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经济问题，是和人口红利消失有关的，所以我们从这个问题开始分析。在过去这些年，在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其实还经历了另一个引世人瞩目的变化，那就是一个迅速加快的人口转变过程。通常我们衡量人口转变，也就是说如何从一个高生育率一直到低生育率的发展历程。在7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生育水平就大幅度下降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继续下降，到了90年代初期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2.1之下。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量意味着一对夫妻终身生育的孩子数量，所以2.1是一个生育率的替代水平。目前按照官方和学者比较一致、妥协的一个结果，我们认为大体上中国的生育水平在1.4。我们可以做一个国际比较。世界平均水平是2.6，不发达国家，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是2.5，即使是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也是1.6，那也就是说我们甚至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果你要是在国际场合说世界上哪个国家的生育率最低，通常人家会说日本，但是日本跟我们是一样的，目前也是1.4，因此中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了。

    随着生育率的变化，我们的人口就和过去所想象的不一样了，过去我们说争取不要超过16亿，目前我们会经常遇到一些关注这个问题的人士，甚至有一些作决策的领导会问中国什么时候达到15亿。其实我们要知道，中国的人口不仅不会到达15亿，也不会到达14亿。根据最新人口普查，在2022年的时候中国达到人口的峰值，那个时候是13.8亿。在13.8亿之后，中国人口就开始负增长了，随后人口的减少速度也是很快的。

    其实影响经济增长的不是人口的数量，我们现在基本上放弃了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有关的理论，人们发现人口的结构，特别是人口的年龄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效果相关。我们看一看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展变化。

    在2010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是不断提高的，每年都在增长，同时老年人口增长没那么快，少年儿童人口是在减少，因此劳动年龄人口在增加，而且占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的提高。这个时期也是人口的负担比较轻的时期。直到2010年为止，我们都是这么一种状况，因此人口结构变化给我们带来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比如说劳动年龄人口充足，提供了充足劳动力，因此经济增长不会遇到劳动力的瓶颈。同时人口抚养比低，而且还是不断下降的趋势，就会使得我们经济中生产出来的剩余可能储蓄起来。

    到现在为止，我们也听到很多呼声，大家说中国经济形势非常令人担忧，非常严峻。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把短期的宏观经济的现状和长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结合起来认识的话，我们不会得到这样的担心，而且事实上从我们搞劳动就业人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增长速度降到了8以下，却没有发生明显的失业现象，原因在什么？在于我们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经济转折。

    第一个，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如何判断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前些年我们就在讨论，说中国要到达刘易斯转折点，所谓刘易斯转折点，学者都用自己的理解去定义，我的定义非常简单，就是在这个转折点之前，劳动力无限供给，任何企业你用不变的工资可以随时雇到所需要的劳动力。这个转折点到达以后，意味着什么呢？你还能雇到劳动力，但是必须涨工资，不涨工资人家就不来了。也有很多企业现在缺工，因为它们没有能力承受更高的工资支付。

    过去很多年大家不同意我的判断，也有一些同情我的学者说，你要是把刘易斯转折点划得更宽阔一些，叫刘易斯转折区间。经济发展是一个长过程，你不要说一年，你说一个较长的时期，可能更容易被人接受。不过，如果这个期间无限的延长下去就没有意义，所以我们看第一步，这个区间开始的时间，至少在中国应该是2004年，我们在沿海地区看到了民工荒和农民工工资的上涨。最后它就扩展到全国，迄今为止从未停过，即使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全国性的民工荒也有。这个区间什么时候结束？终归有结束的时间，我想2010年应该是结束期了，因为从那一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已经下降。这是长期趋势，下面我们把长期趋势和短期的宏观经济形势结合起来判断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我想作四种宏观经济情形，就是说我们都说当前宏观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把它归纳成四种，分别是由（1）强供给与强需求，（2）强供给与弱需求，（3）弱供给与弱需求，以及（4）弱供给与强需求组合而成。简单说，2010年以前，“十二五”之前，我们叫强供给，是因为那时潜在增长率比较高，差不多是10%。从“十二五”开始，我们潜在增长率降到了7%，往后还会到6%，以后还会更低，因此我们以2010年划个杠，此后就是弱供给的时期。

    需求的因素，中国讲需求叫三驾马车：出口需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这些需求因素相对稳定，没有因为人口的因素发生一个巨大的转折。因此它不稳定的时候通常是短期的冲击性的因素。比如说金融危机，比如说欧洲债务危机，这些都会影响中国的需求。这样，从供给和需求的四种组合，我们就可以看在什么时候，我们遇到的是什么样宏观经济形势。

    我们看第一种，强供给和强需求的结合，也就是说很高的潜在增长率和比较强劲的需求的结合，很自然，它是2010年之前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时间里的一种常态，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解放了生产力，收获人口红利，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很高。在短短三十年时间里，我们居民消费的更新、换代是西方国家花了一两百年才发生的事情。同时我们开发中西部、推进城镇化，都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加上加入WTO，我们也获得了全世界庞大的市场，因此我们的需求总体上也是强劲的，因此强供给和强需求的结合就是高的潜在增长率。虽然年度也有波动，但是实际增长率跟潜在增长率大体上是一致的。

    第二种组合是强供给和弱需求，也是在2010年之前总体的状况下时常遇到的情形。弱需求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们的需求遭到了一些冲击性的因素。大家看看如80年代末，我们的需求遭到了冲击，因此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90年代末、本世纪初这几年也是一样，我们那时候遭遇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了稳定宏观经济采取了不同措施，加上制度改革，因此出现了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形，这是一次冲击。再有就是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我们的实际生产能力也没有得到充足的利用，这是在过去的常态中出现的一些冲击性的现象。

    第三种组合是弱供给和弱需求组合，就是潜在增长率下降，也就是说2010年之后，我们潜在增长率明显降下来，同时需求因为某种外部的因素也下降了，就是弱供给和弱需求的组合，2012年就是这种情形，包括今年也可能是这种情形。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潜在增长率降下来了，凑巧去年是欧债危机最严重的一年，其他的发达国家复苏乏力，因此我们出口需求受到了严重的抑制，经济增长速度第一次降到8%以下，去年实现了7.8%，而我们测算去年的潜在增长率是7.5%，国务院的目标是7.5%，结果7.5%和7.8%基本吻合。

    我们可以看到，去年的劳动力市场还是旺盛的，还是出现了岗位供大于求的总趋势。因为我们讲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的时候，即经济增长强盛，失业率就低，其实指的是周期性失业。还有一部分，结构性的失业和经济增长无关，任何时候它都是比较稳定的存在。

    第四种组合。最后还有一种情形，潜在增长率降下来了，还是有强劲的需求。我们设想2010年之后潜在增长率是下滑的趋势，是正常的速度，但是假如政府不接受这个速度，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要保就业，要保财政，我非要9%甚至更高，中间这个增长缺口怎么补？政府能够做的事就是用刺激性的政策拉动需求。

    我们知道经济增长去年开始下滑，下滑以后就有很多人开始担心了，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人没有研究潜在增长率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个下滑可能是需求不足造成的。因此经济学家就开始出主意了，经济学家大部分都会说，我们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儿呢？比如说城镇化就可以大规模地拉动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还有的经济学家说中西部的开发也是投资领域，基础设施还是不足的。

    这种经济学家的建议，很容易和政府一拍即合，因为政府发现，在实施你们这些建议的时候，我是有手段、有抓手的，驾轻就熟。比如说产业政策，本来任何国家都可能会搞一些，因为它是帮助你看到未来的比较优势在哪，政府补助、补贴、引导，引导投资者和企业向那个方向走。但是有的时候政府也倾向把产业政策当成拉动投资需求刺激的手段，比如说2009年我们在实施4万亿的投资计划的时候，同时推出了振兴十大产业的措施，因此刺激性的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就合并实施了，无论积极效果还是消极效果，都可以说事半功倍。

    政府对区域政策也很有心得，实施了一些区域发展战略，发现也可以用来刺激经济增长。再加上我们4万亿投资，看上去很成功，因此经济学家在这个地方会不谋而合。假如说我们用拉动经济的办法把需求刺激上了，变成了一个弱供给和强需求的组合，我们可以想象它对资源的压力会非常大，因为你的潜在生产能力到这一步了，你一定要超越它就意味着会造成通货膨胀、泡沫经济、价格扭曲、保护落后等等，这是我们所最不需要、最不希望看到的东西。因此判定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我认为潜在增长率下来了，实际增长率就要和它相符合，不要去超越。

    看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我们未来的制度红利也会和我们人力资源相关。总的来看，我们面临的越来越不是总量的就业问题了。大家都说今年是史上最难就业年，其实你问问农民工是最难就业的一年吗？不是，因为农民工还是短缺的，大概有相当多的企业，可能有80%的企业仍然在抱怨招工难。但是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确也是非常实际地存在的，因此说我们遇到的越来越是结构性的就业难题。

    我想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有很多。有些研究者最近找了很多中国教育数据，我发现很有意思。中国就业者中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占10%，美国占40%，我们比美国低了30个百分点。但是更大的一个差别体现在大学生的分布结构上。在中国，大学生比重比较高的行业高度集中在公共管理、教育卫生、信息业、金融业，其它部门都微不足道，比重非常低。而且这些部门中大学生的比例是高于美国的。但是，再看美国大学生的就业方向，在农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业，一般的商贸、餐饮、旅游业等部门，大学生比例都相当高。

    当然，我并不是建议我们的大学生应该去当服务员，应该回到家庭的承包地上当农民，不是这样。但是，这些看上去比较低端的产业，其实在美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它已经创造出需要更高的人力资本去从事的岗位。中国是没有这个需求的，因此大学生固然应该有一个观念的转变，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与我们各个行业提高生产率水平，提高技术构成是密切相关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如果我们资源配置更有效，大学生就业岗位就大幅度增加了，因为如果这个部门雇用的都是高技术人才，其他部门则一个大学生都不需要的话，就意味着资源配置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说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不受欢迎呢？其实如果说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上不需要技能，只需要甩着膀子干活的人，那就说明我们的产业结构有问题。但事实上，如果按学历分的话，很自然可以看到，大专和本科的时候，是最不受欢迎的，这符合大学生抱怨就业难的说法。但是，要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技能资格，比如说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还有各种职业资格来划分，我们发现其实最需要的还是职业资格更高和专业技术职务更高的。

    因此很自然就说明，我们的以学历，甚至受教育年限所衡量的人力资本其实没有真正转化成在生产中直接有效的技能——就业技能和创业技能。很显然，是我们教育部门的问题，和老师有关系，和我们大学校长也有关系，和我们教育部门也有关系。

    从劳动力市场上，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比较令人担心的现象。我们从2004年开始，农民工短缺，农民工的工资一直在上涨。这个上涨看上去当然是好事，因为低端的劳动者工资提高可以改善收入分配。但是也带来了一个负激励，就是说现在农民的孩子不愿意上学了，不要说上大学，高中都不上了。今天看上去是他们的黄金时期，工资也涨了，也有需求，但是我们看看未来是什么样。

    从农民工分年龄的受教育年限看，他们在最好的年龄上也仅仅受过9年多的教育，未来我们的产业结构要发生变化，需要更高的人力资本，即受教育年限10年以上。到了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岗位上，需要13年到14年的受教育年限，农民工都不符合要求，因此我们还是必须要鼓励他们读书。当然农民工也要受培训。短期内或许只能靠涨工资吸引就业，但是如果说工资涨得太快的话，不是所有的企业，而且不是所有的有潜力升级换代经营更好的企业今天都能承受得起工资上涨，因此，过度依靠工资上涨的方式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

    从中期看必须靠培训，但是这个培训麻烦在哪？就是我们的雇佣关系是不稳定的，从农民工来说，不能预期长期在城市待下去，因此不会在某一个技能上接受过多的培训，没有必要。所以要借助户籍制度改革稳定雇佣关系，对于提高人力资本也是非常重要的，最终的教育一刻也不能停，我们绝不能因为大学生就业难就停止高校扩招。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面，我们的教育发展是最快也是最有效的，因为我们有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还有高校扩招。日本曾经有过扩招，有过大学生就业难，有过社会的批评，因此他们在80年代中期以后就放慢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我想这也可以解释日本过去20余年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