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看到 《决定》的全文我感到非常高兴。过去10年来，一个广泛的争论是，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到底应该由市场还是政府来发挥主导作用。而《决定》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这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要让市场真正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还需要进行一系列改革。《决定》中有近300条改革措施，要落到实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不仅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障碍，还存在利益上的障碍和一些现实的困难。但是我相信，在两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未来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会使改革得到全面推进。一方面，从思想和理念上，目前包括经济学界、社会学界、法学界、产业界，以及对于绝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在继续推进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已经达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

　　另一方面，从实际情况看，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也迫使我们必须进行改革来化解发展中的难题，我们叫做“形势比人强”。

　　推进改革要考虑步骤和顺序

　　谈到改革的顺序，我们首先应该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我国目前的市场体系存在几个突出问题：一是条块分割形成碎片化的市场格局；二是部分市场还没有对所有主体平等开放；三是由于部分行业的垄断导致竞争性缺失；四是市场尚未建立在公平透明规则的基础上；五是商品市场发展比较快，但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非常落后。在下一步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每个部门首先应将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改革的目标相对照，确定和选择妨碍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建设目标的最大障碍进行改革。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首要工作，就是要求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在内的各个机构、组织和部门来做这项工作。例如，《决定》要建立土地市场，应该允许用集体用地参与城市建设，但是目前规定城市土地全部为国有的。诸如此类问题需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进行统一协调。

　　在改革过程中要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目前的社会舆论过多关注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速度，而在于效率。只要效率提高对GDP的贡献在提升，经济增长慢一点没有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忽视改革投入成本与效果显现存在的时间差，因此我们在推进改革过程要谨慎，要特别注重那些成本小而效果比较明显的改革。例如负面清单的改革，目前我们要尽快缩短负面清单的长度以便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但这么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但我相信在现行的国有企业管理制度和人事制度的基础上，这些利益调整还是可以进行的。

　　相比增速放缓，目前经济存在的更大问题是我们之前积累的一些问题。例如我国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资产负债表中存在的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和企业的负债过高。利率市场化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改革措施，将会极大影响以土地财政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地方政府的收支。《决定》中所提到的扩大地方政府收入的几项改革短时间内似乎难以见效。因此，建议地方政府可采取措施，例如通过对国有资产进行重组、出售等方式，将债务上漏洞能补的先补起来，降低改革推进过程中的风险。实际上，上海等地方已经进行了此种尝试。上海市政府出售上海家化39%的股份用以补充养老金基金。

　　目前还有一个顾虑，就是利率市场化实施后是否会导致储蓄率降低而抑制需求。我认为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中国目前与19世纪的欧洲类似，即储蓄率与投资率双高，依赖通过投资和扩大净出口来弥补需求不足。如果说欧洲目前的问题是过度消费导致的过度负债，中国目前则是过度投资导致的过度负债。储蓄率过高引起投资率过高，进而导致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和产能过剩等问题。欧洲通过提高经济整体效率解决了此类问题，而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也是提高投资效率。

　　重视上海自贸区在全面推进改革中的作用

　　目前世界的贸易与投资格局将会有一个很大的变革，由美国主导的多边谈判会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格局的变化是中国发展的机会，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上海自贸区的成立正是顺应了这种格局的变化。中国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以开放促改革。上海自贸区与之前的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不同的是，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不仅仅是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而是为全面推进改革进行的一种制度上的试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各种成熟的改革措施可以全国推广，形成更大的改革推动力，而不是建立更多试验内容类似的实验区，依靠寻求政策落差来发展地方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