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起点新目标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进入新起点。

　　从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看，到2012年末实现了年均9.8%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GDP总量比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增长了24倍左右（按不变价），达到51.9万亿元（人民币），按汇率法折算达到8万多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略强上升为10.4%左右，从1978年的世界排序第10名跃居为世界第二位，中国经济总量进入21世纪先后超越了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等，到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为第一位，2011年美国GDP总量为15.1万亿美元，占当年全球比重为23%）。

　　从人均GDP水平看，到2012年末实现了年均8.7%左右的高速提升，人均GDP水平比1978年提高了17倍左右（按不变价），超过了3.8万元人民币，按汇率法折算达到5800美元以上，从1978年的低收入水平进入当代上中等收入水平，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人均GDP水平从1998年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向下中等收入国的转变，自2010年起实现了由下中等收入国向上中等收入国的突破。

　　从经济结构演进看：就农业现代化而言，中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70.5%（当代低收入国平均为72%左右）降至目前的36%左右（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平均为30%左右），基本实现了从贫困状态向上中等收入水平的提升。

　　就工业化而言，与当代标准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工业化实现程度从1978年的工业化初期提高到60%以上，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广东等5省市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辽宁、山东、浙江、福建等4省也已实现了90%左右。

　　就城镇化而言，已从1978年的不足20%上升为目前的51.3%左右，虽然还不及发达国家水平，但业已进入通常所说的城镇化加速期（30%~70%区间）。

　　就信息化而言，以现代信息技术支持的现代服务业获得了显著成长，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23.9%上升至2011年的43.3%，就业比重由12.2%上升为34.6%，虽然与发达国家有显著差距（高收入国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2010年分别为73.4%和70%），甚至低于当代中等收入国的平均水平（中等收入国的平均水平分别为67.5%和50%左右），但提升的速度是迅猛的。

　　总之，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在20世纪末实现了初步小康，完成了由低收入向下中等收入水平的转变，在21世纪初期的10年里，进一步实现了由下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水平的提升，从量（GDP水平）和质（经济结构）两方面，实现了由低收入贫困状态向当代上中等收入水平的成长，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新基础和新起点。

　　在新起点基础上，中国经济发展有了新目标。

　　经济规模的倍增和持续增长目标。若中国经济自2010年至2020年10年间能保持年均7.2%左右的增长速度，那么，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能较2010年翻一番，达到90万亿人民币（按2010年不变价），按现在的汇率折算，达到15万亿美元左右，接近美国2011年的总量。

　　从理论上来说，中国经济2010年至2020年潜在的自然增长率能够稳定在年均7%~8%之间，从实际进展来看，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9.2%，2012年增长7.7%，2013年增长7.7%，也就是说在已经过去的近三年里，中国实际增长率均高于实现2020年倍增目标所要求的平均增长率（7.2%），因此，若实现倍增目标的时间表不变，仍以2020年为准，则在今后的7年里实际增长率只要不低于7%即可，考虑到世界金融危机对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今后的逐步缓解，中国经济在今后7年中实现年均7%以上的增长率是完全可能的。或者说，到2020年比2010年经济总量翻一番的目标有可能提前实现，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的2010年较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就提前了三年，在2007年实现的。

　　如果2020年实现较2010年经济翻番增长目标，按目前汇率折算达到美国现阶段的15万亿美元以上，此后的10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速降至6%左右（据经验，中国经济平均增速现阶段每隔10年大约下降1~2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包括美国经济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增长水平，那么，在2020年至2030年间中国经济总规模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等因素，有预测在2023年中国经济总量就有望超越美国。

　　人均GDP水平的提升及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如果中国经济保持7.2%以上的增长率，实现倍增目标，同时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前几年的平均水平（5‰以下），那么，到2020年中国经济即可实现人均GDP水平较2010年翻一番，达到6万元人民币以上（按2010年不变价），按目前的汇率折算，将达到1.25万美元左右，超过世界银行2012年最新确定的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起点水平（12476美元）。

　　据世界银行统计，到2012年年末，人均GDP水平达到12476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共有70个，上中等收入国（人均GDP 4056至12475美元）共有54个，下中等收入国（人均GDP 1026至4055美元）也是54个，低收入国（人均GDP 1025美元以下）共36个，其中70个高收入国家虽然是在不同年代实现的向当时的高收入阶段的历史穿越，但从绝对用时来看，平均用了12~13年的时间实现了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其中20个人口大国（人口规模在1000万人以上）平均用了11~12年的时间，如果中国经济实现2020年人均GDP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意味着中国用10年时间实现了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在此基础上，再用30年左右的时间，到2050年前后，中国人均GDP的水平有望赶上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

　　经济结构的演变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在四个方面实现经济结构性改变，一是农业现代化，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到2020年，使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由现在的36%降至15%左右，达到或接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0%），以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年均下降2~3个百分点的速度，实现这一目标是可能的。

　　二是实现新型工业化，即在现在工业化进程已达2/3的基础上，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

　　三是城镇化率达到或接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起点水平，从现在的53%左右提高到70%左右，以目前年均约2个百分点的速度，到2020年达到这一水平是可能的。

　　四是提高信息化水平，使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目标实现进程融为一体，相互促进，同时，使以现代信息技术支持的现代服务业显著提升，包括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现代生活性服务业，以及围绕市场机制发育和完善所需要的交易活动服务业，如金融业、物流及贸易等，使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或接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70%以上），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入加速期，同时市场化不断深入的条件下，到2020年实现这一目标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到2020年，中国经济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不仅从人均GDP水平上，而且从经济质态，即经济结构上，实现从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到本世纪中叶，则从人均GDP水平和经济结构上，实现现代化，赶上一般发达国家水平。

   

   扫描二：中国经济条件的新变化

　　供给方面的变化。经济发展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生产能力显著扩张的同时，国民经济的成本相应上升。或者说，在生产（供给）方面各种要素成本显著提高，相对于以往，国民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及主要优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包括土地、劳动、能源、原材料、生态环境等方方面面的价格大幅上升，以往主要依靠要素成本低的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不断扩大，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增长方式难以继续维系，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包括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提高拉动经济增长。

　　否则，从短期看，经济增长会严重失衡，快速上升的要素成本严重束缚增长速度的提高，使增长乏力，加剧失业和萧条；低下的效率消化不掉大幅上升的成本，形成严重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进而形成“滞胀”。从长期看，经济增长难以持续，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张拉动增长的模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伴随总供给规模的扩大，必然会受到资源、环境、土地、劳动、能源、淡水等诸多要素的有限性和稀缺性的强力约束。

　　中国经济伴随规模的显著扩张，土地、能源、淡水等资源约束越来越强烈；伴随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弱，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及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上升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伴随对生态文明要求的提高，为保护生态环境所需要的投入越来越大，这些都会极大地提升国民经济成本，为适应这种供给方面的变化，必须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新时期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中国经济一方面依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动员大量的要素投入到经济生活这一中心领域，带动着经济迅速扩张，另一方面，在规模扩张的同时，也伴随有要素效率的提高，因而与克鲁格曼所批评的“东亚泡沫”国家单纯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而无效率提升的增长方式有所区别，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效率对增长的贡献逐渐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1995年至1997年年均超过20%，1997~2002年提高到年均28.5%，2002~2007年则上升到38.4%。

　　但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效率改善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以劳动生产率为例，尽管中国现在工业化进程总体已经达到当代标准工业化国家的2/3（以产业结构高度值H为1，代表实现工业化，中国现在H值已达0.666），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测算，中国工业化已实现60%以上，进入了工业化加速的后期，但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只达到当代标准工业化国家的14.7%，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只达到46.2%，只有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达到了当代标准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实体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工业化进展程度远不匹配，表明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张。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劳动要素成本（劳动报酬）加速上升，据测算，1992年至2010年，中国年均劳动报酬增长率达到14.5%（按现行价计，若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会低些），其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报酬年均增长18.1%居首位，第二产业次之年均增长11.6%，第二产业为11.1%， 劳动报酬进入加速增长期，而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实体产业劳动生产率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展阶段应当达到的水平，从而使劳动报酬的增长缺乏充分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基础。这种要素成本上升缺乏要素效率提高的相应支持的格局，必然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迫切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效率提升为主替代要素投入量扩张为主。

　　需求方面的变化。总体上，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伴随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约束的逐渐增强，经济短缺状态逐渐克服，对经济均衡增长的主要威胁从需求膨胀转变为需求不足。

　　一是投资需求不足，在低水平扩张阶段，投资增长更多地受资本积累量的约束，常常出现的是投资需求相对于资本积累能力而言，资本短缺，需求膨胀，较少受到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的约束，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低水平大规模扩张阶段已经过去，继续扩张必然会导致低水平的重复投资，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尽管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储蓄增加，但能否保持投资需求持续增长，关键取决于创新能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否则在资本市场上大量的资本难以找到有效的投资机会，创新力低，产业结构难以升级，没有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就没有新的有效的投资机会，即使有资本也实现不了投资，中国现阶段投资需求增长缺乏可持续性的关键正在于此。

　　虽然近年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高，自2008年至2012年5年中，年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始终在20%以上（名义增长率），剔除价格因素也始终在两位数以上，但重要的在于政府在其中起了相当强的作用，包括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相应地市场力量不足，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由于垄断等多种原因，技术创新力普遍缺乏，即使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通畅，也难以寻找到新的投资机会，在原有技术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条件下，扩大投资即为低水平的重复，形成泡沫式的产能过剩，中国现阶段的产能过剩，已从一般的工业消费品逐渐蔓延到工业原材料，包括粗钢、水泥、铝、多晶硅等，有些已不是相对过剩，而是绝对过剩，甚至一些新兴产业，如风能设备生产等，也已出现产能过剩现象，这就使得缺乏自主创新力的国有企业投资需求信心不足。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一方面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另一方面，外部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特别是金融市场化滞后，使之既缺乏有效的投资机会，又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即使有投资项目，也往往需要依靠“民间借贷”，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由此，便形成中国现阶段大、中、小企业投资需求乏力的矛盾，经济增长中的投资需求不得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政府，而政府的投资能力是难以有效和持续的，政府投资缺乏市场硬约束便难有竞争性效率；财政赤字对中央政府的投资会产生约束，中国自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2.8%以来，始终保持着较高赤字，形成通货膨胀的重大压力；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业已引起中国社会多方面关注，2011年经审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形成的债务已近11万亿元人民币。

　　二是消费需求不足，在低收入阶段消费需求旺盛，甚至需要防止“早熟消费”，即消费水平提升快于生产发展水平，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情况可能发生逆转。国民收入虽然提高了，但国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成为消费需求增长能否与国民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关键。

　　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调整，首先是宏观方面，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间分配，即分解为税收、资本盈余、居民收入，中国长时期中税收增速最快，30多年来平均年增18%以上（按现行价），其次是资本盈余，居民收入增速最慢，长期低于GDP增速，从而使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据统计自1998年至2008年10年间下降约10个百分点，这是中国经济增长为何长期过于依赖投资拉动，而消费需求对增长拉动不足的重要原因，因为只有居民收入才主要形成消费支出，而政府和资本所得则主要形成投资支出。

　　其次是微观方面，由于城乡差距，产业间不均衡等多种发展原因，由于初次分配制度及再分配制度等方面的体制性原因，中国现阶段居民间收入差距较大，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公布的测算结果，近10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均超过通常所说的警戒线水准，2008年之后虽有所降低，但仍在警戒线水平之上（0.4以上），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无疑会降低全社会消费倾向，从而加剧消费需求的相对（甚至可能绝对）不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在出口需求受挫，世界经济出现周期性衰退的状况下，就使中国经济面临增长乏力的危险。中国政府和企业，如何从适应以往的短缺经济向适应内需不足的经济转变，是十分重要的挑战。

　　三是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生变化，作用程度逐渐减弱，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内需。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出口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年均出口需求增长在20%以上，相应地对当年经济增长贡献通常在2个百分点以上，金融危机之后，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长放慢，2009年甚至出现全球负增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中国出口增长受到严重影响，当年中国出口需求增长跌为-16%以上；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2010年起），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若无结构升级，仍然主要依赖要素成本低作为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已不再可能，中国经济的出口需求年均增长率回落到个位数恐将成为常态，事实上2012年中国7.8%的经济增长中，净出口的贡献已降至-2.2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必须更加注重以内需拉动为主。

　　怎样才能适应新发展阶段上出现的新变化，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适应上述发展条件的变化，中国经济就能够把握新机遇，实现全面小康进而实现现代化目标，即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进而赶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否则，就可能滞留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扫描三：中国经济失衡的新特点

　　自2010年中国经济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同时又恰从反金融危机全面刺激经济的政策择机退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出现了新特点，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同时经济增长需求动力不足（经济“下行”）双重风险并存。

　　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几经变化，第一阶段是1978~1988年，总量失衡的主要特点是短缺经济下的需求膨胀，1984年、1988年连续发生两次严重的通胀，1988年通胀率达到18.8%；第二阶段是1989~1991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增速放缓，失业率攀升；第三阶段是1992~1998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需求膨胀，尤其是投资需求增长过快，1994年通胀率高达24.1%；第四阶段是1999~2002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速放慢，物价指数连续3年出现负数；第五阶段是2003~2007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投资需求过热消费需求疲软，投资和消费领域出现反方向失衡；第六阶段是2008~2010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内需不足进一步突显，增长速度下降；第七阶段是2010年底至今，失衡的突出特点是通货膨胀和增速放缓（下行）双重风险并存。

　　总体上说，在2010年之前的不同阶段上，中国经济总量失衡的方向是清晰的，除个别时期（如2003~2007年，出现过投资和消费两个领域失衡方向不一致）外，在总量上，不同时期，或者是需求膨胀，或者是需求疲软，进而宏观经济的主要风险或者是通货膨胀，或者是增速放缓，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或者是适度紧缩，或者是扩大内需。而现阶段双重风险并存，宏观经济政策方向便难以统一，因为缓解通胀和推动增长所要求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是相反的，因而治理通胀的紧缩需求政策可能加剧经济下行，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又可能加剧通胀。

　　经济增长放缓（下行）态势明显，从2011年至2012年连续7个季度增速下降，比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经济曾出现的连续5个季度增速下降的时间还久。究其原因，首要的是内需增长不足，而内需疲软的根本原因在于结构性矛盾：由于自主创新力不够，产业结构升级迟缓导致投资需求不足，缺乏有效的投资机会；由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消费比重和消费倾向下降，导致消费需求疲软，难以与国民经济增长相适应。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其公平和效率，均需要做出较长期的努力。

　　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虽然从消费品价格（CPI）指数看并不很高，2012年以来年通胀率均在3%以下，但成因特殊，从现象上看，现阶段中国通胀压力主要由于流通中货币（M2）存量过大，自2008年下半年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为刺激经济增长，向经济中注入了大量货币，到2012年底流通中的货币（M2）存量已超过百万亿，到2013年6月底仍超过92万亿，而2012年末我国GDP总量为51.9万亿，货币存量远超出GDP与货币存量的正常比（0.8:1），这些货币经过一定的时滞期，会逐渐传导到CPI上来，现阶段正是承受由此而来的通胀压力逐渐上升的时期。

　　但进一步分析，中国现阶段通胀的压力主要来自经济结构性矛盾，一是效率与要素成本提升间的结构性矛盾，效率提升滞后于成本上升，形成严重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据测算，目前中国通胀压力需求拉上和成本推进所起的作用大体各占50%；二是进口结构特点形成国际输入的通胀压力，作为第二大进口国（2013年可能成为第一大进口国），中国进口产品多为国际市场价格上升幅度显著的产品，包括石油、铁矿砂以及大豆等大宗产品等；三是国际收支结构性失衡，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到2013年6月已超出3.5万亿美元，由此形成大量的“外汇占款”，在中国现阶段流通中的货币存量中，首要的因素便是“外汇占款”，即结（售）汇时支付的基础货币。应对这种结构性矛盾所形成的通胀压力，要求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必须发生深刻的转变。

　　经济失衡的新特点，要求新的宏观经济政策，为适应经济下行与通胀双重风险并存的矛盾要求，中国在宏观经济管理方式上，从注重需求管理向同时强调供给管理转变；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方式上从反危机时期的全面扩张向“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转变，即积极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从紧的）货币政策组合；在财政政策上从全面扩张向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与稳健的财政收入政策相结合方向转变；在货币政策上从主要运用货币数量工具（货币供应量）向同时注重货币价格工具（利率）转变。以降低在宏观失衡双重风险下的宏观政策选择的风险。

    扫描四：中国经济成长的新途径

　　宏观政策的调整能够缓解短期的总量失衡，但中国经济短期失衡和长期不可持续的主要威胁，来自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性矛盾，而要从根本上缓解和有效控制这些结构性矛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在于转变发展方式。

　　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内容在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市场组织结构、技术结构、投资与消费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出口结构、城乡结构等等，怎样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本动力在于创新驱动，效率提高是创新的函数，结构演进又是效率提高的函数，创新首先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基础又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积累应快于同期经济增速才可能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自主创新力的提高。

　　如果中国经济在本世纪中叶赶上一般发达国家，根据世界银行1970年至2009年面板数据，估计第三产业占比与高教人口占比的关系，相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应达到79%左右，每年平均需增长2.9%，估计届时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将是现阶段的16倍左右，人力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要达到6.7%左右。

　　制度重于技术，具有活力和竞争性，同时又具有序和公正性的制度安排，是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提。在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创新，即是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培育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目标、新变化、新失衡要求必须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

　　首先，改革的关键已从初期的企业改革转变为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的调整，包括政府、市场、企业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机制的改革，包括宏观调控方式、财税体制和财政政策、货币体制和货币政策、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相互关系等，成为深化改革的关键。

　　其次，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心已从治理结构调整（承包制、股份制等）转变为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培育创新主体，创新是政府与企业的共同行为，但应以企业为主体，尤其是以大企业为主体，现阶段中国大企业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企业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市场硬约束，多大程度上服从政府行政约束？在国有企业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如何在制度上对其形成反垄断约束？

　　其三，在所有制结构上，已从国有制占绝对优势演变为国有、民营、三资等多种混合结构状态，据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占19.6%，集体资本占2.1%，法人资本占30.5%，个人资本占23.9%，外商资本占23.9%；各种企业本身的产权也已大都多元化，即使是国有企业也已产权多元化，规模以上的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中，国家资本占50.6%，集体资本占0.4%，法人资本占42.3%，个人资本占2.7%，外商资本占4%；在外资企业中，真正外商资本也只占76%，其余为法人资本和国家、集体及个人资本；在私营工业企业实收资本中，个人资本占67%，其余为法人资本（31%）和国家、集体及外商资本， 如何在制度上保证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间平等竞争成为突出的问题。

　　其四，在市场体系的构建上，主要任务已从商品市场化，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转变为要素市场化，包括土地、劳动、资本、专利、环境资源等市场体系的培育。

　　其五，在市场化的难点上，已从克服传统计划经济阻力拓展市场作用范围，转变为完善市场经济秩序，提升市场质量，包括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产权制度）、交易秩序（价格制度）、法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等。

　　其六，在二元经济状态下，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方式，已从城乡分别展开改革，转变为城乡统筹、城乡互动的整体改革，在这种整体推进中，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市场化的深入和完善显得极为重要。

　　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推动制度创新，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在创新基础上驱动经济结构升级和战略性调整，进而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才是中国经济实现新的历史跨越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