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方向是什么，进一步解放思想、先行先试的重点是什么，改革开放35年和未来35年的本质差异是什么，这些都是应当引起广泛讨论、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大问题。

　　全球变局和中国变局

　　危机后的全球变局，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美欧推动跨太平洋 (TPP)、跨大西洋 (TTIP)的自由贸易区(FTA)战略。这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大自由贸易区，而且要打造排他性的所谓高标准FTA的范本，为未来全球治理建章立制。

　　二是着力推动“双边投资协定”(BIT2012)、“服务贸易协定”(TISA)，要打造高标准投资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范本。前者纳入准入前国民待遇、国有企业、劳工、环境、业绩要求等新条款；后者要求所有服务部门，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服务业，对外资一视同仁。

　　三是制定“竞争中性”等国际新规则，限制政府利用优惠政策扶助国企战胜民企的能力。

　　四是推动全球再平衡战略，制造出有利于危机后美欧结构调整的所谓“中国消费、美国储蓄；中国进口、美国出口；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中国服务、美国制造；中国开放、美国撤资”等诸多议题。

　　五是利用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的契机，试图改变全球能源资源格局、改变全球投资贸易格局、改变全球治理格局。

　　六是通过重返亚太战略，加强与缅甸、蒙古、越南 、菲律宾等地的军事合作，以消除所谓中国崛起对周边小国的“军事威胁”。

　　危机后的中国变局，主要体现在新旧发展模式的交替转换上。1978年的改革开放，当时急待探索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如何加快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是如何缩小与世界发展的差距问题。当时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取得了广泛共识。

　　经过了35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国，但原有的发展模式、产业优势和社会结构已很难适应未来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实现中国梦，就必须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更广视野上，探索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体制、战略和结构；就必须在引资、引智基础上引制，推动与国际高标准制度规则对接，并探索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发展阶段和“中国特色”的高标准开放、高标准改革、高标准发展模式；就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包容性发展 、平衡性发展、可持续性发展。不仅在经济上成为高收入大国，而且成为全球负责任大国、开放包容公正的法治大国、低碳绿色生态的文明大国。这也是基于一种危机感，即再不加快改革、调整和转变就将被边缘化，无法实现中国梦。

　　改革开放的三个转型方向

　　首先，外向型经济模式应当转型。外向型经济模式以鼓励出口和招商引资的双轮驱动，虽然前35年取得巨大成功，但毕竟是小国的开放战略，继续实施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摩擦、冲突和矛盾。下一步应转向公平非歧视性的开放型经济，推进向西开放和促进西部开放开发；扩大内需战略，尤其要形成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经济国际化战略，促进人才、产业、资本、市场、城市国际化。

　　其次，不平衡发展战略应当转型。下一步应转向机会公平，市场竞争驱动发展；城乡、区域和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和发展援助重心向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小企业倾斜，向需救助人群倾斜，共同实现中国梦；政府职能重点放在营造良好环境、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维护公平正义上来。

　　最后，低成本竞争优势应当转型。下一步应转向自主品牌、职业技能教育和社会和谐组织的大力发展；自主创新、产学研合作、公益型非盈利性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更加重视“两型”社会建设。
    上海自贸区率先试什么？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先行先试，吸引了国内外高度关注。这里涉及到四个基本问题：

　　一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改革模式是继续沿着过去35年区域差异、产业差异、财权事权下沉的模式向前迈出一小步呢，还是为探索新35年高标准改革、高标准开放和高标准发展的新模式而向前迈出一大步呢？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方案应是后者。

　　二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开放模式是继续沿着海关特殊监管区域(FTZ)模式向前迈出一小步呢，还是沿着未来35年中国成为全球负责任大国、高收入大国、法治和生态文明大国所需要的新体制机制、发展战略和结构探索向前迈出一大步呢？上海自贸试验区开放重点是国际化而不仅仅是自由化。纽约、伦敦的自由化程度明显低于香港、新加坡 ，但其国际化影响力远高于后者。上海应对标纽约、伦敦这样的全球性国际大都市，而不是香港、新加坡这样的自由港城市。

　　三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发展模式是继续朝扩大区域、城乡和居民发展差距的方式向前迈出一小步呢，还是沿着未来35年中国对外统筹协调向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开放和转型中经济开放，对内带动东中西、城乡、居民共同发展的方向迈出一大步呢？上海自贸区不应局限于28.78平方公里，也不应仅仅局限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而应当成为应对TPP、TTIP变局，为中国新一论高标准改革开放探索积累经验的FTA试验区。

　　四是当前各地都开始探索不同的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方案，下一步是各地继续各搞一套，还是分步骤推进共同的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方案；是继续“摸石头过河”向前发展，还是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制度规范对接的现代治理结构和规范，探索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中国特色的新模式？这是需回答的问题。

　　改革开放的方向：高标准、讲规范、有秩序

　　高标准开放应当包括：一是探索建立高标准的商流、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国际化、自由化和便利化；二是高标准的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包括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三是高标准的服务业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使中国有条件的城市和地区成为亚太高增值服务的净提供者。

　　高标准改革应当包括：一是积极推动竞争中性改革，打破各种垄断和不合理的干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并与国际高标准制度规范接轨的，公平、规范、透明的现代治理体制和法治；二是推动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和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政府担当增强维护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生态秩序的责任和执行能力；三是推动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业政策、金融、财税、要素和衍生品市场化改革。

　　高标准发展应当包括：一是努力实现包容性、平衡性、可持续发展；二是加快建设生产和贸易供应链、金融供应链、基础设施供应链、政府服务供应链和人才供应链，努力降低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提升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互联互通效率；三是带动东部与西部地区开放开发的制度和发展合作，率先推动向西开放。

　　新一轮改革的主题词是“规范”而不是继续“转轨”。制度规范最少有三个层面的要求：

　　一是要建立法的规范，也就是法治。这需要在法制层面建立对权力结构和社会行为的强制性约束，这将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一个大的制度进步。

　　二是建立公平非歧视性的制度规范。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敏感领域和幼稚产业外，绝大部分经济社会领域都应该是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并不会因为是国企、民营企业或外企就会得到一些例外的优惠政策。

　　三是透明的制度规范。这就要求全民能够广泛参与并监督，公正、公平、非歧视的制度规范得以真正贯彻执行。为此，就要制定并遵从一套法和道德的程序，所有人和组织都要受到一视同仁的制度规范和约束。政府职能转变，要增强维护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生态秩序的能力和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