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增长阶段转换与增长新常态

    近几个月来，我国经济出现稳中向好态势，实现预定增长目标当无悬念。接下来的问题是，目前这种增长走势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从大的背景看，我国经济仍处在由过去10%左右的高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这个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没有探明。或者说，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没有找到。从国际经验看，日本、韩国从高速增长期回落时，下降幅度接近50%。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高速增长回落后的均衡点可能会高一些，比如在7%左右，或者6-7%之间。对目前的增长回升，我们的判断还是由存货调整、预期改善而引起的一个比较弱的回升，不一定稳的住，还可能有一个探底的过程。

    与此同时，眼光应当放远一些，力争今后一两年完成增长阶段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轨道或者状态。可以给出一个概念，比如“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或者 “中高速稳定增长期”。具体地说，中高速增长的“底”已经探明，比如说7%左右，能够稳得住;而且能够持续较长一个时期，比如5年或者更长时间。

    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应具备若干特征：第一，经济增长从原来10%左右，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比如7%左右；第  二，经济结构呈现转折性变化，增长将更多依托消费、服务业和内需的带动；第三，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加快，资源环境压力舒缓，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劳动生产率提升能有效抵减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第四，经济增长能够提供相对充裕的工作岗位，产业调整与人力资本结构基本适应；第五，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化解；第六，企业总体上能够实现稳定盈利，政府财政和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中等收入群体稳步扩大。

    进一步可以提出“六可”的目标：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做到这六条都不容易，这里想强调一下“企业可盈利”。看起来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往往容易被忽视。实际上，这一条很关键，是其他几条的基础。中国企业是典型的速度效益型企业，速度高时盈利好，速度降低后盈利下降。根据有关研究，如果原有的盈利模式不变，当增长速度低于7%时，企业盈亏比（亏损额与盈利额之比）会超过40%。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企业可能出现亏损。而美国企业在增长率2-3%，日本企业在增长率1%或零增长时，大多数企业能够盈利。所以，我们讲“企业可盈利”，就是要实现高速增长盈利模式向中速增长盈利模式的转换，也就是说，在增长速度7%左右时，大多数企业能够稳定盈利。这里涉及到的因素很多,可以说是正是整个经济转型升级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向新常态过渡出现积极迹象

    首先，东部地区逐步适应了增速放缓的宏观环境。近年来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已下降到7%左右，目前呈现企稳态势，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有所改善。一些低效企业被市场淘汰，亏损企业和亏损额下降，大部分企业经营状况逐步趋于正常。高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民间投资活力恢复。东部地区PMI景气指数也高于中、西部。

    其次，在经济增速回调过程中就业总体稳定，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问题。全国职业岗位供求维持在需求略大于供给状况，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略高于1，特别是技术工人、熟练工人、基础工程师需求缺口较大。虽然存在大学生就业难等结构性问题，但从目前的统计数据看，就业对增长放缓的“容忍度”已明显提高。根据我们的测算，在短期内只要GDP增速不低于6.5%，就业的总量压力就不会十分突出。

    第三，在相对低速增长状态企业亏损面下降。以往在工业增加值增速为10%左右或低于10%时，企业亏损情况会比较严重，亏损额占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以上，如1997至2000年。自2012年5月以来，工业增加值增速一直在10%附近及以下，但企业亏损状况总体好于历史水平，亏损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维持在0.8%左右。既低于1997年来1.4%左右的历史均值，也略低于2003以来快速增长时期0.9%的平均水平。这说明7%左右的GDP增速和10%左右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可以基本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营。

    第四，企业对未来经济增长持有比较理性的预期。9月份的调查显示，企业家认为当前经济正常增长率为7.2%，5年后会继续下降。针对“未来2年内，经济增速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政府加大政策刺激”这一问题，81.4%的企业认为“7%以下”。其中，认为“6%以下政府才应该出手刺激”的企业占到34.4%。企业普遍反映，当前政府宏观政策总体是适度的，从稳定企业经营和预期的角度，希望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与以往不同的是，面对新的宏观环境，企业主动转型、加强创新的意愿明显增强。 



    以深化改革促进转入经济增长新常态

    落实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将为经济增长转入新常态创造有利条件。这里的提出三个政策目标和相应的改革举措。

    一是稳增长。由于增长阶段转换过程尚未结束，所以对2014年的经济下行压力还不能低估。在目前情况下，稳增长主要还是要稳投资，但稳投资一定要换机制，以控制风险、提高效率。这是和以前的主要区别。初步测算，实现7%的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应该保持在18%左右。目前投资中50%左右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还是大头。应加快基础设施领域的改革，要点是打破垄断、促进竞争，引入新的投资者。比如高铁发展潜力相当大，社会上也有资金，但铁路系统负债率过高，融资有难度，还是要向社会开放投资，拿出一些有吸引力的项目去改制和融资。地方融资平台要在清理、规范的基础上，分类处置，开前门、关后门、堵歪门，通过发债增强融资能力，同时要考虑推进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发展。

    房地产调控要更加重视增加有效供给。从国际上看，纽约、伦敦、首尔等国际大都市的住宅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例都在40-60%以上，而我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大城市平均只有23%。住宅用地比例过低、供给不足，是房价持续上升的重要原因。应提高一线大城市住宅用地比重，将部分工业用地转为住宅用地，做出几年规划，向社会公布。同时，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加快房地产税的设计、试点和推开。通过这几项措施释放信号，调整消费者预期，在稳房价的同时稳投资。

    二是增效益。重点是促进上面提到的企业盈利模式转换。从广东、浙江等地的情况看，要着力降低对企业转型升级形成严重制约的六项成本，即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流通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和准入成本。降低这六项成本都离不开改革的深入和突破，需要相应加快土地制度、社会保障体制、投融资体制、金融体系、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改革。

    三是宽准入。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方式是一项重大而意义深远的改革。要使这项这项改革尽快“落地”，使政府对市场准入管理以至其他方面的管理有一个根本性转变。放宽准入的重点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力争在能源、电信、金融等基础产业，在文化、医疗、教育等服务业领域，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把以前由于准入管制而压抑的增长潜力释放出来。比如，通过上海自贸区建设国际石油期货交易市场，把国内外市场打通，真正形成一个竞争性的石油市场；在电信、金融等领域，允许民营资本为主发起组建能够带来有效竞争的市场主体，以降低成本、促进创新。

    通过改革实现以上三个政策目标，可以稳住一块，提高一块，放开一块，将有利于短期的增长稳定，也有利于中长期的结构调整和升级，进而推动经济较快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