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经济模式不可持续，必须改革。但现有问题错综复杂，不可能仅凭个别突破毕其功于一役。改革的真正抓手在于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的现状和要素价格改革。

　　中国经济仍存在着不可持续的问题，诸如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差距、银行金融改革不到位、二元经济结构、国企垄断等，必须要进一步改革。改革要有总体设计、顶层设计。

　　经济结构扭曲，非改革不可

　　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支出法角度分析，经济结构严重失调。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中，前几年出口太多，消费明显不足。近年来，中央政府不断采取提高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但尽管如此，从2003年到2011年，居民消费率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从42%、41%、39%、38%，一路降到2011年的33.83%。

　　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收入法角度分析，居民收入严重不足，政府收入增长太快。

　　从国民生产总值的生产法角度分析，第二产业增长过快，第三产业增长很慢，不仅远逊于发达经济体，甚至不如印度等发展中经济体。

　　从国际收支法角度分析，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还表现为国际收支严重失衡。2008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例竟达到9%~10%的水平，现在慢慢在调整，已回落至高于2%，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所减缓。

　　中国有着高储蓄，总储蓄减投资等于出口，因此，消费上不去，就会表现为出口增长和高投资，但高投资也无法持续。

　　上述国民经济的四大结构都既是相互独立，又是因果循环。比如，消费不足的原因很简单：第一，居民劳动收入太低；第二，居民在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压力下不敢消费。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过去的80多个月中，居民又遭受了达15000亿元人民币的财产损失。

　　要解决消费问题，就要提高收入。

　　那么让我们在探究居民收入低的原因：

　　在农村，在城镇化、工业化、追求GDP、做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冲动之下，地方政府收入大踏步提高，大量是靠土地收入，而土地收入中，农民得到的补偿费等才占到37%，有地方甚至更低，像浙江省是19%，亦即大量的土地出售后，收入被政府和企业拿走了，农民所得无几。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大项目越来越多，大项目中资本比例越来越高，劳动比例越来越低。生产要素和结构决定了分配要素，亦即在GDP总量中，资本投入多，自然利润就拿得多，劳动投入少，自然工资就拿得少，这就决定了我们所谓的收入分配不公的深层原因是生产结构问题。

　　为什么居民收入低是生产结构的问题？为什么第二产业发展那么快，劳动收入却那么少？很简单，这是因为：

　　第一，政府收入增长太快了。

　　第二，国企不断扩张，撬动了杠杆。土地出让金中，政府自掏腰包的只有20%左右，其余全部是银行撬动的资金。

　　国企大量投资又不分红，利润用于再投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要素价格扭曲——政府垄断土地市场交易，农民利益受损；利率、汇率扭曲，低成本融资促动政府、央企的大量投资；水、电、石油、天然气、矿藏等要素价格，有些尚在改革中，有些在试点改革，有些在酝酿改革，已改革的也不到位，对民间资金投资限制过多、门槛过高。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支出角度、收入角度、生产角度，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融合在一起，互相联系，互为因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想要简单抓一件事就将中国经济问题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尽快从工作方法论角度抓突破口，找寻抓手。
    城镇化不是改革抓手

　　近来有专家提出城镇化是改革的突破口，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城镇化意味着农民要进城，这其中有诸多障碍。

　　第一，农民要进城变为市民，要享受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有政府人士估算，每新增一人，政府财政需拿出8万元人民币。则1亿农民进城，财政要拿出多少钱？近来媒体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异地户口儿童教育问题的争论纷纷扬扬，市民意见很大，其实背后都是钱的问题。除此之外，还要涉及城市建设的容量问题、交通问题等，都需要大笔财政支出。

　　第二，假设农民工进城了，那么进城后，还需要住房，特别是保障房；建好房后，居住社区还需要水、电、燃气、交通道路、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公共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又要钱。这些建设靠中央企业，可能完全靠不住。靠民营资本，则现在准入又是个问题。这又是一道改革，即非公经济资金如何投入？政府如何在管理上往后退，放给市场？

　　第三，假设前面两个问题解决了，农民要长期出下来，就要将居住在农村的老人和留守儿童接过来；要供养这些人口，农民需要有长期收入，有长期收入就要有就业，有就业有要有创业。那么谁去创业？有些城镇可以搞大项目，但更多城镇没有矿藏之类理想的条件，只能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诸如餐饮、物流等服务部门，创造就业机会。这类企业中央企业是不会干的，而且有些门槛又很高，尽管国务院的细则出台了，就是落实不了，民营企业意见很大。所以这又是一道改革。

　　归根结底，首先，城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户籍问题，而是资金问题。其次，城镇化不是搞房地产投资，如果全是房地产投资，会出现像某些城市建“死城”的现象。最后，扩大城镇化是为了推动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扩大内需要扩大消费，当前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能力是农村人口的三倍，由此可见，要扩大消费，主力军应是城市人口。

　　综上所述，推动城镇化过程涉及整体提升消费层次、以及与居民消费相关的一系列收入分配改革等。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城镇化不是改革的抓手。

　　抓住两大核心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32年来，政府在一直向后退，市场一直在向前走。各种问题抽象概括起来，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最核心、最基本的东西。如果顶层设计从政府高层开始抓，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让一些没有当过“猫”、没有当过“老鼠”的来设计，肯定设计不出来，因为如果能设计早就设计好了，不必拖到现在还在强调改革。

　　形象地讲，让一个看守酒窖的酒鬼，主动将酒窖的守护权交出来，可能吗？同理，让政府自行削权，可能吗？个别会有，但大多数不会。

　　政府与市场的改革是一系列政策自动调整的结果，如果抓手找不到，我们可以转而专注于具体落实。

　　下一步的改革要抓住两个核心，考虑两个结构的循环和脉络。

　　两个核心是收入分配不公和要素价格。

　　这里特别强调，我们今天探讨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收入分配，而是收入分配不公。此前十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为11.2%。吊诡的是，过去10年，与全国城乡居民年均增长11.2%同步的，也正是国民经济矛盾不停积累的过程，是社会负面情绪越来越大的过程。如果以后收入增长没那么快（十八大提出的至2020年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折算下来年均增长只要略高于7%即可），又会怎么样？因此，要解决收入分配，不是关注收入分配的总体提高。当前的核心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是让低收入人群尽快提高收入的问题。

　　要素价格改革，必须制定出利于市场化的、更加富有弹性的方案，倒逼银行向前走，倒逼资金实现更加有效的配置。

　　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是财产收入的差距，因此，要提高农民收入，政府要改革土地制度。按照十七届中央全会提出的两个原则，农民的土地可以进入市场，真正保护农民的权益。这关于土地补偿，有人提出要“公平补偿”。但应该强调的是“依法补偿”：土地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增值应属于农民，应该打破给农民补偿原地价若干倍封顶的规定。

　　在城市，要让城市居民包括弱势群体敢消费，就要将医疗、养老、教育等问题解决，而这些问题当中矛盾很大，非常复杂。

　　在此背景之下，要推进收入分配和要素价格改革，就必须有土地分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改革相配套。

　　但要推进上述后两项改革，再加上当前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和社保基金缺口等问题犬牙差互，则中央财政将面临的不是简单提高一两个百分点的赤字这么简单，而是肯定会出现巨大缺口，那么财税制度也必须改革。

　　改革继续前进，就会倒逼国退民进，出售国有资产。现在国资委掌管着价值20多万亿人民币的净资产，完全没有必要，政府也无需绝对控股。政府可针对若干关键企业和重要行业，提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相对的控股权，多余的股份出售，所得用以修补财政缺口。

　　这样的改革，最终目的是真正还富于民，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中国梦”。

　　改革坚决不能倒退，不能停止，要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起来，必然要有千万人吾往矣的魄力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