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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认识当前的经济问题
作者:王建    发布:2013-07-30    阅读:5572次   
    2010年末我曾做出过未来三年中国经济会连续下行的判断,但在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经济结构调整启动后,会在2013年四季度触底反弹,并展开新一轮的高增长过程,现在看来,这个判断需要修正了,其主要的原因,是我所预期的大结构调整并没有到来,由于外需仍然低迷,国内的生产过剩没有内需出路,经济增长就走不出低迷格局,所以,今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破7”,明年某个季度则有可能“破6”,而若真的出现了“破6”局面,下一个“底”在哪里还真的不好说了。 
  这么说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当前的国际国内条件都不支持中国经济增长上行。从国际看,在次债危机爆发5年后的今天,可以说大多数人都已经看清了这场危机的长期化趋势,在美国,虽然出现了某些经济复苏势头,但充其量是在巨量货币刺激下,在虚拟经济领域烧出的“虚火”,在日本,“安倍新政”也是在用货币烧“虚火”,在欧洲,则连虚拟经济领域里的“虚火”都烧不起来。导致发达经济体长期走不出危机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在新全球化时代,有中国等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比着,发达国家的物质产业竞争力实质难以恢复。在以往时代,走出危机的主要标志是投资能力的恢复,但是今天的日本,企业在银行现金账上存有超过1.3万亿美元的现金,美国企业存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现金,但企业就是不投资,不管美联储与日本央行推出怎样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宽松的货币除了流向股市等虚拟经济领域,能让美国和日本股市不断创出新高,就是流不进实体经济。 
  另一方面,联合国贸发组织的最新报告说明,在去年全球的FDI中,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高达52%,不仅已超过一半,而且是首次超过了流向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这个情况说明,新全球化过程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还在向深入发展。在中国,去年汽车出口首次破百万辆,国内销售增长率虽然没有超过5%,但是出口增长率却几乎是30%,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说明发展中国家在占领了发达国家轻工产品市场后,又在向重工产品市场大举迈进。而次债危机的爆发,则正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后,资本的主体从物质生产领域转向了虚拟经济领域,由此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规模严重不对称,最终导致资产泡沫的崩溃。从这个认识出发来看美日欧目前疯狂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除了走向再次泡沫崩溃,也不会有别的前途了。在我看来,下一次新金融货币危机的爆发,应该就在2015-2016年之间。 
  这并不是说在新的危机爆发前中国的出口增长率还会不错,由于宽松货币所能办到的,只能是虚拟经济领域的繁荣,而金融市场繁荣的特点是只会为少数人积累财富,所以这两年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增长会极为有限,今年上半年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增长率低迷,也很能说明这个趋势,因此结论就是,未来两年,外需是指不上的,如果两年后爆发了新危机,外需就更指不上了。 
  从国内看,上半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一季度的30.3%提高到53.9%,说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更强了,但是在20.1%的投资增长率背后,却是在建项目18.8%的增长率和新上项目15.1%的增长率,是制造业17.1%的增长率和通用设备制造业16.9%的增长率。统计局公布的投资增长率,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增长率,制造业与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率低于总的投资完成额增长率,说明产能释放高峰已经逐步过去了,但在建项目投资增长率与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相对于总投资增长率的台阶式下降,则说明未来的投资需求正在明显萎缩,而若未来的投资增长率下降到15%这样的水平,经济增长率肯定会在6%以下。 
  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我认为有必要澄清三个误区。 
  第一是怎样认识经济的“底”。目前一种普遍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在现阶段已经进入了“中速增长时代”,因此7%的速度,甚至更低的速度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不论你刺激与否,速度的下限都不会太低,所以速度下行并不可怕,因为再低也不会“失速”,或者是“硬着陆”。这样的判断我认为是过于大胆了,如果拿来指导宏观调控则更可怕。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典型的生产过剩问题,如果不由政府来实施强力的过剩对冲政策,就会爆发市场经济中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一旦危机爆发,恐怕“零”增长率都挡不住,更大的可能是出现经济负增长,我们不能因为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没有爆发过生产过剩危机,就不警惕这种前景的存在,甚至轻松地认为是无稽之谈。中国的老话讲“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对中国经济来说,如果宏观政策的安排就是中速目标,在目前的经济运行背景下,恐怕就是会令其进入低速增长了。 
  必须认识到,在中国经济内部,仍然蕴含着极大地高速增长动能,这就是城市化可以带来的巨大内需释放。“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中投资、消费加出口,平均每年新增6.5万亿元需求,就可以拉动同期11.2%的高增长率,我曾经算过一笔账,按照新千年以来新增城市人口与新增城镇投资计算,每个新增城市居民所对应增加的投资已超过50万元,如果到2030年中国将增加8亿市民,则将需要增加400万亿元投资,未来20年的年均投资增加额就是20万亿元,再保中国经济未来20年9%的增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现在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度说的如此可怕,似乎是最要不得的东西,我认为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高速度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本来是可以消化的,例如环境问题,并不是高增长就一定没有好环境,因为在工业化时代,保护环境也有依赖财富创造的一面。 
  这并不是说我主张对经济进行2008年那样大规模的刺激,当时的宏观刺激政策,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触动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而是在原有结构基础上继续增加投资和产能,所以会导致今天产能更加过剩、需求更加不足的困境。但是不刺激不等于也可以不调整,而既不搞调整也不搞刺激,恐怕比不刺激经济的情况更差。 
  第二个问题是,应当以什么为核心搞改革?现在对通过改革摆脱低增长的被动局面似乎抱有很大期望,而改革则似乎又是以进一步下放政府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核心的,所以这些改革,似乎仍是在延续1978年以来以搞活企业为主要方向的思路进行,甚至让许多人给目前的经济政策取向,贴上了“供给学派”的标签。可问题在于,目前中国经济中的主要矛盾,不是缺乏市场机制的作用与企业活力,而是由于城乡差距和个人收入分配机制矛盾所导致的生产过剩问题。或者说,在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这四大再生产环节中,矛盾的集中点是在分配领域,而不是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如果我们把改革的重点扔摆在生产流通领域,而忽视了对导致城乡差距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体制与结构性矛盾,进行大调整、大改革,这样的改革即使动作再大,恐怕对拉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迷陷阱的作用也不大。 
  例如,我们希望通过央行收紧银根来挤出金融泡沫,希望通过金融改革,放开利率这样的动作来盘活金融资产,但是必须看到,金融泡沫的出现,即“影子银行”的规模在今天会如此庞大,恰恰是因为2007年次债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长下行,使大批产业资本在实体经济领域没有出路,才从产业领域向虚拟经济领域转移的。从时间段看,2008年以前,社会融资规模还只有数万亿元,而到目前却发展到数十万亿元,正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实体经济的低迷与虚拟经济的高增长并存。而在2007年中国股市攀升到6000点高峰的时候,影子银行也没有今天这么大的规模。所以,虚拟经济的繁荣,正是实体经济衰落的结果。因此若只是单纯地搞金融改革,而不是集中力量解决因分配矛盾所导致的社会总需求不足问题,就只是在扬汤止沸,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为了保增长,央行不得不重开贷款闸门,但因为生产过剩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央行输送的资金就是流不到实体经济领域,还是会导致金融泡沫的再度兴起。
  还必须看到,在生产过剩时代,盘活金融存量只是一厢情愿的做法,是文不对题,因为金融也好,财政也好,都只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价值表现,如果生产过剩日趋严重,大量社会资本就难以被充分运用,表现为各种设备利用率的不断下降,产品不断积压和企业盈利能力的不断下降,在价值表现上,就是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和贷款偿还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实施怎样的金融与财政改革也不会有大的成效。盘活金融存量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最出效果的,那就是在社会总供需大体均衡的情况下,存在着存贷款的时空错配,即有存款的地方不需要贷款,有贷款的地方又没有存款,而通过提高金融机构的时空配置效率,就可以提高资金的周转速度,从而用更少的货币支持更多的生产与流通。但目前的情况是生产过剩,所以目前这样的改革取向,是不可能化解当前的经济矛盾的,而且在发达国家历史上,也没有那个国家用盘活金融存量的做法,解决得了生产过剩问题。 
  此外,下一步的改革是以放权为主还是以集权为主?这也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如果解决生产过剩矛盾的出路,在于推进城市化与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则这两个方面的调整与改革都需要集中部分社会权力,特别是向中央政府集中权力。这是因为,城市是公共产品,在什么地方建设城市,以及城市群之间的交通网络建设,都首先必须有很充分的整体社会规划,城市规模越大,都市圈规模越大,就越需要集中统一的规划,而这样的问题,市场是不会自动解决的,必须由政府出面来解决,这就突出了未来20年在中国城市化高潮中,某些权力必须向政府集中的趋势。而都市圈也好,城市群也罢,许多都需要跨省区形成,没有中央政府出面主持,同样会“打乱仗”,让大量财政资金,特别是土地财政资金留在各级地方政府手中,这些钱也不会充分地向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配置,因此也必须由中央政府来直接掌握一笔城市化资金。而下一步缩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怎样建立宏观层面的转移支付制度,这个事情同样不是市场的事情。所以,下一步的改革就需要许多有利于集权的制度设计,这就是改革必须服务于发展要求的道理。
  第三个问题是,应该怎样看待未来的投资。现在许多人反对继续实施大规模刺激计划,其实是对继续支持那种单纯支持产能增长的投资刺激方式担忧,因为生产过剩已经很严重了。然而,现有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不仅是一种价值比例关系,更首先是一种物的关系,比如,在目前中国的城市中,只有2.6亿农民工劳动的场所,而没有他们居住的场所,更没有他们家人的居住场所,在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民工棚与棚户区,就是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物的写照。再比如,中国目前的城市空间结构,并不是为中国人口的主体是市民这样思路设计的,这集中表现为当中国真实的城市化率只有1/3的时候,土地占用就已经碰到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因为中国城市的平均毛容积率(为城市建筑面积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只有0.5,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毛容积率也没有超过1,在上海浦西地区,2、3层高的楼房随处可见,而日本的东京,毛容积率高达2。所以按照目前中国的城市建设格局,不要说再增加8亿城市人口,就是再增加2亿由于土地限制也不可能。 
  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就是说不能用对社会的思想改造来代替对社会物的改造。我们既然已经认识到了城市化严重滞后是导致内需不足的关键,下一步就应该是通过大规模投资,也只能通过大规模的投资,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不合理的城乡人口比例,从而使社会总供求从失衡转向对称。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说过,在未来20年,只要围绕城市化进行投资,再多也不嫌多,因为城市化投资不仅会在短期内创造出投资需求,还会在长期内创造出庞大的消费需求。 
  总之,中国目前经济中的主要矛盾,是生产过剩问题,因此宏观调控的重点,就是怎样围绕解决这个矛盾来设计战略与政策。经济增长率下挫到6%也许宏观调控当局还坐得住,但是若破“6”到“5”,政府恐怕不出手也得出手了。新的刺激政策,恐怕无外乎放松贷款与增加财政赤字用于投资,但是若不明白投资的重点是哪里,只是单纯的放松,就难免又走入2008年以来刺激反而会加重过剩的误区,所以在目前就应该明确以城市化为投资方向的政策取向。
(本文发表于2013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