繁荣的引致因素外，融资成本低、环境资源成本低是另一重要的供给因素。因此，进一步的改革逻辑，除了需要消除造成经济结构扭曲的需求因素外，必须同时从供给方面加快改革。要求有关部门在兼顾国家金融安全（相对的）和短期经济稳定的同时，尽快启动利率、汇率、水、电、气、油、矿产资源等要素资源价格的改革。

    制定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渐进改革规划。明确在今后几年内，基本实现利率的市场化和体现外汇供给平衡要求的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如果利率市场化改革后，银行存贷利差必然会缩小，导致竞争加剧，为预防银行出现破产而引起的社会不稳，会倒逼存款保险制度加快出台。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可杜绝或消除监管部门长期以怕出风险而采取的“保姆式”监管、限制民间资金入股金融机构的各种行政限制，鼓励大力发展民间中小金融机构。同时，利率市场化改革后，由于利率由负转正，一边可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一边会出现体现社会资金供求的市场信号，正向激励企业、政府抑制高耗能、低效益的重复建设，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利率及汇率市场化改革后，产品创新将更为活跃，在促进银行特别是国有大银行去寻找、扶植更有活力、更具创新能力的民营中小企业而非国有垄断大企业的同时，混业交叉产品会明显增多，这又将迫使“一行三会”监管部门不得不抓紧提出改善监管协调的方案。利率及汇率市场化改革后，还会有利于中央银行选择更为有效灵活的间接调控方式，从而有利于抑制外汇储备的继续快速增长，相应加快资本管制的放开，进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推动中国整体经济的对外开放水平。

    制定水、电、气、油、矿产等资源要素全面市场化的改革规划。在今后若干年内，各类资源要素市场的改革，应在目前各不相同的“阶梯价格改革”、“资源间联动改革”、“试点改革”等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与教训，限时制定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水、电、气、油及矿产价格形成机制。加快这项改革，必然会使一部分国有亏损，倒逼企业改革，引入民间股份实施重组改造，减轻国家补贴与财政包袱；会倒逼政府行政部门削减各种行政审批权力，放宽管制，便于民间资金的投入，推进“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的实质，不是机构的“并并拆拆”，而是行政管制的放松与减少部门的协调，因此重要的是制度内容，不是机构平台）；会抑制过去那种不计成本、浪费资金与资源、破坏生态文明、片面追求投资扩张的恶习，从而从上述“生产法结构分析”角度看，进一步逼着企业与地方政府去寻找服务经济中的发展机会，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后，达到以市场信号与压力，而不是通过层层政府的行政指令，以拉郎配的方式实现产业和区域结构的调整。

    归纳以上缩小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的连锁反应，只要是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两大核心”的改革必然会强烈要求推动土地征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国退民进”改革这四项重点内容。

    土地征地制度改革。这是中国农村下一轮最主要、最艰难的一项改革，也是开拓中国未来巨大消费市场空间的一大历史机遇。这项改革的核心理念应是修改相关法规，平等保护物权，把本应归属农民的权益归还给农民。明确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同地同权同价原则，允许土地自由平等进入市场，保护农民宅基地的相应权益。对确实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征地的，应明确严格的法律程序，包括价格补偿原则和程序。以尊重法律、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尽快明确长期悬而未决的小产权房问题的解决方案。土地征地制度的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各级地方政府。因此在着手这项改革的同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财力和事权关系上，必须有相应配套的财税改革（见下述）。同时，伴随这项改革的推行，全国农民将新增千万亿元的收入，此时政府有关部门对农民及进城变成市民的农民工，在其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制度安排与内容标准上，应配合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和财税改革，应提前予以研究，准备政策预案。

    社会保障改革。这项改革既是解决国民后顾之忧，扩大国内消费、纠正国内经济结构扭曲的一项重大改革，又是追求共同富裕、实现中国梦的一项巨大的历史工程。这项改革的重点，在配合农村征地制度改革、人口政策调整及人口趋势，在兼顾国家长短期财力的前提下，应在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提升全国城乡居民养老、医疗、教育等保障水平，并轨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与城乡“碎片化”的五套养老制度，建立多层次社保体系，确立养老资金长期安全有效运用制度等方面，拿出数据测算可靠、目标逐年实现、统筹解决各方问题的中长期改革方案。

    财税体制改革。上述各项改革包括收入分配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几乎各领域的改革，其改革的结果，最后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支出。此时如果财税体制不改革，其他改革都将难以进行。因为整个国家现存的经济制度是由各项经济制度所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财税制度是处于最基础的地位。如果这个基础性制度不改革，竖立其上的任何单项制度想改都是难以改成的[19]。所以在中国下一轮改革中，涉及面最广、情况最复杂、历时最长、最需要在短期急处理，中期有安排，长期有预期的改革，是财税体制大改革。因此可以说，财税体制改革是下一轮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之一。特别是在地方土地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之比，在1999-2009年由0.09:1提高到0.44:1，土地收入与地方预算外收入之比由0.16:1提高到1.94:1，全国地方财政自给率下降到55%左右的情况下，要改革土地征地制度，任务相当的严峻。为此，政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在配合当前收入分配改革和为稳定经济发展而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之时，尽早组织相当的力量，认真研究1994年“分税制”以来的经验与教训，结合上述各项重大改革和尚未“修成正果”的房地产调控制度改革，认认真真的去重新思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关系，适度提高地方政府收入比重，合理测算中长期国家财政的收支缺口及动态变化，全面制定中国中长期财税体制渐进改革方案，并在上述各项改革的动态过程中，及时修正方案。

    “国退民进”改革。可以预料，随着未来中国社会、政治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并且当经济改革深入到一定的地步，关于“国退民进”问题的讨论绝不会像今天那样，会引起如此之多的人们关注，会花如此之多的笔墨去解释。但是在今天，仍有必要从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全局出发，突出强调其必然性和紧迫性。因为只要坚持深化上述各项改革，未来的国家财政出现相当大的收支缺口肯定是难以避免的。而要真正解决此问题，迫不得已，最有可能实施的制度调整是动用政府手中掌握的大量现存资源，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后形成。在此，要特别指出并应予形成的共识是：逐步并适当降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会影响执政的基础。为什么？第一，中国的治国方针、政府执政方针是什么？最基本、最有效的方针，是“依法治国”，是通过建立健全一系列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来约束各类经济主体行为（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才能确保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第二，纵观世界各国，一国经济是否健康运行，靠什么？一靠法律法规制度是否健全，这是基础；二靠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得当，这是起决定性作用。国有成份比重高，并不意味经济增长必然快。民营成份比重低，也并不意味经济增长必然慢。第三，今天强调“国退民进”，在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丝毫不影响加强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而只是意味着：一是对“重要和关键”之外的行业与领域，应该有计划地“退”；二是即使对“重要和关键”的行业领域，实施“控制力与影响力”仍是要分门别类，未必是对相关的行业和领域都要去实施百分之百的控股权或绝对的控股权。

    因此，在当今实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历史时期，寻找国企改革方向的重点，从微观层面说，应放在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效益上。从宏观层面说，应配合国家急迫的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保障、财税体制的改革，认真研究在到2020年或2030年中国复兴的艰难历史过程中，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提出绝对和相对控股的最低比例要求。对超过最低比例要求的股权，坚决地、尽快地实施有计划的、逐步的退出行动。同时，在国际经济格局风云多变的大变化中，对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一些过去不被重视或被忽视的、缺乏控制力和影响力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是退出，而是恰恰相反，要进一步加大国有资本投资，以真正实现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国家战略布局与调整。

为此，未来的国企改革，除微观层面的改革之外，在宏观层面，第一，要认真研究清楚，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到底是哪些？相对控股最低比例的要求到底是多少？在此基础上配合社会保障和财税改革中动态的资金缺口需求，提出“有进有退”的股权调整中长期计划。第二，国企改革应包括重点国有金融企业的改革。要坚决打破现有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公司等40多家中央金融机构几乎为政府绝对控股，控股权益高达3.3万亿元的局面。第三，在推动国有资本向重点行业、关键领域集中，向主业集中的过程中（不应强调向优势企业集中[20]），除了要处理好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市场问题、高档酒店、宾馆、招待所等非主业投资外，还要认真研究处置目前国有实体企业对40多家金融企业（这里仅指中央金融企业）所持约2070亿元的资本及权益。第四，对各级地方政府及下属的财政等部门持有的国企及地方金融机构股权，应参照中央国企及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股权处置办法实行。

    这里要特别指出，尽管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任务是相当的艰巨，但是同时30年改革开放中政府长期积累的巨额资本财富（还不包括巨额的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给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提供了相当充裕的物质基础。这是中国政府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是为美国等国政府危机后面临结构调整、资金拮据时所羡慕不已的。

    概括以上改革“路线图”，由缩小收入差距与要素价格“两大核心”入手，推动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相应放松各种行政管制的改革。当真正破解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问题之时，也可能正是地方建设资金缺口、融资平台风险彻底暴露之时。由此产生的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的重新考虑与制度改革将不得不摆上重要的日程，要求财税体制必须有一个系统的反思与改革。没有财税制度的大改革，中国这一轮经济改革之坎是迈不过去的。而当要彻底改革财税制度之时，正是恰遇中国经济增速由高速向中速转化的历史时期，财政收入在明显减少。迫不得已，只能通过“国退民进”、“还富于民”，以彻底解开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稳定之“结”。可以想象，相比于初期展开的“两大核心”改革，“四大重点”的突破，是这轮经济改革中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具体说，在农村，重点是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在城市，重点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国家经济制度层面，重点是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改革。其中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的改革，是最终决定这轮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但是通过还富于民，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梦”；通过还富于民，可以理顺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当然也可以预料，“四大重点”的改革，将牵动各级政府与国民、各个领域与各个阶层，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调整，情况相当复杂，也是最难解决的。因此，更需要决策者早早运筹帷幄、统筹安排。

 

    1.一切改革应着眼于形成市场机制、推动机制转化动力的自动生成。以上各经济问题逻辑关系和改革“路线图”的分析，目的是为了看清楚改革的复杂性及演进图，寻找真正能启动全局改革的内在强化动力、“胀力”。但是，当改革一旦真正全面、持续铺开后，进一步的推动全靠政府的“顶层设计”是不可能的。上个世纪的改革经验已证明，改革浪潮曾经的一浪掀一浪，并不都是全部由政府事先设计的，而只是通过“承包制”和“价格双轨”的政府放权改革，鼓励和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刺激和推动了一个又一个领域的改革。因此，作为这一轮改革的指导原则，应是在寻找到当前中国各种经济问题之间的逻辑始点和真正动因后，咬住“硬骨头”，敢于啃“硬骨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改革过程中暴露的新问题、新矛盾，不回避，而应积极面对，顺藤摸瓜，展开讨论，尊重群众的创新。只有坚持沿着市场运行实践中揭示的矛盾方向，及时修正原有改革安排中的政策措施、改革力度和速度，才能遵循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逻辑去推动改革，才能在改革中找到真正能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的机制动力。

    2.改革要兼顾短期经济的稳定。诸多领域的连续改革，意味着国民经济运行的市场信号与过去相比，将发生一联串的变化，会对当期经济的稳定带来一定的影响甚至是冲击，加上美国及全球经济的真正复苏可能要拖至2015年左右的因素，意味着对中国改革会带来许多新的不确定性。这决定了，要决心改革，同时又要讲究改革策略，研究当期经济的承受能力，在基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各种可掌握的稳定能力平衡中，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速度。

    3.其他相对独立领域的改革同样重要，同样需要同步进行。以上只是鉴于中国经济问题逻辑分析的需要，舍去了科技创新、人口政策、房地产调控、市场秩序监管（涉及食品、药品等行政管理改革）、发展农业基础、外贸多元化以及低碳与循环经济等领域的重大内容讨论。但是，舍而不提并不意味着不重要。这些领域的改革，同样影响全局，同样时不待人。但是有的属于日常的行政工作，有的已被耽误，需要抓紧完成。有的同样需要专项规划，需要与总体改革方案有衔接，有时间表。总之，面临千头万绪的问题，政府需要学会“弹钢琴”。

    4.改革既要有先后次序、轻重缓急之分，又要有时限要求。客观上由于各项改革内容在整个市场机制运行链条中处于不同的环节，决定了整个改革自然会有先后的顺序和轻重的缓急。当政府决心真正启动以缩小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改革后，市场本身必然会提出其他一系列的改革需求，这是现在完全可以预料到的。因为今天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已不局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摸着石头过河”那时的思想准备与基础。对当前一系列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及其解决这些问题又意味着什么，有相当多的人已经形成基本的共识。因此改革决策要视同“下围棋”，在布局第一步时，想好第三步、甚至第四步，提前“做眼”。在紧紧咬住“两大核心”改革之时，同时启动、部署其他方面的改革，便于在动态中把握其他改革与“两大核心”改革的衔接，择机推出其它的改革方案。

同时，改革必须有时间表，有具体的量化指标要求。已有的教训证明，改革中对政府有关部门不能没有改革压力，不能允许政府部门间“无时限”的“协调、磋商”现象长期存在下去。

    根据全面改革内容“先后次序、轻重缓急”的不同，在改革方案制定的时限要求上，原则上都应在2013年内完成。具体可限定在3-9个月。根据改革内容的不同，有些方案设计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具体的执行过程，如利率市场化改革方案，个别资源的价格改革方案等。对此类方案的设计，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必须拿出。有些改革还需经大量的调查与研究，方案设计的时间可稍长些，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改革。有些改革项目的进度和内容不仅仅取决于自身领域，主要是取决于“上游”领域的需求，因此应允许方案设计时间稍长些，内容可以滚动、粗线条的，如财税体制改革和“国退民进”改革。但是，从总体上说，各项方案之间要能衔接，形成统一的时间表。

    统一的时间表制定后，具体的执行操作可根据不同的改革内容，确定不同的时间目标。但是原则上应在未来的3-5年内，健全或基本健全中国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与制度。

    5.要讲究改革的总体性、协调性和系统性，必须要有相应的组织班子。要设立直接能向中央、国务院负责的、跨部门协调汇总和谋划最终改革方案的班子。这是基于当前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现状的必需。这个班子要有一定的权威性，有授权，以保障全面获取“顶层设计”所需的各部门材料与资料，以保障能有效协调各部门的矛盾。至于是不是要成立一个部级编制单位，这并不重要。

    6.能否取得这轮改革的最后成功，关键取决于决策者的战略勇气与历史责任的担当。当前的中国经济态势表明，不改革，肯定没出路。改革的复杂性和深层次性同时表明，只要是动“真格的”，任务是相当的艰巨。只要坚定不移地去推进“两大核心”的改革，最终必然会引起“四大重点”改革的强烈需求。而“四大重点”改革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已是不言自明的。再加上在未来的改革中，既要防止不顾国情，不顾生产率发展状况，把“胃口”吊得过高、片面追求高福利的倾向，又要面对在土地制度、国退民进两大改革中必然会遇到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上的争论压力。因此，能否真正坚定不移地将这一轮经济改革进行到底，除了策略上的把握之外，战略勇气和中国复兴这一历史责任的担当，有唯一决定性的意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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