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态势平稳,经济增速保持在年初预期目标区间内,但在多种因素叠加影响和作用下,经济增速继续回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8%,比去年同期下降1.8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8.1%,比去年四季度回落0.8个百分点,二季度增长7.6%,比一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特别是二季度已是自去年以来连续第6个季度增速回落,且经济增速在时隔三年后又一次跌破8%,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担忧。如何看待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当前形势下如何实现稳增长,如何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和控物价的关系,这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
一、经济下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轮经济下行不是单一因素引起的,而是多种因素叠加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结果,既有外需收缩,也有内需增长放缓;既有周期性调整,也有结构性因素;既有短期需求波动,也有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
首先,外需收缩与内需增长放缓的相互叠加。外需收缩主要是欧债危机持续发酵,拖累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对我国的出口影响较大,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出口增长9.2%,而前5个月我国对欧盟出口总额下降0.8%,其中对德国、法国、意大利出口分别下降3.4%、3%和25.1%。同时,投资和消费需求也有放缓。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4%,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5.2个百分点,特别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增幅回落幅度较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4.4%,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2.4个百分点。
其次,周期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的相互交织。金融危机加大经济周期性波动幅度,并使经济下行周期进一步拉长。结构性因素主要是我国内需外需不平衡和投资消费不协调,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依赖程度较高,投资扩张形成的过剩产能通过出口释放,当外部环境变化和外部需求收缩时,出口往往首当其冲,出口下降反过来又会影响投资,从而拖累经济增长。
再者,短期需求波动和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相互作用。从短期需求波动看,一方面,去年美欧两大债务危机严重挫伤世界经济复苏苗头,造成外部需求收缩;另一方面,去年为抑制通胀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调控措施,收紧货币和信贷规模,也会带来短期需求变化。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引发宏观经济变量调整,储蓄率趋于下降,劳动力供需条件发生变化,加之能源和土地供给的外部约束加剧,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
综上所述,对经济下行压力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同于以往的经济下行主要是受经济周期性调整和短期需求收缩的影响,这一轮经济增速放缓已隐含着结构性因素和潜在增长率变化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后,已很难再保持两位数增长,而由潜在增长率下降引发的增速放缓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应该适应潜在增长率下降带来的增速变化。事实上,我国季度增长率的调整并不是金融危机后才发生的,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季度增长率就逐季放缓,2008年第四季度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季度增长率回落幅度增大,2009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回落到最低点,增长率仅为6.6%,以后经济增速强劲反弹,这主要是经济刺激计划的外部推动,在能量逐步释放后,经济增速自然会重新回落。
第二,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回落主要是基于纵向比较,若与世界主要经济体横向比较,今年第一季度“金砖四国”中印度增长5.3%,俄罗斯增长4.9%,巴西增长0.8%,而发达经济体中的美国增速为1.9%,欧洲为-0.3%,在全球各国经济都在减速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也难以独善其身,增速适度回落也是正常的。事实上,我国经济回落幅度要明显小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这也表明宏观调控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但风险总体是可控的。世界经济形势尚未显现2009年那样的严峻态势,欧元区受主权债务危机困扰,经济陷入轻度衰退,但美国、日本经济有缓和迹象。从国内看,宏观政策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预调微调,在稳投资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再加上民间投资增长较快,投资增速有望逐步趋稳,消费需求受经济周期影响相对较小,有望保持稳定增长,特别是通胀压力减弱,使宏观政策预调微调空间增大。我们既要有忧患意识,也要增强信心。
第四,既要看到经济下行压力,更要看到潜在增长动力。我国投资空间依然较大,消费潜力正在释放,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空间较大,加之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多层次特征,经济增长回旋空间较大,这些都可以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二、坚持稳中求进实现稳增长
当前,经济形势还没有形成稳定回升态势,仍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使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区间,避免经济惯性下滑。通常认为,现阶段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在8%-9%之间。前一阶段经济增速逐步放缓,更加接近潜在增长水平,有其内在合理性,也有利于减缓物价上涨的压力。但如果经济增速惯性下滑,跌破合理区间的下限,就会因有效需求不足而使企业生产经营面临更多困难,在速度效益型盈利模式尚未改变的情况下,企业亏损面也会不断扩大,下岗失业人员也会增加。
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就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根据形势变化加大预调微调力度,防止经济增速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惯性下滑,从而使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区间,为推进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创造条件。
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当前,稳投资仍然是稳增长的重要条件。虽然人们担心,扩大投资会加剧投资与消费的失衡,使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提高,但也要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均固定资本存量仍然较低,扩大投资依然有较大空间。在合理调整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适当扩大公共投资支出不仅有必要也有条件。因此,要加快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适时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特别是铁路、城市公交、节能环保、水利、研发平台、教育卫生、信息化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在目前制造业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新上项目应主要是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领域的项目,这样不会加剧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当然,这些项目也要放宽准入,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当前,一方面存在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又存在融资困难,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表明投融资渠道仍然不畅。即便是一些看似盈利空间不大的项目,应该也能找到合理的商业盈利模式,吸引民间资本投资。
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要进一步加大预调微调力度。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在“增支”上适当控制的同时,“减收”上加大力度。落实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等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的各项政策,实施对小微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扩大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降低部分进口商品关税,实施减轻物流企业税收负担的相关政策,减少流通环节的税收和费用,降低流通成本。只要继续落实好结构性减税政策,真正减轻企业税负,对实体经济就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在坚持稳健基调的同时,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前瞻灵活地调节货币信贷供给,有效解决信贷资金供求结构性矛盾,促进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满足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需要。在目前的通胀水平上,我国实际利率已由负转正,存款准备金率仍处于高位,货币政策仍有较大的调整余地。根据资金面情况,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和降息等手段,增加市场流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投资者信心。在防范宏观风险与微观风险间取得平衡,对资金需求旺盛的铁路、地方融资平台、中小企业等部门提高资金需求满足度。加快金融改革和发展,加快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债券市场,扩大试点发行规范的地方政府债券、扩大企业债券规模和积极鼓励民间资本直接进入市政、交通和其他社会事业领域。
三、把握好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的关系
把握好稳增长、调结构和控物价的关系,一直是宏观调控的一条主线。稳增长,是增加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善政府公共服务、推动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关键。调结构,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先决条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控物价,是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重要前提,也是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举措。处理好三者关系,就是要在宏观政策上把握好三者的平衡,找到合理的平衡点。
当前,稳增长的矛盾更加突出,要把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区间,避免惯性下滑。如果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各方面的压力就会很大。但是,稳增长不能完全走老路。在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的情况下,要有适当的手段和措施来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但我们更要在实践中去探索和开辟稳增长的新路。今后一个时期,培育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推进城镇化,特别是要以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推进深度城镇化。城镇化是我国最具潜力的内需所在。我国目前近7亿城镇人口中还有2亿左右农村转移人口尚未转化为城镇居民,按照今后20年城镇化率达到70%计算,还将有3亿左右人口要由农村转入城镇,将这部分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过程,是一个不断释放出新的需求的过程,由此形成的内需潜力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低估。
稳增长,要处理好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发展,避免落后产能死灰复燃,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增强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近年来的经济工作实践表明,经济增速过快,各方面需求很旺,许多落后产能不仅很难淘汰,而且还会获得发展空间,结构调整目标很难落到实处。而经济增速过慢,就业、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等都会受到影响,各种矛盾和问题就会激化,人们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解决当前短期问题上,很难集中精力去解决调结构、转方式这样的中长期问题。这表明,稳增长也是结构调整的重要条件。
稳增长,还要处理好与控物价的关系。当前,物价上涨压力趋缓,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市场原料价格大幅回落,使得输入性通胀压力明显减弱;季节性因素也使得农产品价格下降较多。但要看到,一些基础性因素仍然存在,比如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加之去年下半年价格基数降低等技术性因素,物价回升的压力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把握好预调微调力度,避免过度加大政策力度,如果通过大规模投资计划或过度扩大货币信贷总量,在潜在供给能力下降的条件下靠外部刺激把经济增速拉起来,将造成总需求和总供给失衡,增大物价上涨压力。
(本文发表于《紫光阁》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