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标志，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实行30余年。这一政策的实施，用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缓解了人口与就业、资源、环境的矛盾，创造了长达30余年的“人口红利”期。
中央在2000年已经确认，我国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出的总和生育率（即按照现有生育模式，一个妇女终生生育的孩子数）多年已经低于1.5，联合国在2010年发表的《世界生育率模式2009》中，也相应地把中国2006年的总和生育率修正为1.4，归入低生育国家的行列。
随着人口转变进入新的阶段，人口结构矛盾开始显现。多年处于低生育水平的结果，就是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速。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预测，大约在2022年，我国总人口将在13.8亿的水平上达到峰值，随后绝对减少。2012年，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今后这个趋势将继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从2010年的13.3%，提高到2022年的18.7%，届时老年人口接近2.6亿。
迄今为止，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比重高，保证了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创造了高储蓄率的条件，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这种人口红利具体体现在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等各个方面。而随着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为表征的人口红利消失，我国GDP潜在增长率预计将从“十一五”时期的平均10.5%，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2%，进而“十三五”时期的6.1%。
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人口逐渐老龄化是一般性规律，中国的不一般之处在于，在较低人均收入的发展水平上，进入到了更为老龄化的人口转变阶段。因此，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发展老年事业和养老产业、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努力之外，生育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
我国生育政策的现状是：实行严格一孩政策的地区包括全国城镇及6省市的农村居民，大约覆盖全国人口的35.9%；实行“一孩半”政策，即农村生育第一个孩子为女孩的家庭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包括19个省区农村居民，覆盖全国人口的52.9%；实行二孩政策即农村居民普遍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地区，包括5省区的农村，覆盖全国人口的9.6%；实行三孩政策的是部分地区少数民族农牧民，覆盖全国人口约1.6%。
此外，全国普遍实行了“双独”政策，即夫妻双方皆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有7个省市农村实行了“单独”，即夫妻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即可生育两个孩子；有12个省市区取消或放宽了生育间隔规定；有5个省区放宽了再婚夫妇的生育政策。
从现状出发，我认为采用分步实行“单独”政策向“二胎”过渡的调整方式，已经没有必要。建议实行分步放开二胎的政策调整，即第一步，在城市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在2-3年后在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随即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这一调整方案的优点在于：第一，可以在总人口增加较为缓慢的情况下，把人口负增长的开始时间从2022年延缓到2045年，预测的峰值人口为15.1亿。第二，可以使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十几年之后有所回升，再次下降的时间也较晚并且下降速度较缓。与政策不变的情形相比较，这个方案可使劳动年龄人口在2030年多3800万，在2050年多1.7亿。第三，可以减缓老龄化速度。与政策不变的情形相比，2030年60岁以上人口比例可以低2.5个百分点，2050年低7.5个百分点。
只要措施得当，这一政策调整不会导致失控的局面。具体而言，在实施分步放开二孩生育政策的前2-3年，以往行之有效的计划生育管控措施，可以应用于至对二胎以上情形；在2020年之前，政策着眼于提倡节制生育，完善服务体系；2020年前后开始，过渡到生育自主的政策取向上；2026年之后，政策目标很可能要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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