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会议主办方邀请我参加关于智库、公共政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创新的论坛。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了关于中国智库的排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列为民间智库第一名，作为刚卸任的研究会会长，我应该到会。10年前我曾兼任过院长的宏观经济研究院，在这次智库大排行中名列第七，在经济类排名第三。此外，20年前我还当过中国劳动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从事智库的工作经验使我对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很感兴趣，所以非常高兴接受邀请。

    我个人从事研究工作的体会，中国智库的独立性需要大大增强。昨天中外学者的发言，大多都谈到了智库的独立性，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开扩了眼界。下面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谈几点提高中国智库独立性的看法。

    第一、提高中国智库的独立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资源的配置方式方面，过去是政府独家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整个国家像一个大工厂。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一些研究机构，但这些研究机构都是上级行政部门的附属物，不可能有独立的研究环境，他们至多可以在上级指定的范围内提出一些业务或技术性的补充建议。现在我们各类市场主体发育起来了，市场主体也分化了，社会呈现多元化状态。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要起决定性作用。

    与此相适应，有共同经济利益的市场主体需要组织起来进行维权自律，政府在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应与社会组织进行民主协商，不同社会组织也应建立自协调机制。这为中国智库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一方面，政府需要与各类社会组织进行对话；另一方面，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协调也需要对话。这两种对话都可以通过各自的咨询机构或公共咨询机构----智库，进行协商。协商是平等对话，不是行政体制内上级听取下级的意见，不是强势团体压制弱势团体的“城下之盟”。由于整体与局部利益往往发生矛盾，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往往发生矛盾，要解决而不是激化这些矛盾，应当允许智库代表各类社会群体发出真实呼声。这就要求中国各类智库提高独立性。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政府再进行公共决策要面对不同的市场主体，这也是协商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举两个例子，比如说长工资，在计划经济下长工资由国务院做决定，企业没这个权利。，现在长工资，可能工人满意，但企业主特别是中小企业主不满意，抱怨劳动成本提高了，经营困难了，不同的利益导致不同的声音出现了。比如提高煤炭价格，可能煤炭企业很满意，但电力企业不满意了，因为它的成本提高了。这就要说明在利益主体分化的条件下，做公共决策必须倾听不同利益主体的意见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也应建立程序化的协商机制。这为中国智库的独立性提供了很大空间。

    第二、智库的多样性与独立性。昨天有的学者讲智库都要有独立性，不要受任何利益群体的左右，我看做到这点很难，因为现代智库是多元化的。现在有代表中央层次研究国家大政方针的，也有代表地方利益，代表行业利益，代表雇主利益，代表工会利益的智库。多样化的市场主体要求有各自的代言人，可以成立各类研究机构，形成不同层级的智库。多样性与独立性并行不悖，也可以说恰恰有了多样性才有了独立性，千人一面还有独立性吗？不能统一要求所有智库都只能代表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成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代言人，那样反而把智库的独立性抹杀了。国外智库是不是都超脱利益之争？绝非如此。。昨天有人提到美国“城市”研究所，我也访问过，同时我还去过美国很著名的“开拓”研究所，这两个研究机构对美国的公共政策评价大相径庭，“城市”研究所认为“开拓”研究所更多地代表了金融界的利益。美国社会保障署下设的一个研究机构也告诉我“开拓”拿了大量的金融企业资助。

    可见，独立性和多样性是并存的，不能因为强调独立性就要求所有智库都超脱不同利益群体，实行统一的标准。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可以通过自设研究机构，也可以通过公共研究机构发表自己的声音，关键在于这个声音能否真正代表他们自身的利益，这样民主协商机制才得以真正成立。如果所有智库服从一个指挥棒发声，那必然形成“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我们的对话机制就是扭曲的，是政府与回音壁的对话。这种情况过去不是经常发生吗？

    第三、智库的财务独立与思想独立。昨天魏建国副理事长说智库的财务独立和思想独立可以分开，不一定拿了谁的钱就一定替谁说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深意。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政社分开，政事分开，将来大量的研究机构，除了政府直接举办的研究院所，其他绝大多数智库都应适用这一原则。政府提倡购买公共服务，大量的公共政策前期研究和中、后期评估可以委托各类智库或中介机构，政府自己不要养机构，养人。当然，政府办少量的研究机构还是必要的，美国政府部门也有自己的研究机构。为了增强独立性，更应该注重培育民间智库，而购买服务将使智库的独立性提高，因为智库与政府是平等的交易契约关系，你出钱，我出思想，这就比较平等，是很好的方式。

    那么政府出钱办的智库应该有思想独立性吗？我认为也应该有相对的独立性。欧阳修在“上范司谏书”中说，在朝廷之上与天子论可否的是宰相，与天子论是非的是谏官，因而“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可是谏官的俸禄是皇帝给的，财务不独立，他怎么敢与皇帝论是非？这是封建王朝从长远执政考虑，专门设立的官职，也可以说是监督天子的制度。对这个问题再深想一下，中国2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政教分离的，这才有了“文死谏”的空间。如果天子就是最伟大的理论权威，最标准的道德模范，是“教主”，谏官如何与他论是非？如果还是文革期间报刊上天天宣传的那样，领导人讲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出一策必盈庭称颂，发一令而四海讴歌，谁敢与其论是非？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党和政府要从长远执政的战略出发，即使是自己出钱办的智库，也要让他能够发表相对独立的声音，让他真正收集反映社会不同群体的民意，提出自己的见解。最可怕的是搞个人崇拜，以一个人思想抹杀13亿人的思想，那智库就没有多少存在的必要了。

    第四、提高智库的独立性需要智库自身的努力。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围着一个指挥棒转，现在多元化社会阶层已经形成了，但是上层建筑转变有慢于经济基础转变，智库自身的行为还没有得到相应扭转。许多智库仍然一窝蜂研究同一个问题，有的时候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宣讲，与其说是宣传，不如说是吹捧。现在领导关注某个问题了，社会舆论关注某个问题了，大多数智库就热热闹闹地研究某个问题。就业问题严重的时候它是就业专家，金融问题严重的时候它是金融专家，贸易问题严重的时候它是国际问题专家，养老问题突出它又成了社会保障专家，一个智库不可能面面俱到。对某个方面问题深入研究，全面了解国际经验教训，真实把握中国实际情况，提出有理论根据，有实践案例，有详实数据，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殊为不易。怎么隔三差五地就把中国所有的问题都研究透了？当前一些智库浮躁的原因之一，其实恰恰是缺少自身的独立定位。

    智库努力增强自己的独立性，绝不意味着可以恣意妄为，一定要在宪法和相关法律框架范围内活动。我们都知道部门和部门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当前和长远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些矛盾应该也可以在国家法律框架下加以协商解决。如果片面强调智库的独立性，将部门利益、部分群体利益、眼前利益置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之上，甚至天马行空触犯法律，该取缔的还要取缔。

（此文根据作者今年6月26日在上海举办的“2014中国智库国际峰会”上的主旨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