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言是讨论市场中的政府。在观念和经济实践当中，政府和市场好像是一对欢喜冤家，经常有人问市场干什么、政府干什么，政府应该干什么、市场应该干什么，政府干多了还是市场干多了，大家有非常多的讨论。

　　国家完全取代市场做不到

　　但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它假定政府和市场是两个主体，但是上个世纪的经验可能会提醒我们从另外的角度来想这件事情，一个是苏联的实践，政府完全要把市场排除出去，那么国家权力，组建超级国家公司，完全取代市场。

　　这个理论的代表作就是1917年列宁写下的《国家与和平》，他想象一个生产力不太发达的俄国怎么走社会主义道路呢？就是用国家机器把整个资源集中起来，所有人都是国家这个超级的超级大公司的雇员，然后由这个国家的计划委员会来配置资源，这是一个理论表达，就整个国家就是一家大公司。

　　列宁其实没有机会实践这个想法，他掌权以后没有几年，搞了一段战时共产主义，有点像超级国家公司，完全碰壁，迅速转到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就是国家控制了经济命脉，铁路、炼钢、电报、银行，然后允许小的资本主义的工业、商业、农业，所以他的超级国家公司在他自己手里没有试验的机会。

　　二战前后斯大林某种程度上把苏联经济变成了一个超级国家公司，完全没有看到合法的市场的作用。但是灰色的市场、地下的市场在整个苏联经济当中挥之不去，没有完全干掉，它的农产品的供应很大程度是靠农民的自留地，才能满足莫斯科食品商店里都买不到新鲜疏菜和水果。始终以半地下经济在维持，所以严重地讲，也没有看到过真正意义上政府可以把市场完全轰出去、排出去，经验上没有出现过，理论上也没有。

　　上个世纪另外一些国家，主要是发达的西方国家，包括东亚，市场经济是一个基本的形态，当然里面加上了一些宏观调控等麻烦的东西，但是基调是市场。这些经验当中可以看，无一例外没有一个完全排除政府。真正搞市场经济的政府都在里头起作用，而且这里那里起的作用还不小。

　　中国是在这两个经验之间，我们跟苏联走了一段试图搞超级国家公司，但是我们比苏联还落后，特别是农民的人口极其巨大，所以我们没有搞成非常单纯的国家超级公司，搞成了两种模式，国家公有，还有一个是农民的集体所有。然后我们的计划严密程度跟苏联不能比，我们一直有两条腿走路，五小工业、地方经济性这套东西，没有完全搞成超级国家公司。当然我们在意识形态，在观念，在国家经济命脉这个部分，那是寸步不让的，那是由政府控制所有重大的资源配置，由于绩效不好，所以就引发改革，而改革的走向很清楚，就是要把市场经济叫回来。

　　我们现在是一个超级国家公司，不太严格的超级国家公司分权分成了无数的地方公司，地方公司之间又像公司又像政府，彼此也在竞争，这个竞争受各种约束，有些很像市场行为，有些就偏离得比较远，同时也对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做出了贡献。但是中国还做了一个实验，大量的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清楚到产权鉴定的经济组成了市场价格机制发挥很重要作用的一个板块，他们也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做了重要的贡献，因为经济增长是所有的东西凑到一起。那么下一步到底往哪里走，我想讲这么一个看法。

　　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

　　政府有可能高高在市场之上，也有可能谦卑地落到市场中来，还有可能落到市场的底部去。如果顺着这个方向走，经济会发展起来，会有持续发展的前景。但是如果反过来，国家重新要飘到市场的上空，要凌驾于市场，要提供较少的服务，又获得很大的税收和其他的收益。20世纪有些教训就会再现，而经济理论工作者就是要讨论这个条件，什么条件让国家偏离市场、远离市场、高居市场之上，什么条件让它到市场里边来。

　　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经常对着一个东西百看不厌，就是找一张房产证。房产证当然确实也很值得看，东方、西方，美国、中国全部是政府发的，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自己不能画一个？我自己画一个肯定比我家房子写得比张教授家房子大，为什么不是开发商给你画？开发商印一张房产证会比现在我们现有房产证漂亮，可是全世界很有意思，房产证全部是政府发的。这就是市场里政府要干的一件事情，要鉴定产权，用权威的法律给予表达，减少转手的麻烦，止纷定争，减少纠纷，因为国家人们整天在闹纠纷就不会好好什么。所以讨论市场和政府，只要看一下房产证，它是一体的，不是两个主体，它是一个组成部分。当然这个组成部分很微妙，它给什么人发？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给城里人发，农民的房子不发产权证、不能交易、不能合法上市。那么如果发和不发，房价就不一样，价格形成就不一样，不但价格决定不一样，价格决定什么也不一样。所以政府对市场的影响，它从底部就影响了，不是两个东西。

　　接下来讨论政府要在市场里头起作用要耗费资源，要鉴定，要处理纠纷，要料理各种麻烦才能获得资源，怎么获得资源？税收。税收跟一般公司取得的收入、利润不同，这也是讨论国家和公司有什么区别的一个关键，政府有强制性，税收带有强制性。不是你愿意交就交，不愿意交就不交。政府就是通过强制性的税收来减少社会很多成员“搭便车”，公共服务都要，但不要你出资，如果不要你出资公共服务就不要了，打起来怎么办？闹起来怎么办？有纠纷怎么办？市场的按照科斯的定律，产权鉴定是市场的基础，而产权鉴定要通过社会强制力量，其中第一位就是政府。那政府不能免费提供这个服务，政府要强制来获得税收，政府的麻烦就从这里开始。它如果没有强制力，它当不成产权鉴定者，它有强制力要侵犯产权。它不够强没有戏，它非常强，你怎么摁得住它？

　　这是国家理论在不在市场里头的一个关键。所以我的理解，这里面有一个分叉点，什么条件让国家可以在市场当中提供支持市场的那些最必要的服务，同时又不会利用它的独到的有合法强制力为后盾的权力，超越它服务的取费范围，因为所有税收都是拉夫给里登总统画一张图，税率为零，税收是零，税率是一百，税收也是零，一定是在中间的，所有活下来的政府都在中间。那中间哪一点，差距可大了。我们看到很多政府提供的服务很差，但是取费很高，我们也看到很优良的公共服务提供，取费合适。

　　亚当斯密当年讲经济成长起来，三个条件，一个条件是恰当的税收，可是什么力量让它是恰当的税收呢？公司可以跟它竞争吗？政府是一个，它是单一的、权威的、最后的第三方，而且有合法暴力，这是理解全部问题的关键。刚才张曙光提到1995年有篇文章讨论农村改革，其实就是思考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条件？你看中国很有意思，搞人民公社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政府做的，大跃进也是这个体制做的，包产到户也是中共中央发文件搞起来的，同一个主体搞的。什么条件下就开始要胡闹，什么条件下就开始要好好闹，什么条件决定的？这是整个增加发展持续的关键。我到今天也没有很好的结论，只知道影响因素非常之多。所以非常希望看到有关问题的讨论。

　　张五常的本事

　　下面就要谈到《经济解释》，《经济解释》贡献了一个国家理论，这个理论贡献得非常新颖。我当然还没有读那个三斤半的厚的书，昨天晚上到的时候把教授今天的讲话读了一遍，我想翻番那本厚的书太重了，我读的是修订后的版本。

　　这个国家理论是蛮有意思的，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市场本来不需要国家，因为市场虽然收入分配不均匀，但是不会两极分化。国家会产生两极分化，贫富差别太大。而非常有意思的是教授讲了四条，为什么一个市场的社会会形成贫富两极分化，有了两极分化，搞不好就会起革命、起社会的内乱，那没有政府，没有国家干预，没有国家调控，你什么事也搞不成。

　　这个理论听起来是这样，四条很简单，第一条，交易成本存在，富人取得的利率低，我们老喜欢给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很高，为什么？识别的成本太高，它不确定。第二条，通货膨胀之后，有钱的人容易维持财产，100万买个房子，通胀的时候房子的价值上涨，你只有1万买不起房子，现金很快就没有了，这是拉开收入差距，教授讲的第二条。第三条，富人可以购买政府额外的服务，通过贿赂买到额外的政府的服务，有偏向性的服务，导致这一点我们在过渡时期看得非常清楚。最后一条，人力资本，富家的孩子上好学校。我读了这四条，觉得每条都很好懂，这是张五常的本事。他不说你想不到，他一说你觉得就是这样的。由于有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所以需要回答干预，你干预不了这个市场就崩溃了，社会就崩溃了，就打起来了，就内乱了，恐怖主义就盛行了。他提供了这个理论，当然这个理论我们主要还是要听教授讲，这个理论启发我们进一步去想，到底在什么情况下这个理论解释就需要国家？

　　这个当然还需要思考，因为关于收入分配很多的讨论，法国人写了一本《21世纪资本论》，它的根据也是收入分配，出现了大幅度的正U型，从二战以后大概70年代末之前，以美国为例，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占有总收入从二战一直到七八十年代已经降到了35%、40%，一次大战前后是50%以上，两次大战加战后的发展变成35%。90年代以后到新世纪现在又上升到50%左右。财富更麻烦，英国、法国、德国，私人财富的总量在二战前、一战前相当于年度国民收入的7倍，后来降为3倍，现在又上升到4-6倍，德国是4倍，英国、法国是6倍。所以他的政策见解就是要有全球政府，全球收支平衡，累进的资金所得税，因为法国人做了四年，一收费人就跑了，俨然就成俄罗斯人了。

　　这个理论我也想了很久，我觉得还要讨论，其实这条收入的U型曲线就是中国起来的时候，全球的人均收入缺口是这里，中国过去那么多农民工都在家里，一年一百多块钱，现在多少钱了？全球看收入分配是收缩的，不是拉开的，但是对法国、发达国家来说很麻烦，因为原来工资很低的中国农民工都跟他们的工人竞争，现在是白领参加竞争。全球看收入分配收缩，发达国家看收入分配拉开，包括香港，资本可以到中国来，工人不来的。工人怎么办？他原来会做的东西中国人会做了，中国人咄咄逼人，劳动力以及产品已经不麻烦了，开始生产社会、汽车、船，开始造大飞机，大飞机没造出来，造成模型就开始卖，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全球的图形。

　　当然我理解皮凯特他们的担心，2010年在达沃斯开会，法国来的代表讲失业率25%，年轻人失业率40%，这里头是不是需要一个国家呢？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调节者，全球化的持续能持续吗？这个值得思考。同时也要思考收入分配的差距，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边际要素的生产率会变动，和教授提出的新的理论，这四条引起社会严重分化的理论，这些对我们考虑问题都有帮助。这些问题放进去以后，我想我还是关心我原来的问题，越强大的政府调解收入分配越有效，怎么驾驭它就是一个问题。

　　一个社会越往现在走，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可以让这个强大的、没有谁可以替代的政府，可以在市场里的轨道里头走，不要重新飘到市场之外去，更不要飘到市场之上去，不提供服务，这个关键的约束条件，可能决定整个中国现代化的成败，也是检验我们经济理论的一个关键点。谢谢！

 （本文系作者在2014年11月1日在浙江大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