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改革开放把中国推进到高速增长的轨道。在1981～2011年的30年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6.6%，也就是说，中国人民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经历了近5倍的生活水平改善。以平均预期寿命68岁算，1981年出生的中国人将期望活到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如果过去的增长速度得以保持，终其一生，一个典型的“80后”中国人可以经历高达73倍的收入水平提高。

无论是进行横向比较，还是进行纵向比较，中国人迄今为止所经历的收入水平的改善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然而，今后几十年仍然保持同样的增长速度，却是不太现实的假设。虽然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预测，2022年中国人口总规模在13.8亿的水平上达到峰值，此后绝对减少，从而有利于提高按人均计算的收入水平，但是，同样的人口因素，也将产生不利于今后经济增长的效应。即以劳动年龄人口和抚养比变化为标志的人口红利，已经于2010年开始消失，经济增长减速是必然的。

可见，中国经济已经达到的高度，既可以自豪地被看做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应该警醒地被看做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此以后，中国经济面临着增长的爬坡时期和体制改革的攻关阶段。

在较高的发展阶段以及较大的基数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然遭遇边际难度递增和边际努力效果递减的现象。随着国力的总体提升，中国在科学、技术、管理、市场成熟度及产业结构等方面，虽然与发达国家所代表的前沿水平仍有差距，但是，这个差距比之以往显著地缩小了，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所能够利用的后发优势不再像此前发展阶段上那么明显。

这一变化有两重含义。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从此需要更加依靠技术和制度创新，依靠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唯其如此，今后的增长速度虽然会减慢，增长质量特别是发展的包容性完全可以更高。另一方面，正如后发优势理论的始作俑者格申克龙所发现的那样，后起国家在赶超的过程中，倾向于政府过度干预、更多倚重大企业和产业结构不平衡，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格局。因此，在后发优势减弱之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必然以艰巨的体制转型为前提。

创新过程存在着失败的风险，产业结构调整也不会表现为所有企业并驾齐驱地实现升级换代。相反，越是创新和结构变革加速的时期，越是会出现优胜劣汰的情形，意味着那些因循守旧或者决策失误的投资者和企业，不可避免要被竞争的力量逐出市场。但是，在创新促进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成为经济增长唯一源泉的阶段上，这样的发展结果是不容回避的。政府固然要着眼于构筑一个社会安全网，保护在竞争中暂时失利的劳动者，但是，绝不应该保护落后的经济行为，以致伤害创造性破坏机制。

竞争的艰难和失败的风险，可能促使一些企业和部门寻求保护，甚至试图阻碍必要的体制改革。而那些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体制障碍，也必然进一步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最终造成更严重的减速甚至经济增长的停滞。因此，从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局出发，必须突破显性和隐性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推进重要领域的改革，以获取人口红利消失之后所必需的制度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