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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改革与发展新阶段
时间:2010-03-01    阅读:711次   
    2月26日下午3时,论坛2010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研讨会主题为:“十二五规划:改革与发展新阶段。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许善达主持会议,樊纲做2009年论坛工作总结,最后刘鹤对2010年年会讨论内容进行了小结。
    论坛成员白重恩、蔡昉、陈东琪、樊纲、郭树清、贺力平、胡鞍钢、江小涓、刘鹤、李剑阁、李晓西、龙永图、宋晓梧、石小敏、盛洪、汤敏、夏斌、魏杰、王一鸣、王建、吴敬琏、吴晓灵、肖捷、许善达、杨伟民、郑新立、张曙光,论坛荣誉成员茅于轼,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戴玉庆、杜谦、段永基、郭翠萍、林荣强、潘仲光、沈鹤庭、张伟祥、张征宇、赵伟国、朱德贞、王兵出席会议。
    特邀嘉宾韩永文、张景安、乔宗淮、廖晓淇、许宪春、姚景源、郑京平、马晓河、王沅、赵晓江、任贵生、左小蕾、栾建民、韩伟森、皮树义、刘关清、何迪、陈知涯、陈小鲁、杜跃进等应邀出席会议。
    新华社、中国新闻社、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经济观察报等50多家中外媒体到会。
    以下为会议纪要。
 
    许善达:
    各位论坛成员,各位来宾,新闻届的朋友们下午好!现在,我宣布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0年年会开幕。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十二五”规划:改革与发展新阶段,一些特邀的嘉宾参加了我们今年的年会。大家鼓掌欢迎。
    现在开始年会的正式议程。
    第一项议程,先请樊纲做论坛2009年工作总结以及2010年工作安排的报告。
   
    樊纲:
    按照年会惯例,向50人论坛的全体成员、企业家理事会报告我们过去一年基本活动情况和新一年的打算。
    去年做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完成了10年来首次论坛成员换届。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在全体论坛成员自由投票选举基础上,经论坛学术委员会评议和投票表决,最终产生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其中白重恩、韩俊、王一鸣为新入选第二届论坛成员。同时还建立了论坛荣誉会员制度。
    今后论坛换届每5年举行一次,确保论坛学术研究的创新和活力。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在于形成一种机制,过去10年没有想到这些问题,10年之后随着年龄逐步增大,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机制。尽管我们是学术平台,但是仍然需要不断的更新的机制,从现在起,这个机制应该说已经形成了。
    这次换届拖的时间长一点,酝酿过程长一点,讨论的充分一点,也是一个建立新机制必然和自然的过程。确立了这样一个机制,以后换届就更顺畅了。
    第二,又有新的一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加入我们50人论坛活动。经企业家理事会召集人段永基、林荣强同意并推荐,论坛学术委员会研究批准,今年有三位优秀企业家正式加入论坛企业家理事会。他们是:鼎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兵先生、巨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史玉柱先生、浙江建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伟祥先生,我们对他们的加入表示热烈欢迎。
    第三,先讲一下日常的一些工作,最重要的是多次内部研讨会。按照我们的一种基本的运行方式和规则,是以内部研讨会活动为核心, 2009年我们召开4次内部研讨会,分别是在2、5、9、10月。我不一一念参加的人员。
    第一次内部研讨会在2月28号,主题是“对当前宏观形势的评估”。当时正是金融风暴冲击最严重的时候,当时政策调整正在进行过程中,我们及时进行了一次研讨会。
    第二次是5月7号,主题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绩效和中期风险评估”,研讨当时中期经济风险。
    第三次是9月3号下午,主题是“如何在经济复苏过程当中促进经济结构转型”。
    第四次是10月27号,主题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与中国的金融开放”。当时面对的一些新的形势,包括新的金融风险和国际上正在进行的一种金融机制的调整。
    4次的内部研讨会的反馈,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每次会议摘要都通过有关渠道送有关政策决策部门参考。
    另一项工作,是长安讲坛落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变成一个受众面更宽更广的讲坛活动,也成为清华经管学院的学分课程。同时新浪财经继续在财经版首页开设长安讲坛视频专栏,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也为此开办了专栏。2009年在长安论坛发表演讲成员有吴敬琏、李扬、郑新立、蔡肪、杨伟民、陈东琪、宋晓梧、樊纲、白重恩、王一鸣,论坛企业家有任志强,特邀专家有许宪春、左小蕾等。
   第三项工作是,在2009年8月28、29号,论坛和布鲁金斯学会共同主办了“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这是一个双边的对话活动。美方参加的6位,我们参加小范围会谈有6位,后面还有一个大会和晚餐活动,部分论坛成员和企业家理事会成员也参加了这次活动。这次对话会开拓了中美交流的渠道,是学术届和政届的对话新形式,应该说受到了美方的高度重视,我们也把对话成果汇报有关决策部门。目前美方还在继续推动,期望进一步升格,我们也准备进一步的展开。中美之间现在问题也很多,开放一些新通道和渠道,对双方关系和世界经济发展有好处。
    过去一年,论坛和地方政府共同合作,也开了一些研讨会。1月1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东部产业转移和湖北产业承接”研讨会,主要探讨协调发展的问题。6月24号在南京举行的研讨会,题目是“科学发展与转型升级”。7月19号在大庆举行“大庆城市发展定位和产业方向”,这是结合大庆60周年庆祝活动举行的一次研讨会。
    以上会议都是应当地省市政府领导邀请召开的,参加研讨会的论坛成员还对当地经济进行了考察和参观。吴敬琏、胡鞍钢、张曙光等论坛成员深入到襄樊、伊春等地实地考察,为当地干部做报告。论坛秘书处还代表大家捐献1万人民币,参与了伊春市开展的保护珍稀树种红松活动。
    另一项重要的学术研究活动,是过去两年中我们进行了关于低碳经济和防范全球变暖的研究。2009年9月12号,在北京嘉里中心举行第一次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瑞典、马来西亚等国的50多位专家出席研讨会。12月8号,论坛在北京饭店举行对外发布会,由论坛课题组撰写、樊纲担任主编的“经济发展与低碳经济:中国与世界”研究报告在北京正式出版。参加这项研究的有刘鹤、樊纲、许善达等,这个报告在国内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们希望这项研究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新的议题在形成,我们要跟踪进展,通过针对中国的问题、中国与世界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
    以上是一些主要的研究活动。
    过去一年,论坛对外交流活动应该说总体比较活跃。除了进行中美对话,举行低碳经济的国际研讨会和国际合作研讨,我们还进行了其他一些交流活动。包括12月1号论坛成员刘鹤在北京饭店会见了瑞典首相等等。
    论坛学术委员会09年开了3次工作会,一次是1月20号,一次是8月14号,一次是12月5号,就换届和论坛日常工作一些新问题进行了研究,形成了一些建议。对议事日程和选举建议都提交全体论坛成员进行表决,一些事情及时通报全体成员,这是整个论坛的活动。
    论坛财务报告,2009年年终财务结算报告报监视小组审批,不细讲了。
    再一个是论坛网站情况,2009年论坛成员20人为论坛网站投稿128篇,其中许善达36篇,吴晓灵、汤敏各11篇,贺力平9篇,盛洪、王建、夏斌各8篇,樊纲6篇,宋晓梧5篇,郑新立、蔡昉、李晓西各4篇,梁优彩3篇,胡鞍钢、刘世锦、张曙光、温铁军各2篇,陈东琪、魏杰、韩俊各1篇。此外,企业家理事成员潘仲光投稿3篇。论坛网站注册会员3万5千余人,网站浏览点击量去年达到53万7千多人次。希望2010年大家多往自己家网站投稿。根据网站管理的专业统计,浏览论坛网站的IP地址还有港澳台地区等,不一一念了,希望大家进一步关心这个网站共同发展。
    论坛出版情况。2009年我们出版的丛书有长安讲坛第三辑、第四辑,“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文选”,“低碳经济发展中国与世界”研究报告等。
    以上是2009年论坛活动的基本情况。
    2010年论坛一些主要的工作安排大概汇报一下:
    第一,坚持开好内部研讨会,分别安排在4、7、10、12月举行。
    第二,继续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办好“新浪·长安讲坛”,希望大家积极参与。
    第三,在8月中旬举办第二届中美经济学家对话会。
    第四,继续组织“长安讲坛第五辑”和论坛成员个人学术文集等重要书目的出版。
    第五,应地方政府邀请举办若干场专题研讨会,我们控制在2、3场。大家比较忙,时间有限,争取每次办的有成果。一是加强对地方经济的了解,二是对中国各方面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另外就是经学术委员会确定临时举办一些其他活动。
    总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包括企业家理事会成员的大力支持,新闻媒体大力支持,去年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在这里我代表论坛学术委员会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新的一年大家继续支持论坛的工作,谢谢大家。
 
    许善达:
    下面请吴敬琏先生向新加入论坛企业家王兵先生和张伟祥先生颁发理事证书。(史玉柱请假今天没有到会)
    (颁发证书)
 
    许善达:
    下面是请今天到会论坛成员、企业家理事,还有特邀嘉宾一起合影。
(合影)
 
    许善达:
    下面第二阶段研讨会开始。
    下面主题发言,有三位,杨伟民、白重恩、王一鸣,然后请其他成员和企业家发言。
 
    杨伟民:
    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更加关注,对“十二五”规划期待较高。但编制一个好的规划并非易事。我讲三个问题,都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国家发改委。
    一是如何编制一个操作性、方案性的规划。大家认为“十一五”规划是一个很好的规划,但从实施效果看,并不十分理想。“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六个立足”。如,从需求结构,希望增长更多地依靠消费拉动,但实际情况却是更多地偏向于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从产业结构看,希望服务业更多带动发展,但实际结果却是工业增长还是大大快于服务业;从城乡和区域看,“十一五”规划提出了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但目前来看进展不理想,主要是农民工难以市民化,人口城市化慢于土地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的倾向没有大的改变,“十一五”规划提出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但事实上仍是行政主导的地区经济,行政区经济甚至有所强化等等。
    实施不理想的原因,有遭遇金融危机因素、体制机制和政策方面的因素,但也有规划本身的问题。如,规划过于面面俱到,原来曾经设想专门的章节阐述如何转变增长方式,如何优化经济结构,后来没有实现,回到传统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写法;尽管在原则中阐述了“六个立足”的思想、方针和原则,但缺乏具体目标特别是约束性指标,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支撑,怎么实现“六个立足”、“六个转变”没有专门的政策支撑。
    编制“十二五”规划,干什么已经很清楚,相对于干些什么,可能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更重要一些。如转变发展方式、城市化、环境友好型社会等,这些事在几年前都说了很多,大多数问题思想上基本统一了,但究竟怎么做可能缺乏研究,缺乏有效的途径和政策。
    “十二五”规划可不可以改变传统的写法。比如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是一个重大课题,那就作为一个章节,全面地阐述怎么扩大消费。如,为此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但怎么调,从居民收入、企业、政府角度等如何调整收入分配,应该讲清楚。这样会大大增强规划的操作性。
    二是如何确定“十二五”规划的主要目标。第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指标的确定,关键是如何处理国家规划目标与地方目标。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九五”计划确定增长速度8%,最后实际增长8.6%;“十五”确定7%,最后实现9.5%;“十一五”确定7.5%,前4年大概在10%左右,规划指标与实际完成差距都比较大。原因很多,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规划体制问题,实际是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留下来的一个没有改变的体制问题,主要是地方规划与国家规划的关系。欠发达地区要求速度快一些,以缩小差距,发达地区认为本地区有条件发展更快一些,也确定一个高于全国目标。各省区市下面的各地市、各地市下面的各县市区,均如此效仿。结果是,从下往上看,GDP增长的指标一级高于一级。国家确定的目标成了各省区市确定本地区增长目标的“底线”,省区市的目标成了地市州的底线。而且,国家规划出台的时间是明年3月份,这之前地方规划已由地方人大批准了。
    如果还是按照这种方式做,不改变过去的关系,最终的结果肯定无论是“十二五”确定什么样的速度,对地方来讲都差不多。你高他高,你低他低,水涨船高。而且,地方掌握着一些资源,地方规划确定的速度与最后实现的速度相对比较接近。这样,在“十二五”时期还会是一个比较高的速度。转变发展方式,必须降低增长速度。如果“十二五”还是一个高速度,发展方式转变可能还会落空。
    第二个是如何确定约束性指标。“十一五”规划将目标分两类,一个预期性,一个约束性。目前来看是效果非常好的一种创新。从“十一五”规划目标的实施效果看,节能减排两个指标实现程度最好,原因就是作为约束性指标,并落实到了各地区。在“十二五”期间,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仍应保留,甚至可能考虑在原来的COD和二氧化硫基础上增加新的减排指标。
    关于单位能耗降低的指标,要根据新的形势再研究。单位GDP能耗这种与GDP挂钩的指标,有好处,也有不太好的导向。因为这个指标,取决于分子和分母的共同变动。如果增长速度上去了,能耗也可以降下来,但能源消费总量上去了。所以,有些地区把实现单位能耗降低目标的工作重点放在如何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上。在承诺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减排的指标后,我们必须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能耗、GDP、二氧化碳之间有着很复杂的关系。有的人建议,在“十二五”规划中,用能源消耗总量代替单位GDP能耗,作为一个约束性的指标纳入“十二五”规划,并分解到各地区,形成倒逼机制。我认为是这值得研究的。
    还可以考虑引入开发强度指标。开发强度是国土空间开发中的一个指标,指一个空间单元中建设空间占该单元总面积的比例,建设空间包括城镇建设、独立工矿、农村居民点、交通、水利设施、其他建设用地等空间。从长远看,全国要有一个总的开发强度控制指标,并应该作为约束性的指标分解落实到各主要的城市化地区。引入开发强度指标,有利于集约高效开发国土,形成促进城市集约发展、提高密度的倒逼机制;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优化产业结构的倒逼机制;有利于空间结构的调整,形成减少或压缩某类低效率建设空间,给高效率建设空间腾出空间的倒逼机制;有利于规范有序开发,形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倒逼机制。
    三是如何推进城市化。现在大家都认为,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中国最大的内需是城市化。但是,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市民化,这些都无从谈起。因为“十五”计划中央就提出了城镇化战略。不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城市化,结果很可能还是土地的城市化,人口的“半城市化”,并进一步带来投资驱动、宽马路大广场、标志性建筑,以及土地开发驱动、大量占用耕地。结果就是城市土地的粗放利用,从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看,1981年时全国城市的人口密度1.9万人,期间最高时是2.3万人,而2008年已经降到了只有0.9万人,人口集聚度不如1981年的一半。
    途径就是农民工市民化,使已经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在自愿基础上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和平等权利。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目前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不宜久拖不决,应该从“十二五”期间起步,争取用十年左右时间,解决目前1.4亿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总计3亿左右人口的市民化问题。
    对农民工如何实现市民化,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推进农民工公共服务与市民的均等化,待公共服务均等化后再放开户籍统一解决。另一种思路是“保留户籍、总量控制、放宽条件、逐步推进”。前一种思路是不可取的。因为公共服务的健全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如深圳,户籍人口只有228万人,实际上有1200万人,让农民工子女都在深圳上学,仅学校就要新建几百所,一下子建这么多学校,没有土地。没有学校就谈不上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所以,只能一步一步来。
    城市化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在推进城市化中,我国到底是应该重点发展小城镇,还是应该重点发展大城市、中小城市,一直有很大的争议。在城市化道路这一问题上的思路不清、导向不明,已经带来很大代价。我国是在人口众多、土地不足的国情推进城市化的,这决定了不能走蔓延型、分散化、低密度的城市化道路,必须走紧凑型、集约化、高密度的城市化道路。因此,不应该把分散化、低密度的小城镇和中小城市作为我国城市化的主体形态或重点。
    小城镇的发展,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村经济、繁荣农村贸易,方便人民生活,缓解就业压力等,无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健全农村公共服务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发展小城镇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能夸大小城镇的作用和功能,不能把小城镇作为我国城市化的主体形态,不能作为推进城市化的方针,不能作为城市化的重要途径。
    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只有位于三类区域的小城镇可以发展壮大,不仅可以发挥小城镇本来的农村地域政治、文化、公共服务中心的功能,还可以分担城市和城市化地区的某种特定功能:一类位于较大城市群或城市化地区之中的,我国最发达的小城镇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洲;二是位于特大型城市周边直接为特大城市服务或成为特大城市都市圈的小城镇,如京津周边的小城镇;三是有独特的无法替代的资源的,包括旅游资源、区位资源即交通枢纽功能的。
    远离城市群和大城市的小城镇,一般只能有一两个特色产业,或者作为一定尺度空间内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中心、农产品交易中心而存在,不会持续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而即使有再多的政策扶持,也难以成长壮大。近年来的实践证明,绝大多数小城镇在重点发展小城镇的政策导向下并没有发展起来,尽管有些小城镇占了土地、搞了开发区、建设了基础设施,但人口却在外流。
 
    许善达:
    伟民一直在发改委负责规划,编制规划是他的主要任务,他讲的一些东西会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十二五”规划编制,这几个问题还是很有参考价值。下面请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经济系主任白重恩发言。
 
    白重恩:
    我是作为50人论坛新成员第一次参加年会,有很多东西在学习过程中。
    我今天想跟大家报告一下的,是我最近做研究的一些想法,主要是经济结构转变和公共财政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应该在公共财政方面采取一些什么措施促成经济结构转变。“十一五”规划提了很多要求,我们很清楚要做什么,但是怎么做需要探讨,在这方面公共财政可以起到作用。
    结构问题,大家都很清楚,包括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还有收入分配,资源依赖度比较高,污染比较严重,创新不够等几个问题。
    如果我们想找到解决结构问题的方法,就要分析造成这些结构问题的原因。我们先看需求结构。
    需求结构方面,储蓄率高,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我们进行观察数据发现,储蓄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和企业储蓄增长比较快。

    根据资金流量表所制的上图中可以看出,政府的储蓄占GDP比重增加非常快,居民的储蓄占比有波动,企业储蓄占比有一定的增加。资金流量表的编制过程中的一些假设可能有一定的问题。我们做一些调整后,发现居民储蓄其实并没有多少增加,主要的还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在增加。
    政府储蓄是因为政府有钱投资。看一下宏观税负,有很多口径,如果我们看全口径,包括一般预算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政府基金收入,社保费等等,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应该包含在财政收入里面的各项加起来,2008年达到GDP32%,1990到2008年从20%上升到32%,这段时间内宏观税负增加非常快。

    做一下预测,如果财政税收制度不变,我们预计这个比例还会进一步增加。这个数字说明,宏观税负还是很重的。政府拿到的收入增加了较多,政府部门的储蓄也就增加的比较多。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则有较大下降。
如果我们考虑财政制度改革,任何改变都不应该进一步增加宏观税负。改变税收制度的时候,应该重点考虑这种改变对行为的影响,最终达到优化结构的目的,而不是以增加政府收入为目的。
宏观税负很大部分是非税收入,占的相当多,我们把这些都加起来,大概是10万亿左右,再加上国有企业盈利是11万亿左右,这11万亿中有一半以上是非税收入,税收占11万亿里不到50%。非税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要考虑的部分。
   我特别强调国有企业利润,1万3千亿左右,现在也开始分红,主要是没有拿出国有企业的系统,分红是分到国资委。国有企业分红应该纳入预算管理,让其用途更广泛,应该考虑能否把国有企业分红用于民生项目。
    国有企业分红还有其他好处,包括减少过度投资。国有企业有更多利润的时候不拿走就会投资,拿走不代表国有企业不能投资,还可以改善公司制。它们要投资可以从资本市场或者银行筹集资金,比用自有资金投资受到更多市场约束,可以改善投资效率。
    这是从政府的收入来看,刚才说到储蓄高主要原因是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增加快。反过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过去几年下降10来个百分点,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什么?一个是劳动力报酬占比下降,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居民部门几乎所有的收入的项目占GDP的比例都下降,再分配过程中居民收入占比也在被减少。我们用资金量表分析发现,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了11个百分点左右,其中4.6个百分点是劳动力报酬下降,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再分配过程中下降2.4个百分点左右,也有一定下降。
    居民部门收入下降主要原因是劳动报酬占的比例下降,再分配过程也导致居民收入占比进一步下降。有一个和这两者都有关系的事就是社保缴费。所谓五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计划生育保险等,如果这个企业守规矩,按照规定缴费,不同地区不一样,应该是工资水平的40%左右,有的地区到50%。我们查一下资料,全世界没有其他国家比我们更高,社保缴费负担非常重,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参与率低,有很多企业不参与缴费。另外,比如养老保险,企业交20%,个人8%,看上去企业交,其实企业交费的负担也会转嫁到员工身上,这么高的缴费率不利于扩大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可能会减少总体消费。我们研究发现,社保从工作人口中收钱,转到退休人口,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增加消费,减少储蓄,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效果是社保反而是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因为退休人口储蓄倾向更强。
    刚才讲到居民部门的收入下降的一个因素是劳动报酬下降,后者最主要的原因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由农业向工业服务业转型,劳动者报酬下降中的61%可以由这样的结构转型解释。
    
    请大家看这张图,左边有4个产业在总体经济中占的份额,右边是4个产业中劳动力报酬占比。农业中劳动力报酬占比高,而第三产业和工业中则相对较低。农业份额越来越小,工业和第三产业越来越大的时候,会发现总体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后果,我们总要经过这样的过程。我们希望经济进一步转型,和工业相比,第三产业应该占的越来越大,第三产业劳动占比高,第三产业份额增加的时候我们的劳动收入占比就会增加,所以结构的转型对劳动收入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除了结构转型还有一个因素在工业部门中。一个是国有企业改制,一个是市场垄断程度增加。垄断企业中劳动力报酬占的比例比较小,垄断程度增加则劳动报酬比例也下降,其他一些我们经常谈的因素,比如说因为有剩余劳动力压抑工资和劳动者谈判筹码下降等,都不是主要的原因,基本没有太大影响。
    我们刚才讲到影响劳动力收入占比的很重要因素是结构转型,如果要实现对劳动力报酬有利的转型,就要增加服务业的比重,加快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发展慢有很多原因,我们做过研究,有一些是制度方面的,比如说我们的制度环境不是很尽如人意,政府的控制比较多,服务业的进入门槛比较高等等。服务业的税收负担也比较高,相比OECD国家,中国服务业的税收负担高于所有OECD国家服务业的税收负担,税收负担过重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原因。还有税收的种类,我们的服务业大部分是营业税,有重复征税的问题。自己企业内部需要一些服务,内部做可以不交税,从外部购买则需交营业税。因为有这样的营业税,企业不愿意从社会上购买服务,这就一定程度影响服务业发展。我们相信税制的改革对服务业的发展有促进的作用,应该由增值税替代营业税,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应该增加税收的负担。
    除了刚才讲的这些结构问题以外,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也加重分配不均,因为资本收入分配比劳动收入分配更不均。怎么来应对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有很多财政上可以做的事情。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不建议增加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应该是降低边际税率,我们认为是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过高反而影响了税收,会带来过多的避税的问题。
    教育机会的公平是收入公平的根本保证。农民工子女得不到很好的教育,将是中国未来很多社会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我们在财政上应该加强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投入。再一个问题是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我们的税收负担和税收来源地不一致,导致税收的收入过多集中到企业总部比较多的发达地区。还有一个结构问题是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比较高,为了应对这样问题,需要加强资源税、环境税的征收。
    最后讲一个问题,房地产税或者叫物业税。除了居民收入少、因而消费也少以外,居民储蓄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是居民要为买房子而储蓄,所以影响消费的很大一个问题是住房问题。我们有没有办法降低住房的负担?我认为房地产税是一个可行的措施。房地产税可以降低即期的一次性支出。因为未来要不断交房地产税,理性的消费者进行即期支付的意愿会变弱,因而房价会下降。房地产税替代一次性的一些税收以后,人们买房子一次性支出会减少,这个会减轻很多消费者的负担。很多消费者面临着流动性约束,只是短期收入不高,未来收入会增加,这样降低短期支出,增加未来支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房地产税说了很多年,自然有它难的地方,一个是公平问题。如果征房地产税,已经有房的人们认为以前买房时已经变相地交了,为什么还要交? 信息系统不完善等等也都是困难问题。地方政府是否能接受把一次性税收转成长期税收,导致即期收入减少能不能接受。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难点是可以解决的,就看征房地产税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不是为了短期利益,而是要优化市场结构,就可以达到优化市场结构的目的。对征税以后出让的土地上的房子收税,交过税的就不要再交税了,因而就可以比较好的解决公平问题。这样的税还可以降低一次购房成本,可以降低各方面风险。还有一个改善政府土地供应的合理性,现在政府土地供应很看中土地收入,所以会限制房地产土地供应,从而获得垄断土地租金,不利于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房地产税可以让政府更加愿意出让更多的建房用地。
 
    许善达:
    结构问题重点讲的是财政,包括广义财政,包括税收,包括和财政税收有关的政府行为,还有某些行业,包括工资水平,其实说到底是用财政税收做一条红线谈问题,这里理论性很强,值得大家仔细研究。
 
    王一鸣:
    今天主要就“十二五”时期发展脉络谈一些个人看法。总的判断是,以这次金融危机为标志,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要实现既定发展目标,需要推进第二次转型。如果说第一次转型主要是体制转轨,引入市场机制,参与全球竞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劳动力转移,使中国从人口大国变为经济大国,那么第二次转型就要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提高社会共享水平,为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使中国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相对于第一次转型,第二次转型的要求更高,任务也更加艰巨。成功实现第二次转型,对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我主要就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国转型进程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如此之大,从表层上说是由于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出口大幅下降,并造成国内工业生产快速回落和就业下降,但深层原因主要是即有发展模式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加剧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说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本质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
   事实上,从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季度经济增长率就逐季下降,表明中国经济调整早于金融危机的冲击,金融危机只是加大了经济下滑幅度和深度。经济增速大幅下滑,除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外,必然有内生的结构性因素。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两个基本约束条件。一是由于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外部需求,这就会受到外部需求的约束。如果看一下数据,本世纪以来经济加速,从2001年的8.3%提高到2007年的13%,增速加快主要是外需拉动的,这与2001年入世后正好遇到一轮全球化高潮是分不开的,危机后可能很难遇到这种情况。二是经济增长对要素的高强度投入依赖程度高,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资本投入比上世纪90年代的贡献明显提高,对要素投入的依赖性增强,而全要素贡献率是下降的。加快推进经济社会战略性转型,对中国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二次转型在“十二五”时期面临的基本课题是:第一,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外部需求扩张在较长时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的情况下,如何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改变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过多依赖。第二,在产能过剩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矛盾加剧的条件下,如何提升制造业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含量,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工业规模扩张的过多依赖。第三,在资源、土地和劳动力等低成本比较优势开始减弱、生产要素成本趋于上升的条件下,如何加快培育以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改变经济增长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多依赖。第四,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日益迫切、经济发展对科技、教育要求越来越高的条件下,如何加快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增强科技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改变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第五,在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结构调整难度加大的条件下,如何突破深层次体制障碍,对已经形成的经济关系和利益格局进行新的调整,加快推进关键领域改革,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转型的体制环境。
    二、“十二五”时期的国内外环境和挑战
    这次金融危机后,国际环境发生了二战后最深刻的变化,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全球化可能会放慢脚步。有潮起必有潮落,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低潮期。二是催生新科技革命的因素增多。但相对信息网络技术而言,绿色能源技术渗透性和产业关联带动作用较小,世界经济短期内难以重现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熊彼特增长”。三是全球失衡再平衡调整。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一次强制性调整。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五年内出口翻一番,是主动调整,对我们也有重大影响。四是世界经济复苏将是缓慢、曲折和复杂的过程,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五年接近5%的增速。最后,全球治理问题更加凸显。重构国际金融体系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既为增加我国的话语权提供了机遇,也将面临发达国家对我国发展的制约。
    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一是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加大了我国经济减速压力,“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速将难以达到2001-2008年年均10.2%的水平。绿色能源科技领域竞争加剧,使中国在信息技术革命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面临绿色能源革命的严峻挑战。全球需求结构调整,使外部需求收缩幅度加大,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更加困难。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增大了中国在传统和新兴产业领域争取市场空间的压力。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机遇期,工业化进入战略转型期。城镇化进入战略推进期,城镇化率将超过50%,城市社会将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体制改革进入战略突破期,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政府体制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体制改革将成为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改善的重要动力来源。对外开放进入战略提升期,必须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新形势,提升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十二五”时期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也将发生新的变化。一是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等低成本比较优势开始减弱。二是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增大,需求结构调整的背后是收入分配关系调整,涉及财税体制、垄断行业和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系统性、综合性要求更高。三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压力加大。四是资源环境硬约束更趋强化。即使采取措施,能源资源消耗的增量也是巨大的,由此产生的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压力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五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人口的年龄结构将发生明显变化,老龄人口比重将迅速上升。这就意味着,国民收入中用于老龄人口的支出将明显上升。
    三、第二次转型的路径选择和改革战略。
    第一,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的扩大内需战略。2001-2008年,净出口率由2.1%提高到7.9%,外贸依存度由38.5%提高到59.8%;投资率由36.5%上升到43.5%,而消费率则由61.4%下降到48.6%。高储蓄率决定了高投资率和高净出口率。影响高储蓄率的因素主要是人口年龄结构,周期性经济波动和体制因素。过高的储蓄率与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也是分不开的。“十二五”时期人口抚养比逐年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有利于降低储蓄率,为提高消费率提供了时间窗口。力争到2015年,消费率接近60%,居民消费率提高到45%左右,投资率和外贸依存度趋于合理。
    第二,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的产业转型战略。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和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含量;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核心技术-战略产品-工程与规模应用”的创新价值链。
    第三,以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为重点的创新驱动战略。大幅度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发展量大面广的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在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后,培育由劳动者素质提升带来的新“人口红利”。
    第四,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和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的城镇化战略。“十二五”时期推进城镇化重点转向加快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同时积极发展大都市圈和城市群,扩容中小城市,争取城镇化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
    第五,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为重点的区域协调战略。明确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强化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健全对特殊困难地区的长效帮扶机制。
    第六,以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战略。资源配置更多地向社会建设倾斜,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事业,提高公共服务的普惠水平,全面提高人的素质。
    第七,以节能减排和发展绿色经济为重点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重。加强工业节能技术改造,对城市既有建筑实行节能改造,发展轨道交通等低碳交通方式,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
    “十二五”时期要推进收入分配,财税金融、垄断性行业、资源价格、科技教育和行政管理等关键性领域改革,推进改革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文化、政治领域拓展,实现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突破。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社会转型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由于工业化尚未完成,城市化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即使作为一种主动的战略选择,也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基础。成功地实现经济社会转型,不仅将为中国发展开辟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光明的未来,也将为世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许善达:
    下面茶歇。
 
    许善达:
    下面先请吴敬琏先生发言。
 
    吴敬琏:
    刚才三位作了非常全面的介绍,现在从领导到普通百姓,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十二五”期间取得明显的成果,都有很迫切的期待。胡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用了“加快”一词,可见迫切的心情,这也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心情。要很好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几件事情要做。
    第一件事,总结“十一五”的经验。“十一五”规划是一个很好的规划,但实际进展不多。前一段,中国科技基金邀请了一些发展方面的专家来考察,进行“十二五”的研究,他们听了国家发改委杨秘书长的简报以后,评价非常高,说“十一五”之前的讨论很深入,“十一五”规定的方针明确,途径也很明确。但紧接着又提出一个问题:据我们了解,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为什么?尽管如此,对过去的经验总结,可以帮助我们制定一个好的“十二五”规划。
    第二件事,教育。以效率提高为基础的增长方式已经30多年了,这30多年来,有很多进展,一方面深化了,另一方面丰富了。但是,深化的部分凝聚在一个口号上,然后进行宣传。丰富了以后,什么好事都放进去,之后不知道到底该做什么。说到结构调整,各个方面的结构都是结构,列出来几十个结构,到底从哪下手,怎么抓?对干部和群众的教育是个大问题。在省部级班干部的学习班上,我们小组的同志进行过一次座谈,我发现他们有一个苦恼:这么多的好事到底是什么?所以不能只看表面就说大家学习了,认同了,就一定怎么样,这方面的教育要有相应的教材,要全面教育,层层展开,直到落实。
    第三件事,在规划的制订和执行过程中,会提出很多问题,对这些问题要深入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制订具体措施。举个例子,在“十一五”的第一年,蔡昉在2006年提出“刘易斯拐点出现”的问题,但是经济学界没有进行深入研究,今年一开春,招工难的问题来了,让我们措手不及,知道现在也无法判断这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现象,也没有很好的应对措施。其实从2005、2006年到现在,这个问题一直在加剧,如果我们的理论工作不能预见这些问题,对重大问题的研究不深入,措施不及时,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很被动。还有一个问题,外汇。刚才白重恩教授提了一个很好的意见,就是财政和转型的关系问题,其中劳动力收入占在GDP中的比重在下降。不同的研究都谈到问题的根源,最好是把这些研究放在一起,进行深入的讨论,得出一个比较全面和深刻的看法,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
    第四件事,我们要学习过去30年的一个好办法,也就是放手让地方创造。地方有自己的特点,如果发挥大家的创造性,特别是企业家与地方政府相结合,总结各地的经验和教训,往往能够在地区得到突破。所以,我建议在地方上总结一些区域性的经验,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交流,提供参考。
 
    柳传志:
    企业是国家经济的最基本元素,只有企业做得好,整个国家才能做好,其中企业的机制和发展有根本的影响。我想谈谈最近工作的体会。
    联想在并购之后达到170亿美元,有很大进展,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后,亏损267亿美元。2009年二月,我又回到董事长的位置,把杨元庆送到CEO的位置。在三个季度内,第一个季度扭亏,后两季度盈利,如果第一季度打平,第二季度达到5千万美元,后面的势头就会越来越好。
    我想,应该预先把一些事看透。其中一点,和机制有关的,原来的CEO是一个美国人,他是典型的职业经理人,工作很积极,但也确实存在短期行为的问题。他在中国公司做5年就走,因此为实现一些中长期目标而必须做的事情,他不肯做。比如电脑行业的一个明显的规律是,个人消费电脑增长速度大于商用电脑增长速度,而我们并购IBM过去在海外做的全是商业电脑,这就必须调整,要调整供应链管理系统中的IT系统。另外,要投入很多新产品,增加投入,大概要5到7亿美元。这些问题我们早就看到了,但是始终没有做。
    没有远虑,必有近忧。这个问题说明,企业一定要有主人。很多美国公司原来做得很好,后来不行了,为什么?创始人的二、三代逐渐变卖股份,公司成为投资者占绝对控制地位的控股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几乎是独立董事,他的重要职责是让企业遵守法律法规,同时管理层不能谋取私利,但不考虑企业远景规划。中国的民营企业很年轻,出去打仗很有优势。国企的董事长和CEO是职业经理人,不知道会做多久,也未必做长远规划,而董事会的董事们更多的是看住企业如何遵守法律法规,不犯错,他们不是有切肤之痛的主人。如果没有长远规划,在同样的资源下,国企肯定竞争不过民企。2001年以后联想办了两家投资公司,对原来投资的几个国企进行改制后,发生的变化之巨大很难想象。我们投的中联重科原来是纯粹的国企,2005年营业收入不到30亿人民币,净利润2亿,经过改制,现在每年营业收入300亿,净利润30亿,而且还在增加。因此,机制非常重要。
 
    胡鞍钢:
    转变发展方式需要进一步深化和讨论,我个人认为,不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还是稍微把思路打开点,放到更长远的角度。中国经过30年后,需要第二代转型思路,把社会转型放在重要位置。客观的说,和经济转型相比,社会转型更滞后。怎样在未来的10年甚至30年使这两个转型相互推动,这是根本问题。过去的主题是加快发展,今后的主题是加快转型。也就是说,通过转型来保证持续的发展。我写了一篇文章放在咱们论坛的网站上了,就是关于中国经济转型。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从而使“十二五”的基本思路或者关键词更加清晰,加快推进这两方面转型,使中国在未来的10年到30年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
 
    魏杰:
    我提三个问题。
    第一,转变增长方式成为“十二五”规划的一个目标,对此学术届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关键是这个机制如何形成。吴老师讲得非常对,谁也不反对转变,为什么转不了,主要是没有机制。“十二五”规划的重点不在于继续强调转型的重要意义,而在于强调如何形成机制。
    第二,最近“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中谈到经济问题,刚才讲城市化,现在有个问题。最近我去山东希望集团调研,农村发展起来变成城市,把这些人城市化,但居民还是农村人,所有事情都无法纳入城市管理。农村人在城里有房、有职业,但他无法进入城市的社保体系,所以只能储蓄。
    第三,“十二五”规划制订中能不能考虑继续改革现有的制度,要不要改?现在基本经济制度怎么样,这个问题不谈,不往前走,结果是出现很多奇怪的现象,比如带红帽子的企业,各种经济主体的地位不平等。柳传志讲得很对,例子也很好,我们还是要改,有些方面要突破。“十二五”要强调改革,现有的一些制度要改。
 
    龙永图:
    要扎扎实实做好事情,关键是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工业化,还有一个是全球化。城镇化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农民工怎么变成新市民,新市民的标准是什么。工业化的问题是城镇化要求所决定的,转移出去的农民就是这个文化水平,中、高、低都要搞。广东当时为全国服务,农民工到那打工,广东就是要搞,要为全国发展做贡献,这才是全国一盘棋。小企业发展的问题,后面是民营企业,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真正解决经济问题,关键是落实。全球化,我们要看清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如果没有劳动密集型,我估计外贸受到的打击会是普遍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自己限制出口,中国的产品有强大的竞争能力就要出口。
 
    汤敏:
    “十二五”期间最大风险是房地产崩盘,要建立一套预防机制。现在房地产调控比较混乱,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每天有不同的调控方式出台,但是到底调什么,目标是什么,不是很清楚。另外,调控措施多是微观手段,宏观手段少,缺少问责制。怎么办呢?我觉得应该用调控通货膨胀的方式来调控房地产。通货膨胀调控有一个CPI的指标,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就是通货膨胀率不超过3%-4%,如果超过了,个人政策不能出台,全国性通货膨胀谁负责,地区性通货膨胀谁负责,都很明确。
    对于房地产的调控,从宏观角度来说,第一,要建立一个权威和准确的房地产价格指数。这是调控的基础,农村和小城镇的房子、经济适用房和高档住房要排除在外,建立一个城市基本房价指数。第二,对指数要有一个社会容忍度,每年房价涨幅超过多少,要建立一个指标,比CPI高一些,跟城市人均收入差不多,有上限和下限,如果房价下跌20%也要调控。建立了这个指标以后,在进行调控的时候,所有政策对着目标调控,房价过高和过低的时候采取一些政策,而且以宏观政策为主,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甚至土地的发放,而不是微观地对地盘和房型进行调控。如果房地产价格全国性暴涨,就在全国调,如果地方暴涨,就在地方调,采取一个责任制。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国家,包括美国,都不断地在房地产方面出问题,如果我们把房地产价格限制在一个大体的区间内,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对CPI的调控有很好的理论,但对房地产这么重大的资产价格,我们现在没有一套宏观调控理论,在经济理论上要有重大突破。
 
    林荣强:
    现在讲转型,能不能从根本的地方解决?我和基层干部座谈时,他们提出,要不要调整基本路线?30年前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纲,没有问题。到了今天,以GDP增长速度为导向要不要转变?基本路线除了经济发展速度以外,也有社会发展的要求,有环保指标和人民生活指标,要对地方一味追求GDP增长的势头有所遏制。
 
    吴晓灵:
    “十二五”不但要强调经济转型,而且要强调社会转型,转型的关键在于机制。我国的机制,从微观上是企业机制,从宏观上是政府的行为机制。企业的微观机制取决于是否真正实现所有产权的平等保护,现在最大的风险在于没有落实对产权的保护,很多人把财产转到外面获得一个身份,有的人在外面发展,有的带个帽子,根据我们的调查,富二代大都没有父辈的创业精神。还有一个是政府机制,我们国家最大的特点是政府掌握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所没有的资源,政府行为的正确与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非常大。
    在克服GDP导向的政府行为这个问题上,我提一个想法,“十二五”规划要以改进人民福祉为目标。现在世界上很多人提幸福指数,但是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愿望,我们国家提出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客观指标,是物质产品指标。福祉是一个很古老的说法,本身就有幸福、物质生活富足和愿景的含义,“十二五”规划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需要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提升,创建福祉指标体系是值得探索的工作,希望能够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
    “十一五”提出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后,国家统计局建立了一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有6大类共23项,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民主法制、文化教育和资源环境。在国外,最有名的是尼泊尔的幸福指数,有很多指标。我建议,人民福祉指数指标体系由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公共服务四方面构成。其中,居民生活包括收入与消费、收入分配、健康状况;生态环境包括空气质量、水、固体废物、城市环境;社会环境包括安全感、政府治理,公共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用设施。每组指标都由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组成。并不是物质水平高,人民生活幸福度和满意度就高,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不患寡而患不匀”。在一定物质条件下,如果把公共服务、社会均等问题解决好,满意度就会提升,只要社会公平、政府廉洁,人民就可以共患难。论证和编制一个能够反应客观和主观情况的福祉指数体系,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引起社会的重视,尽管有很多争论,但在目前已经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这个指标体系,引导地方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考核,与地方政府总是单纯追求GDP增长相比,也是一种进步。
 
    夏斌:
    大家谈了对十二五规划制定中应补充的内容,对此我没意见。我想谈的很简单,就是“十二五”规划为谁而定,定给谁看的问题。记得十一五规划制定前,马凯同志也曾提出,定给谁看的问题。我想说的意思是,定规划不是搞课题研究,针对中国目前的情况,重要的不是搞得很“漂亮”,重要的是如何贯彻落实。
  我们过去五年规划定完以后,每年财政部、人民银行党组等部门每年讨论工作时,是不是根据规划、对照规划在研究工作?还是两张皮?在“十一五规划”专家座谈会上我曾讲过,怎么执行好、落实好,这是“十二五”规划的关键。规划不仅要讲应该怎么样,而且要讲如何达到这个目的,要有具体要求,通过制度变化来约束,这是关键。
  第二点,为了落实这个要求,我曾提过,应该过一年、两年,必须对规划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否则规划就容易“贴在墙上”了。刚才发改委杨伟民讲了“十一五规划”中个别硬指标完成了,很多规定要求没完成,说明什么问题?为什么没完成?发改委过去长期搞国民经济计划的物资平衡,擅长投资项目的布局,而现在我们更要重视的是增长方式的改变,是经济全球化下的政策调整。这可能更多的需要在财政、金融政策方面,有非常明确的要求,例如收入分配政策、居民消费率政策、金融渐进开放政策等等。如果仅仅是提一般原则性的话,没有明确、具体的政策、制度的工作要求和硬指标任务,是不行的。规划要有指标任务,也要有体现机制变化的制度改革、政策调整的任务,而且越具体越要这样,才能使规划真正变成推动人民利益成长的计划。
 
    郑京平:
    讲一下,制订“十二五”规划需认真考虑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考虑“十二五”规划面临环境的时候需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新和旧的关系,既要注意挖掘新特点,也不能忘记旧的因素。因为所谓旧的问题,可能不是一年、五年就能解决的。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问题等如很多问题,在“十一五”期间实际并没有很好解决。因此,一定要注意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二是处理好国际与国内的关系,既要考虑国际趋势的变化,更要考虑国内实际情况。如现在的一个国际趋势是所谓低碳经济。其实我们中国早就提出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比所谓低碳经济更加先进的理念,低碳经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技术改造节能减排,还一个是通过节约节能减排。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包括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所谓低碳经济的概念。所以说在考虑国际变化趋势的时候,更要考虑国内实际情况。
    根据上述考虑,“十二五”规划期间的基本环境有6个方面要考虑:一个是中国的崛起更引人关注。二是全球金融体系重构的压力增大。三是传媒和网络时代的挑战更加严重。“推特”、“微博”等方式使信息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范围大大增加。从我国网民人数看,“十一五”前四年就增长2.49倍。四是环境与资源约束更强。五是结构失衡的矛盾亟待解决。六是行政管理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
  第二个问题是规划定位的问题。我们制订五年规划时一定要进一步明确规划的定位,明确规划的功能。规划到底是给中央政府制定的,还是给地方政府制订的,还是给企业还是公民制订的,应怎样规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公民在规划中的责任和义务等等。只有明确好规划的定位才能使规划可行。
 
    马晓河:
    “十二五”的最大问题是复杂的国际环境。我们看到,欧元兑美元汇率三次上升到1.5以上,不是因为欧洲经济强,而是因为美元太弱,三大公司在12月5日同时发出对欧洲评级降低的情况,用主权信用危机的形式,以后美国好不了也不让别人好,这样的形势会长期延续。我的看法是,美国经济二次探底难以避免。未来5年甚至10年内,全球将是高增长低利率的时代,由于危机不断,发达国家不敢轻易推出刺激政策,这次放30万亿美元的流动性,造成很大的通货膨胀,难怪IMF副总裁在要提高通胀目标。这种形势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是庞大的外资要进来,因为有利于外币的债务人借钱越多越高,人民币对美元和各国货币保持强势,各国资本都想进入中国。这个趋势长期存在。
    这样的趋势对我们是否有利,怎样利用这样的趋势,怎样安排这个关系?中国现在最大的优势在于,通过城市化可以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可以继续保持很快的增长速度。这个增长不会在“十二五”出现,因为认识不统一,比如刚才讲的是大城市化还是小城市化,认识上就不统一。统一认识之后再有一个统一的目标,中国才能进入城市化的高潮阶段,这个再快也得到“十二五”后期,这个阶段过后中国才有一个高速增长。
 
    茅于轼:
    我提个建议,降低房价的一个技术性措施,就是把现在土地拍卖方法改成招标和拍卖同时进行。拍卖是一个市场办法,是非常有效的,但从经济学上来讲,这种方法是需求线上定价,供给线是看不见的,这就使得土地价格飞涨。房地产的老总说,为什么房价涨?就是拍卖拍的。拍卖是不是合理?合理。问题在哪?没有供给线。我们需要一个招标办法,我要买块地,谁出的价低我买谁的,拍卖是谁出价高卖给谁,供给线看不见。所以要补充一个办法,土地招标的时候,谁卖的价格低我买谁的。我们看世界上大宗商品,包括粮食、黄金、石油等等,怎么定价?就是根据供给线和需求线的交点来定,有一个报价中心,谁愿意买的,你出什么价钱,买多少,来卖的也报价,构成一张图,就是供给线和需求线,从交点定出价格,这是最有效的价格,所谓市场定价也就是这个意思。造成房价上涨有很多原因,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我就说一个技术性原因,土地定价有问题,地价为什么高,是因为定价机制有问题。
 
    张曙光:
    我讲三句话。第一,“十二五”要从强国转向富民,因为前30年的基本战略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基础,以强国为目标,如果不完成这个转变,“十二五”的很多问题很难解决。
    第二,从外源工业化到内源城市化的转变,前30年基本上是外源工业化,也是世界上最能成功的工业化,其他国家的内源工业化很难成功,但是问题在于,外源工业化成功以后,现在需要转变。城市化的推进需要动用内部资源管理,不能寄希望于外部。
    第三,要使现在的相对价格关系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合理化,使经济不断从政府主导转向以价格为基础,把价格作为重要参数来引导。比如汇率,汇率不是简单的外部关系,而是涉及内部的一系列问题,汇率扭曲必然使得内外扭曲,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扭曲、收入扭曲等。现在我们面临很大的汇率升值压力大,不仅美国,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压力都很大,这些问题都是“十二五”应该集中考虑的。
 
    盛洪:
    从土地学的角度来看,国企占用大量国家资源,基本免费或者低价偿付。我有一个基本估计,国企每年免费占有国有土地流失的地租,相当于14年不交地租。国企内部的工资、奖金不设限,由企业自己决定,国企的员工也基本不设限。国企的市场竞争能力弱于民企,但是国企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垄断权利获得更多收益,去年就出现了国企利用权利直接侵夺民营企业的事情。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进行第二次国企改革,取消国企不同于民企的特权,对国企内部的工资、奖金设限,最终目标是通过法律限定国有企业的权利。
 
    刘鹤:
    大家对年会主题进行了丰富、广泛、深刻,但是又充分矛盾和值得思考的讨论,效果是好的,但方向需要进一步明确。刚才学术委员会商量了一下,让我作一个简单的小结。最主要的是归纳一下,下一步需要重点和深入研究的一些问题,大家在讨论过程中提出一些问题,大概有十几个。
第一,认真总结“十一五”的经验。我们制订了很好的“十一五”规划,但是一些目标没有实现,有的目标超规模完成,需要进行总结。
    第二,“十二五”期间世界经济和国际环境的基本特征。究竟是V型的复苏还是全球化黄金时代的结束,究竟怎么看“十二五”期间的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
    第三,“十二五”期间国家角色的战略定位。“十一五”期间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现在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在“十二五”期间,国家的角色到底是什么?除了制造大国和巨大的出口国以外,有没有必要成为资本输出大国和市场大国?国家的角色定位至关重要。
    第四,“十二五”规划制订的基调。毫无疑问,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调整结构和促进转型都至关重要,在这个前提下,具体内涵是什么?有的老师提出民富国强,有的老师提出人民福祉指数,更多的强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整个基调应该是什么?
    第五,“十二五”期间动态的基本国情。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的风险,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我们迅速实现经济的企稳向好,但同时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的风险也存在,很多潜在的压力更加现实化,如何认识和防范这些风险?
    第六,内需的源泉是什么?说到城市化,城市化的模式是什么?要解决哪些问题?
    第七,在“十二五”期间,供给模式的调整和创新的路径依赖,其内涵不仅包括技术层面的创新,也包括发展模式的创新。通过国家统一的规划,企业如何发挥更好的基本作用?
    第八,“十二五”期间,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保稳定、防风险的基础性工作有什么内涵,特别是社保、教育、住房等问题,如何解决?当然,这些问题非常复杂,但都处于优先地位。
    第九,更好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公共职能,同时市场怎样更好地发挥基础性作用?在应对危机时,政府做一些事是必要的,但当经济企稳向好、缓慢复苏的时候,可能需要更加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价、税、财、金融的改革、建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轨道等。
    第十,关于走出去的问题,这也是“十二五”期间的一个很现实和很迫切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怎么实现互利共赢、利益均沾,使我们的做法和国际更加接轨。
    最后一个问题,在推动科学发展、社会转型和结构调整过程中,怎么通过教育形成更加普遍的社会共识?在经济转型阶段,在人均收入从3000美元向5000美元跃升的阶段,在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阶段,社会共识是非常重要的。要发挥政府公共职能的作用,包括经济学家的作用,促进较好地形成社会共识,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并对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总的来说,“十一五”制定了一个很好的规划,但是“十二五”规划可能是一个处于拐点的规划,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改变了世界,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希望50人论坛的经济学家投入更多的精力关注这个问题,配合党中央国务院,把“十二五”规划制定得更好。
    最后,我代表学术委员会再次感谢各个方面对今天会议的支持和参与,谢谢!
 
   许善达:
    我们论坛的优势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听到很多专家从不同领域对一个问题的重要看法,信息量很大,范围很宽,能够使大家全面了解这个问题。不足之处就是问题都是点到为止,没有时间深入研究和讨论,以后我们通过小会的方式,对一些重点问题再进行深入研讨。今天会议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