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态势

 

    1.国民经济增速略有回升

 

    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3867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增速略有回升。其中，一季度增长7.7%，二季度增长7.5%，三季度增长7.8%，呈V形态势。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5669亿元，同比增长3.4%；第二产业增加值175118亿元，增长7.8%；第三产业增加值175975亿元，增长8.4%。三季度环比增长2.2%。

    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6%，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3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集体企业增长4.5%，股份制企业增长11.0%，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7.9%。分大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制造业增长10.3%，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6.8%。分行业看，41个工业大类行业增加值全部实现同比增长。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增加值分别增长8.9%、10.5%和11.0%。

 

    2. 居民消费价格上升

 

    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5%，涨幅比上半年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2.5%，农村上涨2.7%。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涨4.4%，烟酒及用品上涨0.6%，衣着上涨2.3%，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上涨1.5%，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上涨1.5%，交通和通信下降0.4%，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上涨1.4%，居住上涨2.8%。9月份，CPI上涨3.1%。

    前三个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1%，降幅比上半年缩小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2.2%。

    3.劳动力供求持续下降

 

    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100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的统计显示，第三季度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564.8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524.2万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08，比上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上升0.01和0.02。从供求总量看，与上年同期相同的88个城市中，本季度的需求人数减少13.9万人，下降2.5%，求职人数减少约39.2万人，下降7.3%。与上季度相同的95个城市中，本季度的需求人数、求职人数分别减少23.2万人和25.6万人，分别下降4%和4.7%。分区域，东、中、西部市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06、1.08、1.13。

 

    4.外汇储备余额继续增加

 

    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66万亿美元，比6月末增加0.16万亿美元。9月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1480元人民币。

 

    二、因素与结构

 

    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农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

 

    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09208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0.2%），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99001亿元，增长17.6%；民间投资196611亿元，增长23.3%。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同比增长18.8%，中部地区增长23.4%，西部地区增长23.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6799亿元，同比增长31.1%；第二产业投资132607亿元，增长17.1%；第三产业投资169802亿元，增长22.3%。

    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8817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3%），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消费品零售额84571亿元，同比增长11.0%。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45799亿元，同比增长12.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3018亿元，增长14.5%。

    2. 出口增速略有回落 对外投资增长加快

 

    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30604亿美元，同比增长7.7%，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9个百分点；出口16149亿美元，增长8.0%，回落2.4个百分点；进口14455亿美元，增长7.3%，加快0.6个百分点。进出口相抵，顺差1694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中，一般贸易进出口16162亿美元，增长7.8%；加工贸易进出口9894亿美元，增长0.7%。9月份，进出口总额增长回落到3.3%，其中出口下降0.3%。

    1－9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8025家，同比下降11.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34.2亿美元，同比下降3.8%。1－8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358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下同）565亿美元，同比增长18.5%。其中股本投资和其他投资占79.5%，利润再投资占20.5%。截至8月底，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4920亿美元。

    3.财政收入持续增加  进口税收减少

 

    2013年1－9月，全国实现税收收入84412.11亿元，同比增长9％，比去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国内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增速加快，比去年同期增速分别加快2.4和19.2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增速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营业税和消费税增速分别回落1.2和7个百分点；进口税收增速明显回落，且呈负增长。

 

    4. 货币供应持续增长 流动性比较宽松

    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07.74万亿元，同比增长14.2%，比上月末低0.5个百分点，比上年末高0.4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31.23万亿元，同比增长8.9%，比上月末低1.0个百分点，比上年末高2.4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5.65万亿元，同比增长5.7%。前三季度净投放现金1833亿元。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7.28万亿元，外币贷款增加823亿美元；人民币存款增加11.27万亿元，外币存款增加385亿美元。

 

    5. 银行间市场成交减少  月加权平均利率稍升

    前三季度，银行间人民币市场以拆借、现券和债券回购方式合计成交182.42万亿元，日均成交9703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减少8.2%。9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3.47%，比上月高0.03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3.49%，比上月高0.04个百分点。

 

    6. 股指触底反弹 上升趋势不明

    三季度股指触底反弹，上证综指从低点1850点反弹至2270点，反弹幅度达23%。股市反弹反映了三季度国内外经济趋势，美国经济近几个月出现加快复苏的迹象，给全球投资者带来信心。国内政府抑制泡沫、调整结构的政策，也对股市注入一定的信心。随着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及温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施，股指随着经济回升下降有限，且经过二次探底后，展开短期快速反弹。从技术面看，上证综指目前只是呈现长期下行趋势中的反弹，没有迹象或证据表明股市反转和新一轮长期上升趋势。

    三，政策效应

 

    总体走势

 

    2013年前3个季度，GDP增长分别为7.7%、7.5%和7.8%，经济运行走势出现变化，从前两个季度的持续走低，到第3季度的反弹回升，形成V形格局，为实现政府今年7.5%的目标提供了保证。

    不过，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中国经济转型换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内在趋势不大合拍，也同很多机构和人士的预测开了个玩笑。今年年初，绝大多数机构预测经济增长将出现强劲势头，最高将达到9.3%，大多数预测在8－8.5%，结果是前两个季度出现连续回落，又使得很多机构进行修正，预测第3季度还会回落，结果又发生趋势性预测失误。于是，人们对这种反弹的出现及其原因和未来的走势发生了分歧：是总体平稳，稳中有升，稳中向好，还是政策刺激，回升不稳，隐忧加剧。

    其实，有7%实实在在的增长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业绩，在世界上仍然的是最快的，发达经济体不用说，也明显领先于新兴经济体。但是，由于第2季度的增长率回落到了7.5%，如果把1季度出口货物旅行的部分扣除，上半年的增长率也许还要降低一些。因而政府政策开始转变，从6月份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连续7次都明确提出，首先要着眼于“稳增长”，同时兼顾“调结构和促改革”，而稳增长政策的重心是稳投资，于是，一些新的项目加快批准，一些原来没有上马的项目开工，有所谓新的4万亿投资之举。

    如果单从实现政府增长目标来看，也并不有什么大问题。国家统计局9月2日发布公告，对去年GDP的初步核算数字作了初步修订，调减了380亿元，增速由7.8%调降为7.7%，调减的很大一部分在下半年。这样，3、4季度的增长也自然会快一些。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自从2004年以来，出现了地方经济增长速度之和明显大于全国经济增长的现象，这种情况在今年上半年明显扩大。2004年相差3万亿元，达19.3%；2008年相差2.6万亿元，达8.8%；今年上半年相差31630.2亿元，达12.8%。现将各省市区（缺少青海省）上半年的GDP增长率列在下面。

   
    既然各地区的增长率均在7.7%以上，加权平均在10%左右，全国的情况也用不着担忧。在解释这种现象时，人们都把核算方法等技术问题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其实，如果是绝对数，地区间确有重复计算，全国统一核算确要消除一些在地区看是最终产品，在全国看则是中间产品。但增长率核算，这个问题并不明显，除非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因为这部分中间产品历年都是作为最终产品。

    在经济增长回升的背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风险进一步积累，不要轻言回稳向好。在结构性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现在的刺激政策可以见效于一时，如果再度回落，我们将如何应对。

 

    投资依赖与产能过剩

 

    今年1－3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2%，比上半年加快了0.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5.8%，大大高于第1季度的30.3%，表明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过度和更趋严重。于是原来停建的高铁项目纷纷上马，早已立项而未动工的项目，如广东湛江的钢铁项目也已开工。特别是房地产投资比重过大，占总投资的25%，房屋销售也比较活跃，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房价也在一线城市带动下继续上涨，地王频现，也与宏观调控的目标和要求相背而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消费和净出口不同，投资在当期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而建成投产，就转化为新的总供给的一部分，因此，投资的结构直接决定着产业结构和经济效率。如果投资于供给不足的部门和产品，那么就能增加供给，满足社会需求，缓解供求矛盾；如果投资于供过于求的部门和产品，那么就会加大产能过剩，造成巨大浪费。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来看，很多行业和产品都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而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使得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产能过剩并非今天才出现的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是困扰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顽症。然而，20多年来，产能过剩现象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政策收紧有一些效果，政策松动，又死灰复燃。2003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制止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盲目投资若干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3]103号）开始第一波调控时，列入淘汰产能的行业只有3个，今年7月26日－9月16日，工业信息化部连续公布了3批19个行业淘汰产能企业名单，经历10年调整淘汰，反而增加了5倍。

    根据官方数据，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的产能利用分别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以钢铁产业为例，2006－2012年共减少粗钢产能7600万吨，但同期新增粗钢产能4.4亿吨，新增产能是淘汰产能的近6倍。在越亏损越生产的怪圈下，钢铁产能不降反增。另据中钢协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钢铁企业平均销售利润率只有0.13%，1吨钢的利润不够买一根冰棍，6月份钢铁行业的亏损面达40.7%。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钢铁行业是低端产品产能过剩，2009年以后出现了部分高端板材产品产能过剩，目前生产高端产品的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反而低于生产长材和建筑用材的中小企业，产能过剩已经蔓延至全国26个主要钢材市场，几乎覆盖所有5大钢材品种。

    不仅如此，除了上述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以外，有色、石化，如氮肥、电石等一度热销的产品也因供大于求而出现销售困难，一些新兴产业，也出现产能过剩，如太阳能电池产能过剩达95%，风电设备产能利用低于60%。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2季度末工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8.6%，过剩产能高达21.4%。如此普遍的大范围、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如不能及时化解，将使我国工业陷入长期萧条。

    本月15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将重点锁定在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五大行业，并提出了未来五年化解产能过程的“路线图”。《指导意见》不仅指出了具体的治理目标，以淘汰落后产能为例，要求“在提前一年完成‘十二五’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基础上，通过提高财政奖励标准，落实等量或减量置换方案等措施，地方提高淘汰落后产能标准，2015年底前再淘汰炼铁1500万吨、炼钢1500万吨、水泥（熟料和粉磨能力）1亿吨、平板玻璃2000万重量箱”。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化解产能过剩的具体思路，即通过扩大内需消化一批，实施走出去战略向海外转移一批，通过兼并重组整合一批，严格环保等准入条件淘汰一批。应当说，这一思路是正确的，关键还在于如何真正落实和实施。

    产能过剩其所以成为顽疾，病根在体制上和政府身上。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和不合理的财政分权体制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产能过剩的主要推手，产能过剩产业进入易，退出难，再加上退出企业面临资产损失、债务处理和失业人员安置等现实问题，更增加了调整的困难。要知道，从本质上看，产能过剩是个市场问题。在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如果某个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必然会形成激烈的市场竞争，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在经营中失利和竞争中败北的企业会自动退出市场，整个行业就会回归供求基本平衡的状态，用不着政府操心费力。然而在我国，产能过剩是政府行为和政府竞争的结果，也成了政府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目前出台的《指导意见》已经是政府今年内第七次强调治理产能过剩问题。因为，作为一个发展型政府，过度地干预经济运行，混淆了政府和市场的界限，颠倒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企业化倾向严重，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投资型企业，借助地方融资平台进行资本运作，且组织得像一个一般的公司，官员行为也更像企业老总，其中心任务是通过各种手段扩大投资，以便创造更多的GDP和更多的财政收入。于是，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主体，但又不承担市场竞争的后果。正是地方政府预算的软约束，可以借助权力，与民争利，将成本转嫁给辖区百姓，进而以招商引资为名，通过土地、税收、资源分配等方面的优惠，扭曲市场秩序，导致了不公平竞争，再加上产业政策的失误，加剧了产能过剩。因此，化解产能过剩也主要依靠市场，不能主要靠政府，否则，无异于与虎谋皮。要知道，当政府掌握了对过剩产能进行治理的权力以后，市场就会退居次要地位，也会以种种办法限制市场的作用。

    从根本上来看，化解产能过剩还要通过改革，改革现行扭曲的政绩考核机制和不合理的财政体制，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校正和约束政府和官员的行为，从根本上解决地方的投资冲动和投资依赖，让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通过市场竞争来化解产能过剩。

    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中，政府的责任不是强制关闭淘汰落后产能，因为什么是落后产能，不是政府能够判断和鉴别得了的，而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政府只要提供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制定一套先进合理的能耗标准和环保标准，以提高准入门坎，并运用法律加强监管，保证这些标准的严格实施。

    在现行的体制条件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政策博弈已经遍及各个方面，化解产能过剩也是一场博弈。《指导意见》从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实际出发，提出了规范准入和执法问责的问题，但是，前者着墨不多，后者寥寥数语，仅用“认真执法问责，对工作开展不力的地方和部门，进行通报批评，建立健全责任延伸制度”一笔代过。因而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用对外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和经济转型

 

    今年前三个季度的对外贸易增长7.7%，平均看似乎不错，但其频繁的剧烈波动反映出来的问题值得关注。1季度因虚假贸易增长13.5%，2季度因打击货物旅行下降到4.3%，6月份甚至出现负增长，7、8月强劲反弹超过7%，接近经贸委预期8%的目标，但9月份又回落到3.3%，而且出口还下降了0.3%。这样一来，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从上半年的50.4%进一步降低到49.7%。应当指出，走低是必然的，也是经济调整所必要的，它表明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减弱。

    虽然月度数据难以代表趋势，9月份也可能有节日因素的影响，但今年的贸易情况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情况有很大关系。东盟、印度、南非、巴西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占中国出口份额的17%，由于债券收益率上升以及收紧信贷，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内需求趋缓，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但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却出现好转，美国经济持续复苏，欧洲经济企稳，而美国和欧洲占中国出口的份额要比新兴市场大得多；未来有可能对中国的贸易产生积极的影响。只是中日关系紧张，前三个季度对日贸易下降7.9%。不过，也应当看到一些新的因素，由于新技术创新，特别是能源技术的进步，能源价格大幅下降，美国提出了制造业回归的政策思路，而我国由于技术进步缓慢，再加上劳动成本和环境成本上升，原来的某些优势在逐渐丧失。当然，即使如此，中国的劳动成本仍比美国低很多，哪些制造业能回归，能回归多少，还不确定，但对此决不能忽视。

    在“中国制造”优势渐失、临危转型之际，货物贸易不可能再保持前些年高速增长的态势，而服务贸易更令人堪忧。9月27日，国家外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551亿美元，相当于同期贸易顺差（1079.5亿美元）的51%，虽然服务贸易的总量有所增长，但逆差扩大，不仅吞噬了商品贸易积累的顺差，而且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战略转型受到威胁。

    中国是一个旅游大国，但在服务贸易中，中国的旅游服务贸易却是最大的赤字来源。今年上半年，旅游服务逆差达357亿美元，同比增加64%。如果再看看国内黄金周的旅游情况，那么，我们的旅游业服务差，管理落后，国际化程度低，钱都让外国人赚去了。

    中国是货物贸易大国， 20多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去年的贸易量世界第一，带动了国际运输市场的扩大和运价的上升。但是，中国的物流企业国际化程度滞后，大量订单被外国物流企业抢占；也鲜有能力在国外建设港口、机场、仓储设施，只好把食品、鲜活商品和大宗商品的运输服务订单交给外国公司，“进口”运输服务。因而运输服务也有大量赤字，仅上半年就达263亿美元，仅次于旅游业。

    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业如此，金融、保险、咨询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更加落后，在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很低，其国际竞争力更差。今年上半年，金融服务进出口总额只有28亿美元，而金融、保险、专有权使用费和特许费等的贸易逆差则超过170亿美元。况且，这方面的发展和提升，绝非一日之功。

    中国服务贸易的巨额逆差与中国服务业的整体发展落后有关，到今年第3季度为止，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45.5%，不仅大大低于美国（80%）等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同类发展中国家。由于制造业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而服务业的政府管制又较多，高端服务业的垄断又比较严重，资源很难自由地流向服务部门，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其生产要素的参与率和生产率也明显低于制造业。不打破垄断，放松管制，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服务业很难得到较快的发展。

    不仅如此，更为严重的挑战在于，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在数字化交易和电子支付等新技术的推动下，世界服务贸易的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传统服务业的比例逐渐下降，新兴服务业的比重迅速上升。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都借助于其在高端服务业中的优势，展开全球竞争，希望打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中国日本商会、中国美国商会最近发布的相关报告，都对中国开放金融、咨询、电信、快递、医疗等服务业提出了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打破对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不必要的管制和垄断，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战略转型将会落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重商主义政策，重视引进外资，发展创汇产业，鼓励出口生产。应当说，在工业化的初期，这样做是正确的，不如此，不能实现经济起飞。但是，在30年后的今天，国内产业已经发展壮大起来，出现了产能过剩和出口增速下降，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在这种情况下，扩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改善对外经济贸易，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一着，是发展对外投资，促进国产品出口。今年1－9月，我国利用外资下降了3.8%，而1－8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长了18.5%，也预示了这方面的发展方向。经过30年的发展和积累，虽然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但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做的条件，关键是我们要有明确的理念和有效的对策。

    比如，由于重视技术创新、市场扩展和品牌建设，我国本土家电业的部分品牌已经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海尔、美的等家电品牌不断走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本土家电品牌市场走强的条件之一是，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一些具有潜力的企业能够通过资本市场获得大量资金支持，到国外进行投资并购，从而提高了这些品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再如，近几年，我国高铁行业高速发展，到去年底，中国高铁总里程达9356公里，今年以来，随着宁杭、杭甬、营盘高铁以及向浦铁路的相继开能，高铁运营里程已达10463公里，跃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相关技术已经相对成熟，虽然与欧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高铁整车、核心组件、技术开始向新兴国家、甚至欧洲出口。此次中泰两国签署《关于深化铁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标志着我国高铁技术出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高铁产业链主要包括三大部分，上游铁路基建，中游列车制造和相关设备，下游运营服务。我国经过引进吸收和自主再创新，在部分核心技术和组件上已经有所突破，形成了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并在国内的建设和运营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应用，这就为高铁出口奠定了基础，再加上国内高铁已经基本饱和，更需要开拓国际市场。

    我国的工程机械行业虽然起步较晚，但近10年来，随着国内建设的发展，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产品开发能力、设备制造能力、产业链掌控能力，实现了跨越式提升，其在全球产业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在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中，中国有11家，其中3家已经稳站在前10强的行列，一些重点骨干企业已经能够制造国际市场上常见的26种工程机械，其质量不输于外国产品，上半年出口72.89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工程企业的全球化布局，打开了走向海外的快速通道。三一重工27亿元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广西柳工斥资3.35亿元，拿下波兰工程机械企业HSW的工程机械事业部，徐工机械也并购了混凝土机械巨头德国企业施维英。通过国际化并购、重组、整合，中国企业在产品、研发、技术以及企业运营和市场开拓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这些案例说明，走国际化的道路，发展国外投资，拓展对外贸易，既可以化解国内产能过剩，又可以促进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型，是进一步保证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正确选择。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市场化改革，放松政府管制和打破行政垄断，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比如，中国现有3.6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支持企业对外并购，提供设备出口贷款，支持购买中国设备，使中国企业真正变成国际化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同时也就缓解了持有美国外汇资产的风险和压力。当然，投资的主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可以择机进入发达国家。其实，当年外国企业来中国投资，在国内建立了那么多三来一补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今天我们可以如法炮制，中国企业也到国外去投资发展。鉴于国有企业遇到的政治障碍和本身的体制缺陷，海外投资失败较多，应当更多地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

    不仅如此，随着海外投资的发展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提升，相应的服务也需要紧跟。比如，提供出口设备贷款，就需要发展金融服务和保险服务，也需要发展运输服务，这样，服务贸易也会发展起来。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和提升的必由之路。

 

    四，体制分析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

 

    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上海浦东外高桥挂牌成立，试验区各项事务正式启动运作。这是本届政府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一项重要举措。

    自贸区以现在上海综合保税区为界，包括三港四区，即洋山港、外高桥港、浦东机场空港，以及洋山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物流园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总面积28.78平方公里，是中国深度开放的试验场。

    30多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迈了两大步：第一步是1980年代初建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第二步是2001年加入 WTO。这两步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仅把中国引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而且带来了中国经济30年的超高速增长，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现在，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和运作是中国迈出的扩大开放的第三大步。

    从国内来看，中国改革和发展已经处在紧急的转折关头，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坐大和反对，国内社会矛盾非常尖锐，进一步的改革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和压力，政治体制改革无法突破，经济改革存在着停滞和倒退的危险；30年的高增长带来了严重的结构失衡、社会危机和生态灾难，原来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而调整和转型面临重重障碍和困难，如果没有重大举措，很难打破现有的格局。

    从国外来看，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简称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TIP）和《服务贸易协定》（简称TI－SA）谈判等，旨在回避和绕开WTO框架，为全球治理重新建章立制，引领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并从传统的商品贸易转向服务贸易和跨境投资交易；而这些安排又不把中国包括在内。如果我们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就会被边缘化，甚至面临着“二次入世”的危险。中国要取得突破，就要参与新框架的建立和新规则的制定，而要加入谈判，又遇到国内体制不适应的问题。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诞生的。

 

    自贸区总体方案的亮点和难点

 

    9月27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方案确定了自贸区的总体目标，即通过2至3年的改革试验，积极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和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和新型贸易业态，加快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全面开放，探索建立货物状态分类监管模式，努力形成促进投资和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着力培育国际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力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中国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探索新思路和新途径。

方案提出了5项任务，即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完善法制领域的制度保障。同时选择金融、航运、商贸、专业服务、文化领域、社会服务等六大领域扩大开放。其主要亮点有，一是决定暂停或取消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限制措施，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二是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研究制定试验区外商投资与国民待遇不符的负面清单，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模式；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将外商投资项目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三是自贸区只是“试验田”，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自贸区方案中这些亮点，也是实施中的难点。

 

    自贸区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前已指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在应对美国主导的泛太平洋合作伙伴以及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谈判的情况下设立的，后者就成为一个必要的参照和瞄准的目标。这从自贸区接受和采纳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就可以得到证明。这样一来，自贸区也就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这也是不少人都明确指出的。

    首先，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新规则是对WTO规则的超越和替代。WTO规则的关键是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准入后）国民待遇原则，旨在解决货物贸易自由化及与货物贸易有关的投资和服务贸易，而美国新规则的核心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和负面清单原则，旨在建立一个专司处置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一般性框架，是一个比WTO标准更高、范围更大、更为宽松的自由贸易规则。因为，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外资在没有进入以前就享有与中国国民和企业一样的待遇，特别是在企业设立、取得、扩大阶段，其待遇不能低于本国投资者；而负面清单是指给不开放的行业和受限制的商业活动开列一个清单，凡未列入负面清单的就是法无禁止皆可为。然而，上海自贸区并非美国主导下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也不能与美国签订双边协定，但又要根据这两个原则制定政策框架和改革路径，这就要求从实践WTO规则向接受和适应美国新规则转变。

    其次，服务贸易和金融交易与商品货物贸易有原则的不同。后者有实体性，可以限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进行，如保税区；前者是非实体性贸易，不可能用一道围墙限定在一定区域内。特别是金融市场，是一个建立在网络新技术基础之上的统一的全国性市场，上海自由区推出的9项金融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自由化等，都是以交易（而非贸易）为主的概念，如果自贸区内资本项目自由化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化，那就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港”和“集散地”。然而，上海自贸区又提出了28平方公里的区域概念，如果这个概念是真实的“围墙”性质，那就是一种“境内关外”模式，与一般保税区没有多大区别，更多的是政策上的再优惠；如果在这个区域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那么，这样的“围墙”就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开放就不是边境市场的局部开放，而是国内市场的全面开放。这是一种系统性的质变，其对经济和金融的影响将是全面和系统性的。

    再次，上海自贸区如果全面实施负面清单原则，那么自贸区乃至整个中国经济金融监管当局就要从重审批转向重服务，从事前审批转向事后监管，从静态监管转向动态监管和及时监管。特别是自贸区不可能是一个区域概念，自贸区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风险。这就对政府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通过外部压力倒逼内部改革的方式虽然是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但却遇到了新的问题，在现行体制已经相当僵化和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的情况下，这样的改革能够推进到何种程度，关系到自贸区试验的成败。

有人认为，既然美国的新规则把中国排除在外，我们可以另搞一套，明里不讲，暗中与其对着干。比如，我们可以效法欧元区的作法，成立“中元区”和“亚元区”，先把一国四地的货币统一起来，再进一步统一亚洲货币。这虽然是一个重要途径，但有点过于理想。政治上的不同体制和格局，经济上的巨大差异，我们希望，别人不信任，实施起来很难，借此来推进改革和转型，困难也许更大。比较现实的作法是，在办好上海自贸区的同时，深化中国与东盟的政治安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推动签署《中国－东盟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提升中国－东盟自贸区，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

 

    五，趋势预测

 

    今年以来，美国经济进一步复苏，欧元区也整体走出了衰退的阴影，日本经济也似乎结束了20年的衰退，全球经济总体上没有出现重大危机。但仍然面临着很多挑战，欧元区至少有五个经济体还处在衰退之中，受美联储缩减债务购买规模预期的影响，全球资本流动改变了方向，一些新兴经济体出现增长下滑、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其中，有的增长下滑是周期性因素的作用，有的是增长潜力下降所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认为，在未来的一年到一年半内，世界经济将面临“非常困难”的时期。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0月8日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把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2.9%和3.6%，分别下调了0.3和0.2个百分点。美国为1.6%和2.6%，下调0.1和0.2个百分点。欧元区今年将衰退0.4%，明年增长1%。发展中国家为4.5%和5.1%，分别下调0.5和0.4个百分点。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分别是7.6%和7.3%。

    从国内情况看，由于政府加大了经济刺激，增加了投资和新开工项目，将会对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的经济运行产生一定影响，预计第4季度的经济增长有可能保持在7.8%上下，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不会低于7.7%。具体预测情况如下。

 

注：1.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余指标按现价计算；

2.固定资产投资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工业增加值为国有企业和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值。

4. ※系前3个季度的数据。

 

2013－10－23，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