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错综复杂，积极因素和隐忧并存。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应对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保持当前经济平稳增长和增强中长期发展动力的重大战略选择。

 

    一、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内涵和特征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适应国际环境深刻调整和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对既有发展版本进行升级，使中国经济发展有更高质量、更具活力、更富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相比较于既有版本，“中国经济升级版”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和特征：

    第一，升级版的发展形态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升级版不是不要数量和速度，没有数量和速度，质量和效益也无从谈起，但升级版要求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是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的速度。相比较于既有版本，升级版更加强调质量和效益，这是因为今后一个时期，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能力的大规模扩张转向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科技进步和体制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就要求将经济工作的重心切实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第二，升级版的根本动力在于释放改革红利。升级版要求明确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进一步向市场放权，为企业松绑，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取消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规定，清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加快落实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并及时推出改革新举措，让市场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使经济发展潜能进一步释放出来。

    第三，升级版的需求动力来自于挖掘城镇化潜力。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相比较于既有版本，升级版更加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通过对包括户籍、土地、财税在内的制度改革，以及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第四，升级版的供给动力来自于增强创新活力。充分利用市场的倒逼机制，推进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促进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加快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通过改革构建创新生态，建立有利于创新潜能充分释放的体制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培育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五，升级版的重要保障是社会公正。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必须守护社会公正的底线，政府要当好社会公正的守护者，努力使人人享有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升级版更加强调要消除身份歧视，不论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来自怎样的家庭，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就可以取得应有的回报；不论是怎样的财富创造者，是国企、民企还是个体经营者，只要靠诚信公平竞争，都可以获得应有的成功。

    第六，升级版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升级版强调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持续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重点保障基本民生，编织一张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保障房等覆盖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坚守网底不破，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强调更加主动地采取措施，解决突出问题，力推绿色发展，让人民群众呼吸洁净空气、喝干净水、吃安全食品。

 

    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重大战略选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既有发展版本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带有当时发展阶段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问题，比如经济增长过多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发展不协调特征比较突出；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支撑发展，发展效率总体不高；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发展成果共享不足；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发展代价过高过大。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矛盾趋于突出，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创新能力不足日趋显现，能源资源约束持续强化，既有发展版本的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地暴露出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既有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部需求收缩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趋于减弱，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外部环境和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必须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可以说，再按原有版本运行下去，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风险将不断增大，必须加快发展版本的升级。

    从国际经验看，我国也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世界银行2006年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高收入的门槛。从二战以后的情况看，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既有利益格局制约，体制调整变革难以有效推进。

    我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后，2012年人均国民收入突破60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这个阶段往往是矛盾和风险凸显的阶段，劳动力成本进入上升期，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自主创新能力难以大幅提升，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积极主动地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使之更加适应外部环境和增长阶段的变化，从而避免原有发展版本的制约，最大程度地化解各种矛盾，才能充分利用发展版本升级创造的新的增长空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既定的发展目标迈进。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应对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保持当前经济平稳增长和增强中长期发展动力的重大战略选择。今后一个时期，我们既要化解过去高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又要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着力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增强可持续发展动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

    第一，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释放改革红利的战略要求。深化改革，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把应该由市场承担的功能交给市场，发挥企业的市场经济主体作用，强化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的职能，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就能释放经济发展的巨大潜能，激活经济发展的动力。

    第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挖掘内需潜力的战略要求。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较高。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市场扩张速度明显放慢，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外部需求明显收缩。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特别是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可以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进而吸纳过剩的生产能力，并继续创造基础设施和住宅等投资需求，使经济增长由过去过多地依靠外需转向内外需协调拉动，实现经济新的平衡。

    第三，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增强创新活力的战略要求。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科技投入大幅增长，自主创新能力有所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开始显现。但总体上看，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技术转移和转化水平低，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不完善，与经济发展结合还不紧密，但这也为增强创新活力留出了空间，只要加快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倒逼市场主体强化创新，推进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变就可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综上所述，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既十分紧迫，又有必要的空间，改革红利尚未完全释放出来，国内市场潜力尚未充分挖掘，创新尚未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只要我们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就完全可以打造具有更高质量、更有活力、更富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升级版。

 

    三、打造升级版关键在于释放改革红利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但经济转型客观上受到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制约。我国人口众多但劳动力素质偏低，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乡地区差异大，生产方式呈现多层次特征，增大了经济转型的难度。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经济结构加快变动，重化工业比重提高，能源消耗总量增大，资源环境矛盾加剧。与此同时，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各种矛盾集中显现，进入了矛盾多发期。

    从根本上说，经济转型迟缓主要是受到体制条件的制约。这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资源配置权过多过大，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仍较为普遍。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非公经济发展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财税、金融和土地制度改革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资源环境压力没有完全通过价格信号传递给市场主体。特别是现行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使地方政府重规模速度、轻质量效益，更多依靠行政手段推动发展，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使经济发展付出了较大的成本和代价。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根本在于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无论是挖掘内需潜力，还是增强创新活力，关键都在于深化改革，塑造新的体制机制和利益分配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机制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形成相关利益格局，决定对发展版本的选择。虽然相对于以往时期，推进改革受到“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的牵制，但不突破原有体制机制，不冲破既有利益格局，既有发展版本就很难升级。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就是比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渐进推进市场化改革，不断扩大和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和功能，另一方面，有效发挥政府动员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驱动为主，逐步转向由创新驱动发展和提高效率为主的阶段，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要进行相应调整。过去在成熟产业领域，技术路线明确，市场前景较为明朗，政府通过组织资源进行大规模投入，可以达到预期目标。但在新兴产业领域、技术路线不明确，市场前景也不明朗，再像以往那样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就会造成资源低效配置，甚至浪费和错配。这就要求政府从直接抓发展转变为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政府应该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为市场主体服务，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更加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把应该由市场承担的功能交给市场。

    第一，加快行政体制改革。以简政放权为核心，下决心减少审批事项，抓紧清理、分批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生产经营活动和资质资格许可等事项，严格控制新增审批项目，把市场和社会能够承担的职能交还给市场和社会。政府管理重心要逐步后移，由“前置”的审批环节转向“后置”的服务和监管，并且使“后置”严格依法进行规范。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推动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

    第二，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明晰产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合法财产权益，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更好地发挥我国资源要素潜力和综合配置优势。

    第三，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环境。加快国有大型企业改革，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促进产业升级、参与国际竞争、提升综合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消除各种制度性障碍，打破事实上存在的“玻璃门”和“弹簧门”，强化产权保护，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第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财政预算制度，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体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减少、合并一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建立健全覆盖全部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机制，提高基层政府财力。

    第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建立健全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放宽金融业准入，加快和规范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和面向小微企业、“三农”的中小金融机构，健全现代金融体系。

    第六，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改革个人所得税制，从高收入人群开始试点包括工资和财产性收入在内的综合个人所得税，建立政府高级公务员公布财产制度并纳入综合个人所得税。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并划拨政府持有的上市国企股份到社保体系，成为社保可持续收入来源。形成更加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制度，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第七，全面提高开放水平。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激发服务企业创新活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推进各个领域的开放合作。加快形成和完善一整套有利于培育我国竞争新优势的制度安排，引导企业由价格竞争转向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竞争。

 

    四、打造升级版要求挖掘需求潜力

    城镇化是我国最大内需潜力所在，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重点。本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6个百分点，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6%，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城镇化进程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滞后于城镇化发展要求，以及大中城市与小城镇发展不协调、城镇化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协调。特别是全国7.1亿城镇人口中，仍有约2.6亿农业转移人口没有完全市民化，享受不了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以有效挖掘城镇化带来的内需潜力，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城镇化，要从以城镇规模扩张为主的阶段向以提升质量为主的阶段转换，由以城镇建设为主向以人为本、城乡融合、绿色低碳的模式转变，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第一，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大约为农村居民现金性消费支出的3.2倍。大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之后，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购买能力和对工业品的需求将大幅提升，进而对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为此，要把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点，积极稳妥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农村产权确权、登记、颁证制度。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筹推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将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到符合条件的常住人口。

    第二，积极发展城市群和大都市圈。进一步优化发展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促进形成以上海、北京、广州等一批国际大都市为核心的开放型国际化城市体系，加快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海峡西岸城市群发展，积极培育北部湾、长江中游、成渝地区、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等一批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新兴城市群，增强这些城市群吸纳农村转移人口的能力，使越来越多有能力和符合条件的转移人口就地落户，逐步融入迁入地并实现市民化。

    第三，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加快完善小城镇发展的财税、投融资等配套政策，增强其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和人口集聚功能，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业和转化为城镇人口。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的政策，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同等权益。

    第四，增强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合理规划城镇人口规模，从严控制对耕地的占用，建立节约利用土地、水、能源资源的体制机制，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镇。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统筹中心城区改造和新城新区建设，有效预防和治理“城市病”。促进城市规模与布局与当地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地质构造等自然承载力相适应。创新城市管理方式，完善城市治理结构，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

    第五，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统一规划和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因果关系综合起来统筹加以解决，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促进城乡规划一体化，加强城乡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建设，建立城乡统一和均衡发展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

 

    五、打造升级版必须增强创新活力

    近年来，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科技投入大幅增长，自主创新能力有所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开始显现。但总体上看，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驱动，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推进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仍面临一些制约因素，主要是企业创新能力薄弱，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仅有不到10%有研发活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平均仅为0.71%，远低于发达国家2.5～4%的水平，技术转移和转化水平低，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不适应经济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要求。

    今后一个时期，推进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必须加快形成推动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通过为市场所需要、有利于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不同层次的技术创新，不断创造新的供给，从而满足和创造新的需求新的市场，培育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

    第一，推进企业主导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鼓励科技要素向企业流动，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加强研发平台建设，加大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加快建立高校、科研院所技术成果向企业转移机制，推进传统制造向以研发为基础的制造转型。

    第二，把科技创新与完善现代产业体系结合起来。我国正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能源，市场潜力非常大。要把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结合起来，力求掌握核心技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

    第三，构建科技创新的动力机制。加快生产要素和资源性产品的市场化改革，深化垄断性行业和国有企业改革，增强企业创新发展的动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力度。

    第四，强化科技创新的教育和人才基础。推动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对深化我国教育和人才培养制度改革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宽进严出”的教育体制，积极探索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机制，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

    第五，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有利于创新潜能充分发挥的体制环境，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使全社会创新潜能充分迸发出来。

 

（本文发表于《全球化》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