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与社会》这本书的主题是人类如何更好地合作，这当然也是我写完这本书之后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其实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在反思经济学，经济学研究什么？我们过去讲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市场均衡，我觉得这些定义可能都有一定的误导性。经济学真正研究的是什么？是理性人之间如何合作！

    我们知道人类的所有进步都来自合作。两千多年前，荀子就写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为何牛马反倒为人所用？因为人能互助合作。动物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生活方式没有变化，除了人类对它们进行的驯化。今天的老虎和1万年前的老虎生活方式是一样的，但我们人不一样，今天的人和1万年前的人不一样。1万年前人过的是采集、狩猎的生活，而今天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应该可以说人类的合作的范围越宽、越广，人类的进步就越快，像我们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是在全球范围进行合作。今天用的几乎任何一个东西，它的生产过程一定是全人类合作的结果，不是一个地区生产的，更不可能是单个人生产的。比如说，我现在拿的这支激光笔可能是中国制造的，但是它的技术可能来自美国，生产这个笔本身有好多个生产阶段，每个阶段都需要计算机的控制，而计算机的芯片是美国设计的，台湾生产的，其他零部件可能来自日本或韩国，所以它的价值链分布在全球。这就是我们人类之所以在过去的200年取得这么大进步的原因。被称为“智人”的现代人类10万前走出非洲，1万3千年前已分布于地球上适合人类居住的所有地方。1万年前的冰盖融化把人类分割在不同的板块，包括欧亚非地区、美洲大陆、澳大利亚及巴布亚新几内亚区域，500多年前开始了一个全球的整合，这是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的，之后世界慢慢就变成一个地球村。

    人类的合作遇到两大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经济学家讲的“囚徒困境”，或社会心理学家讲的“合作困境”，这也是基于人的自利本性来带来的问题。人类合作的另一个困难来自人类的无知。我们经常想办好事，比如帮助别人，但是结果可能并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知识非常有限。好比父母非常爱儿女，但是好多儿女的悲剧恰恰是父母导致的，生活中这样的故事很多。这实际上是人类无知的表现。计划经济也是这样，我们以为有一个中央的集权机构，可以知道每个人的需要和社会的资源禀赋，搞一个统一的生产和分配计划（所谓顶层设计），就能避免所谓的市场经济弊端。现在看来这个想法非常幼稚，但是几十年前，我们就是那么幼稚。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受过经济学教育的人，恰恰相反，当时世界上一些最好的经济学家都相信计划经济。上个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兰格宣称他证明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之后他的理论受到很多人的认同，甚至连萨缪尔森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不敢怀疑计划经济在理论上的可行性。

    无知和“囚徒困境”给我们人类的合作带来很多困难，甚至灾难。人类创造的很多制度安排，就是为了减少人类的无知，就是为了解决人类合作中面临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社会合作的困难

    我用一个简单的博弈给大家讲一下“囚徒困境”问题。设想社会由两个人组成，甲和乙，每个人都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尊重别人的权利、尊重别人的产权；另一个选择是不尊重别人的权利，比如偷窃。这样，社会就有四种可能的结果：如果两个人相互尊重产权，每个人得到2的报酬；如果两个人都不尊重产权，互相偷来偷去，每个人都没有报酬；如果甲尊重产权，乙不尊重产权，从事偷窃，这时候甲就吃亏了，得到-1的报酬，乙得到3的报酬；或者，如果甲偷窃，乙尊重产权，甲得到3，乙得到-1。容易看出，对个体来说，最好结果是别人尊重产权自己偷窃，其次是两个人都相互尊重产权，再其次是两人都偷窃，最糟糕的是你尊重别人的产权，别人不尊重你的产权。因此，对每个个人来说，无论别人尊重不尊重产权，自己最好不尊重产权，结果是两个人都不尊重产权，都得到0；而如果他们两个人都尊重产权的话，每人可以得到2。这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或者叫做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个体理性意味着选择偷窃，集体理性意味着选择尊重产权。

    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冲突，也可以理解为事前理性和事后理性的不一致：事前看，每个人都有积极性许诺尊重产权，如果对方也做出同样的许诺的话；但是，到了事后，每个人都可能没有积极性履行诺言，即使对方选择尊重产权。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这样一个事前理性和事后理性的矛盾或者说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矛盾？我们知道个体理性产生了“善”的观念[x1] ，集体理性产生了公平、正义的概念。如果别人和自己是平等的话，我们怎么可以通过偷窃别人使自己得到好处呢？你必须通过尊重产权够得到自己的好处。由此产生对制度的需求。如果一个制度能保证对每个人来说，事前的理性选择也是事后理性的选择，我们就解决了囚徒困境问题。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制度是人们达成的一种“承诺”(commitment)。

    社会合作的游戏规则

    人类从生活的实际中认识到他们面临的合作困境，因此创造了解决这一困境的制度和方法。这些制度和方法可以被划分为好多类，我在这里讨论几种最重要的。

    第一是私有财产制度。这是人类创造的克服囚徒困境的最重要制度，大卫·休谟认为它是三大自然法则的第一法则。有了私有产权制度，产权得到有效保护，这个博弈就发生了变化。产权是一个自然权利，高于国家、高于政府，产权制度其实先于国家、先于政府而存在。我现在给大家举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这是真实的例子，我在书上也写过。在英国约克郡海边有一个渔村，涨潮的时候有很多木头从其他地方飘到这里，退潮以后木头就成了无主财产，当地的渔民怎么分配这些木头呢？这就是产权的界定问题。当地居民世世代代遵守的是这样的规则：谁最早跑到沙滩，给无主的木头做上标记，这个木头就归谁所有，后来的人就不能随便拿走了。这不是一个由国家施加的法律规则，但是所有村民都遵守这个规则。在我的老家陕北吴堡县黄河边上的村庄，过去每年黄河发大水的时候，会有很多从上游漂流下来的煤块，当地人称为“河碳”，洪水过后这些河碳就搁浅在河滩上，村民们争先恐后地去“捞河碳”，这是他们一个重要的生活来源。他们遵守的规则与约克郡渔民完全一样：谁先去在无主的河碳上放上一件自己的东西，如草帽、衣服、扁担、麻袋之类的物品，河碳就归谁所有，其他人就不再争夺。为了占有河碳，最后有的人把内裤都脱掉了，也不觉得害羞。这两个地方相隔万里，一个在英格兰的海岸，一个在中国西北的黄河边，两个村子之间肯定不曾有个交流，但他们的游戏规则完全一样。

    有没有普世价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普世价值，全世界人都遵守的普世价值。我们现在谈国家领土的主权，但并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的世界政府，就因为人类有普世价值。国家之间领土权其实与个人之间的财产权遵守的是同样的规则。我们中国人说钓鱼岛是我们的，为什么是我们的？因为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这就是“先占规则”，即谁先占有就是谁的，这是普世价值。如果我们不承认普世价值，国际上的领土争端也就没法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就没有可能。我再强调一下，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解决囚徒困境最重要的制度，没有这个制度，人类就会陷入霍布斯讲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接下来说说法律。我在书里对法律有大量讨论，法律本身就是为了协调预期、促进合作而制定的。一个交易对双方都有好处，但万一事后有一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不付账或者生产假冒伪劣怎么办？签合同就是双方为合作作出的承诺。我们让公司上市，让股权分散，这是对所有人都好的选择，因为这样可以使得资源配置更有效率，更多的人可以分享合作创造的财富。这样的合作要求大家都尊重产权，但是如果事后有人贪污腐化、多吃多占，怎么办？我们有个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有助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囚徒困境。假如你管一个企业以后贪污了或者没有尽心尽力为股东的利益服务，股东可以起诉你，你怕这个起诉就要好好工作。所以说法律本身是解决囚徒困境的重要制度。

    促进人与人合作的另一个制度[x2] 是社会规范。法律由一个集中的权威机构制定，并且靠国家的武力强制执行，好比法院判定了你有罪但你不服，法院可以强制执行。与此不同，社会规范没有集中的制定机构和执行机构，它从无数人参与的无数个重复博弈演化而来，我们每个人都是它的执行者。好比一个人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这就违反社会规范，这种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制止。当然这里面也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你制止一个人随地吐痰，这个人反过来揍你怎么办？由于有这种担心，很多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社会规范没有国家权力作后盾，只有变成大家普遍认可的规则，每个人都觉得应该遵守它，而不遵守会受到其他人的谴责的时候，它才能得到执行。我在书中分析了什么条件可以保证社会规范作为“纳什均衡”出现，这些条件要求对大部分人而言，给定别人遵守，不仅自己遵守是最好的选择，而且谴责和惩罚不遵守的人也是最优的。如果大部分人预期别人会遵守，任何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都会受到大部分人的谴责，少数人的违规并不能破坏社会规范的约束力。

    法律和社会规范并没有很明确的界限，我们国家在传统上讲的是“礼”，它是克服中国人的合作困境的主要制度。礼是什么？礼是法律和社会规范的混合，礼有很多来自民间，大量也是由民间执行的，但礼的一部分是通过政府执行性的，如不孝之子会受到官府的鞭打。我在书的最后一章专门讨论了儒家社会规范。

    伦理道德也是促进社会合作的重要制度[x3] 。在有些情况下，道德伦理只是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内在化，是从小受教育的结果。在日常生活中存在不少骗人的机会，我们不骗人可能是害怕法律的惩罚，也可能是担心舆论的谴责，但无论如何，总有些情况是因为骗人会使我们良心不安，这就是道德的作用。按道德伦理行事不是不理性，道德本身是理性的产物，一个没有理性的人不可能是真正有道德的。如我前面讲的，理性本身是善[x4] 的源泉，一个人只有有了善的概念才能考虑相互之间的公平对等。
市场经济是合作制度

    前面讲到，为了人类的合作，人类创造了很多制度，这些制度我们称为“游戏规则”。我现在要专门讨论一下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即市场经济制度，它是经济学家研究最多的制度。

    人们对市场制度有很多误解，有些人说市场就是让你追求私利，尔虞我诈，不管别人的死活。这样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市场的真正功能是什么？是让人类更好地合作！而且从目前来看，市场也是促进人类合作的最有效的制度。今天，借助于市场的力量，人类的合作变得如此广泛、如此深入，以致我们享用的每件产品都是全球合作的结果，这在200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传统社会也有合作，但只能是熟人之间，比如一个村里或者一个家族成员之间的合作，市场经济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扩展到陌生人之间，而且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主导着全社会。在市场经济下，与我们发生直接和间接交易的大部分人，甚至99%以上的人，我们都不认识，从来没有谋面，甚至不知道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比如你去超市买东西，这个东西是某某企业生产的，但你不认识它的老板，更不认识它的员工，这些你不认识的人确实是出于私利而生产，但他们必须实实在在地生产给你带来好处的东西，必须使你满意才能赚钱。所以市场是一个很奇妙的机制，谁还能想象出任何其他的制度可以把合作变成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技术就越先进，进步就越快，新产品越层出不穷，财富就越多。我还必须强调一点，市场化也是道德的基础。凡是市场化高的国家，人们的道德水平就高，合作精神就强；凡是市场化程度低的地方，人们的道德水平就比较低、合作精神就比较差。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就很显然，所有去过美国、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都有很深的印象，美国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比中国高。为什么？美国有一个很好的市场机制。

    市场制度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无知”和“无耻”的问题。我曾说过，人类犯错误就两个原因，一个是无知，一个是无耻，特别是少数人的无耻和多数人的无知结合起来是人类最大的灾难。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大跃进，再往前100多年前的义和团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无耻与多少人的无知相结合的结果，差点导致整个国家的毁灭。

    无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为了个人私利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市场的逻辑是什么？你要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如果别人不幸福，你自己不可能幸福。所以在市场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不会变成无耻的行为。市场竞争就是为他人创造价值的竞争，你要办一个企业，如果你为消费者服务不好，生产不出质量好的产品，消费者不买账，你就赚不了钱。你的员工不幸福，你的企业也不可能搞好。竞争使每个人幸福，因为每个人幸福的前提是能够更好地为他人创造价值。我谈这一点，还有一个重要意思就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你赚的每分钱都靠你的本事，都代表你对他人所做的贡献。当然也有你的运气。我们知道，一个人幸福不幸福不仅取决于你是否有钱，更取决于你的钱是怎么来的。对大多数人来说，靠本事赚的收入意味着努力带来的成功，比别人施舍的收入可以带来更大的快乐。福利国家的人并不幸福，因为收入不是凭本事赚来的。自由市场给每个人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让每个人都参与财富的创造，每一分钱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所以人们心情舒畅。

    另一方面，市场也是减少人类无知的激励机制。生产需要大量的信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需要大量的信息，如个人偏好的信息，技术的信息，资源的信息，等等，但这些信息分散在许多人手中，获得这些信息需要成本。主张计划经济的人假定经济是静态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的需求是早就规定好的，资源和技术也是事前给定的，以为中央计划机关可以很容易地把每个人的信息加总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本身就是无知的表现。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传递信息，减少了人类的无知。企业家要赚钱、要成功、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得有足够大的能力和积极性收集、加工决策所需要的各种信息。 企业家最需要的是真实信息，政府部门不需要真实信息。

    事实上，信息也是企业家行动的结果，是主观的，不是天然存在的、客观的。或许，市场经济的最大贡献是人类知识的进步。比如说，没有比尔·盖茨这样的企业家，就没有个人计算机市场，我们怎么可能统计出对计算机的需求？企业家通过自己的警觉和想象力判断新产品和新技术的价值，判断消费者的需求，并用盈利与否衡量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避免了许多由于人类的无知可能导致的错误。

    市场不仅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参与者之间传递信息，也是一双“隐形的眼睛”，监督着每个人的行为。这是因为，市场上人们进行的是重复博弈，不是一次性博弈。你做的什么坏事市场都会记下来了，你做了什么好事它也会记下来了。博弈论证明，重复博弈可以克服一次博弈中的囚徒困境，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行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最适合生存的企业一定是最讲信誉、最值得消费者信赖的企业。这也是市场经济中人们之间具有更高信任度的原因。

    市场之所以能扩大人类的合作范围，是因为它建立在自由、私有产权和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上。第一是自由，好比消费者买什么是他自己的选择，生产者生产什么也是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剥夺了人们的选择自由，市场就不会存在，互利合作就没有可能。比如我们国家很多生产活动受到政府限制，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市场和自由实际上是同一东西，如果你坚持市场经济，那你就应该赞成人类的自由选择，所以我说市场就是自由，自由就是市场。

    第二是私有产权。私有产权是人的自由的保证，没有私有产权，人们不可能有自由。如果一个经济当中有大量的特权阶层，如果政府可以随意剥夺个人财产，如果自愿交易的合约得不到遵守，人们就不可能有通过分工而合作的积极性。产权不仅指有形资产的产权，也包括无形资产的产权，如知识产权和商标。如果麦当劳创造一个品牌以后，政府规定所有人可以免费使用这个品牌，麦当劳会创造这个品牌吗？不会。有这个品牌的人会有心维护这个品牌的价值吗？也不会。所以产权制度是市场有效运作的一个基础。我们国家市场秩序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

    第三是企业家精神。市场不会自己行为，能让市场行动起来的是人，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行动主体。没有企业家，不可能有市场经济制度。人类自古以来有富有企业家精神，但只有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家精神才发挥到极致，从事于创造价值的活动。企业家不仅通过发现和纠正市场的不均衡而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而且通过创新给我们创造了新产品、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产业，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企业家要预测未来，要作出判断，还要对自己犯的所有错误承担责任。正是企业家精神使得我们普通人无需借助于行政命令就可以获得我们喜欢的产品和服务。全球分工和经济一体化，也是企业家精神的结果。

    宪政和民主制度

    人类为什么要政府？就是为了走出囚徒困境，更好地合作。政府的基本功能就是保护个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保护个人平等的自由，因为只有安全和自由得到有效保证，人类才有可能合作。但另一方面，一旦政府存在之后，它很可能变成侵害自由、侵害人类安全、破坏合作的一种力量。为什么呢？政府也是人管理的，与普通人不同的是，管理政府的人具有使用合法暴力的垄断权。

    中国人的概念中政府是一个“超人”，像上帝一样，没有自己的私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其实天下没有这样的政府。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是人运作的，尽管这些人被称为国王、皇帝、总督、政治家或政府官员，他们和我们在座的人一样，既有自利的本性，也有无知的一面，他们同样也会犯错误，同样可能会做损人利己的勾当。跟我们市场上的人不一样的是，这些人可以打着政府的名义合法地强制我们做我们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政府的收入不是来自价格，而是来自税收，税收是强制性地征收的，不论我们对政府提供的服务是否满意。这与我们在市场上购买产品不同，市场上，任何违反个人愿意的强买强卖都是违法的。由于这个原因，政府很容易变成一个破坏合作的力量，所以怎么去约束政府就变成至关重要的事情。

    怎么约束政府？我们知道过去主要是靠上帝、靠个人德性、靠宗教，在这些都没有办法阻止统治者胡作非为的情况下，人们就起来造反，推翻旧的政府，建立新的政府。人类过去500年最大的观念进步就是认识到皇帝、国王、政府官员也是是自利的，仅仅靠上帝和个人德性没有办法约束他们，必须把他们关在笼子里。这个笼子就是宪政和民主制度。

    所谓宪政是什么？就是任何统治者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之下行为，不能有超越法律的权威，或者说，任何的政府权力都是由法律明确授予的。民主更多的是指公民投票选举政府领导人，也就是“权为民所授”。大家不要以为多数人总是正确的，多数人同样可能犯错误，同样可能做出危害人类合作的事情。民主制度如果没有宪政约束就可能是多数人的暴政，这就是希特勒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宪政、没有法治，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制度。搞民主先从宪政开始。

    但是宪政也是其他制度的需要，西方古代思想家大多数反对民主，但赞成宪政。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里面的君主制是一种宪政，贵族统制也是宪政。他认为法律应该是最高的统治者，如果君主的权力不受法律约束，君主制就蜕变为僭主制；如果贵族的权力不受法律约束，贵族制就蜕变为寡头制。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里主张的所谓“三权分离”，指的也是君主权力要受法律的约束，他最推崇的是英国当时的君主立宪制，而不是现代民主制度。

    约束政府首先从建立宪政和法治开始，这是英国的历史，也是许多西方国家的经验。英国的宪政建设从1215年的大宪章开始，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基本完成。英国的民主从1832年第一改革法案开始，将选举权从贵族扩大到中产阶级，到1928年完成，将普选权扩大到所有成年女性公民，历时96年。所以说不只民主制度需要宪政，君主制也需要宪政，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有些人认为宪政会削弱政府的力量，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事实上，真正强大的政府是宪政约束下的政府。这是因为，自有了政府后，人类最大的博弈是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博弈，即使在专制体制下老百姓也可以选择不合作（消极抵抗），而得不到老百姓信任的政府不可能是强大的政府。政府怎么让老百姓信任呢？口说无凭，只能用制度约束自己。宪政和民主类似政府对老百姓的承诺，有了这样的承诺，政府不能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老百姓就会更信任政府，更愿意与政府合作。英国的历史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光荣革命之前，英国政府的公债长期在200万英镑左右徘徊，不是政府不想多借钱，而是因为国王老赖账，债权人毫无办法，所以有钱人都不愿给政府借钱。光荣革命之后实行了宪政，国王的权力受到议会的制约，如果国王不履行诺言，议会可以推翻他，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增加了，政府借钱不再困难，国债规模不断扩大，1697年的时候达到了1 670万英镑，1720年达到5 400万英镑，1790年达到24 400万英镑，100年间增加了120多倍。如果没有这样的财力支持，英国不可能取得欧洲的霸主地位。这就是宪政的力量。

    总的来讲，只有在宪政和民主制度下政府才能得到公民的信任，只有得到公民的信任政府才是真正强大的政府。放眼世界，哪些国家的政府最强大？一定是实行宪政和民主国家的政府，因为它们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

    在宪政和民主下，人们遵守法律是出于对法律的敬重，而不是出于对法律的恐惧，人们从内心里觉得法律是公平公正的，应该遵守，所以，政府制定的法律可以得到更好的执行，人与人之间也就更愿意合作。在非宪政体制下， 大部分人认为法律是为既得利益者服务的，是统治者奴役人们的工具，所以纵然严刑酷法，人们还是试图找到每一个机会逃避法律的制裁。这样的社会，人们怎么能有好的合作精神呢？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这个问题。很简单，旧体制下中国人都生活在“囚徒困境”当中，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走出囚徒困境、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过去30多年的经济成就，就是合作的结果，不仅是中国人之间的合作，而且是中国人与全世界人之间的合作，没有后一种合作，我们不可能取得这么快的经济增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提高。

    在计划经济下，无论农村人还是城里人，都生活在囚徒困境中。我生长在农村，我从小就知道，如果所有的农民都好好干活，大家至少可以吃饱饭，但是没有人好好干活，每个人都在偷懒，偷懒的结果是什么？所有人饿肚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权者在农村强制实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是为了让农民合作起来，但实际结果是，自“合作化”后，农民越来越不愿意合作。自实行包产到户后，农民反倒有了合作的积极性，不仅很快就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而且城里人可以在农贸市场买到新鲜的农产品。

    国营企业工作的人同样生活在囚徒困境中。“铁饭碗”、“大锅饭”意味着干好干坏都一样，国营企业职工改进自己福利的最好办法是偷懒。结果是工业品的普遍短缺。

    这些当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所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问题。计划经济实验的经验证明，如果消灭私有财产制度，就消灭了人类合作的制度基础，人们就会陷入严重的囚徒困境。我们整个的旧制度，即改革开放之前的制度，就是鼓励人们想方设法不劳而获，绞尽脑汁占别人的便宜。我们没有工作的积极性，更不会有创新的积极性，所以我们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那个时候人们之间也有“竞争”，但主要是相互伤害的竞争，是政治斗争，而不是相互创造价值的竞争。我们当然也不会有公平、正义的观念，甚至连基本的人权都不会尊重，更不要谈什么道德底线了。一个儿子可以出卖父亲、妻子可以出卖丈夫、学生可以打死老师的社会，有什么道德可言？有什么信任可言？所以我们才需要改革，改革就是走出囚徒困境，走向合作。

    中国社会道德危机的原因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并没有实现同等程度的提升。我当然不赞同那种认为现在的道德不如改革开放前的判断。那个时候，随便抓人、斗人、甚至杀人，大家都习以为常，甚至拍手称快。现在大家看到见死不救，已是群情激奋地谴责，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至少说明我们的道德意识在复苏。但毋需讳言，我们的社会确实存在严重的道德危机。问题是，道德危机的根源在哪里？我想很多人给出的答案是错误的，就道德本身来看道德，没有认识到道德危机的体制根源。

    应该说，今天的道德问题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今天的病许多是几十年前埋下的祸根的发作。道德的破坏容易，恢复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正如俗话所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五十代开始对私有产权制度的破坏。消灭私有财产制度一定会引起人的道德堕落，这不是新什么的理论，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年前就指出这一点。他认为，划清了各人所有的利益范围，人们相互间争吵的根源就会消除，人们的博济公益精神反倒会增强。在一个一切财产归公的社会，人们没法做出一件慷慨的行为，谁都不会表现施济的善心。

    看看农村的例子。过去在农村里，什么样的人能够最适合生存？勤劳的人，诚实的人，善良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发家致富，人丁兴旺，他们也是所有农民学习的楷模，而那些耍奸偷懒的人不仅贫困潦倒，而且被大家看不起。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以后，一切都颠倒了。勤劳没有了，诚实没有了，善良也没有了。我小的时候老农民还比较勤劳、实诚，年轻人耍奸偷懒不老实，但是到我长大的时候，老农民也开始耍奸偷懒了。

    我们再看看现实，今天中国坑蒙拐骗这么多，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私有产权得不到尊重，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结果是，人们没有稳定的预期，只愿意玩一次性博弈，只考虑眼前利益不考虑长远利益，陷入典型的囚徒困境。当一个煤矿的开采随可能被政府叫停的时候，矿主怎么有积极性投资昂贵的安全设备呢？他不是真正的矿主，政府才是真正的矿主。

    人们的道德行为与社会是否公平有关。当一个社会少数人可以通过特权获得巨额收入、政府官员腐败严重的时候，人们就会认为社会不公平，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自行车铃被盗很普遍。设想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第一次别人把你的车铃偷了，你再买一个，第二次又被偷了，你还买一个换上。第三次、第四次呢？我猜想你更可能把别人自行车上的铃拧下来安在自己的自行车上，或者干脆不安铃了，因为你认为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类似地，或许你一开始想本本分分做生意赚钱，但当你看到别人靠政府关系就可以搞到一块地或一个批件赚大钱，而你自己却不断被政府官员敲诈勒索的时候，你心里能平静吗？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要让人们守住道德底线太难了。

    此外，意识形态控制导致严重的语言腐败也在毁灭人的道德。语言腐败就是通过在词汇上偷换概念来为不正当的行为提供正当性理由，冠善行以恶名，或冠恶行以善名，如把说真话称为“负能量”，把歌功颂德说成是“正能量”，把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说成是“历史虚无主义”，把伪造历史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把“黑打”说成是“打黑”，等等。语言腐败带来什么后果？一个后果是道德堕落。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说过，如果一个人堕落到宣传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人类的合作从语言的表达开始，言行一致是道德的底线。突破了这个底线，就从心理上拆除了道德藩篱。当一个人可以信口开河，说各种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的时候，他已人格分裂了，还有什么心理障碍能约束他不做违反道德伦理的事呢？当说谎已成为普遍的社会文化的时候，一个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小商人怎么会觉得自己受到良心的谴责呢？确实，与政府官员的弥天大谎比起来，生产假冒伪劣根本算不上什么了。

    道德危机也与我们社会中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冲突有关。一个正常社会，合法的就应该是合理的，合理的就应该是合法的，二者应该是统一的。合理性也可以说是符合自然法精神，是“上帝”给我们规定的法则，或者有利于人类合作、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法则。合法性是指符合政府规定的法律和政策。政府的法律必须要符合上帝规定的法律，符合人性，才有利于人类的合作。但在我们国家，好多政府制定的法律不符合人性，不符合自然法，不利于人类的合作。这就出现了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冲突。我们究竟应该按照合理性去行为呢，还是按照合法性行为？有道德的人可能会选择按照合理性行动，但合理性与法律的矛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摧毁了道德边界。我举一个例子，比如一个医生的合理报酬是多少，应该是由市场决定的。假定他的合理报酬应该是50万，但政府规定他只能拿5万，这时候就出现了合理与合法的冲突。如果他意识到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就可能收红包，但在收取红包之后，他的职业道德观念就跟原来就不一样了。如果他可以合法地每年拿到50万薪水，他会觉得自己很有尊严，从事的是一种神圣的职业，他的敬业精神就会非常好。但如果他偷偷摸摸拿钱，即便最后拿到80万、100万，他也觉得自己活得没有尊严，医生这个职业不再神圣，这时候他的职业道德就很可能出问题。

    这就是我从博弈论的角度总结的中国社会道德危机的原因。补充一点，我刚才提到自然法，自然法是什么？自然法就是普世价值，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天理、天经地义。否定普世价值就是否定天理，但天理是人不可以违反的，我们中国人说伤天害理的事不能做。如果我们不承认普世价值，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伤天害理的事？普世价值不是西方特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强调普世价值。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中讲了自然法的19条规则，然后说，这些规则一般人可能记不住，好在我们可以将它们总结为一句简单的总则，这个总则是什么？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知道这句话孔子讲的。儒家文化之所以主导中国社会2000多年，就因为它强调的是普世价值。

    制度企业家

    总结一下，我们只有建立起基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中国才能真正变成一个合作型社会，我们才可能有良好的社会秩序，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才真正能够提升，我们才能真正有博爱之心。只有实行真正的宪政和民主，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只有公平正义，中国人才能活得有尊严。而要完成这样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商界的企业家，也需要制度企业家。制度企业家可以包括实践型的政治企业家，像邓小平这样的人，也需要理论上的制度企业家，他们承担着改变人们的观念、推动游戏规则变革的责任。两千多年的孔子等思想家，就是杰出的制度企业家，我们今天的文化、游戏规则很大程度是他们制定的，但是被破坏得很严重。今天的学术界人士，有责任去担当起理论上的制度企业家的责任，即便每个人只能做小小的贡献。当然今天的中国更需要像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政治制度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