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人口膨胀问题现在到了自行缓解而且需要增加人口的地步了吗？城市不存在人口压力了吗？老市民对人为推动的农民城市化是盼望还是反感？农民工进城给城市人口带来了劳动力，但是农民工从流动到定居，对城市的生活成本的推高是毋庸置疑的。

　　在农村方面，一些地区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现象非常严重，如果放开这些地方的生育，这些现象还会继续恶化。难道这些我们吵得头大的问题现在消失了？

　　从以上城乡两个方面来判断，究竟是哪方面具有要求扩大人口的愿望？

　　似乎是农村。你看，留守孩子缺少年轻父母的关爱；空巢老人缺少年轻子女的照料；大片的土地被抛荒缺少年轻的劳力来耕种；想发展工商业缺乏从业人员……

　　但实际是，农村并不缺少人口。农村的人口不是少而是多，多的叫做富余劳动力，富余劳动力的另一个滑稽的称谓是“农民工”——以农民的身份离开农村到城里务工。农民工是中国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的形成，是人口多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是农村人口压力大而不是小。

　　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放开计生，可以抵消和弥补计生政策在实现既定目标之下产生的负效应。但是，这个合适的方式，不包括分区域放开计生的办法。

　　在今年三月份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表示，二胎放开政策涉及到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问题，目前我们国家现状是开始出现了低生育水平。因此，目前国家根据人口状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调整，比如说黑龙江、辽宁、吉林等省市开始探索放开二胎，也就是从原来的双独可以生二胎，变化成单独可以生二胎，但这主要是农村地区，马旭认为可以开始逐步放开二胎生育政策。

　　马旭说，中国不同省份的各方面状况差别很大，比如辽宁、黑龙江、吉林，再比如上海、广东，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和人口都存在很大差异。再比如中国的中部和西部都有差别，因此应逐步分类，人口政策调整跟经济人口数量构成等状况挂钩，绝对不能一刀切，应该是分类、分省份、分步骤逐步放开。

　　马旭认为，一线城市、发达城市、人口多的城市可以放缓。

　　马旭的建议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即“分区放开”。

　　但是，分区放开却是一个非常不当的办法。

　　为何说分区放开不可取？这要从中国的人口流动状况进行分析。

　　虽然说人口自由迁徙尚未写入宪法，虽然说户籍坚冰尚未破解，但是，现实的人口流动却是不争的事实。民工潮、春运潮、学生流、节假日客流高峰等等，都在显示着巨大的人流。这些实际的人流，表现在大都市，但源头在小城镇和农村。

　　我们现在所说的人口的区域分布，不是按照实际的分布来说的，而是按照户籍资料而言的，但是这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农村户籍人口减少，城市实有人口却在增加；农村户籍人口增加，城市实有人口则更加迅猛增加。

　　这就像病从口入但得病的不是口一样，不能因为吃坏了肚子就去看口腔科。如果同步解决这些问题，则人口增加带来的问题就会在城市里表现出来。

　　要综合解决上述矛盾的问题，只有把户籍壁垒加固。让农村自己消化自己的人口或者享受自己的人口增加带来的利益。而城市人口如果感到缺人，可以自己放开生育，自己的事情求人不如求己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何必让给你们带来了方方面面冲击的农民代替你们去生育？把农民当作生育机器是不道德的阴招儿，正如之前帖子所说，这种人口红利是“农民的人口，市民的红利”。

　　马旭提到了允许二胎奖励一胎。奖励一胎其实一直都在实行，但是奖励的力度太小太小了。八十年代工资随物价突涨之前，每个月十四元的独生子女奖随工资发放，还会被很多工薪阶层看重，但是这个奖励没有随工资增长和物价增长而同步增长，已经没有人把这个奖励当回事儿了。

　　就像现在房屋拆迁时要求补偿一样，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开，就是要建立一座新城，就要对原来遵守计生政策的人口给予补偿，而不是对新市民进行补偿。城市要建新城干吗？不是因为人口多需要住房吗？

　　按照地域差异化放开计生，就如同我们在生育领域再次构建了一个城乡二元结构，我们之前为城乡二元结构吃到的苦头和它留下的巨大的后遗症，不可这么快速地遗忘。

　　马旭的观点，实际上是放开方式的选择，前提是已经默认了放开的时机已经到了，但这是一个假定的前提，时机到没到，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

　　如果人口是流通的，而且盈缺是不均衡的，那么就不存在放开生育的问题，更不要说分区域放开。因为，人口缺乏的地区会自动从人口富余的地区补充。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也是商品，这就像商品会从产地流通到消费地一样。

　　而要放开生育，就有必要证明所有的地区都缺人，或者部分地区缺人而且没有办法从其它地区获得补充。

　　事实是，民工潮、农民工进城都成了社会问题，说明第一，劳动力商品的货源不缺，第二，劳动力商品的流通没有问题。你现在到北上广深这些发达城市看一看，到发展迅速的边境二三线城市看一看，到处都是来自内地人口大省的打工者。

　　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看，我们可以类比我们对制造业产能的分析来审视这个问题。我们的钢铁、铝锭、服装鞋帽、车辆、小日用品、光伏、煤炭等等，几乎所有制造业产品都处在产能过剩的状态。当然，这是总体上，还有很多地区没有这些产业，还有地区是有这样没那样，很多地方还想把自己的短腿补上。那么，国家是应该因为总体上严重过剩而限制这些产业继续膨胀呢？还是放任那些缺少行业门类的地区补齐这些短缺？

　　国家的产业（产品）政策，应该是从销售市场方面考虑的，市场有，就应该鼓励生产，市场萎缩，就应该限制生产。由于市场流通现在不存在问题，所以市场是统一的，因此，限制还是鼓励，也应该是统一的，而不能是有区域差异的。国家不可能因为某个地区还没有光伏产业就鼓励那个地区大力投资光伏产品。

　　同样，放开和限制一样，也应该是全面的而不是有区域差异的，只要论证总体上产能不足就应该整体放开，让所有愿意投资和有条件投资的地区自行决策。

　　这个原则引用到劳动力生产方面，我们就非常明白了，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上，是劳动力的销售问题远远大于劳动力的购买问题。人山人海的招聘会、人山人海的春运潮、人山人海的高考大军、让人揪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幼儿园门前几天几夜长长的报名排队……都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劳动力的买方市场。

　　可能有人说，现在也有劳动力短缺啊？招工难啊？这是误解。

　　第一，这是就业的结构性问题，企业需要的人就业人群中短缺，而不是就业人口少。这种状况不可能通过放开人口生育来解决，而且有一个代差，新生人口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也无法预知未来的结构性需求。如果要靠扩大基数来解决结构性需求当然可以，但同时富余的就更加庞大。

　　第二，还是市场容量问题。有很多人的技能可以满足企业需要，但是企业提供不了就业者需要的待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企业之所以不愿重金招聘，是因为产品市场上的价格低廉且市场容量有限因而没有那么大的利润空间以致无法接受这么高的用工成本，假如市场状态很好，企业也会乐于支付高的用工成本，就像暴利行业的雇员收入都水涨船高一样。所以，招工难是表象，实质还是市场问题。

　　第三，低端劳动力市场总体上是萎缩。科技进步的表现就是机器替代人，这从工业革命开始就是如此，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逐步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也就是说，留给人口的红利必然是越来越少。谁能保证现在放开的人口将来都是各行各业供不应求的技术能手和资本运作专家？将来的就业市场就不存在结构性问题了？我们现在可以定制二十年后的劳动力产品吗？

　　眼前的市场有限，未来的市场不明，难道还要继续鼓励生产吗？

　　当前中国在人口方面面临的问题，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当初的时期没有变化，人均资源困乏仍然没有改变，是人口太多而不是太少。

　　我一直不理解的是，他国都在搞军备竞赛、搞科技竞赛、比经济发展、比人均收入，而我们的一些人却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背景下热衷于人口竞赛。盼释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