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连续7个季度经济增速放缓后，进入2012年第四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应逐步显现，我国经济增长回稳态势已基本确立。展望2013年，我国经济将继续企稳回升。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国内生产要素成本加快上升，产能过剩矛盾趋于突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需要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取向，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推进深化改革，强化创新驱动，着力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和活力。

   
    一、2013年面临的国内外环境

    从国际看，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较2012年将有所缓和，美国经济有可能转暖，欧洲经济有望走出“停滞”状态，新兴经济体增势也将好于去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会高于2012年。但全球经济仍将延续低速增长态势，国际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变数。

美国“财政悬崖”仍存隐忧。虽然坠下“财政悬崖”的警报已暂时解除，但民主、共和两党达成的妥协方案只是将矛盾延后，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美国政府靠发债度日的问题。美联储已加大量化宽松政策力度，并将零利率政策与失业率降至6.5%以下挂钩，显示出货币政策已竭尽全力。若财政支出进一步收紧，必将影响居民收入，抑制消费增长，阻碍经济复苏。与此同时，美国经济也有转暖迹象，房地产市场开始好转，特别是页岩气开发带来的能源成本下降带动相关产业投资增长，“再工业化”政策和3D打印、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变革也将增强经济复苏势头。

    欧债危机前景仍不明朗。为避免危机进一步扩大，欧盟正式启动了欧洲稳定机制（ESM），构筑危机扩散的防火墙。欧央行推出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承诺在一定条件下无限量购买重债国国债。欧盟加强银行业联盟并强化欧央行监管职能，强化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德法表明维护欧元的意愿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市场信心趋于稳定，欧债危机显露出一些积极变化。但是，意大利大选的不确定性使平静局面再起波澜，西班牙失业率高达25%，两国都面临巨大的融资压力，不能完全排除再次爆发危机的可能。解决欧债危机的根本举措在于推进实质性改革，但改革涉及重大利益调整，需要各方长时间博弈并相互妥协，这就决定了经济复苏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总体上看，2013年欧债危机失控的可能性不大，但仍可能不断发酵并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制约欧元区乃至全球经济复苏。

    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美欧经济的总体态势与新兴市场增长势头减弱相互叠加，2013年世界经济增长将持续低迷，全球贸易维持低速增长，市场扩张速度放慢，中国依靠扩大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缩小。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在中高端技术领域，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难以与发达国家抗衡，在低端技术领域，由于低成本优势减弱，又面临要素成本更低的新兴经济体追赶竞争，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也明显增大，对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提出更加紧迫的要求。

    从国内看，我国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企稳回升的积极因素增多。但也要看到，随着经济增速逐步放缓，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水落石出”，新的矛盾和问题又在形成，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生产要素成本加快上升。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支撑我国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的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原有竞争优势开始减弱。特别是近年来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劳动力成本加快上涨，企业面临人工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低成本竞争优势趋于减弱。土地、矿产等资源供给日趋紧张，部分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出现大幅下降。依靠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支撑经济增长的路子越来越走不下去了。

     其次，产能过剩矛盾趋于突出。过去这些年我国经历了制造业产能迅猛扩张，在满足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有一部分通过扩大出口实现平衡。随着国际市场扩张速度放慢和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的矛盾逐步凸显出来。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炼钢产能利用率不足75%，水泥为70%左右，传统煤化工产品装置利用率仅为60%左右，风电设备、太阳能光伏等新兴行业领域也面临较大的过剩压力，多数制造业部门“去产能”任务十分繁重，继续依靠生产能力的大规模扩张支撑经济增长的空间明显缩小。

    再者，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面对全球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新态势，我国企业研发能力缺乏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大多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没有研发活动，即便是有研发活动的企业，与跨国公司工厂化研发模式相比，研发规模和研发水平也偏低，高度依赖低端加工组装、缺乏技术创新和品牌的产业体系已越来越不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如不加快提升研发能力和产业技术进步，部分已有的技术路线和生产能力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二、2013年我国经济发展展望

   
    2012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延续了2011年以来放缓态势，但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放缓幅度逐季缩小，呈现缓中趋稳的特征。进入9月份以后，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企稳，工业生产、用电量和货运量指标明显回升，制造业采购者经理指数PMI连续3个月在荣枯线以上，表明经济增长回稳的态势已基本确立。展望2013年，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积极因素增多，全年经济增速将略高于8%，比2012年增速有所提升。

    第一，已经出台的扩大内需政策效应将进一步显现。2012年5月以来，中央陆续启动了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逐渐加快，推动了固定资产投资温和回升。从“六五”到“十一五”的经验看，五年规划中各年的平均投资增速分别为17.3%、24.1%、28.5%、18.8%、19.8%。2013年是“十二五”规划第三年，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将进入建设高峰，投资增幅将可能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增长较快，房地产市场回暖，也将带动家电、家装、家俱等关联耐用消费品需求回升，有助于推动消费增长和经济回升。

    第二，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将释放新的消费和投资动力。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农村居民现金性消费支出的3.2倍。实施城镇化战略特别是将重点转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有效扩大国内市场消费需求。城镇化还将带动交通、住宅、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和市政公共设施投资需求的扩大。

    第三，全面深化改革将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突破传统体制障碍和既有利益格局，更广范围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将使我国资源要素潜力和市场主体潜能充分释放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增长确立回升态势，并不表明经济又将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而很可能是相对温和的回升。从目前多数机构的预测看，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略高于8%，换言之，仍将低于潜在增长水平，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需求拉动型通胀。有人担心，西方国家普遍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会增大输入性通胀压力，这当然会对国内通胀有影响，全球范围的宽松流动性可能拉动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但若考虑中国投资不会出现2009年那样的强劲扩张，经济也不可能出现V性反弹，加之全球经济仍然低迷，大宗商品的输入性影响将是有限的，总体判断明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维持在同比增长3%左右的水平。

   
    三、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2013年要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取向，营造适度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同时针对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培育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和活力。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实施好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和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着力优化财政支撑结构，进一步向民生和薄弱环节倾斜，加强对企业研发和创新活动的支持。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信贷合理增长和流动性合理适度，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三农、小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等的金融支持，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扩大债券等直接融资规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积极扩大国内需求，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增强居民消费意愿。鼓励引导以“住行”主导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培育文化、旅游、健身、养老、家政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和网络购物等新型消费业态，完善市场流通体系。着力调整投资结构，把投资增长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促进增投资与扩消费的良性互动。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重点，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落后产能，推进产业重组、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优化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促进产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提升产业整体素质。面向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需求，拓展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加快发展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

加强企业研发能力建设。支持企业加强研发平台建设，鼓励科技要素向企业流动，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加大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点，鼓励有条件的城镇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就地落户，改善其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基本生活条件，逐步将其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鼓励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集聚发展，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转移就业。

    推动改革不断深化。围绕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领域和人民群众最期盼的领域，及时推出改革新举措。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破事实上存在的“玻璃门”和“弹簧门”，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加快推进户籍、土地制度等改革，降低人口城镇化门槛，消除人口城镇化的体制障碍。

 

（本文发表于《中国金融》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