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态势

 

1.国民经济增速继续回落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4800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6%。其中，一季度增长7.7%，二季度增长7.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8622亿元，增长3.0%；第二产业增加值117037亿元，增长7.6%；第三产业增加值112350亿元，增长8.3%。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7%。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3%，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5.2%，集体企业增长5.0%，股份制企业增长10.9%，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7.4%。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长9.6%，轻工业增长8.4%。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增长8.7%，中部地区增长10.0%，西部地区增长10.5%。

 

2.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稳定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4%（6月份上涨2.7%），涨幅与一季度持平，比上年同期回落0.9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2.4%，农村上涨2.5%。分类别看，食品上涨4.0%，烟酒及用品上涨0.8%，衣着上涨2.4%，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上涨1.6%，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上涨1.6%，交通和通信下降0.6%，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上涨1.4%，居住上涨2.9%。

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2%，降幅比一季度扩大0.5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扩大 1.6个百分点；上半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2.4%。

 

3.劳动力供求继续下降

 

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104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进行了统计分析表明，第二季度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609.2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569.6万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07，比上季度稍有下降。从供求总量看，与上年同期相同的94个城市中，需求人数减少了34.8万人，下降了5.7%，求职人数减少约40.7万人，下降了7%。与上季度相同的95个城市中，本季度的需求人数、求职人数分别减少了16.7万人和1.8万人，分别下降2.8%和0.3%。分区域，东、中、西部市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04、1.09、1.13，需求略大于供给。

 

4.外汇储备余额略有增加

 

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50万亿美元。6月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1787元人民币。

 

二、因素与结构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  消费品销售平稳增长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81318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0.1%），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0.3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57342亿元，增长17.5%；民间投资115584亿元，增长23.4%。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18.7%、23.6%和22.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3884亿元，同比增长33.5%；第二产业投资78052亿元，增长15.6%；第三产业投资99382亿元，增长23.5%。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076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4%），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1.7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零售额55251亿元，同比增长10.5%。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零售额95789亿元，同比增长12.5%；乡村零售额14975亿元，增长14.3%。

2. 进出口大幅回落  6月份出现负增长

 

上半年，进出口总额19977亿美元，同比增长8.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4.9个百分点；出口10528亿美元，增长10.4%，回落8.0个百分点；进口9449亿美元，增长6.7%，回落1.9个百分点。进出口相抵，顺差1079.5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中，一般贸易进出口10359亿美元，增长6.3%；加工贸易进出口6497亿美元，增长1.1%。6月份进出口贸易均呈现负增长，出口下降3.1%，进口下降0.7%。

1-5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609家，同比下降7.04%；实际使用外资475.95亿美元，同比增长1.03%。亚洲十国/地区（香港、澳门、台湾省、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和韩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6887家，实际投入外资408.88亿美元。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451家,实际投入外资15.8亿美元。欧盟27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588家,实际投入外资34.52亿美元。

3.财政收入增幅回落  地方收入增长快于中央

 

1-6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6859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795亿元，增长7.5%，增幅回落4.7个百分点。其中，中央收入32311亿元，同比增长1.5%；地方收入（本级）36280亿元，同比增长13.5%。税收收入59261亿元，同比增长7.9%，增幅同比回落1.9个百分点。

 

4. 货币供应量增长稳定  银行间市场利率快速上升

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05.45万亿元,同比增长14.0%，比上月末低1.8个百分点，比上年末高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31.36万亿元,同比增长9.1%，比上月末低2.2个百分点，比上年末高2.6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5.42万亿元,同比增长9.9%。上半年净回笼现金509亿元。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5.08万亿元，同比多增2217亿元；存款增加9.09万亿元，同比多增1.71万亿元。

上半年,银行间市场合计成交132.47万亿元，日均成交1.09万亿元，同比增长3.8%。6月份,银行间市场利率飚升，一度发生“钱荒”，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6.58%，比上月高3.66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6.82%,比上月高3.81个百分点。

5. 股市呈下行走势  A股跌破去年低点

    二季度A股呈下行趋势，并跌破去年1949点的低点。国际资本市场主要受美国经济数据的好转以及对美国放缓EQ3预期的影响，美元强烈反弹以及贵金属暴跌。国内主要受经济下行以及政府紧缩货币的预期，股市缺乏信心。尤其是6月份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暴升显示的流动性危机，股市出现连续单日暴跌。或许上证综指还会向下挑战2008年的1664低点。

   

 

三，政策效应

 

总体形势分析

 

今年上半年GDP增长7.6%（第2季度为7.5%），工业增加值增长9.3%，CPI上涨2.4%（6月份上涨2.7%），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经济稳中回落之势。这种情况虽然与一些人的愿望和预期相反，但却符合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的实际，也适应了中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需要。这是好事情，它为经济调整转型、减速换档腾出了空间。

增长回落已是不争的事实，于是人们回顾和比较了15年来出现的三次回落，认为回落的平台是7%。第一次回落是1997－2000年，四年的增长率分别为8.8%、7.8%、7.1%和8.0%。第二次回落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从3季度的9%回落到4季度的6.8%，2009年前两个季度的6.1%和7.9%。第三次回落是当前，从2010年1季度的峰值11.9%，回落到2012年2季度的7.6%，此后一直在7.4－7.9%之间。需要指出的是，首先，回落的平台并不是7%，有两个季度连续在7%以下，且最低达到6.1%。其次，回落的原因不同。前两次是受亚洲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属短期性外部冲击调整，这一次是经济的内在因素和趋势使然，是中长期转型调整所致。把目前的增长回落归结为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和刺激政策的退出，明显不够恰当，暗含着重回高增长轨道的意味，而不是进入中速增长的开始。至于回落的“下限”有三种，“十二五”的7%，今年的7.5%，翻两番的7.3%。这也许对今年是适当的，对中长期不见得适当。

在上半年的经济运行中，最明显的现象是三大需求集体降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1%，比上年同期回落0.3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达53.9%。证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而且不得不依靠投资拉动。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长20.3%，比上年同期还加快3.7个百分点，各地“地王”频现。要知道，这是在“国五条”进行调控的情况下出现的情况，它说明了调控政策的失败，也预示着今年投资的走势。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近三个月来，各个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投资规划，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超过20万亿，其中，四川4.3万亿，贵州1.7万亿，广西1.5万亿。5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发文件，决定取消和下放117项行政审批项目，并公布了其中的104项清单。重点是经济领域的投资、生产经营活动项目以及企业投资扩建民用机场、城市轨道交通等重头项目。从中央的层面来看，这虽然可以减少审批环节，提高效率，但在地方有可能加剧投资热潮。

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2.7%，比上年同期回落1.7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为45.2%。这虽然有中央八项政策出台后高档餐饮消费下降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得不关注收入和就业形势。

从收入来看，上半年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6.5%，农村居民的现金收入实际增长9.2%，均比上年同期低3.2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收入也低于GDP的增长率。要知道，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如果储蓄率不变，收入增长多，消费增长也增加得多，那有收入增长下降而消费增长加快之理。除了收入增长以外，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也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在收入增长趋缓的同时，支出却在增长，CPI上涨加速的同时，各种收费都在增加，保姆涨价，家教涨价，学车费用也涨价，预期自然不好。因此，人们受预防性消费行为支配，个人储蓄余额6月末超过百万亿元（100.91万亿元）也说明了这一点。

消费与收入有关，进而也与就业相关。但就业不仅通过收入和消费影响增长，而且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中国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可靠和完备的就业或失业统计，宏观经济的分析就缺了一大块。今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732万人，比去年同期694万人多增38万人，而经济增长却在回落，也可能失业人数也在增加。其他方面说不清楚，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困难很大。据《2013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的数据，2012年10月29－2013年4月10日内被调查的专、本、硕高校毕业生总体签约较上年同期低13、12、11个百分点，至5月中，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尚未找到工作的占38.9%，比上年同期低16.7个百分点，而一些职业学校却出现了毕业前签约就业100%的情况。在“就业难”的同时，也出现了“招聘难”，发生了供需错位的结构性矛盾，一边是大学生抱怨企业提供的岗位太低端，一边是企业埋怨毕业生的技能不够高；一边是挤破头要冲向“体制内”的“铁饭碗”，一边是民营企业的饭碗没人端；一边是大城市人才济济，竞争白热化，四成毕业生想留京沪穗深，一边是三四线城市求贤若渴，无人问津。于是出现了大学生与农民工竞争、甚至不如后者的现象。据北京青年压力管理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的资料，今年大学生的期望月薪平均为3683.6元，比2011年5537.5元低近2000元。即使与去年城镇非私人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46769元）相比，今年北上广深大学生的工资（4013－4859元）也没有优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人均月收2290元，而教育咨询机构麦可思发布的调查显示，2012年本科毕业生中69%的人起薪不到2000元。这说明了很多问题，一是大学教育“高投入，低产出”，投资无法收回，于是罢考人数增加，已达100万人，放大了“读书无用论”。二是大学教育失衡。不仅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而且所学专业与毕业后工作之间的匹配率只有15%（德国是60%）。三是学生心态失衡。上学贷款没法还，30而立结不了婚，几年储蓄买不了几平方米的房子，未来的希望渺茫。这一切就构成对社会稳定的巨大威胁。

在上半年的经济运行中，最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对外贸易的涨跌。第1季度，进出口总值增长13.4%，进出口分别增长8.4%和18.4%，而第2季度增速大幅下降，6月份变成了负增长，分别增长－0.7%和－3.1%。原因之一在于，前期数字掺水，货物旅行；后期挤掉水分，水落石出。这样看来，上半年进出口分别增长6.7%和10.4%的数据仍然不实，据此计算的对GDP的贡献度也有问题。因而，上半年的真实增长率要低于7.6%。

从深港贸易的情况来看，这一问题的情况就更为清楚。前4个月，内地对港出口总值1505.9亿美元，增长66%，其中深港贸易总值增长130%，仅深圳福田保税区4月上旬日物流出口11.7亿美元。5月份，由于外汇、海关等部门出台了加大了对外汇资金流入管理和保税区进出口货物监管措施，虚假贸易得到遏制，该项数据已降至1.7亿美元，跌幅达83.8%。

虚假贸易为何如此猖獗？似乎与海关监管关系不大，海关按照通关申报单据验货，单货相符即予放行。就像“香港一日游”那样，货物旅行，兜圈套利，主要是银行的“内保外贷”政策所致。2010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问题的通知》，对内地银行向海外开出外币担保融资函实施额度管理，即“内保外贷”。具体操作办法是，境内企业将一笔资金存入银行，要求银行开出等额信用证，接着，该企业的境外企业买进这批货，境内企业把信用证交给境外企业，境外企业即可凭信用证到境外银行兑现。兜圈贸易就这样通过两地利差进行套利。要知道，香港人民币贷款利率一般为2.25－2.5%，而内地为3.25－3.3%，利差近1个百分点；此外，境内企业还可以购买年利率4.3%的理财产品进行质押担保，利差还可进一步扩大；如果以美元付汇而以人民币收汇，还可赚取0.48%的汇差，一次兜圈的利润就可达2.48个百分点。如果以1亿元本金计算，兜100圈可套资金100亿，可套利2.48亿元。4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和深圳银监局发文，立即暂停办理90天以上人民币远期贸易融资业务及相关组合理财产品销售，并暂停上述加工贸易企业开立跨境人民币保函，兜圈贸易锐减，福田保税区和香港之间的货物通关量从4月份的日均1800辆，减少到过去的正常水平1200辆。这就是贸易数据剧烈变动的秘密。

除了打击套利贸易以外，出口增长下降的原因还有，一是外需持续低迷，据海关对2000家出口企业调查，今年以来每月都有45%的企业出口订单减少；上半年对日贸易下降9.3%，对欧贸易下降3.1%，对美贸易增长5.6%；二是汇率升值，工资增加，出口成本上升。今年5月底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116.3，较去年底升值5.6%，据商务部调查，认为汇率升值是影响出口主要因素的企业达73.4%；三是贸易摩擦多样化，今年1季度，12个国家对华发起22 起贸易救济调查，对我出口优势产品形成较大影响；四是国内经济增长趋缓，产能过剩行业盈利能力下降，抑制了原材料的进口；五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使按金额统计的贸易数据下降。以上因素短期内恐怕难以消除，下半年的对外贸易仍然相当困难，我们应当做好下滑甚至衰退的精神准备。

 

银行“钱荒”和货币政策

 

银行资金紧张，进而出现资金断流，是本季度一件大事。事发6月6日，6月20日达到高潮，形成一场小小的危机，预示着市场流动性的转向。

6月6日，农发债因认购不足而流标，市场传出两股份制银行资金头寸告急。6月7日，央行取消了SLO操作，两大国有银行下午4：30左右同时向市场借钱。第二天，隔夜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升至9.5810%。端午节前后，情况依旧。6月14日，Shibor利率全线上扬，隔夜、14天、1个月、3个月利率分别较前高出20.70、73.10、50.90、24.80和8.50个基点。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一反过去出手平抑利率的作法，静观其变，坚持“不放水”。

20日银行间市场发生“强烈地震”，利率飚升，债券大跌。早盘一开，各银行就不惜代价的以10%以上的利率融入资金。当日，隔夜Shibor利率升至13.44%，午间曾达18%，7天质押式回购利率最高成交于28%。整个货币市场出现资金断流。即便如此，央行仍然坚持“不宽松、不放水”的立场。金融机构一夜之间长大了，终于明白央行最终还是要“断奶”的。

继24日发布关于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事宜函后，25日晚间央行发布《合理调节流动性维护货币市场稳定》的新闻稿，明确表示，流动性总量不缺，货币市场利率出现时点性和季节性波动只是暂时现象，与此同时，一行三会相关负责人齐聚陆家嘴金融论坛新闻发布会，正面回应市场关心的流动性问题。工、交、民生银行也表示目前流动性正常。银行间市场利率持续下跌，当日，隔夜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报5.8270%，下跌81.91个基点。28日，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回落至5%以下，7月2日，下跌至3.786%，“钱荒”实现了软着陆。

表面看来，银行“钱荒”是由于法定准备金补缴和6月底税收集中上缴财政，央行实行稳健货币政策，未放松流动性，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计划形成的紧缩预期，导致部分热钱流出，造成基础货币供给减少，其实，根本原因在于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期限错配和空转及其背后的金融结构失衡。实际情况是，不是没有钱，而是放错了地方。

今年前5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达9.1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3.12万亿元，广义货币存量达104万亿元，5年间M2占GDP的比例从75%上升到200%。正像评级机构惠誉国际警告的那样，“中国信贷规模达到极限，很难像过去那样摆脱过度投资的困境，这意味着未来将面临艰难时期”。既然流动性充裕，银行却闹“钱荒”，实体经济也缺钱。因为大量的银行、信托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纷纷采取借短期投长期和杠杆投资的策略，投资房地产、地方债、民间借贷等，来赚取超额利润。金融创新和表外业务的发展也为银行参与这类高风险的投资创造了便利。因为，在银行体系之外，影子银行疯狂扩张，其中，2万亿规模的理财产品是银行“隐藏的第二资产负债表”，使其可以规避贷款限制，绕开监管者防止贷款过度的措施。也正因为如此，于是出现了近几年一个有趣的现象，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货币政策越宽松，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越困难。有人将这种资金错配和空转看作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毒瘤”，流动性的泛滥助长了这一“毒瘤”，一旦“毒瘤”恶化，其后果难以设想。

基于此，我们认为，央行“不宽松，不放水”的作法是正确的，应当坚持。它表明，央行和高层决策正在主动挑破泡沫，让资金回归实业，把地方政府、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杠杆降下来，用短期金融市场的波动，来换取中长期金融以及经济的稳定发展。

就在“钱荒”闹得最热的时候，6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布署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7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人称《金十条》。其中心要义是“盘活存量”和“用好增量”，前者将采取十项措施，后者主要在八大重点领域。

所谓“盘活存量”既包括“盘活货币存量”，也包括“盘活财政资金存量”。前者如居民储蓄，因为中国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资金从银行流出，流进企业，再流入居民手中，居民储蓄率高，把一部分钱存入银行就形成了沉淀货币，目前，居民储蓄超过百万亿元。后者如国库存款，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到今年5月末，政府在央行国库的存款余额高达3万亿元，较2000年增加了10多倍。

“用好流量”的意思比较明显，就是新增贷款要用到效率高、国家政策扶植的八大领域，主要是新兴产业，中小企业，第三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不能投放到产能过剩的行业，以及房地产泡沫和无效率的部门。这也需要制定和实施有效的产业优惠政策予以配合。

“盘活存量”必须依靠金融创新。具体办法有二，一是允许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居民购买银行债券，这部分钱就流向银行成为“活钱”，而不必再向央行要钱。金融债券信用等级高，期限长，既能降低居民的投资风险，又能改变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二是实行资产证券化，既包括信贷资产证券化，也包括企业资产证券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契机，也是解决影子银行快速膨胀的好方式。比如，把优质贷款证券化，出售给居民，既可增加居民收益，也可盘活银行资产，提高货币的流通效率，从总体上降低货币供应量。要知道，我国从2005年开始资产证券化试点，目前两类试点资产证券化产品合计规模不足1000亿人民币，规模太小，发展太慢。2012年美国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规模接近2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国债的发行量。资产证券化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扩大直接融资，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就能够促进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在《金十条》中，再次提出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金融机构和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具体措施有：允许发展成熟、经营稳健的村镇银行在最低股比要求内，调整主发行银行与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如果这一条能够落实，将是打破金融垄断的重要一步，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

其实，创办民营银行几起几落，直到现在仍然是民生银行一家。从“区域试点－总结经验－全国推行”到现在的“一次推行”，看来高层对金融改革的思路也做了调整，千万不要再使人们失望。要知道，巨量热钱，你不给出路，它自己就要找出路；你不给合法的出路，它就要找非法的出路。如果真想发展民营银行，就要大胆放手一点，先批上三几百家，让每个省都有10家左右，并把相应的制度建立起来，严格执行。比如，存款保险制度，进入和退出制度等。仅以资本充足率为例，必须不低于8%，低于7%要警告，低于5%要整顿，低于3%就要清盘退出。与此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完善相关法规，把地下金融、影子银行放到台面上和阳光下。

 

四，体制分析

 

环境保护优于经济增长

 

30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超常的增长，从1980－2010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10.06%，现在的经济规模世界第二；人均GDP年平均增长8.93%，从463元增加到30015元，已经步入中低收入国家之列；48.1%中国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我们为这种增长方式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从供给来看，中国的发展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增加物质消耗，而不是效率改进。从1995－2010年，城乡就业人员从6.8亿增加到7.6亿；固定资产投资从2万亿元增加到25万亿元；物质消耗更是大量增加。2010年，中国的消费量占世界的比重：水泥53%，铁矿石48%，煤炭47%，钢和铅45%，锌和铝41%，铜39%，镍35%，而中国创造的GDP只占全世界的9.3%。可见，中国的经济效率并不高。如果说80、90年代，中国的经济效率也有明显提高，现在则出现了停滞和下降。因为，这种提高一靠技术引进而不是自主创新，二靠制度变革的激励。一般技术的引进已经基本饱和，而高新技术的引进越来越困难，更重要的是引进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且受制于人；而制度变革的激励随着改革的扭曲、停滞和倒退，作用日微，甚至成为经济效率改进和社会变革的障碍。

从需求来看，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因素中，中国主要依靠外部需求和投资需求，而消费需求处于停滞、甚至相对萎缩状态。从1995－2010年，中国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17.05%，2009年占世界总出口的9.6%，制造业出口占制造业总产值的1/4，纺织品出口占世界纺织品出口的80%左右。应当肯定，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初期，实行鼓励出口的重商主义政策是正确的。这是成功工业化的共同道路。但是，任何一个政策的长期实施都会走到自己的反面，它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

中国的投资需求巨大，且增长迅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而消费需求却受到挤压，增长缓慢。从1980－2010年，中国的投资率从34.8%提高到48.1%，而最终消费率则从65.5%下降到48.2%。进入本世纪的头10年中，除个别年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超过了消费，2009年则达到了87.6%。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发展走上了唯GDP之路，形成了一种为投资而投资，为增长而增长的格局，居民消费和社会生活则被挤到了从属的地位上。

这种依靠高投资、大消耗取得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创造了大量物质产品和经济收入，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由于大量的能源和资源消耗，也生产了大量的废水、废气、废渣，破坏了自然生态，污染了生存环境。这也是中国目前最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一。如果连生存都成为问题，GDP的增长何用？因此，环境保护应当优于和重于经济发展。

 

环境污染的严重情况

中国的大气污染已经相当严重。由于中国的能源消耗以煤炭为主，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就特别严重。中国的能源消耗量从1990年的8.63亿吨（标准油）上升到2008年的21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则从1990年的26亿吨增长到2007年的65亿吨。高收入国家城市空气中悬浮微粒浓度为24微克/立方米，中低收入国家为63微克，中国依靠技术进步和政府监管相结合，使城市污染从1990年的115微克下降为2009年的66微克，仍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按照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325个地级以上城市达标率只有40.9%，其中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达标率只有23.9%。酸雨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2.2%。今年以来，北京和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长时间的严重的雾霾天气，1月份竟达25天，说明环境污染已经达到何种程度。其中，PM2.5经常在100以上，有的高达350－500微克。根据公开的数据显示，北京1/4的PM2.5是“输入性”的，3/4则是“自产”的汽车尾气、燃煤排放、工业企业排放、工地扬和农业秸杆焚烧。其中，煤炭的“贡献率”在一半左右，汽车尾气的“贡献率”达到了22%。然而，北京机动车的保有量还在增长，今年1月10已达520万辆，2016年将达到600万辆的上限。

中国的水体污染也不容忽视。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前一天环保部公布的《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报告》显示，198个城市4929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较差和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达57.3%。长江、黄河、珠江等十大流域的国土面积中，劣V类水质断面比例为10.2%。在监测的60个湖泊（水库）中，富营养化状态的占25%。广州今年首次公布50条河涌水质，其中劣V类水质39条，占公布河涌数的78%。最近又遭遇广西贺江“毒河水”的污染。

土壤污染已成公害。据农业部发布的2010年《我国稻米质量安全状况及发展对策研究》称，我国1/5的土地受到重金属污染，其中镉污染的耕地涉及11个省的25个地区，湖南、江西等长江以南地区更为突出，昔日的“鱼米之乡”发生了“镉米”危机。

与土壤和水体污染密切相关的是农作物污染。全国10 多个省小麦和水稻都已检出重金属污染。其中，小麦籽粒中镉平均含量2.55mg/kg，为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25.5倍，汞、铬、锌的含量分别达到国家食品卫生的12.98倍、6.12倍和1.32倍。某水稻主产区稻米中镉和铅的超标率达100%和71.43%。蔬菜中的超标现象也相当普遍，在北方某城市郊区的污灌区，根茎类、茄果类、瓜类蔬菜的铅、镉、砷污染指数超过3.00。在动物方面，通过食物链的污染，肉、蛋、奶、水产品的质量问题更为严重。可见，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危及国人生命的重大问题，我们已经没有安全的食品可以食用。

与此同时，恶性环境事件频发，最近公安部公布了4起重大环境污染案件，云南昆明“牛奶河”污染案，河北廊坊非法排放电镀液污染环境案，湖南珠洲佳旺化工公司非法倾倒化工废液污染环境案，山东邹平乾利公司非法处理工业渣土污染环境案。这些案件直接危及当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总之，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触目惊心，到了该下决心转变增长方式，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时候了。

 

3，保护生态环境的途径

目前的世界正在向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协调和谐的方向发展，绿色、低碳、环保、回归自然、享受自然正在成为一股强大的世界潮流。而我国现行的经济发展则采取了一种高排放、高污染，征服自然和破坏生态的方式。不仅如此，在与自然界对抗的同时，这种发展方式也扩大了不同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造成了收入分配和财富的不公，恶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冲突。如果说，在现代化的发展中，中国百多年来曾经是一个落伍者，近30年后来居上，那么，如果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保护生态环境，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仍然有可能落在其他国家的后面，其状况可能比百多年来更糟。

仅就保护生态环境来说，首先要改变能源结构，发展新型能源。我们曾经在去年第4季度的报告中讨论过光伏太阳能产业的发展，最近，欧盟又对中国的光伏太阳能产业发起反倾销调查，光伏太阳能的日子更不好过。政府虽然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将其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政策思路仍有问题。光伏太阳能发展的瓶颈是市场问题，由政府投资建一些大型的分步式太阳能电站是必要的，但是，政府再强，全身是铁，能打多少钉？政府的钱再多，能建几个？解决得了光伏太阳能产业的市场问题吗？更重要的是如何调动一般企业和老百姓个人安装太阳电池板发电的积极性，如果能够把城乡的房顶、向阳的墙壁上都安装上太阳能电池板，该是多大的市场啊。这就需要解决投资的补贴、上网的安排和电价政策等问题。如果把建一个太阳电厂的投资用来补贴支持私人安装太阳能发电，也许可能开拓出10 倍的市场。

其次，发展各种低碳节能、绿色产业和绿色产品，也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着。如节能保温墙砖，不污染的绿色家具、以及各种环保产业。这方面很多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策问题。如果能够在这方面实施一些有效鼓励政策，就可以在减少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同时，既能够增加GDP，又可以改善环境，何乐而不为呢。

再次，发展碳交易。多年前，亚行就资助山西试点，最近深圳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率先启动了碳交易平台，深圳能源将2万吨碳配额卖给了广东中石油和汉能控股，5 名个人投资者也向深圳能源购买了1112吨碳排放交易权。这方面的前景相当广阔。

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环境问题是一个外部性很强的问题，政府的有效行动相当重要。在目前的制度条件下，一个发展型的政府是不会考虑环境问题的，于是除了中央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进行境监测和监管以外，地方政府和排污者实际上穿一条裤子，对污染排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中央政府的监管能力又是相当有限的，于是近几年出现了一种情况：中央政府监测和监管的指标有所改善，而没有监测和监管的指标在继续恶化，而中央政府能够监测和监管的指标，可以说是挂一漏万。如，大气污染，也只有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最近一些城市开始监测PM2.5，但污染严重了，也就不报了。其实，真正的监督者是老百姓。只有把老百姓动员起来，排污者就无所逃了。事实上，老百姓的环境意识也在迅速觉醒。据《2013年中国城市居民环保态度调查》表明，有超过五成的居民认为政府的环保工作“不及格”，77.2%的居民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优于经济发展；48.3%的居民认为，政府应当把额外收入用于环境保护，大大超过了用于改善医疗条件（28%）、多盖廉租房（9%）和经济发展（4.9%）。67%居民愿意以捐款、纳税和提高水价的方式出资来改善所在城市的水环境。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敢不敢、能不能让老百姓真正参与进来。

 

五，趋势预测

 

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可以用“美强、欧弱、日改善、新兴经济体增长趋缓”来概括。美国第1季度经济增长1.8%，2季度略有加快，虽然增速低于预期，但一些关键的经济指标，如失业率、新房开工和旧房销售、消费者信心等持续复苏，实体经济呈现趋稳之势。于是，在经历了三轮量化宽松之后，退出QE政策的预期越来越明显，5 月下旬美联储暗示可能削减债券购买规模，6月19日伯南克表示，如果未来经济数据符合预期，将在年内减少QE3的购买量，明年上半年继续削减直至年中完全停止。其关键指标是失业率，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从金融危机时9.7%的高点，回落到今年4、5月份的7.5%和7.6%，达到7%是有可能的。

相比之下，欧洲经济却是另一番景象。欧债危机的阴影未消，欧元区内部增长失衡，1季度经济增长环比萎缩0.2%，已经是连续4 个季度下降。德国的情况比较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边缘国家积重难返；法国、意大利等核心国家也受牵连，濒于再度衰退。意大利的工业生产从过去十年的最高水平已经下降了25%。特别是失业、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严重。据7月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整个欧盟25岁以下的求职者中超过1/4处于失业状态，希腊这一比例高达59.2%，西班牙56.5%，这些年轻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大学毕业，拥有学士和硕士学位。这种现象如果继续，将使欧洲的出生率下降、社会动荡加剧、政治极端主义泛滥。

在“安倍经济学”和无限量宽松政策的刺激下，上半年日本经济增长动力有所增强，但其可持续仍然存在问题。

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再加上内部经济调整，新兴经济体的增长趋缓，除中国还保持在7%以上外，巴西、印度、俄罗斯都不容乐观，特别是受美联储退出QE3预期的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向可能改变，这些国家面临着资本外流的巨大风险。

总之，世界经济面临新旧交织和新旧交替的挑战和风险，前景并不明朗，因而IMF等国际机构，都调低了对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中国经济正处在从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的转型换档之中，下行的压力明显。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1%，接近枯荣线，比上月回落0.7个百分点，为四个月来最低水平。一方面说明经济仍处在企稳的过程之中，另一方面表明制造业面临疲软。如果再看看工业生产价格下降的扩大之势，下半年的经济仍处在下行通道之中。即使低于7.5%，也仍然是不错的成绩。据此，我们对第3季度和今年的经济做如下预测。

 

注：1.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余指标按现价计算；

2.固定资产投资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工业增加值为国有企业和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值。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张　弛（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2013－07－18，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