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问题有许多方法，但我始终相信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即在事物发展过程所包含的诸多矛盾中，只有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是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的本质与发展方向，所以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予以解决，其它矛盾才可以迎刃而解。

    正确认识矛盾是解决矛盾的起点，那么什么是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我认为是生产过剩，所以改革和结构调整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否则就难以见到成效。

    一、生产过剩正变得日趋严重

    生产过剩就是社会总供给显著大于总需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说明，生产过剩的发生机制是由于社会分配不合理，所以观察生产过剩程度的一个重要角度，是看社会总需求中消费所占的比重。今年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5·9%，比去年和前年都显著下降，所以前三季度7·7%的增长率主要是由投资贡献的，见表一。

表一：             2011年以来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表一数字可见，投资贡献率是三年以来最高的，出口的贡献率也在显著回升，只有消费的贡献率出现了大幅下降，如果看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2011年是17·1%，2012年是14·3%，今年前9个月是12·9%，下降也很明显，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的情况是一致的。消费的背后是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从9·8%下降到6·8%，农村居民现金收入从12·3%下降到9·6%。在经济增长率同比不变的情况下，支撑消费购买力的城乡居民收入出现如此大的降幅，说明社会财富成果的分配更加有利于储蓄而不利于消费，或者说是更加有利于增加供给而不是增加需求，估计四季度这个趋势也难以改变，所以在明年初公布今年的统计数据时，人们将会再次看到消费率的显著下降。消费和出口是最终需求，但是新千年以来，最终消费支出要比净出口额大出10倍，所以消费的收缩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就具有更大的意义。

    当然，投资和出口也是需求，如果投资和出口的贡献率能够继续提升，并足以抵消掉消费率下降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会继续目前7·5%以上的速度，甚至提升到更高水平，新千年以来中国出现的经济高增长，就是在投资与出口这两大需求引擎拉动下实现的，但是至少在明后两年，乃至未来五年内能否再依靠投资，特别是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还得打上个大大的问号。

    从出口看，从表一数字可知，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率，已从2011年的-5·8%回升到今年前三季的-1·7%，有关机构的分析说明，三季度出口的负贡献率更是缩减到-0·5%，这说明今年以来的经济回升，特别是三季度经济的显著反弹，与出口增长的恢复是高度相关的。但是前瞻地看，未来的出口形势并不乐观，甚至是很悲观，因为由于国际经济在现阶段的复苏，主要是由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用无限制的货币投放创造的，由于新的资产泡沫又在酝酿当中，我估计这个泡沫至多能维持到明年底前，到2015年，甚至是在明年下半年就有可能爆发一场新的国际金融与货币危机，这场新危机是次债危机的延续，但解决起来会更麻烦，因为发达国家在解决次债危机这5年中，已经把能用的手段都用尽了。

    本文的重点不是讨论国际经济问题，在这里我只想再强调一点，即这场危机的后续发展特征应该反复震荡，并越加激烈，所以危机具有长期化的趋势。发达国家的总体走势仍然取决于美国，美国在次债危机爆发后，直到今天其实体经济规模也没有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但债务规模却持续扩大，这种做法赌的是美元世界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随着债务规模越来越脱离美国的实体经济规模，美国的国力就不足以支撑美元的世界地位，所以在下一次危机爆发中，就很可能出现美元的信用危机，甚至是二战以来所确立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解体。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震荡与解体，必然会带来国际经济与贸易体系的剧烈动荡，并很可能导致国际贸易的严重萎缩，这就决定了外需将在很长时期内都不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反而可能会转变成导致负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净出口的比重从2·4%提升至8·8%，经济增长率相应也从8·4%提升至14·2%，次债危机爆发后净出口比重回落到去年的2·7%，经济增长率也回落至7·8%，基本上是净出口增长和回落多少，经济增长率就提升或回落多少，在下一场危机中如果外需严重萎缩，中国出口就会出现显著的负增长，成为再次压抑中国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

表二：新千年以来净出口比重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再看投资，许多人说三季度的速度回升是投资带来的，这是从投资贡献率显著提升的情况作出的判断，但是看一看投资增长率，2011年是23·8%，去年是20·3%，今年前9个月却是20·2%，所以可以很明确的说，今年以来投资贡献率的上升，并不是因为投资增长更强，而是消费增长更弱。

    此外，我一直认为，用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来代表投资需求增长并不科学，因为投资的特性是短期是需求，长期是供给，而投资完成额恰恰是处在投资从需求向供给转变的时点上，所以它是需求的滞后指标，是供给的先行指标，投资完成额的增长指标高，反而说明了社会总供给能力的增长仍处在高位。如果看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2011年为22·5%，2012年为28·6%，今年前9个月则猛降到只有13·3%，这种情况则预示着，明年的投资增长率很可能会低于15%。

    另外一个反映供给能力增长的指标，是新增固定资产的增长率，这个指标比投资完成额更能代表当前供给能力的增长情况。如果我们把2003~2007、2008~2010和2013年以来的新上项目增长率与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做一个比较，就可以明显看出，目前阶段仍是产能释放高峰，而新发生的投资需求正在低落这个现状，见表二。

表三：新上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率与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投资是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规模的扩大却不是为了增加投资，而是为了满足消费和出口增长的需求，因此若消费和出口低落，投资也不会发生。由于投资的周期性，使投资增长率的变化会滞后于消费和出口，所以就会出现目前这种消费和出口已经回落，但投资完成额与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仍处在高峰的局面，而需求不断走低和供给继续增长的格局，只会使生产过剩的格局愈加严重，从而使新增投资需求的增长率更低。

    综上所述，消费在分配机制作用下正在继续走低，出口需求的上升也只能是暂时的，未来也要走低，由于没有新的需求发生而前期建设的产能仍在投放，投资回落的速度甚至可能会高于消费与出口，所以，在发生大的改革和调整，使中国经济真正能转入内需引领轨道前，经济运行就不会不改变下行曲线，即便有时出现反弹也难以持久。

    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矛盾，就不断引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只是在冷战结束后主要工业化国家相继走上了“虚拟资本主义”的道路，以物质产品生产过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才转换成货币金融危机。但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任务，所以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传统特征—生产过剩，就仍然是会引发经济危机的主要机制。这个矛盾在中国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后之所以会长期没有爆发，是因为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形态发生转变后，首先是形成了全球性的货币需求扩张，能够吸纳中国经济中所产生的全部剩余产品，这既表现在净出口比重的显著上升，也表现在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但是次债危机爆发，全球货币需求的扩张被中断，这个矛盾就开始显露出来。

    目前在中国内部的确隐藏着许多经济与社会矛盾，但是细数这些矛盾，没有一个会在中短期内从内部引发危机，而生产过剩危机却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常态。中国还没有经历过生产过剩危机，但生产过剩状态却已经存在了好几年，并且正在向越加严重的方向发展，这种态势会否把中国引入一场危机，现在还不得而知，但200多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却告诉我们，生产过剩与经济危机之间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从生产过剩到爆发经济危机，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生产过剩积累到一定程度，危机才会爆发。从中国自己的经验看，过去认为7%的经济增长率似乎是一个必保的边界，这主要是从满足充分就业的要求考虑，目前的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了改变，从就业看更低的速度似乎也能接受，但是如果生产过剩日趋严重，就迟早会威胁到就业，因为过剩状态会压抑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如果是爆发了危机，进入零增长或负增长也有可能。我估计明年经济增长率就有可能“破7”，就业形势可能会比今年严峻得多。

    与此相关并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在以往改革30年中，是怎样与何时从传统的“短缺”机制转向过剩机制的。有关生产过剩的议论，早在1997年前后就有人著文论证过，当时也的确出现过经济增长低迷的势头，并直到2002年下半年中国经济才走出这种低迷势头，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欠妥，因为生产过剩是个明确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即它是由特殊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特定分配体制所产生的，因此是由经济制度内生的现象。

    纵观中国以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1984年改革重心转入城市后，直到90年代中期一直是在沿着培育市场机制的方向发展，但是始终没有触及到产权体制这个市场经济的核心，以1997年党的十五大为转折点，在政治上提出了“三个代表”的主张，在经济上“抓大放小”，推动国有与集体企业转制，在分配制度上提出“生产要素可以参与分配”，正是这一系列的改革使中国的产权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资本结构看，从投资主体看，从消费率所反映的收入分配结构看，都是在2000年以后才发生了巨大变化，见表四。

表四：改革以来经济结构的变化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上表数据不难看出，1998年以后伴随着产权制度改革，长期以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产权结构，以及投资主体结构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产权制度决定分配制度，所以消费率的下降是在产权制度发生变化之后相应出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1997~2002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不断走低，我认为是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原因是始自1994年的宏观紧缩压抑了总需求的水平，比如贷款增长率从1993年的28%猛跌到1998年的15·5%，货币M2的增长率从1994年的34·5%猛跌到1998年的14·8%，所以是外生性的变化导致了经济增长率不断走低，而不是内生的分配机制压缩了需求。第二个原因是1998年启动的各项改革，使企业内部形成了生产和投资的约束机制，此外在产权转换的初期，民营企业家的主要精力是放在企业内部的整合方面，比如下岗分流和处置不良资产，所以尽管1998年以后宏观政策转向宽松，投资仍然不活跃。如果说改革和调整会引起经济增长速度降低，1998~2002年期间是最明显的例子，而没有这场大改革和产权制度大调整，也不会出现新千年以来中国经济伴随着高效益的高速增长。

    明确在中国何时出现了产生过剩的机制十分重要，因为生产过剩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生产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要求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与宏观调控体系，必须从以往适应短缺时代为基础，向适应过剩时代过渡。新千年以后到次债危机爆发前，中国的这种转轨和改革其迫切性不强，是因为新全球化所创造的外需，可以基本上吸纳国内的过剩产品，但也从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显示出了国内的产品剩余转换成了外汇形态的价值剩余，次债危机爆发后，随着外需的萎缩，实物产品过剩的矛盾就清楚暴露出来了，成为阻碍增长的现实压力，这种转轨与改革的压力就空前上升了。

    二、需要讨论的几个观点

    生产过剩是否为主要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有着许多不同意见，不讨论就难以达成共识。

    首先，已经持续三年的经济下行，其原因是由于生产过剩还是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是进入了“中速增长阶段”呢？的确，从各国的工业化历史看，都没有超过十年的、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而中国长达9%以上的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30年。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说明，在完成工业化以后随着服务业逐步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产业，经济增长速度都会逐步降低，直到稳定在3%左右，在主导产业从工业到服务业的交替过程中，也的确会有一个“中速增长阶段”。显然，高速增长期持续长短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是否开始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发展阶段才是决定性因素。

    但是，中国在现阶段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服务业主导增长阶段了吗？虽然从人均收入水平看中国已经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但由于中国典型的“二元结构”，8亿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直到2011年才刚刚超过1千美元，如果按2000年不变美元计算，去年才只有850美元，如果8亿农民的人均消费能提升到目前城市居民的水平，中国的消费品生产就需要增加2倍半。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时候是人均1吨钢，但是到去年中国的人均粗钢产量才刚刚超过500公斤，所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不是因为实体经济已经极大充实，已经可以进入到服务业发展主导时代的标志，而是因为收入差距过大所导致的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则与工业化程度无关。英国1825年爆发资本主义经济首次生产过剩危机的时候，人均收入不过300美元，人均钢产量不过350公斤。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说明，处在结构剧烈转变中的国家增长率最高，而结构转变的基本内容，就是从农业向工业、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对中国来说，由于真实城市化率却还处在低收入水平阶段，未来还有8亿人口要进城，这就是中国内需最深厚的动力源泉。新千年以来，中国的平均增长率高于10%，而每年的新增需求，即投资、出口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额还不到10万亿元，根据我的计算，如果在未来20年要安排8亿人口进城，近投资的年均发生额就不少于20万亿元，所以说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还有保年均9%的需求增长潜能，所以，那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结束了高速增长期的认识是站不住脚的，而中国长达30年高速增长，已经远远超出了以往任何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记录，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超过全部发达国家总和的大国，继续创造出高速增长的奇迹，又有何妨？

    第二，目前国内外许多人认为，地方债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威胁，因为地方政府一旦显然债务危机，很可能把中国的银行体系拖垮。这样的观点我很不认同，从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看，最多的估计是超过20万亿元，即便如此，各级地方政府手中掌控着650多家上市公司，地方国有资产总规模目前也超过了57万亿元，以最大口径20万亿元的地方债务规模，负债率也刚刚超过1/3，这样低的负债率就认为会导致地方政府普遍的大规模破产，显然这个判断不准确，如果地方债的总体情况是如此，即便有些地方政府的负债率的确过高，并且陷入偿还困难，中央政府也有能力救济。

    此外，如果说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纯粹，地方政府这个调控机制，就是从传统经济体制中遗留下来的最大一块。地方政府通过手中的融资平台找钱上项目，目标首先不是为了增加利润，而是为了增加地方首长的政绩，所以仍然是“软预算约束”状态，而这恰恰是一个对生产过剩的“对冲”机制，而这个机制在2008年以后的政府救市行动中表现最明显。表四数字已经说明，在2000~2007年，国有投资比重曾经发生了猛烈下降，但是次债危机爆发后，民间投资显著收缩，国有投资却逆势增长，在2009年的新增投资中，国有比重高达60%以上，到2010年国有投资比重又上升到31%，同期内，地方政府麾下的投融资平台从3000多个，猛增到超过1·2万个，而4万亿元财政投资与10万亿元的银行贷款，也主要是地方政府的国有投资项目吸纳的。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率先从次债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大衰退中走出来，就是因为中国有地方政府这个特殊的需求扩张机制。

    反观美、日、欧的救市措施，他们只能采取放松货币与财政赤字的间接刺激措施，但是在爆发危机的背景下，企业不愿意对实体经济进行投资，所以货币只能流入虚拟经济领域，在股市和楼市造出新泡沫，却没有办法刺激实体经济复苏。比如在日本，安倍的“三支箭”前两支已经生效，股市大幅反弹，物价也有回升，但第三支箭就是射不出去，日本企业在现金账上虽然有1·3万亿美元，可就是不投资。在美国，量宽政策把股市已经推高到超过次债危机爆发前，美国企业在现金账上也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资金，但是也不投资，实体经济的复苏就遥遥无期。而在中国，地方政府就是财政与货币政策联系实体经济的直接通到，只要中央政府放开贷款和投资闸门，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就会立刻增加。

    我不是说地方政府这个需求扩张机制完美无缺，而是说任何事情都需要一分为二地去看，在市场机制占主体的大背景下，保留部分短缺经济机制以对冲生产过剩矛盾影响，可能反而是中国经济的特殊优势，在未来可能爆发更大国际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拥有这个特殊优势就具有更重要的宏观调控意义。从更长远看，由于中国的实体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实体经济是短期有过剩，长期仍不足，所以让地方政府在经济低迷时期，反景气地投资实体经济项目，也不会有大问题。

顺便说一句，国企问题类似于地方政府问题，即也是一种需求扩张机制，实际上，中央与地方政府要扩张投资需求，都必须通过国企来进行，因此保留部分国企，就是保留了部分需求扩张机制。

    所以，问题的根源仍然是怎能解决好生产过剩矛盾，如果实体经济有出路，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能产生效益，就不会有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

    第三，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效益问题还是分配问题？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决定着改革和调整应该围绕着什么中心来展开。

    有些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仍是经济效益太差，因此改革的中心就应当是围绕着进一步向市场和企业放权来进行，我对此并不赞同。必须承认，中国目前的企业和市场效益与发达市场经济体相比，差距仍很大，还有很大的改善余地，但是也必须看到，中国经济效益的进步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世界其他国家。衡量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标是劳动生产率，下表是新千年以来中国与世界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的国际比较。

表五：       2000~2010世界主要国家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上升率          %

注：全员劳动生产率是本国GDP与本国劳动者总人数之比，本表按1990年不变美元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

    从上表可知，新千年以来的十年中，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是世界平均速度的5倍，是发达经济体的10倍，比金砖国家中最快的印度与俄罗斯也快了一倍以上。如果看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就更快了。

表六：         2000~2008世界主要国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上升率       %

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是制造业增加值与制造业劳动者人数之比，本表按2005年不变美元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

    上表说明，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比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还高出50%，比世界其他国家最快的速度还高一倍多，这样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上升率堪称是世界奇迹，就是日本和亚洲四小在战后的高速增长过程中，也没有出现过。如果对这样的经济效益改善速度还不满意，那要中国怎样的改善速度才满意呢？

    不仅在效益提升速率方面，从一些重要的绝对指标看，中国与世界的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在明显缩小。比如能源使用效益情况，2008年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发电能耗高14%，炼钢能耗高9·8%，炼铝能耗仅高2·8%。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水平显著高出发达国家，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是许多能源使用效率水平的提高都要受到发展阶段的限制，比如，用废钢炼钢可以节约60%以上的能源，用废铝炼铝能够节约90%以上的能源，用废金属冶炼的污染排放也比用原矿少得多，但是2012年，中国国产废钢只占全部钢产量的5%，废铝只占17%，而发达国家的废钢、废铝产量都占到钢、铝产量的60~70%。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不懂得利用废金属的好处，而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仍处在高速增长过程中，大量金属材料都被用来制造新的机器设备和各种建筑物，而这些机器设备与建筑物都远未到报废期，就没法像发达国家那样，进入到废旧金属的循环过程。这就决定了中国单位产出所消耗的能源和污染排放，都要显著高出发达国家水平。第二是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后，经济增长转入以服务产业为主的阶段，服务产业能耗低，所以他们服务产业比重的上升，就带来了单位产出能耗的降低，而对于中国这样的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构节能效应。

    与此相关的是还有人认为，提高效益是长期问题，需求不足是短期问题，因为供给与需求分析在西方经济学中是属于短期分析，而改革与结构调整，瞄准的都是经济中的长期重大问题。这个说法我不赞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凯恩斯说，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问题是“需求不足”，而马克思说是“生产过剩”，他们实际说的一回事，即现代市场经济的常态与矛盾，是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只是他们开出的“药方”不同，凯恩斯说是要用宏观再分配的方法来解决，马克思说是要用改变产权制度的方法来解决，而社会制度当然是属于长期问题。

    人类社会长达70年的计划经济实践说明，传统计划经济的增长动力与经济效率都不如市场经济，所以上世纪7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朝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西方市场经济的长期实践也证明，凯恩斯所提出的宏观再分配体制，的确是反过剩的好方法，它可以在兼顾微观市场效率的前提下解决需求不足问题。1998年以后中国全面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生产过剩矛盾随之出现，在次债危机爆发后，目前更加明显，这说明即使在新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特征已发生了重大改变，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运行规律仍基本在重复着新全球化以前时代的市场经济特征，这就要求我们，要深入研究怎样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

    与这个观点相接近，还有人把解决生产过剩矛盾等同于要扩大消费，因此指责说扩大消费没有出路，只有投资能创造增长。

    如果只有投资能创造增长，世界资本主义在过去的200多年中，就不会因为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不得不经常要停下来。对经济增长过程而言，供给与需求过大都不好，需求过大就是分配给最终消费的社会成果太多，会导致储蓄与投资不足，经济增长就没有后劲，而供给过大就会导致企业商品出售困难，市场价格与利润下降，企业就没有生产与投资的动力，还是会阻碍增长。但是必须看到，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特定的产权制度与分配关系所决定，生产过剩是常态，所以更需要防止是储蓄与投资过大而消费不足，如此才能保持宏观总量的循环通畅，使国家的经济增长潜能得到最大的发挥。

    提高效益为先还是解决过剩为先，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改革与调整取向。社会再生产过程分成四个环节，即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如果是效益为先的取向，则必然是把改革的重点放在了生产和流通领域，主要办法就是进一步向市场和企业放权，而解决生产过剩矛盾，则必然会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分配领域。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形成，企业已经获得了较充分的生产经营和投资权，因此阻碍效益进一步提高的矛盾，已经从生产领域转向了分配领域，因为只有在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的时候，企业效益才可能最大化，而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市场需求萎缩，则是对企业效益的最大吞食。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仍然认为主要矛盾还是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不够，那这样的改革和调整就让我很担心，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衡量企业微观经济效益的最综合指标就是利润，如果过剩更加严重，PPI继续下行，企业利润就难以增长，那么用什么来衡量改革的成功与否呢？此外，如果不触动分配机制，企业即便效益水平提升了，利润仍然归老板而不是员工，改革的成果就不会惠及民众，就难以获得社会广泛的支持，反而可能会由于企业利润增长，更加加重生产过剩。当前的经济形势已经说明了这个趋势，虽然经济已经连续三年下行，但消费率不升反降，说明企业家阶层在生产经营困难的时候，会更加倾向于通过压低工资水平来保住企业利润。

    对以上这些问题的讨论，都是为了说明生产过剩是主要矛盾，篇幅有限，有许多问题不能展开讨论，但生产过剩决定了经济下行，导致企业产品滞销、利润收缩、产能利用不足、还贷困难、上缴税收减少，劳动者收入下降与消费购买力萎缩，以及实体经济资本外移引起虚拟经济泡沫，都是一个逻辑的延续。目前还没有见到的是就业困难，但是由经济的持续下行趋势决定，这个问题的出现时间已经不远了。

    三、消除生产过剩所必须的调整与改革

    解决生产过剩就要缩小收入差距，分配体制不合理是市场经济的通病，但是在中国，形成收入分配差距还有其特殊性，就是城乡差距过大，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所以推进城市化是缩小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举措。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前已有较多论述，在此不再多说了，这里主要是想讨论缩小体制收入差距需要进行怎样的改革，因为我在以前的分析中认为，缩小收入差距首先应推进城市化，解决体制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由于牵涉面又多又敏感，难度比推进城市化大得多，所以可以先放放，但是近一段的研究使我认识到，解决体制收入差距也刻不容缓了。

    体制中的收入分配差距产生于初次分配，即生产成果首先在企业内部分配成归产权所有者的收入和归劳动者的收入，还有就是国家的税收以及银行的利息收入等。收入主要归产权所有者所有，是调动企业家积极性，从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率的基本前提，但也随之产生了少数人凭借产权而占有多数社会财富的矛盾，所以在初次分配中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由于在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资本家阶级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过度压低工资水平而索取利润，所以不仅造成了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当，导致了频繁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还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而十月革命和二战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就是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的结果，也正是这个原因，迫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二战前后就酝酿着巨大的社会改良，即运用国家权力改变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比例，从而在不触动产权关系的前提下，改善了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兼顾了公平与效率。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改良，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冲突，但的确极大地改善了投资与消费的宏观分配比例，才有了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而这种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出现，正是促使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朝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主要动因。

    具体地说，二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税收占GDP的比例普遍低于10%，而目前OECD国家的平均税负在45%左右。提高税负的主要途径是征收个人所得税，1902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率平均为1%，个税占全部税收的比例只有0·3%，到1944年“罗斯福新政”改革后，个税边际税率最高已达94%，到1950年个税占全部税收比重也上升到29·3%，到2011年已超过70%。在全部个税中，十万年薪以上的人口的税收比重超过60%，而1%的美国最富人口缴纳了28%的个税，所以美国的个税主要是由富人缴纳的，低收入人口则是从国家的转移支付中获得收入。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财政支出中的社保支出普遍占一半左右，经过这样的社会改良，社会收入差距就显著缩小了。

    中国既然已经坚定地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要从体制上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须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利用国家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大规模再分配，而在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从全部税收占GDP的比重看，中国目前不到20%，要提高20个百分点以上；从个税看，中国目前占税收总额比重不足5%，要提高60个百分点以上，要从目前以产品税为主的间接税制，转向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制；目前中国的个税2/3是工薪阶层缴纳的，今后要转向主要由高收入人群缴纳，低收入人群则以低保和社会福利等形式，从政府获得转移支付；从社保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看，目前刚过1/10，今后要提高到50%；从社保覆盖率看，目前还没有做到全民覆盖，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社保水平还很低，都需要随着财政支出中社保支出比重的上升予以解决。

    调整分配关系还必须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调整分配关系的难度，其实并不在于要大幅度提升对富人的征税，而在于这种对分配关系的大调整是否会让中国的富人相信，这是一件对他们也有好处的事情。西方市场经济在二战前后的社会改良能基本上保持平稳，是因为西方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也同时是政权的主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一致。但中国是转轨经济国家，在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体制方面，相对于通过30年改革已经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而言，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果能延续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改革思想，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安排好新兴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地位，则未来对分配体制的改革也可能会比较顺利，可以现在看，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中国的新兴财富阶层对中国的体制能否保护他们的财产权利，似乎有许多怀疑。口说无凭，先看下面的三张表格。

表七：   香港公司注册数目增长情况                   万个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

  表八：中国对外投资及对外投资占FDI比重                   亿美元

资料来源：商务部网站

表九：香港及自由港对中国投资比重（7自由港：开曼、维京、百慕大、巴哈马、摩萨亚、巴巴多斯、毛里求斯）

资料来源：商务部网站

    注：2008年以后商务部对外商投资口径有调整，把原来统计到金融自由港投资中能按国别划分出的，都归到国别投资中，所以2008年以后香港投资比重有上升，金融自由港投资比重有下降。

    我们应当怎样解读上面这三张表格呢？首先，从香港公司注册情况看，到2000年才刚到50万个，到2007年增加到60万个，年均新增1·5万个，但是到2008以来开始猛增，至2012年末达到97万个，年均新增7·3万个，而今年前10个月就猛增了17·4万个。另据香港公司注册处的报告，在新增公司中，七到八成是一个人的公司，因此这些企业主要不是想在香港开展经营，而是设立一个窗口。在香港注册公司的当然不止是内地企业，但内地企业肯定是绝大多数。2008年次债危机爆发后，香港经济一直不景气，证明这种注册公司爆发性的增长并带来香港经济繁荣，因此只能说明一个情况，就是国内的民营企业家在为从国内转移资本建立外部通道。

    而表八和表九则说明，这种国内资本的转移规模之大，以及这种外移的资本又以FDI的方式转了回来。从表八看，中国对外投资额在2008年突然比上年猛增了一倍，到2012年这5年中，年平均在800亿美元以上，据商务部数字，去年高达878亿美元。今年仅非金融类直接对外投资前9个月就高达616亿美元，增幅为17·4%，按这个增幅推算，全年的对外投资累计额可能达6300亿美元。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当然也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正常的对外投资行为，比如购买企业和资源等，但累计投资中的80%是在2008年以后发生的，所以仍可以肯定地说，有很大一部分投资是借助对外投资渠道的内资外移。

    同时，从香港对内地投资比重看，“九七”回归前一般在40%，香港回归后到2003年还出现了33%的低点，但也是从2008年期突然大幅回升，到今年9月份已升至65·3%。如果加上海外几个金融自由港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可看出借助香港和国际金融自由港渠道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目前已经接近八成比重。表八栏目中还计算了中国对外投资占中国吸收外资的比重数据，可以看出，在2003年中国对外投资只相当于当年吸收外资的5·4%，到2007年也只增长到20·3%，也是在2008年以后出现了爆发性增长，到去年已接近80%。

    这些情况都说明，2008年以来，有大量中国企业借助香港和国际金融自由港建立资本转移通道，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方式，或是其他方式向海外转移资本，又以外资的形式投回到国内企业。以前我也曾看到过分析报告说，国际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每年都稳定在二、三百亿美元，既是说在中国每年吸收的上千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中，有八成是中国人以外商身份投回来的“假外资”。

    如果只是一个方面的数据说明中国存在这种“资本去而复回”的大规模流动，还不足为信，但是香港的注册公司猛增、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猛增，以及香港和国际金融自由港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猛增，这三方面互相关联的数据都出现在同一个时间段，就说明这不是三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彼此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对这个联系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国内资本换了个身份又回来了，如果这个判断成立，则这种国内资本需要借助国外政权保护的情况，就说明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着重大缺陷。

    为什么2008年会成为一个变化的起点？这个问题同样很有意思。我认为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次债危机在2008年中断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使民营企业家开始有时间把精力转到如何处理新千年以来积累起的巨大财富上面。第二个原因是，正是在2007年末，薄熙来到重庆任职，开始在重庆“唱红打黑”，把一大批民营企业家投入监狱、没收资产，由此对中国民营企业家阶层所造成的心理阴影，绝不仅在重庆一地，而是全国性的。

    实际上，近些年来官场的腐败现象，早已从官员接受民营企业家的贿赂，官商勾结谋取私利，向官员利用公权，视民营企业家为“肥羊”，罗织罪名而巧取豪夺方面转移，这方面的案子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触目惊心。

    吴敬琏老师说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这是非常深刻的道理。在当今中国，有权贵与资本相结合，霸占和垄断社会财富的一面，也有腐败官员利用公权肆意侵犯私有产权的一面，否则就不会出现如此普遍的企业家要借助国外政府来保护国内私权的现象。必须看到，“权贵”不属于市场经济范畴，现代市场经济讲的是“法权”，即王子与庶民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中地位平等，而“权贵”恰恰是利用公权侵犯私权的不平等行为，是封建社会贵族特权的残余。

    现在大家都在看《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该书出版于法国大革命发生50多年之后，作者托克维尔在书中感叹，路易十六的时代其实是法国最好的时代，经济上最繁荣，政治上路易十六并不像他哥哥路易十五那样专制，上台后就放了关在巴士底狱中的所有政治犯，以至于大革命发生后人民攻破巴士底狱时才发现，里面并没有坊间传闻的那样关满了政治犯，而是只关了7个人，有两个是小偷，还有5个是疯子。路易十六本人一生沉迷于制锁工艺，其精湛的手艺天下无双，对他的平民锁匠师傅更是礼敬有加，是个少有的具有平民情结的国王，但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时代发生大革命？会把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国王送上断头台？

    其实原因很简单，在大革命爆发前，法国已经进入了以大机器工业为标志的资本主义时代，但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法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却没有政治地位，而是“第三等级”，第一、第二等级是僧侣和贵族，所以新兴的资产阶级要谋取政治地位，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出钱造舆论，雇人上街造反。法国大革命这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说明，千变万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规律永远不会变，在产权关系这个决定经济基础性质的核心因素变化后，上层建筑的变革，不是由原来的统治者主动进行，就是被革命所改变，而革命其实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会对社会生产力造成破坏。顺便说一句，我倒不认为在中国会发生类似法国大革命那样的社会动荡，因为正像上面三张表所表明的那样，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阶层已经基本准备好了海外资本通道，如果发生某些经济与社会危机，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国内民间资本的大量外移，但结果同样会很不好，因为资本凝结着国力，资本外移致使国力衰落，经济增长失去动力，还是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了中国要走彻底市场化的道路，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后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实已经指明了中国在跨入市场经济体制后，政治体制应该怎样改，但十几年过去了，这方面的改革却推进缓慢。

    生产过剩危机正在向中国逼近，调整分配关系已经迫在眉睫，大改革时代再不到来，中国就没有办法摆脱危机，所以改革要和危机赛跑，中国可以利用的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了。

 

 

2013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