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有两个基本判断需要重点关注：

　　从短期看，按目前的改革力度和调控方向，今年经济中遇到的问题，明年同样存在且风险更大。中国经济、社会中积累了大量矛盾，是危机和转型在赛跑，我们的时间不多。把问题看得严重些，有利于我们主动开展工作。如果短期无法过关，就谈不上解决长期问题。

　　从长期看，要解决多年积累的大量经济问题，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已经很难，必须从社会、经济、政治三方面统筹考虑，做出长期安排。首先要严惩腐败，让百姓满意，巩固执政基础；其次要把已经做大的“GDP蛋糕”向穷人倾斜，在稳定民心的同时提高消费率；最后要只争朝夕抓改革，这是解决各种长期问题的唯一出路。

　　在去年12月19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会议上，就“顶层设计”问题我讲了四条原则、八大内容和三点方法。其中八大内容是：土地制度、经济结构、财税改革、城镇化战略、资源价格改革、金融改革、技术创新及国企改革问题。

　　现在要讨论的中国经济问题很多，大家见仁见智，不容易统一。若从方法论角度，我们应找到各种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有助于提炼出纲举目张的大问题。我认为，总的原则是“问题导向”，从问题入手，而不是简单地从经济学概念、逻辑入手。

　　譬如从扩大内需角度，我们可以引出中国经济长期的重大问题是要解决城镇化问题、贯彻城镇化战略。这个方向是对的。但面对现实中这么多复杂的问题，先抓哪件事，后抓哪件事，决策层怎么决策？城镇化是一个政策不断调整、执行的结果，而不是问题的原因。

　　城镇化，就是要让农民工能在城里先住下来，这就要进行户籍改革，要解决包括上学、看病等安全网建设中的财政资金问题。要让进城的农民工在城里住得舒服，就有水、电、气等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中的资金问题。谁投？怎么投？要让农民能长期住下来，并且把老人接过来，就要有就业机会。为此就要放松各个领域的投资管制，允许大量民间创业投资，这又涉及民营资本如何进入、服务经济如何发展、国企如何退出等问题。

　　所以，城镇化不只是让不让农民进城的户籍改革和财政有限的资金分配问题，它涉及经济领域的各种问题，错综复杂，深挖问题背后的原因，会引出一连串问题。

　　总量问题和系统性风险

　　解决中国经济长期的重大问题，要从抓总量和系统性风险两大问题入手。

　　一是如何确保GDP总量长期平稳增长，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必然的，合乎发展逻辑。但是速度下滑，问题就“水落石出”，不仅眼前日子难过，还会暴露一系列经济、社会中的重大风险。

　　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思路，只能是提高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4%到2010年的33.8%，十年内降了13个百分点。即使包括政府消费在内的总体消费率也由62%降到47%，十年内降了15个百分点。而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恐怕不存在第一个十年那么旺的全球需求了。

　　中国经济要稳定增长必须靠内需，而内需中投资已不能一味地拔高，产能过剩严重，剩下的只能靠提高居民消费率入手。而要真正拉动消费，必然会触及一系列重大问题。

　　例如，当前国务院正在研究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这很重要，但改革后提高的消费，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居民消费率，也不可能去填补因投资与出口减少而出现的缺口。

　　拉动消费，就要抓社会安全网络建设，包括医疗、教育、养老，以解决预防性储蓄问题，这就会涉及扩大财政支出问题。如果财政转移支出多了，政府投资少了，稳投资又涉及扩大民间投资及国退民进的问题。

　　扩大中国居民消费的重头戏，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的消费，这可能是今后中国消费增长中最快、最大的一块。怎么提高？最有效的途径是释放农民手中的土地“能量”，这就要涉及宅基地的安排、土地的流转制度、小城镇土地规划等问题。

　　居民的财产收入，是中等收入国家提高居民消费的一大途径。如何提高？总不能长期靠炒房地产，要靠民间创业和投资。如果房地产市场整顿到位，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减少，中央与地方财税如何重新安排？届时若国家财力问题凸现，要不要变卖一部分国有资产？投资需求中地方政府投资捉襟见肘，不是对民间投资“情不情愿”放开的问题，而是如何鼓励。

　　如果采取以上措施，还不能解决居民宏观平衡中居民收入与消费增长的问题，那么长期负利率就是不合适的。利率要市场化、金融改革要配合，银行利润要减少等，这会迫使其他方面的改革速度要加快。

　　不难看出，如果我们想从根上解决消费问题，必然会涉及大量重要问题和制度改革，几乎可以统领我们解决总量增长所遇到的各种长期问题。

　　二是抓住系统性风险问题的解决。

　　美国学者鲁比尼曾预测，2013年中国经济要出事；国外某机构又预测，2016年中国整个银行体系要崩溃。我们可以不信，但应该把这些预测当苦口良药，起到警示作用。

　　从风险传导机制入手，我们很容易理解一系列经济问题的逻辑关系。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必然的，坚持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方向也是必须的。打击投机炒房，就会导致房市交易量和交易价格的下降；量价下跌，从实体经济讲，必然会引起其他行业投资、工业利润、税收下跌；从资金链看，房价下降，自然会引起土地价格下降；地价下降传到土地财政收入大减，再传到地方融资平台问题难解决，最后会不得不引起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问题。

　　中国2400多家上市公司中，银行股只有16只，但利润却占2400多家公司利润近一半，如果银行资产质量下降，股市怎么能“由阴转晴”？

　　所以我在去年底曾提出，房地产调控是2012年宏观调控的难点和关键。但是，今年初以来国务院领导、住建部在不停地强调要调控，为什么市场、地方政府仍在与中央政府博弈？因为仍存在不该有的预期，期盼房价恢复上涨？

　　能不能把打击炒房、支持刚需的政策说得更精确、明朗些？更彻底、长期化些？我猜测，这本应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又不行。因为信号明朗后，炒房的人会纷纷抛售，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经济危机就会真的来临。目前采取不明朗的预期策略，估计是想稳住增长，但这又绝不是长远的良策。所以说，今年的经济困难，在明年上半年仍会存在。

　　今后怎么办？

　　下一步，要看中国房地产投资下降后，其他投资能不能替代，否则中国经济增长就会很麻烦。

　　目前靠政府投资财力已有限，能不能真心实意去鼓励、而不是被动响应落实“新非公36条”？能不能变卖一些国有股份，扩大民间资金的“投资乘数”？中国不缺资金，只要放开管制，理顺政策，会涌现大量民间投资替代房地产投资，补上中小城镇建设中的财政投资缺口。

　　不少人对中国经济很悲观，富人移民的不少，部分消极情绪也体现在股市走势上。究其原因，除了经济增速合理下降，主要是因为一些人看不清这些系统性风险，弄不懂政府准备怎么去解决，因此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其实，相当多的人既认同中国增长的巨大潜力(但仅是潜力)，但又因看不清前途而缺乏信心，这是当前中国经济深层次的大问题。要抓住化解系统性风险这一牛鼻子，政府就需要对经济发展中已积累的很多麻烦必须做出系统的、正面的回答。

　　只有把当前困难的“底数”向市场坦然承认，同时把一系列需要调整的政策说清楚，包括如何解决投资替代问题，如何提高消费，并在逐步解决好房市泡沫问题的同时，使逐步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预期明朗化，才能让海内外投资者真正确立理性预期，相信中国在今后十年仍拥有经济高增长的潜力。否则，只能以危机形式来强制实现经济调整，后果难以预测。

　　因此，寻找今后5年－10年中国经济的重大问题，不妨从以上两大问题切入，顺藤摸瓜，纲举目张，从而理清经济改革“顶层设计”路线图。

　　应抓紧制定国家关于促进居民消费的发展规划，统筹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内部，应尽快制定一个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预案，重点围绕用一定的时间消除房市泡沫、使经济平稳增长这一主题，提出组合性的政策储备，择机逐步出台，在平稳增长中真正做到经济结构的逐步调整。

　　其他单项的重大经济问题，可以从配合的角度，分别搞单项改革方案。例如，关于金融改革、鼓励创新、资源价格改革、扩大世界市场等。特别是最后一项，在今后5年－10年全球需求减少为大概率事件的情况下，如何消化中国已经形成的巨大产能和保持今后中国平稳增长中又新增的一块产能，至关重要。

　　新需求在哪里？必须开拓新的世界市场。除拉美、东盟十国，非洲市场不可忽视。16亿非洲人的手机、冰箱、洗衣机、汽车、食品需求还会大大发展。“中非论坛”承诺未来三年我们给200亿美元贷款，我认为远远不够。

　　作为战略考虑，应抓住人民币国际化和现有3万多亿美元储备的历史机遇与资源，在内部形成一个有长远意图的对外投资、贷款与援助的国家综合性指导意见。我们应做出精细的安排，扩大人民币和美元的“双币”对外投资、贷款与援助，让资金出去，让对方国进口中国产品、消化中国的产能，稳住中国的增长。同时支持对方国形成一定的投资能力、打造有竞争力的商品，进而扩大针对对方国的进口、特别是资源的进口，以平衡国际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