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超常的增长，中国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我们为这种增长方式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警惕“为增长而增长”

　　从供给来看，中国的发展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增加物质消耗，而不是效率改进。从1995－2010年，城乡就业人员从6.8亿增加到7.6亿；固定资产投资从2万亿元增加到25万亿元；物质消耗更是大量增加。2010年，中国的消费量占世界的比重：水泥53%，铁矿石48%，煤炭47%，钢和铅45%，锌和铝41%，铜39%，镍35%，而中国创造的GDP只占全世界的9.3%。可见，中国的经济效率并不高。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效率也有明显提高，现在则出现了停滞和下降。因为，这种提高一靠技术引进而不是自主创新，二靠制度变革的激励。一般技术的引进已经基本饱和，而高新技术的引进越来越困难，更重要的是引进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且受制于人；而制度变革的激励随着改革的停滞，作用日微，甚至成为经济效率改进和社会变革的障碍。

　　从需求来看，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因素中，中国主要依靠外部需求和投资需求，而消费需求处于停滞、甚至相对萎缩状态。从1995－2010年，中国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17.05%，2009年占世界总出口的9.6%，制造业出口占制造业总产值的1/4，纺织品出口占世界纺织品出口的80%左右。应当肯定，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初期，实行鼓励出口的重商主义政策是正确的。这是成功工业化的共同道路。但是，任何一个政策的长期实施都会走到自己的反面，它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

　　中国的投资需求巨大，且增长迅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而消费需求却受到挤压，增长缓慢。从1980－2010年，中国的投资率从34.8%提高到48.1%，而最终消费率则从65.5%下降到48.2%。进入本世纪的头10年中，除个别年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超过了消费，2009年则达到了87.6%。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发展走上了唯GDP之路，形成了一种为投资而投资，为增长而增长的格局，居民消费和社会生活则被挤到了从属的地位上。

　　这种依靠高投资、大消耗取得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创造了大量物质产品和经济收入，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由于大量的能源和资源消耗，也生产了大量的废水、废气、废渣，破坏了自然生态，污染了生存环境。这也是中国目前最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一。如果连生存都成为问题，GDP的增长何用？因此，环境保护应当优于和重于经济发展。

　　环境恶化让经济发展失去意义

　　中国的大气污染已经相当严重。由于中国的能源消耗以煤炭为主，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就特别严重。中国的能源消耗量从1990年的8.63亿吨（标准油）上升到2008年的21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则从1990年的26亿吨增长到2007年的65亿吨。高收入国家城市空气中悬浮微粒浓度为24微克/立方米，中低收入国家为63微克，中国依靠技术进步和政府监管相结合，使城市污染从1990年的115微克下降为2009年的66微克，仍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按照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325个地级以上城市达标率只有40.9%，其中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达标率只有23.9%。酸雨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2.2%。今年以来，北京和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长时间的严重的雾霾天气，1月份竟达25天，说明环境污染已经达到何种程度。其中，PM2.5经常在100微克以上，有的高达350－500微克。根据公开的数据显示，北京1/4的PM2.5是“输入性”的，3/4则是“自产”的汽车尾气、燃煤排放、工业企业排放、工地扬和农业秸秆焚烧。其中，煤炭的“贡献率”在一半左右，汽车尾气的“贡献率”达到了22%。然而，北京机动车的保有量还在增长，今年1月10日已达520万辆，2016年将达到600万辆的上限。

　　中国的水体污染也不容忽视。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前一天环保部公布的《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报告》显示，198个城市4929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较差和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达57.3%。长江、黄河、珠江等十大流域的国土面积中，劣V类水质断面比例为10.2%。在监测的60个湖泊（水库）中，富营养化状态的占25%。广州今年首次公布50条河涌水质，其中劣V类水质39条，占公布河涌数的78%。最近又遭遇广西贺江“毒河水”的污染。

　　土壤污染已成公害。据农业部发布的2010年《我国稻米质量安全状况及发展对策研究》称，我国1/5的土地受到重金属污染，其中镉污染的耕地涉及11个省的25个地区，湖南、江西等长江以南地区更为突出，昔日的“鱼米之乡”发生了“镉米”危机。

　　与土壤和水体污染密切相关的是农作物污染。全国10多个省小麦和水稻都已检出重金属污染。其中，小麦籽粒中镉平均含量2.55mg/kg，为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25.5倍，汞、铬、锌的含量分别达到国家食品卫生的12.98倍、6.12倍和1.32倍。某水稻主产区稻米中镉和铅的超标率达100%和71.43%。蔬菜中的超标现象也相当普遍，在北方某城市郊区的污灌区，根茎类、茄果类、瓜类蔬菜的铅、镉、砷污染指数超过3.00。在动物方面，通过食物链的污染，肉、蛋、奶、水产品的质量问题更为严重。可见，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危及国人生命的重大问题，我们已经没有安全的食品可以食用。

　　与此同时，恶性环境事件频发，最近公安部公布了4起重大环境污染案件，云南昆明“牛奶河”污染案，河北廊坊非法排放电镀液污染环境案，湖南株洲佳旺化工公司非法倾倒化工废液污染环境案，山东邹平乾利公司非法处理工业渣土污染环境案。这些案件直接危及当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总之，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触目惊心，到了该下决心转变增长方式、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时候了。

　　转变发展方式，需要全民参与

　　目前的世界正在向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协调和谐的方向发展，绿色、低碳、环保、回归自然、享受自然正在成为一股强大的世界潮流。而我国现行的经济发展则采取了一种高排放、高污染，征服自然和破坏生态的方式。不仅如此，在与自然界对抗的同时，这种发展方式也扩大了不同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造成了收入分配和财富的不公，恶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冲突。如果说，在现代化的发展中，中国百多年来曾经是一个落伍者，近30年后来居上，那么，如果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保护生态环境，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仍然有可能落在其他国家的后面，其状况可能比百多年来更糟。

　　仅就保护生态环境来说，首先要改变能源结构，发展新型能源。我们曾经在去年第4季度的报告中讨论过光伏太阳能产业的发展，最近，欧盟又对中国的光伏太阳能产业发起反倾销调查，光伏太阳能的日子更不好过。政府虽然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将其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政策思路仍有问题。光伏太阳能发展的瓶颈是市场问题，由政府投资建一些大型的分步式太阳能电站是必要的，但是，政府再强，全身是铁，能打多少钉？政府的钱再多，能建几个？解决得了光伏太阳能产业的市场问题吗？更重要的是如何调动一般企业和老百姓个人安装太阳电池板发电的积极性，如果能够把城乡的房顶、向阳的墙壁上都安装上太阳能电池板，该是多大的市场啊。这就需要解决投资的补贴、上网的安排和电价政策等问题。如果把建一个太阳电厂的投资用来补贴支持私人安装太阳能发电，也许可能开拓出10倍的市场。

　　其次，发展各种低碳节能、绿色产业和绿色产品，也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着。如节能保温墙砖，不污染的绿色家具以及各种环保产业。这方面很多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策问题。如果能够在这方面实施一些有效鼓励政策，就可以在减少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同时，既能够增加GDP，又可以改善环境，何乐而不为呢？

　　再次，发展碳交易。多年前，亚行就资助山西试点，最近深圳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率先启动了碳交易平台，深圳能源将2万吨碳配额卖给了广东中石油和汉能控股，5名个人投资者也向深圳能源购买了1112吨碳排放交易权。这方面的前景相当广阔。

　　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环境问题是一个外部性很强的问题，政府的有效行动相当重要。在目前的制度条件下，一个发展型的政府是不会考虑环境问题的，于是除了中央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进行环境监测和监管以外，地方政府和排污者实际上穿一条裤子，对污染排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中央政府的监管能力又是相当有限的，于是近几年出现了一种情况：中央政府监测和监管的指标有所改善，而没有监测和监管的指标在继续恶化，而中央政府能够监测和监管的指标，可以说是挂一漏万。如，大气污染，也只有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最近一些城市开始监测PM2.5，但污染严重了，也就不报了。其实，真正的监督者是老百姓。只有把老百姓动员起来，排污者就无所逃了。事实上，老百姓的环境意识也在迅速觉醒。据《2013年中国城市居民环保态度调查》表明，有超过五成的居民认为政府的环保工作“不及格”，77.2%的居民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优于经济发展；48.3%的居民认为，政府应当把额外收入用于环境保护，大大超过了用于改善医疗条件（28%）、多盖廉租房（9%）和经济发展（4.9%）。67%居民愿意以捐款、纳税和提高水价的方式出资来改善所在城市的水环境。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敢不敢、能不能让老百姓真正参与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