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000美元以下为低收入国家， 1000-3000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3000-12000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2000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根据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上，经济增长的条件和因素会发生变化，以往驾轻就熟的政策手段也不再行之有效，进一步的增长遇到格外严峻的挑战。

    世界上有为数不少的发展中国家，较早就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迄今尚未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就是因为未能成功应对这种挑战。如果一个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上徘徊数十年，还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意味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任何国家终究要经过一个中等收入阶段，但是，并不注定要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根据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经历可以发现，一个国家如果相继发生以下四种情形，便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步，经济增长自然减速。经历过高速增长的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会发生自然减速或冲击性减速。造成前一情形的有诸如人口红利消失等原因，造成后一情形的有诸如债务危机等原因。例如，有关研究发现，大体上，在人均GDP达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之后，既往有利于高速增长的因素发生变化，传统增长源泉逐渐消失，因此，许多国家增长速度会发生一个明显的减慢，增长率平均下降幅度可达60%。

    第二步，自然减速变成不正常的停滞。在发生增长减速的情况下，如果政策应对不当，就会造成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伤害，增长率甚至会进一步下降，经济陷入停滞状态。在这类政策失误中，一种典型的情形是，面对传统增长源泉消失的情况，政策未能从供给因素上引导投资者和生产者寻找新的增长源泉，提高潜在增长率，反而刺激需求，使增长率偏离潜在能力，造成产能过剩、通货膨胀、泡沫经济、扭曲激励以及保护落后等等不良结果。

    第三步，经济停滞引发社会问题。在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环境下，蛋糕不再做大，激励因素从生产领域转向诸多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着眼于重新分配既定的蛋糕。这时，在资源分配中有较强谈判地位的群体，便获得越来越大的份额，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弱化了社会凝聚力，甚至激化了社会矛盾。这时，即使政府意图改善收入分配，也因缺乏经济增量和难以触动既得利益，无法实际奏效，政策陷入口惠而实不至的民粹主义。

    第四步，不合理的分配格局被体制所固化。获得最大分配份额的群体，也恰恰具有更大的政策影响力，为了维护和固化现行的分配格局，试图影响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阻碍任何旨在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改革。结果是体制弊端越来越严重，且积重难返。这种情况进一步伤害生产性活动激励，导致这个国家难以摆脱经济停滞的命运。

    在一些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以上四种情形的发生，不仅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在空间上也常常具有并存性，我们可以称之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四部曲。四个步骤完成之后，相应的特征既已具备，一个国家就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

    在迄今为止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中国成功地摆脱了贫困陷阱，2012年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恰好处在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征途上。而随着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减少以及抚养比的上升，人口红利开始消失，潜在增长率已经明显降低。根据测算，中国GDP年增长率将从1995-2010年期间的平均10.3%，降低到2011-2015年期间的7.6%，并将进一步降到2016-2010年期间的6.2%。

    由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经济减速是正常的，只要实际增长率不低于潜在增长率，就不会发生周期性失业，还能缓解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时，要避免的是政府借助产业政策和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尝试拉动需求，把实际增长率推到潜在增长率之上。在坚持避免迈出中等收入陷阱第二步的同时，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缓解劳动力短缺压力，通过促进生产要素在部门和企业间流动提高资源分配效率等一系列改革，都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

    改革不仅要着眼于创造有利于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制度红利，还要着眼于防止中等收入陷阱第三步和第四步，坚定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收入分配状况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算，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虽然已经出现一定的下降趋势，仍然属于较高的水平。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源分配和占有的不均等和不公平，导致居民资产性收入的严重不均等。在蛋糕不断做大的高速增长时期，这些矛盾还没有激化，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如果不能加快速度和加大力度，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及早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体制的固化，问题将越来越难以解决。

    因此，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唯一的出路是加快改革的步伐。首先，改革可以带来制度红利，填补传统增长源泉消失造成的增长缺口。例如，我们的模拟显示，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稳定农民工的就业，可以显著地增加劳动力供给；通过构建更加公平的竞争条件，可以大幅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可以明显提高潜在增长率。其次，调整收入分配是保持社会稳定，形成改革共识以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领域。遏止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防止形成既得利益群体，才能实质性推进改革，真正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获得新的增长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