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后，随着外部环境和内生条件的变化，我国经济开始步人换挡期，原有增长动力开始减弱，新的增长动力尚在孕育和形成之中。今后一个时期，通过产业升级和创新重塑增长新动力，通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释放增长新动力，通过“走出去”建立全球化生产体系增强增长新动力，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激活增长新动力，将是培育增长新动力的主要路径。

　　一、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

　　进入本世纪以来，在加人世贸组织开放效应和关联改革的推动下，我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上升期，季度增长率由2001年一季度的8.5%上升到2007年二季度的l4.8%，年度增长率由2001年的8.3%上升到2007年的14.2%。随着经济增速不断加快，各种矛盾逐步凸显，出现所谓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的“三过”现象，通胀压力也明显增大。在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后，这些矛盾得以缓解，但经济增速也有所放缓。2008年上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向金融危机演变，外需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经济增速放缓压力增大。

　　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演变为全球性危机，进一步加剧经济下滑态势。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出台了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遏制经济下滑态势。随着这些政策效应的显现，从2009年二季度开始，经济增速持续了4个季度的强劲反弹，到2010年一季度达到12.1%的新高点。此后，经济增速又重趋放缓，中间虽有短暂回升，但总体上仍未出现趋势性变化。

　　从上述变化可以看出,2007年以来，无论是季度还是年度增速都出现大幅回落。季度增速从2007年二季度14.8%回落到2012年三季度的7.4%：年度增速从2007年14.2%回落到2012年的7.7%，下降6.5个百分点。经济增速由过去两位数高速增长转向70/0~8%的中高速增长的过程表明，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换挡期，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都会有一个经济减速或调整的过程。国内外一些机构和学者的研究表明，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很可能在7%~8%潜在增长区间运行。

　　经济进入换挡期，不仅经济增速大幅回落，更重要的则是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增长动力的转换，原有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已经不足以支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从需求看，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明显减弱，满足外部需求的投资扩张速度放慢，制造业投资增幅明显回落，房地产投资增长放缓，基础设施扩大投资受到负债水平制约，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从供给看，制造业在经历过去几年迅速扩张后，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面临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导致制造业部门资源和生产要素向服务业部门转移，但一般的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还低于制造业部门。从要素投入看，随着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减少，人口抚养比提高和储蓄率、投资率趋于下降，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增长放缓，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由此可见，经济增长动力变化是经济换挡期更具本质的特征。

　　二、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经济进入换挡期，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能力大规模扩张转向提高生产效率。因此，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结构调整和创新，使生产效率有大幅提升。只要生产效率有提升，经济增速换挡后，企业仍可以实现或接近以往的盈利水平，财政收入仍可达到一定的增长率，就业仍可保持持续增长，民生领域仍可进一步得到改善：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了，资源环境压力有所减弱，经济发展将更可持续。由此可见，进入经济换挡期，培育我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必须主要围绕提高生产效率来展开。

　　(一)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我国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长期居高不下，服务业发展总体滞后。在工业内部结构中，过度依赖加工制造环节，决定市场地位和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环节发展滞后：高技术产业提高较快，但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基本上集中在价值链低端：重化工业产能扩张过快，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不断加剧。当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国际产业变革孕育新突破，技术融合形成新态势，产业业态、生产方式、分工体系和市场结构发生新变化，我国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正面临新的调整压力，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端加工组装、缺乏自主技术和品牌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加快推进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是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这就要求加快发展研发、设计、标准、物流配送和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环节，发展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和创意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服务化和服务知识化。要适应国际产业竞争格局的新变化，培育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核心技术一战略产品一工程与规模应用”的创新价值链，抢占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同时，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传统重化工业，加快传统产业技术进步、管理创新、产业重组和优化布局，提升传统产业整体素质。

　　(二)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进入经济换挡期，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越来越融合为一体，因为大规模引进技术的外部条件已经发生变化，这就要求加快形成推动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通过为市场所需要、有利于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不同层次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要求推进企业主导、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要求鼓励创新资源向企业流动，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加强研发平台建设，加大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加快建立高校、科研院所技术成果向企业转移机制，推进传统制造向以研发为基础的制造转型。
　　创新的根本目的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高速增长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自于生产要素的跨部门转移，即传统农业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通常情况下，制造和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是传统农业部门的5～7倍。进入经济换挡期，农村剩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部门转移速度明显放缓，要素转移主要在非农产业的行业内和行业间进行。因此，必须进一步推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企业兼并重组，通过生产要素在非农产业的行业间和行业内转移，促进行业内和行业间的优胜劣汰，淘汰低效率企业，使高效率企业通过资源和生产要素整合做大做强，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三)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经济进入换挡期，迫切需要挖掘内需潜力。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是解决我国内外需失衡、投资消费不协调、产能过剩压力过大等结构性矛盾的重要途径。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要有效降低人口城镇化门槛，消除人口城镇化的体制障碍。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大约为农村居民现金性消费支出的3—3.5倍。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约为7.12亿人，其中，约有2.6亿农村转移人口尚没有完全市民化，难以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考虑到未来我国城镇化率有20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空间，还有2亿多人口要进入城镇，全国累计约5亿农村转移人口要实现市民化。大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之后，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购买能力和对工业品的需求将大幅提升，可以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进而对扩大国内需求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使经济增长由过去过多地依靠外需转向内外需协调拉动。

　　城镇化发展还将创造高铁、地铁、机场、地下管网、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以及供水供电供气等市政设施和住宅等巨大的投资需求，投资增长潜力将进一步释放出来。应该看到，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长，仍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关键是要进一步创新投融资方式，发挥好政府投资的杠杆作用，引导和释放民间投资潜力，着力提高投资效率。

　　(四)“走出去”构建全球化生产运营体系

　　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加快“走出去”步伐带来了机遇，为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和对外投资、拓展新兴市场，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构建全球化生产运营体系创造了条件。为此，应支持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走出去”，积极扩大对外投资，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引导过剩产能向境外转移，支持钢铁、有色、石化、建材等原材料生产企业到海外建立生产基地，逐步将直接进口资源转变为进口原材料，推进我国制造业向精深加工化、服务化主导转变，拓展高铁、核电、特高压电网、通讯、航空等大型成套设备的国际市场空间，通过改进贸易和投资活动，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着力打造一批世界级品牌，在某些领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走出去”构建全球化的生产运营体系，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当前，美国借助“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重塑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将竞争中立、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新议题纳入谈判，更加强调金融、通讯等服务业领域开放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这将显著抬高我国参与新的国际贸易投资框架的门槛，甚至遭受贸易投资转移带来的损失。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多边经贸规则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并且在许多方面与我国完善扩大对外开放的目标相一致。我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经贸规则的制定，为我国构建全球生产运营体系创造条件。

　　三、围绕新路径全面深化改革

　　第一，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推动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使生产要素更加顺畅地流动起来。发挥市场在产业转型升级中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推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企业兼并重组，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活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第二，围绕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深化改革。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最重要的是营造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平等使用创新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激发市场主体创新的积极性。从过去的实践看，政府给予各种扶持的企业，往往是“有心栽花花不开”，而看起来无足轻重的企业，却形成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局面。这些案例一再表明，市场竞争是创新的源泉。要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远比给某些企业特定扶持更为有效。

　　第三，围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深化改革。要以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以提高城镇集聚效应和生产率为核心，推动土地、户籍、财税体制改革，让人和地这两个基本要素更好地流动起来，促进优化配置，使潜在的需求释放出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财产权等合法财产权益，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完善征地补偿制度，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创造更加有利的体制条件。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

　　第四，围绕“走出去”构建全球化生产运营体系深化改革。加人世贸组织以来我国经济快速成长的经验表明，扩大开放所形成的外部压力和“倒逼”机制，有效地推动了改革不断深化和创新。通过有步骤地推进各个领域开放，加快形成一套有利于培育我国竞争新优势的制度安排，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为此，要放宽投资准入，进一步放开制造业，推进服务业开放，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联合投资等，将国际研发、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与国内产业链有机衔接起来，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谋求更高水平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只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的大风大浪中去搏击，才能增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从而激活经济增长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