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50人论坛

2010年末我曾做出过未来三年中国经济会连续下行的判断，但在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经济结构调整启动后，会在2013年四季度触底反弹，并展开新一轮的高增长过程，现在看来，这个判断需要修正了，其主要的原因，是我所预期的大结构调整并没有到来，由于外需仍然低迷，国内的生产过剩没有内需出路，经济增长就走不出低迷格局，所以，今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破7”，明年某个季度则有可能“破6”，而若真的出现了“破6”局面，下一个“底”在哪里还真的不好说了。
　　这么说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当前的国际国内条件都不支持中国经济增长上行。从国际看，在次债危机爆发5年后的今天，可以说大多数人都已经看清了这场危机的长期化趋势，在美国，虽然出现了某些经济复苏势头，但充其量是在巨量货币刺激下，在虚拟经济领域烧出的“虚火”，在日本，“安倍新政”也是在用货币烧“虚火”，在欧洲，则连虚拟经济领域里的“虚火”都烧不起来。导致发达经济体长期走不出危机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在新全球化时代，有中国等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比着，发达国家的物质产业竞争力实质难以恢复。在以往时代，走出危机的主要标志是投资能力的恢复，但是今天的日本，企业在银行现金账上存有超过1.3万亿美元的现金，美国企业存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现金，但企业就是不投资，不管美联储与日本央行推出怎样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宽松的货币除了流向股市等虚拟经济领域，能让美国和日本股市不断创出新高，就是流不进实体经济。
　　另一方面，联合国贸发组织的最新报告说明，在去年全球的FDI中，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高达52%，不仅已超过一半，而且是首次超过了流向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这个情况说明，新全球化过程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还在向深入发展。在中国，去年汽车出口首次破百万辆，国内销售增长率虽然没有超过5%，但是出口增长率却几乎是30%，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说明发展中国家在占领了发达国家轻工产品市场后，又在向重工产品市场大举迈进。而次债危机的爆发，则正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后，资本的主体从物质生产领域转向了虚拟经济领域，由此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规模严重不对称，最终导致资产泡沫的崩溃。从这个认识出发来看美日欧目前疯狂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除了走向再次泡沫崩溃，也不会有别的前途了。在我看来，下一次新金融货币危机的爆发，应该就在2015-2016年之间。
　　这并不是说在新的危机爆发前中国的出口增长率还会不错，由于宽松货币所能办到的，只能是虚拟经济领域的繁荣，而金融市场繁荣的特点是只会为少数人积累财富，所以这两年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增长会极为有限，今年上半年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增长率低迷，也很能说明这个趋势，因此结论就是，未来两年，外需是指不上的，如果两年后爆发了新危机，外需就更指不上了。
　　从国内看，上半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一季度的30.3%提高到53.9%，说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更强了，但是在20.1%的投资增长率背后，却是在建项目18.8%的增长率和新上项目15.1%的增长率，是制造业17.1%的增长率和通用设备制造业16.9%的增长率。统计局公布的投资增长率，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增长率，制造业与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率低于总的投资完成额增长率，说明产能释放高峰已经逐步过去了，但在建项目投资增长率与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相对于总投资增长率的台阶式下降，则说明未来的投资需求正在明显萎缩，而若未来的投资增长率下降到15%这样的水平，经济增长率肯定会在6%以下。
　　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我认为有必要澄清三个误区。
　　第一是怎样认识经济的“底”。目前一种普遍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在现阶段已经进入了“中速增长时代”，因此7%的速度，甚至更低的速度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不论你刺激与否，速度的下限都不会太低，所以速度下行并不可怕，因为再低也不会“失速”，或者是“硬着陆”。这样的判断我认为是过于大胆了，如果拿来指导宏观调控则更可怕。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典型的生产过剩问题，如果不由政府来实施强力的过剩对冲政策，就会爆发市场经济中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一旦危机爆发，恐怕“零”增长率都挡不住，更大的可能是出现经济负增长，我们不能因为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没有爆发过生产过剩危机，就不警惕这种前景的存在，甚至轻松地认为是无稽之谈。中国的老话讲“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对中国经济来说，如果宏观政策的安排就是中速目标，在目前的经济运行背景下，恐怕就是会令其进入低速增长了。
　　必须认识到，在中国经济内部，仍然蕴含着极大地高速增长动能，这就是城市化可以带来的巨大内需释放。“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中投资、消费加出口，平均每年新增6.5万亿元需求，就可以拉动同期11.2%的高增长率，我曾经算过一笔账，按照新千年以来新增城市人口与新增城镇投资计算，每个新增城市居民所对应增加的投资已超过50万元，如果到2030年中国将增加8亿市民，则将需要增加400万亿元投资，未来20年的年均投资增加额就是20万亿元，再保中国经济未来20年9%的增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现在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度说的如此可怕，似乎是最要不得的东西，我认为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高速度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本来是可以消化的，例如环境问题，并不是高增长就一定没有好环境，因为在工业化时代，保护环境也有依赖财富创造的一面。
　　这并不是说我主张对经济进行2008年那样大规模的刺激，当时的宏观刺激政策，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触动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而是在原有结构基础上继续增加投资和产能，所以会导致今天产能更加过剩、需求更加不足的困境。但是不刺激不等于也可以不调整，而既不搞调整也不搞刺激，恐怕比不刺激经济的情况更差。
　　第二个问题是，应当以什么为核心搞改革?现在对通过改革摆脱低增长的被动局面似乎抱有很大期望，而改革则似乎又是以进一步下放政府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核心的，所以这些改革，似乎仍是在延续1978年以来以搞活企业为主要方向的思路进行，甚至让许多人给目前的经济政策取向，贴上了“供给学派”的标签。可问题在于，目前中国经济中的主要矛盾，不是缺乏市场机制的作用与企业活力，而是由于城乡差距和个人收入分配机制矛盾所导致的生产过剩问题。或者说，在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这四大再生产环节中，矛盾的集中点是在分配领域，而不是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如果我们把改革的重点扔摆在生产流通领域，而忽视了对导致城乡差距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体制与结构性矛盾，进行大调整、大改革，这样的改革即使动作再大，恐怕对拉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迷陷阱的作用也不大。
　　例如，我们希望通过央行收紧银根来挤出金融泡沫，希望通过金融改革，放开利率这样的动作来盘活金融资产，但是必须看到，金融泡沫的出现，即“影子银行”的规模在今天会如此庞大，恰恰是因为2007年次债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长下行，使大批产业资本在实体经济领域没有出路，才从产业领域向虚拟经济领域转移的。从时间段看，2008年以前，社会融资规模还只有数万亿元，而到目前却发展到数十万亿元，正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实体经济的低迷与虚拟经济的高增长并存。而在2007年中国股市攀升到6000点高峰的时候，影子银行也没有今天这么大的规模。所以，虚拟经济的繁荣，正是实体经济衰落的结果。因此若只是单纯地搞金融改革，而不是集中力量解决因分配矛盾所导致的社会总需求不足问题，就只是在扬汤止沸，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为了保增长，央行不得不重开贷款闸门，但因为生产过剩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央行输送的资金就是流不到实体经济领域，还是会导致金融泡沫的再度兴起。
　　还必须看到，在生产过剩时代，盘活金融存量只是一厢情愿的做法，是文不对题，因为金融也好，财政也好，都只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价值表现，如果生产过剩日趋严重，大量社会资本就难以被充分运用，表现为各种设备利用率的不断下降，产品不断积压和企业盈利能力的不断下降，在价值表现上，就是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和贷款偿还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实施怎样的金融与财政改革也不会有大的成效。盘活金融存量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最出效果的，那就是在社会总供需大体均衡的情况下，存在着存贷款的时空错配，即有存款的地方不需要贷款，有贷款的地方又没有存款，而通过提高金融机构的时空配置效率，就可以提高资金的周转速度，从而用更少的货币支持更多的生产与流通。但目前的情况是生产过剩，所以目前这样的改革取向，是不可能化解当前的经济矛盾的，而且在发达国家历史上，也没有那个国家用盘活金融存量的做法，解决得了生产过剩问题。
　　此外，下一步的改革是以放权为主还是以集权为主?这也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如果解决生产过剩矛盾的出路，在于推进城市化与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则这两个方面的调整与改革都需要集中部分社会权力，特别是向中央政府集中权力。这是因为，城市是公共产品，在什么地方建设城市，以及城市群之间的交通网络建设，都首先必须有很充分的整体社会规划，城市规模越大，都市圈规模越大，就越需要集中统一的规划，而这样的问题，市场是不会自动解决的，必须由政府出面来解决，这就突出了未来20年在中国城市化高潮中，某些权力必须向政府集中的趋势。而都市圈也好，城市群也罢，许多都需要跨省区形成，没有中央政府出面主持，同样会“打乱仗”，让大量财政资金，特别是土地财政资金留在各级地方政府手中，这些钱也不会充分地向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配置，因此也必须由中央政府来直接掌握一笔城市化资金。而下一步缩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怎样建立宏观层面的转移支付制度，这个事情同样不是市场的事情。所以，下一步的改革就需要许多有利于集权的制度设计，这就是改革必须服务于发展要求的道理。
　　第三个问题是，应该怎样看待未来的投资。现在许多人反对继续实施大规模刺激计划，其实是对继续支持那种单纯支持产能增长的投资刺激方式担忧，因为生产过剩已经很严重了。然而，现有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不仅是一种价值比例关系，更首先是一种物的关系，比如，在目前中国的城市中，只有2.6亿农民工劳动的场所，而没有他们居住的场所，更没有他们家人的居住场所，在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民工棚与棚户区，就是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物的写照。再比如，中国目前的城市空间结构，并不是为中国人口的主体是市民这样思路设计的，这集中表现为当中国真实的城市化率只有1/3的时候，土地占用就已经碰到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因为中国城市的平均毛容积率(为城市建筑面积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只有0.5，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毛容积率也没有超过1，在上海浦西地区，2、3层高的楼房随处可见，而日本的东京，毛容积率高达2。所以按照目前中国的城市建设格局，不要说再增加8亿城市人口，就是再增加2亿由于土地限制也不可能。
　　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就是说不能用对社会的思想改造来代替对社会物的改造。我们既然已经认识到了城市化严重滞后是导致内需不足的关键，下一步就应该是通过大规模投资，也只能通过大规模的投资，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不合理的城乡人口比例，从而使社会总供求从失衡转向对称。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说过，在未来20年，只要围绕城市化进行投资，再多也不嫌多，因为城市化投资不仅会在短期内创造出投资需求，还会在长期内创造出庞大的消费需求。
　　总之，中国目前经济中的主要矛盾，是生产过剩问题，因此宏观调控的重点，就是怎样围绕解决这个矛盾来设计战略与政策。经济增长率下挫到6%也许宏观调控当局还坐得住，但是若破“6”到“5”，政府恐怕不出手也得出手了。新的刺激政策，恐怕无外乎放松贷款与增加财政赤字用于投资，但是若不明白投资的重点是哪里，只是单纯的放松，就难免又走入2008年以来刺激反而会加重过剩的误区，所以在目前就应该明确以城市化为投资方向的政策取向。
(本文发表于2013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