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荣幸参加我们这个PE的全球大会，按照邵秉仁会长给我布置的任务，从比较宏观一点的视角来谈一谈我个人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体会，绝对算不上解读，让我解读我也解读不了，只是一点体会。

　　我想把它归纳成四句话。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样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它是有16个大的条目，下面有60个具体的改革内容，刚才吴敬琏老师说了，要数一数有300多个改革的具体问题，我把它归纳为四句话。第一个是问题导向的改革，第二是市场导向的改革，第三是全面深化的改革，第四是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改革。

　　先说我对问题导向改革的一点学习体会。文件本身的写法，大家可以看一看，与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样一个改革决定比较一下，你可以感觉到那个《决定》是一种理论体系的设计，理论性、逻辑性比较强。比如说它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就是从中央的文件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概念，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五个大的子体系，比如说有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有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有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基本保障和多层次保障共存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这次它不是这么写法，不是追求一个体系的完整，是从五个方面，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这五个大的方面，另外加上我们要领导这样五个体系方面有党的建设、国防等等，它是从这五个大方面面临的具体问题出发来写的，每个体系里面有什么问题，比如像社会，他并不是论述社会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是什么理论体系，第一就是就业，就是就业问题，我是理解是从问题出发、问题导向的这样一个改革。

　　我们当然不能够要求我们的主流媒体天天讨论问题，你要看主流媒体，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在总结这35年来的成绩，天天说改革成绩巨大，这当然是媒体，我们不能要求他天天去宣传问题。但是作为我们这样的论坛，作为我们研究改革的人，脑子里一定要有这根弦，这是问题导向的改革。什么意思？就是35年来，尽管我们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刚才祁斌主任也打了一些表，多少产品第一第一，整个这几年GDP的发展很快。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现在要深化改革实际是我们面临这30年来积累的问题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得不改革。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对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文件的理解会产生一些疑问，有那么迫切吗？不看到问题就没有迫切性，用得着壮士断腕吗？用得着综合协调去推动吗？各部门按照已经设计好的改革框架自己去搞不就行了吗？所以，对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我觉得应该有充分的认识。

　　这些问题刚才吴敬琏老师和祁斌也提到了一些，但是他们主要是讲经济方面的，实际上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社会方面的问题、生态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政府在群众中的信任度，有些问题是空前的挑战，有些问题是到了临界点，所以，对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问题导向我个人是这么一个体会。再强调一点，我们并不要求媒体天天去讲这些问题，要看媒体的宣传，我们现在是乘势而上，好像是这么一个关系。

　　第二方面，就是市场导向的改革。正是由于我们面临这么多问题，近些年来，对我们下一步的方向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意见和争论，这些问题如何产生，向什么方向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成为经济理论、社会理论包括政治理论全方位的一场大辩论。有些人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就是你搞了私有化，主要就是你搞了市场化导致，比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这30多年来，人均储蓄增长了1600多倍，但是只讲总量不行，大多数农民工、普通劳动群众有多少人均，就可以看到投资和储蓄的关系，储蓄和消费的关系是非常扭曲的，现在国内消费在35%高低，比国际上低一倍，发达国家是70%、80%的消费。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它是一个国际的形势，国际化，然后我们大量的生产能力可以出口，在国际形势一发生变化，08年或者近年来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一发生，国际订单一少的时候，我们产能过剩问题就十分突出的摆在我们面前。

　　这些问题的解决是靠回归政府管制和审批来解决呢？还是进一步深化市场化的改革来解决？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争论。如果展开这个争论，显然不是今天要讲的主题，我想说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从中央高层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仍然要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这样一个改革方向得来是来之不易，它是我们自己经过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大跃进这样反反复复经验的总结，也是世界上其他搞计划经济的国家，苏东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得出来这么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不是我们向后倒退的理由，恰恰是应该按照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的。

　　在这里面最主要的是要解决市场和政府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对这个关系问题，我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连续进行了三四年的跟踪调查，搞了论证会，也写了研究成果。我们始终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是在一个起步阶段，不太完善。刚才王忠民同志讲后市场化阶段，大家看怎么理解，如果从后工业化角度就是说你的市场化已经很成熟了，才进入后市场化阶段，所以对这个提法我觉得还可以商榷。实际我们是开始比如说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土地市场化，还有我们跟PE直接相关的金融资本的市场化，还有我们劳动力的市场化，这三大要素的市场化都远远不够。就说PE，你是不是刚处在起步阶段，土地的市场化这次三中全会上有很多明确的具体的规定，但是真正离着市场化，我说刚刚起步，劳动力的市场化也仍然是被我们的城乡行政隔绝、垄断行业行政隔绝，公共部门和其他部门的这种行政隔绝，仍然是存在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过去叫基础性作用，现在叫绝对性作用，文件上提得更高了。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不仅是中央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更重要的现在面临的实际问题是地方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非常严重，地方在那里经营土地，在那里组织自己的金融各种机构，在那里具体下达招商引资的指标、下达GDP增长指标，层层考核干部，甚至于把这些指标落实到各种社会团体，包括民主党派都要考核，把各种组织都变成经济组织去努力增长GDP。GDP是增长了，但是我们的社会关系严重扭曲了，我们各种社会组织的职能也被严重扭曲了，这些问题到了一个关键点，就是现在要真正的深入的去研究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地方政府也是政府，他不能够成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还是要发挥市场作用，地方政府要回归政府的职能，这些问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都有方向性的这样一个提法。当然要具体落实下来，我想还是很困难的，不要说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起基础性作用的提法至少提了10多年了，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了，现在实际情况基础性作用也没发挥出来，改革要落实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讲市场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它是一个全面的推进和改革。我们看到在文件里是按照五大方面，五位一体提出来的，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互相交叉、互相融合的，在社会中它是一个非常统一的整体，你很难把它分得很清楚，所以必须同步的、综合的来推进。如果说过去我们在改革初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一个突破口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个点去突破，你进去以后就是纵深了，它是综合性的。突破口找在哪里呢？是国有企业改革，长期以国有企业改革以中心环节，另外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突破口打开以后，就不是一两个点，而是综合协调的问题。因此，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很多学术单位要给中央提建议，都在那里讨论，说过去我们长期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现在以什么改革为中心环节？找来找去，意见分歧非常大，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有多少经济学家就有多少突破口，每个经济家的侧重点不一样，实际现在已经进入了纵深推进的时候，找一个确实很难找，如果需要一个主线和方向的话，很明确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个问题可以贯彻到方方面面。你要把产能解决了，没有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吗？究竟是依靠政府来解决，还是依靠市场调节。相关电视机、汽车没有行政控制这么严重的问题，另外我们的产能过过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是地方政府相互攀比，在那里零地价、税收减免等等，歪曲了竞争。这种情况是经济问题吗？干部考核就考核他的GDP，那就不是经济问题了，就变成了政治体制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必须全面推进。

　　另外，像我们现在社会改革里面的第一大是就业，就业、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国际贸易。再说分配，分配是社会问题还是经济问题？马克思讲，经济就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不是经济里面最核心的问题吗？所以你很难经济社会问题分开，进一步说也很难把比如说需要一个法制环境分开，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全面深化改革，适应了我们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改革共同配套、共同推进的这样一个客观需求，我们客观做到这一步，已经不是当年突破口的时候了，但是你的主攻方向、发展方向要明确，至于说哪一项改革就能像当年国企改革一样把所有都突破了，至少现在很难找出来。

　　另外，全面深化的改革就是各个方面，不是哪一个部门去推动的了，它涉及到方方面面，也不是单纯的经济部门去推动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也要看到我们仍然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这个话是我们内部传达的时候，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总结讲话里讲的，仍然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去搞好其他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态的改革。这个我觉得也符合中国当前整个发展和改革的需要，这是第三个体会。

　　第四个，就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这样一种推进改革。我们找到了突破口，全面推进、全面深化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呢？这个恐怕就不行了。前一阶段，学术界、理论界也会争论，说你摸着石头摸着摸着有的时候摸过瘾了，就不想过河了，觉得现有体制挺好，现有体制发展也很快，政府起主导作用，经济发展也挺好。但是又有些人反对，说你摸着石头不想过河，停留在现有体制下是非常危险的，你想把市场的优点和计划的优点结合起来，但是你也很可能是把市场的缺点和计划的缺点结合起来了，那就很危险。比如像政府主导下，特别是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市场配置提供了极大的钱权交易空白，腐败是很难解决的问题。面对这样的现象，地方政府的行为要规范，深化全面配套改革又不是哪一个部门能解决的，就必须需要有顶层设计，我认为这几个问题是的一环扣一环，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还不是经济方面的顶层设计，需要有相应配套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现在还有生态的互相配合的共同推进。

　　在这种情况下，在十八大前后，原来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老同志，还有现在一些学者、社会各方面，针对中国改革有些部门化，而且部门利益化，利益还要法制化，针对这些问题就提出了一些建议，就认为过去把体改委撤销、体改办撤销看来是有点早了。根据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仍然需要设立一个超脱部门利益的、超脱地方利益的搞顶层设计的机构。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面明确了要设立全面深化改革的这样一个领导小组，但是现在我们很期待着领导小组下面究竟怎么工作，是不是要设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不是设在党中央，和国务院什么关系，具体怎么落实？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想内部一定是在研究这个问题，否则的话，不会轻易提出来设这样一个领导小组。

　　我们相信坚持这样一个问题导向的改革，坚持这样一个市场化的改革，坚持全面推进的改革，同时，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可以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前进的方向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本文系作者2013年12月1日在“第五届全球PE北京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