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季度GDP增长7.7%，工业增加值增长9.5%，CPI上涨2.4%，与希望回升的预期相反，均比上年同期和上季度要低，但增长回落正是经济调整转型之机。M2余额超过百万亿元，不能仅从货币政策操作考察是否存在货币超发，而要深入一步，看看政府投资创造货币的特殊机制。房地产调控中的博弈，一方面说明政策设计存在缺陷，另一方面也与特殊的货币创造机制有关。撤销铁道部，组建铁路总公司，实现了组织机构上的政企分离，但经济上仍合在一起。以债务处理为契机，明晰产权安排和经营责任，进一步推进铁路改革。

 

总量态势

 

1.国民经济增速继续趋缓

 

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1885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增速同比回落0.4个百分点，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7427亿元，同比增长3.4%；第二产业增加值54569亿元，增长7.8%；第三产业增加值56859亿元，增长8.3%。从环比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6%。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5%，增速回落2.1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5.2%，集体企业增长6.7%，股份制企业增长11.3%，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6.9%。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加值增长9.8%，轻工业增长8.7%。分行业看，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40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增加值同比增长9.1%，中部地区增长10.1%，西部地区增长10.3%。

2.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

 

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4%，涨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4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回落0.2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2.4%，农村上涨2.6%。分类别看，食品上涨3.8%，烟酒及用品上涨1.2%，衣着上涨2.3%，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上涨1.6%，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上涨1.7%，交通和通信下降0.1%，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上涨1.4%，居住上涨2.9%。

一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7%，购进价格下降1.9%。

3.劳动力供求均下降

 

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101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统计显示，第一季度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611.5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555.9万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10，比上季度和去年同期均上升了0.02。与上年同期相比，本季度84个城市的用工需求减少16.3万人，下降2.9%，求职人数减少约22.7万人，下降4.3%。

 

4.外汇储备余额增加

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44万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0.13亿美元。3月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2689元人民币。

二、因素与结构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房地产销售大幅增加

 

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8092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0.7 %），增速与上年同期持平，比全年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18029亿元，增长18.7%；民间投资36763亿元，增长24.1%。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增长19.4%，中部地区增长24.1%，西部地区增长24.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930亿元，增长31.4%；第二产业投资24635亿元，增长16.2%；第三产业投资32527亿元，增长24.5%。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3133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9.9%），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3.3个百分点，比全年加快4.0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长21.1%，分别加快2.1和9.7个百分点。全国商品房销售额13992亿元，同比增长61.3%，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51.3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69.0%。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545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8%），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2.4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回落1.9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零售额27045亿元，增长10.3%。城镇零售额47894亿元，增长12.2%；乡村零售额7557亿元，增长13.9%。

2. 进出口增速回升，对外投资增长很快

 

一季度，进出口总额9747亿美元，同比增长13.4%；出口5089亿美元，增长18.4%；进口4658亿美元，增长8.4%；顺差430.7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中，一般贸易4863亿美元，增长7.4%；加工贸易3230亿美元，增长6.0%。出口额中，一般贸易2337亿美元，增长16.6%；加工贸易2036亿美元，增长3.9%。进口额中，一般贸易2526亿美元，增长0.1%；加工贸易1194亿美元，增长9.9%。

2013年1-2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的1187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下同）183.88亿美元，同比增长147.3%。其中股本投资和其他投资154.88亿美元，占84.2%，利润再投资29亿美元，占15.8%。 2013年1-2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915家，同比下降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74.84亿美元，同比下降1.35%。 

3. 财政收入增速趋缓  中央收入同比下降

 

1-3月累计，全国公共财政收入32034亿元，增长6.9%，比去年同期回落7.8个百分点。其中，中央收入14606亿元，同比下降0.2%；地方收入（本级）17428亿元，同比增长13.7%。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27399亿元，同比增长6%，比去年同期回落4.3个百分点。

 

4.货币供应超百万亿  贷款增长超预期

 

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0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增速比上年末加快1.9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31.12万亿元，增长11.9%；流通中货币（M0）余额5.57万亿元，增长12.4%。

3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65.76万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97.93万亿元。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2.76万亿元，同比多增2949亿元；新增人民币存款6.11万亿元，多增2.35万亿元。

 

5.银行间市场成交增加  月平均利率下降

一季度, 银行间人民币市场成交69.81万亿元，日均成交1.16万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增长27.5%。3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47%，比上月低0.30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46%,比上月低0.43个百分点。

6.A股反弹回落  低谷徘徊震荡

 

    2013年1季度，A股呈现反弹又回落走势。A股市场在去年12月开始走出一波20%的反弹走势，随后又出现大幅回落，近期回落至2200左右。长期看，A股仍处于低谷徘徊。

 

三，政策效应

 

宏观总量态势

 

2013年第1季度，GDP增长7.7%，工业增加值增长9.5%，CPI上涨2.4%，均低于上年全年的平均水平，也上个季度的水平有所回落。可见，经济运行的实际并没有出现国内外大多数机构和人士所预测的回升态势，倒与我们预测的趋势相符。这说明中国的经济运行仍然处在调整和转型之中。在我们看来，这并非什么坏事，而是中国经济运行趋势的正常表现。

不仅如此，从公布的经济统计数据来看，虽然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回落，但产业结构却出现向好的方向调整的趋向。第一、二次产业增速明显趋缓，而第三产业的增速大大加快，不仅高于去年全年0.8个百分点，而且高于同期第二产业1.1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还体现在用电量、铁路货运和就业方面。1－2月份全社会的用电量增长5.5%，而3月份增长2%，创2009年6月份以来46个月次低，预示着制造业可能会遭遇“倒春寒”。1季度全国铁路货运发送量99074万吨，同比下降0.78%，其中货运量下降0.69%，煤炭运量下降1.6%；3月份的货运量下降2.2%。1季度就业供求都有所下降，企业特别是一些外向型企业招工难已成为常态。CPI的走势也与此有关。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1季度仍然是一靠投资，特别是房地产，二靠出口，但情况并不乐观。“国五条”的出台和房地产调控加码，导致房地产市场成交活跃，地产商的销售额和利润都出现明显增长，再加上货币和信贷投放大增，很多地产商都调高了今年的开发面积、销售额和以及业绩指标。但是，投资拉动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隐忧，积累的问题不仅不利于经济的调整和转型，而且正在消耗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同时，房地产泡沫也是悬在中国经济头上一把利剑，随着楼市调控政策的趋严和落实，开发商的好日子也可能终结，虽然一下子断裂为时尚早。不过，企业投资也会更加审慎，投资这架超负荷运转的发动机也可能会慢下来。

外贸出口则出现异动，1－2月份，出口增长23.6%，进口增长5%（2月份为－15.2%），贸易顺差441.5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逆差47.8亿美元，到了3月份，进口增速超过出口，逆差8.8亿美元。于是人们对进出口的数据发生怀疑，特别是出口货量与货值差距不断扩大，货值增幅明显大于货量增幅，虚报出口价格的情况相当严重。这可能与骗取出口退税和一些地方出口达标有关。如果再考虑到贸易摩擦的增加和贸易环境恶化，比如，去年我国共遭遇21个国家发起的77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27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1.6%和369%。中国在成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同时，也是全球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最为严重的国家。有鉴于此，对于今年的贸易增长切不可过分乐观。

消费增速趋缓也值得关注。由于1季度楼市升温，给房地产行业和汽车、家电等相关行业带来暖意，一汽轿车、比亚迪、长安汽车等上市公司市场看好，利润大增。然而，去年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给高档吃喝消费刹了车，降了温，使得白酒和高档餐饮消费直接受到影响。一些以往主打高档消费的餐饮企业由盈转亏，与之相关的白酒行业也风光不再。随着食品安全日益受到重视，一些行业的消费也会受到影响；H7N9禽流感的发生和扩大，禽蛋之类的生产和消费也会出现下滑。这是可以预见得到的事情。

 

货币超发和货币政策

 

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0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5.7%，货币存量呈加速度增长态势。2000年M2为13万亿元，2008年接近50万亿元，去年97.4万亿元，世界第一。今年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十年增加6倍，去年末M2/GDP为188%，今年末有可能达到200%，与此同时，1季度社会融资规模达6.1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27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2.76万亿元（3月份增加1.06万亿元），同比多增2949亿元。于是，人们对是否存在货币超发和货币政策如何操作，发生了争议。

否认“货币超发”的人不少，大都是从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来观察问题。有人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衡量是否存在货币超发的标准是通货膨胀水平，目前的通胀水平不高，2008年以来的平均水平也比以前低很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货币超发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其实，M2占GDP之比与通货膨胀是否发生没有必然联系，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很复杂，最后都要通过超发货币来实现，但根据M2占GDP的比例高，就推断会发生通货膨胀，并无根据。既然如此， M2占GDP之比与资产泡沫有没有必然联系，无人提及，倒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

有人认为，“M2占GDP比重本是一个用于度量经济体货币化程度的概念，现在却被许多人视为判断央行无限制印钞的指标。事实上，一国M2/GDP上升，与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货币化程度和金融结构的演进都有关系，不能将之与货币超发划等号”。中国M2/GDP较高的重要原因是金融市场不够发达，银行储蓄率高，由M2占GDP比重高就得出货币超发的结论并不公允。这一观点看似比较全面，有的也符合中国实际，如中国的金融市场不发达，直接融资比例低等，但并未抓住问题的关键。

总之，从通货膨胀标准和货币化程度来观察M2/GDP的高低有一定道理，也许在较发达的市场条件下是有效的，但过于一般化，与中国的经济实践尚有一些差距。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中国的经济体制和主体行为也非一般理论所能完全解释。

中国的M2/GDP确实过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中有合理的部分，但也存在着明显的货币超发。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市场化的推进，经济货币化的进程加速，经济活动对货币和其他交易工具的依赖越来越大。自然会导致M2/GDP的提高。然而，将近200%的水平和数倍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绝非经济货币化所能解释。中国经济运行的特殊制度背景和货币创造机制才是根本原因。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政府旺盛的投资需求引发了强劲的货币需求，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是银行贷款。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而中国的银行又主要为国有银行垄断，政府的投资扩张放大了注入银行体系的货币流量，政府投资也就成为商业银行贷款创造的杠杆，从而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货币。要知道，除了像高铁之类的中央政府投资以外，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的投资推动的，而银行信贷也大部分流向了国有部门和地方融资平台，金融资源对国有部门的过度倾斜和国有部门的预算软约束导致资金效率下降。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2007年最高，达40－50%，2008年及其以后直线下降，最低时为-20―-30%，全要素生产率1978－2007年，每年平均为3.8%，2008－2010年下降到2.2%。于是形成了政府投资与货币创造的循环，不断攀升的M2/GDP比率则是这一货币创造机制运行结果的外在表现，银行的货币创造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着倒逼的特征。所以，把货币超发的板子打在央行的屁股上也不公允，货币政策回归中性甚至收紧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信贷和货币增速大大快于GDP的增速，二者间差距不断扩大，自从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以来，GDP增长趋缓，而投资增长未慢，货币增长依旧，今年的情况也是如此。1季度GDP增长7.7%，而投资增长20.9%，M2增长15.7%，后二者是前者的2.71和2.04倍。今年又是政府换届，新官上任三把火，据今年两会上透露出来的资料，尽管中央政府把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7.5%，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增长率超过10%的有24个，如果加权平均计算，全国的经济增长率将在7.5%上再加4－5个百分点。要达到这样的增长目标需要多少投资，进而需要增发多少货币和贷款，不能不是一个大问题。据测算，“十二五”期间城镇化催生的地方公共投资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为了保证这些投资完成，货币和贷款还会继续扩张。正因为如此，惠誉上周将中国长期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从AA－下调至A+，评级展望为稳定，理由是中国过去依靠投资和信贷驱动经济，导致了金融和债务风险的积累。

也许有人会说，M2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外汇储备和外汇资产的增加，今年的情况也是如此。1季度外汇储备增加1300亿美元，相当于去年全年的增加额，是2011年第2季度以来单季增量新高。这也是央行无法控制的一个因素。其实，这也是由中国的增长模式和融资模式决定的，这种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加速了经济货币化的趋势，也造成了货币和贷款的过快增长。因此，要降低M2占GDP的比重，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模式转变。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知道在现有的融资规模和贷款规模中是否包括了体制外的融资？大概没有。据笔者接触到的情况，体制外的融资活动相当活跃，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一业务，每个人的规模在几千万、几亿，甚至几十亿，借入资金的利率是12%、15%甚至18%，贷出资金的利率是36%，40%，甚至60%。由于体制内的资金主要用在国有大企业和投资上，中小企业经营活动所需资金，很大一部分要从体制外的市场上筹措。这就是中国现有金融体系的现实。金融管制违背了自由交易、借债还钱的基本规则，金融秩序也就发生了扭曲。

M2增长与GDP增长的脱节也向货币政策提出了挑战，现行货币政策操作以M2的数量为控制目标和政策变量，调控的对象主要是资金的供给方，而对无以遏止的资金需求和需求方的强势不起作用。随着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和非信贷融资的增加，这种数量化的控制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融资结构多元化的趋势，需要央行更多地从数量手段转向数量和价格手段并重，因为，只有价格手段不仅可以像过去那样调控资金的供给方，而且可以调控资金的需求方，同时可以提高资金效率。

 

“国五条”和房地产调控

 

在1季度中，随着“国五条”及其实施细则的出台，房地产市场及其调控又成为一大热门话题。基于此，有必要对房地产调控进行一些回顾和讨论。

 

3－1，先看“国五条”及其细则的出台。

2月20日，前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其任期内最后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布置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发布了所谓“国五条”。其内容是：㈠完善稳定房价工作责任制；㈡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㈢增加普通商品住房及其用地供应；㈣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规划建设；㈤加强市场监管。其中，最重要的是严格限购措施，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范围。

2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国五条”的实施细则落地，除了重申省长负责制，对省级政府稳定房价不力进行约谈和问责外，限购、限贷、税收三箭齐发，诸如，对房价上涨过快城市进一步提高二套房贷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房屋转让所得税严格按20%计征，各地要提高商品房预售门坎等。接着，由广州首发，各地的实施细则也赶在3月31日大限前陆续出台。其中，北京的细则最严，可操作性最强，一是把自住型、改善型商品住房逐步纳入限价房系列管理；二是限购令从外地人转向户籍人口，成年单身人士限购第二套住房；三是细化了“20%个税”执行的征税举措。大连、合肥、武汉、成都只有笼统的房价控制目标，南京、贵阳只有100多字，长沙还不到60 个字。其效果可想而知。

此外，《通知》强调，“继续严格执行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一房一价规定，严格按照申报价格对外销售”。为了落实这一规定，4月15日，发改委对违反规定的山西富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8家房企进行处罚，曝光罚款，罚款金额达1000多万元。

 

3－2，再看今年以来的房地产市场。

今年1月份，房价呈现有涨有跌的结构性上涨格局，2月份则不同，出现了普遍上涨的态势，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的城市只有1个，持平的3个，上涨的66个，最高涨幅达3.1%。与去年同期相比，下跌的城市有8个，上涨的城市有62个，最高涨幅达8.2%。这说明进一步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必要性。然而，3月份比2月份更甚，广州新建商品住宅网签同比增长50.7%，环比增长60.3%，均价16817元/平方米，同比暴涨34.9%。在赶末班车心态的激励下，深圳二手房成交环比增加近4倍，为2006年以来第二高水平，价格也在上涨。4月1日，地产股普涨，盘中万科、保利等个股最高涨幅接近4%。

一般商品房火爆，“小产权房”更火。有的栏排还没拆掉，楼已卖完。深圳去年底每平方米4000元，春节后销售看好，涨到5500元，到3月8日有的涨到7000元。而附近的商品房都在2万元以上。小产权房的价格只有商品房的1/3，还可以分期付款，火是有道理的。

在“入学积分”和“国五条”细则的双重推动下，学位房也出现了上涨局面。深圳学位房片区的成交量和价格都突破了历史最高值，小户型更受青睐。44平方米的小户型低层成效价230万元，高层成交价250万元，单价高达5.7万元/平方米，堪比市面上大多数豪宅，甚至别墅的价格。北京更甚，学区江湖频现天价房。3月底，北京华清嘉园一间37平方米的学区房叫价350万元，另外一处小学的学区房早已超过每平方米10万元的底价。学区房比非学区房均价贵1万元。

在楼市上涨的同时，土地市场也很火爆。北京、上海均出现了高溢价的土地成交。4月10日，浦东发展集团以37.75亿元拿下浦东唐镇新市镇12万平方米的住宅地块，溢价率65.43%，楼面价1.82万元/平方米，创今年以来上海单价总价最高记录。4月11日，北京通州台湖地块公布招标结果，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19.3亿元的最高报价中标，溢价率为112%，楼面价1.18万元/平方米。可见，“国五条”及其实施细则落地后，土地市场和新楼市场仍然很火爆，二手房市场近日有所跌落。

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同时，墓地价格也在上涨，甚至直追市场楼价。北京、上海没有万元以下的墓地，北京成交量较大的墓地单价通常在5、6万元，位置好、面积大的墓地10多万、上百万的也不鲜见。深圳福地永安园A区27－29号墓地，从2010年的18.8万元上涨到今年的25.3万元，4年涨了6.5万元。

 

3－3，复看调控效果不佳的原因

房地产调控的效果不佳，甚至越调越涨，越控越高。具体原因多种多样，根源也不难发现。

首先，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格局和态势是“卖方市场”，而且是一个被扭曲了的“卖方市场”。对于卖方市场，中国人并不陌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管制，商品短缺，供不应求，排队、票证、黑市，无所不用其极。结果是越管制越严重，而且短缺和过剩并存，造成极大浪费。但那时没有市场，计划价格不变，只能从短缺加剧上反映出来。今天的房地产市场也是如此，不同的是有了市场，但政府还想管住价格，于是出现了越调控价格越高的情况；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鬼城”，白天鲜见人，晚上少见灯。鄂尔多斯是有名的“鬼城”，但“空城鬼域”不至鄂尔多斯一处，常州新城区、河南鹤壁新城、湖北十堰等，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从一线城市到小县城，许多新区新城都或多或少地赢得了“空城鬼域”的名头。改革开放以来，商品市场的“卖方市场”是如何变成“买方市场”的，大家也清楚。是靠放开市场，鼓励竞争，发展生产解决的。房地产市场也得走这条路。

其次，用限购、限价的办法进行调控是不对的，这一点是清楚的。它与当年的票证是一样的。这不是宏观调控，而是政府管制。但管制从来都是管不住的。为什么出现了陕西的房姐、广东的房叔，一个人有十几套、甚至几十套住房。你不是限制外地人购房吗？“我有两户口，一个外地的，一个北京的”，“我有两个身份证，一个用于当官，一个用于经商”，房姐不是有好几个户口本吗？户籍管制的作用在哪里？“房多多”和“户多多”一样的管不住。难道学区房的高房价与户籍制度没有关系吗？当然还有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与其管制不住，还不如早点取消管制，放开市场，加强管理，事实上，户籍制度早就应该进历史博物馆了，不过，我们还把它当作宝贝。用差别利率和税收来进行调控是对的，应当坚持，认真实施。3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式的通知提出明年要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这是征收房地税的基础和前提，应当做好。不过，有些政策的实施可能与政策设计者的初衷相反。就以20%的个税来说，引起赶末班车的反弹和市场的波动暂且不论，能不能抑制房价还是个问题。因为，20%的个税不一定是售卖者交纳，很多是加在了购买者的头上。这样，房价是跌了还涨了，还不清楚吗？

再次，从各地“国五条”实施细则的博弈来看，能否落实还是个问题。根源还在于其中的利益太大，不从根本上解决，只凭国务院的命令起不了多大作用。据福布斯中文杂志和中文网总编辑周健工综合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的数据估计，2012年，房地产销售额6.4万亿元，交纳契税2874亿元，房产税1372亿元，营业税4051亿元，土地增值税2719亿元，交税合计1.1万亿元。银行房贷余额12万亿元，利息8400亿元，土地出让收入28517亿元，政府和银行从房地产获得的收入47917亿元，占6.4万亿元的75%。这一估计有一个缺点，土地出让收入必须扣除征地成本，假定政府可以得到的部分占40－60%，即11407－17110亿元，那么，政府和银行从房地产获得的收入为30807－36510亿元，占6.4万亿的48－57%，其中政府占35－44%。可见，地方政府对来自房地产行业的收入高度依赖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么大的利益，地方政府决不会自动放弃，政策调控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正如有的人说，“国五条”只是给房地产摁了个“暂停键”。

 

3－4，最后做一点历史回顾

1998年，中国开始放开房地产市场，2002年即着手调控房价，10 年过去了，可以说是10年调控，10年上涨，调控的措施越严厉，房价上涨得越厉害。房地产市场调控已经陷入了一个怪圈。

――2002年，政府出台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叫停沿用多年的土地协议出让方式，从此开始了“新一轮土地革命”，房地产价格进入了快速上升通道。

――2004年，政府出台了《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规定限时两年开发，否则土地无偿收回，暂不批地，即所谓“831大限”。大限解除后出现了新一轮房价上涨。

――2005年，政府出台《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即所谓“国八条”。开始启用利率和营业税进行调控，再加上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楼市成交低迷，观望气氛浓厚，随之出现反弹。

――2006年，出台《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即《国六条》，《关于住房转让所得征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通知》，限定90平方米以下户型占70%，个人房贷首付比例不得低于3成，营业税免税时限由2年延长至5 年。政策落实不尽人意。

――2007年，出台《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限外令、限购二套房出台，再加上加息，前热后冷，热得发狂，冷得发抖。

――2008年，为了“保八”，降息，利率7折，税收减免，同时出台《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促进房地产发展。

――2009年房价大涨，“地王”频现，12月27日，温家宝接受新华社专访忆，提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四项政策。

――2010年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2010）4号文，被称为“国十一条”，要求抑制房地产市场过热。两会过后，京沪深等地房价不跌反涨，出现加速上涨之势。4月17日，国务院下发国发（2010）10号文，即“国十条”，出台更严格的差别化信贷政策，人称“历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政策”。但调控变成“空调”，该年12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上涨6.4%，最抢眼的是土地市场，全年土地成交总价款2.7万亿元，同比增长70.4%。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房地产调控的失败就在于就房地产论房地产，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甚至头疼医脚。问题虽然表现在房地产上，但根子却在体制上，调控政策有的选择和使用不当，有的并未针对问题的要害，执行起来步调也不一致。往往是按下葫芦起来瓢，不会解决问题，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调控。看来，房地产调控需要有新思维。

 

四，体制分析

 

政府机构改革的亮点和遗憾

 

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进行了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即铁道部、交通部、国家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署，其中，组成部门减少2个，副部级数量增减相抵不变。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减至25个。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第6次政府机构改革。

这次改革的最大亮点也许是撤销铁道部、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管理总局和海洋总局。因为铁道部是中国最后一个在名份上和实质上仍然实行政企合一的行政垄断单位，而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正在成为中国最大的危害，海洋开发将成为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而最大的遗憾是，体改委未能重建，发改委也未能缩权。因为中国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未破题，而作为计划经济象征的发改委权力越来越大，更需要缩权转型，向反垄断委的方向转变。

 

铁路政企机构分开，经济没有分开

 

对于这一改革举措，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兴趣全面评述，只想就铁道部的撤销和铁路总公司的组建做一些讨论。

撤销铁道部，铁路实行政企分开的改革方案并非自今日始，早在2003年就提出来了，但10 年后的今天才能成为现实，可见中国改革之难。就像鲁迅当年说的那样，中国要搬动一张桌子都不容易。然而，今天终于搬动了，撤销了，可喜可贺。不过，大可不必过分高兴，如果没有前年的高铁脱轨翻车事件，大概不会揭开刘志军贪腐赎职的盖子；而如果没有刘志军的倒台，铁道部的改革可能还得拖下去。

不管怎么说，撤销铁道部，在交通部下设立国家铁路局，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从组织机构上做到了政企分开。这确是一个进步。走出这一步，铁路改革就取得了突破，进一步的改革也就提上了日程，可以进一步讨论。

然而，组织机构上的政企分离也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经济上仍然是政企合一的，集中表现为债务的处理及其背后的产权安排。现在，原铁道部的债务全部由总公司承接，一方面，公司无法按企业经营，也无法成为真正的和市场主体，因为这些债务是它出生以前就存在的，不是它的决策造成的；另一方面，国家也抽不了手，向公司进行利益输送的脐带仍然没有切断。

由于高铁大跃进，铁道部大量举债，既向银行贷款，又向社会发债。据原铁道部2012年第3季度汇总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9月末，总资产为4.3万亿元，总负债为2.66万亿元，负债率61.86%。这就是总公司承接下来的全部遗产。

不仅如此，如果说2.66万亿元是既成债务，是旧债，那么，大规模铁路建设还在继续，还得借举新债。今年计划投资6500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5200亿元，投产新线5200公里以上。这些投资从哪里来？3月8日原铁道部已经招标发行今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卷200亿元，相关发行文件显示，发行人及下属企业已发行尚未到期直接债务融资工具总计7591亿元，3月1日，又获得600亿元中期票据注册通知书，并将择日发行，同时申请发行2013年铁路建设债券1500亿元。总之是旧债未还，又添新债。

 

以解决债务为契机，明晰产权安排和经营责任

 

如果仅仅着眼于还债，没有必要多费笔墨。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以还债为契机，明晰铁路资产的产权安排和经营责任，把铁路改革和发展这盘棋走活，使铁路总公司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

由于旧债新债的决策主体和承债主体不同，解决的原则是新老划断，但又要通盘解决。旧债是一个比较确定的数量，其中一部分债务是银行贷款，银行当然负有一定的责任。由于这里的银企关系不涉及改革，问题相对简单，是展期还是借新还旧，或者是减免利息，或者其他办法，也由有关方面商定，我们不再讨论。由于旧债的发生不是总公司决策造成的，而是原铁道部决策的，因此政府要承担一部分偿债义务；由于总公司承接了原有的资产，也应负有一定的偿债义务。这里涉及到进一步改革的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讨论。

由于铁路总公司承接的债务要与其承接的资产挂钩，因此，明确总公司的性质、经营范围和资产状况，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总公司可以叫做干线铁路公司，以经营全国的铁路干线为目标，将京沪、京广、陇海、京沈等干线资产划归总公司经营，按照资产数量和质量承接相应的债务。所有支线铁路交给地方或者私人，成立各个支线铁路公司，也按照资产数量和质量承接相应的债务。这也可以看作是政府承担的部分，如有不足，由财政承担。具体办法可以成立相应的资产管理公司处理，也可以通过产权拍卖交易进行操作。

新债是即将发生的事情，应当在发生前就做出安排，明确决策主体和偿债主体。也就是说，谁投资建设，谁举债筹资，谁经营还债。不能再一锅煮了。如果这样做，那么就有几种情况：凡总公司愿意建设和经营的交给总公司，凡地方愿意建设和经营的，交给地方；凡私人愿意投资经营的，交给私人；凡无人投资和经营的，证明其没有或者暂时没有投资价值，立即放弃下马。

如果采取上述办法，债务的问题解决了，产权安排也就了，行业改革和企业改革的任务也解决了，投资和经营的问题也解决了，铁路运输的市场也就形成了。这样一来，铁路改革虽然起步较晚，但可以迎头赶上，不会发生电力改革和电信改革吃夹生饭的问题。

国家铁路局和铁路总公司应当抓紧这项工作，过去铁道部糟塌了那么多钱，现在，拿出点钱，让有关研究机构、交通大学进行研究，提出方案，然后进行讨论比较，选定实施，以求做好。

应当特别指出，有人在铁路改革上提出要区分经营业务和公益服务，要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公益服务可能实行政府采购，为了国家经济安全，非常时期政府可以接管。真正重要的还是产权安排和经营责任。切莫让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蒙住了眼睛，搅乱了思想。

 

五，趋势预测

 

今年以来，国际经济有喜有忧。美国经济存在周期性向上的力量，但受制于中期的结构性因素，复苏乏力。欧债危机有长期化的趋势，塞浦路斯危机影响欧洲金融市场稳定，凸显欧盟银行监管不足，如果信贷供求恶化，有可能影响重债国家的就业复苏和私人投资。日本经济止跌回升，但依靠日元贬值刺激出口的效果有限，而日本经济又过分依靠外需。金砖国家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筹备建立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共同应对经济下行风险。当前，宽松货币政策仍是发达国家宏观政策的主调，除欧美继续实行量化宽松以外，日本推出了“无限量”货币宽松政策。这就会增加热钱流入的压力，推动通货膨胀上升，再加上国内经济的实际，通胀问题值得关注。

国内经济正处于调整和转型的重要时刻，这种调整和转型既包括从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的转变，也包括从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和内需推动转变，既包括从依靠增加投入到提高效率的方向转变，也包括从不顾环境约束向节约资源，改善生态和环境的方向转变。新一届政府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就要经受得住突破七上八下增速的压力，方能在加快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做点实事。在目前的态势下，宏观政策操作以稳为主，不会有重大变化。

据此，对第2季度的经济运行做如下预测

注：1.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余指标按现价计算；

2.固定资产投资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工业增加值为国有企业和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值。

 

2013－04－18，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