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当前货币政策走向的看法。
11月22日在北京新浪财经的金麒麟论坛上,亲耳聆听了吴敬琏的主旨演讲。吴敬琏的首先就回应了主持人马洪涛抛给他的热山芋——对昨天刚刚出台的央行降息怎么看,回答一句带过——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货币政策方向的转变。
但吴敬琏针对“新常态”的演讲要点,还是放在了反对投资拉动和反对大量注入货币方面。反对投资拉动的原因,一是投资拉动的边际效用已经很低而且越来越低,难以为继;二是强刺激政策拉动经济发展会带来系统性风险扩大。
会议比通知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在会议开始前,大屏幕上反复播放着一些新浪财经制作的带有广告性和引导性的视频片段。其中一段对我印象最深,就是厉以宁教授反对扩大投资的一句讲话。会后回顾,从厉以宁的一句视频到吴敬琏的讲话和后来在曹远征主持下几位大伽的发言,基本调门和思路就是“去减降”(去刺激、减投资、降增速)。
其实,落脚点还在“降增速”上,既然顶层将中速增长定义为“新常态”,那么这个以“新常态,新决策”为题的会议,就不能不为新常态抬轿子。所谓新常态,就是新出现的经济增速放缓增长的状态,要大家做好思想准备,要习以为常,是为“新常态”。
与会大伽都是属于国家政策智库里的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高度一致的“去减降”政策思路必然会反映在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上,更别说,现任总理还是厉以宁的学生呢。此次会议,一直主张继续投资的林毅夫教授没有受到新浪财经的邀约与会,可能也有刻意如此安排之意。
如此,我们就可以感知到在克强经济学的主导下,中国的经济政策的基调了。也难怪吴敬琏认为此次央行降息是战术性的而非战略性的。但这种战术如果也变成了一种“新常态”,恐怕新常态就要摆脱克强经济学的掌控了。
吴敬琏教授以经济放缓却就业增加的数据为证据,说明了新常态下的低速发展不可怕,甚至是好事。但不知道吴敬琏有没有思考过,人们为何要就业。就业无法就是增加收入。但总体上,放缓的经济和增加的就业叠加,惟一合理的推论只能是更少的胡椒面撒到更大的盘子里,就业者人均收入的减少。这就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新常态吗?
其实经济增长的惟一动力就是货币注入。不知道与会大伽口中的投资,是不是经济学当中凯恩斯定义的“银行贷款”,如果是,则这个作为银行贷款的投资I带来的只能是纸上富贵式的账面盈利,而不可能是落袋为安的实际的增长。
而在货币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的惟一验证方式就是经济体拥有的货币总量(总储蓄)的增加,而这种增加,惟一合乎法律的方式就是对于经济体从外至内的货币注入。货币守恒定律(《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告诉我们,没有作为经济体外生的央行的货币注入,由厂商和居民两个部门构成的经济体是不可能实现任何增长而维持下去的。如果政府发债,债务由厂商或者居民用手中的货币去认购,而不是由央行通过货币增发来认购,则等于是既有货币存量在封闭的流域内运动,运动的结果不会有任何存量增加,也就是说是零效率的。
所以,地方债是总体无效的,当然会为发行地方带来资金集聚,但会影响其它地区,导致其它不发行或少发行的地方的资本流出。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也就是,地方债很容易形成竞相发行互相攀比的恶性竞争局面。如果某地方债的发行也依靠央行增发货币认购,则等于是国债私用了,地方间有失公允。
小插曲。本次论坛本来安排有一场讨论,主题是“路径突围——市场作用和政府边界”,但是由于之前的嘉宾发言严重超时而被临时取消了,因此没有能够聆听大伽们有何新论。我有点疑惑未解的是,为何讨论的主题不是“市场边界和政府作用”,而是“市场作用和政府边界”,显然,主办者心目中,市场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政府应该限制于一定的边界之内。地方政府发债本身的确可以看作是一个投资行为,但是,这确实政府职能错位的结果——投资人就是逐利者,而政府不应该是一个逐利的市场角色。
所以,经济体真正的增长唯有货币增长,来源当然惟一的是央行的货币增发。但这种货币有外至内的注入,不是投资。因为投资是行为手段,目的是逐利,而央行是经济体的外生部分,不能逐利,如果央行逐利,则它就不是央行而是商业银行了,是经济体的一个部门而非经济体的外生了。而央行代表的是国家,这就是“国不与民争利”的道理。事实上央行也无法追逐到金钱之利,因为法律赋予了央行货币发行的垄断权,所有面向经济体的货币发行,都将是肉包子打狗式的赠予,经济体不可能有一分钱的利息归还给央行的。
由于货币增发实际上是有去无回的赠予,这就存在一个“公平”问题了,也就是当前以“借贷”为名义的面向银行系统的无偿注资的方式缺乏公平性,需要改变货币发行方式。
现在,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反对投资,似乎要颠覆资本自诞生之日起就遵循着的一个游戏定律,那就是“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中国现在要深化市场化改革,而被视为标杆的市场经济国家里,这条资本运动定律还没有人提出要推翻和改变,难道中国这些从补课的课间走出来的人找到了一条替代法则?还是找到了不投资也可以获利的什么途径?现在提什么制度红利、创新红利,这些新红利,哪样是不用注入货币而可以实现的?
林毅夫教授任职过的世界银行,在世界各地都有投资项目,准确说是贷款扶持项目,但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运作模式,其中带有很强的政治和行政色彩,带有慈善性的扶贫功能,不是为了获利的纯投资行为。
克强经济学以控制央行货币发行的方法来控制经济增速,说明政府或许不经意间知道货币守恒这个规律,悄无声息地利用着这条规律。
假如“投资”果真是凯恩斯式的商业银行为逐利而进行的贷款,则一无须担忧,二无须操心。
无须担忧的理由上面已经说过了,商业银行面向其它消费者(消费生产要素的厂商和消费生产产品的居民)的贷款行为不可能造成经济的任何增长,只能造成货币在一通流动之后的更加富集化,改变的充其量是分布变化,而不会是总量。
无须操心的警告则是,作为投资人,它首先是经济学上所说的理性人,具有投资判断的能力和权利,该投什么领域,投资多少,他们是优秀的实践家,他们手中的钱如何支配和分配,何须外人操心?投资人何时丧失了一直具有的投资嗅觉和逐利本能?政府如果操心了,一是有越俎代庖越界之嫌,二来和推行的自由市场经济秩序不符。投资是市场中人为逐利而进行的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因为政府不应是市场交易的参与者,所以,不用也无须为投资而操心。市场中人向什么领域投资,投资多少,如何投资,有他们自己敏锐而独到和自主的见解。
在自由派经济学家鼓吹的自由竞争的经济理念下,应该是人人都自由地赚钱,赚大钱,而且方式是竞争,竞争嘛就要讲速度,现在的局面状况不仅仅是大鱼吃小鱼,而且还是快鱼吃慢鱼,没有人把慢吞吞懒洋洋小富即安休闲生活的人描述为市场竞争者,所以,说白了竞争就是抢钱嘛。那为何又要在自由市场的理念下,让早已养成了货币拜物教观念的人们去克制自己赚多钱快赚钱的想法和行为?又能克制得了吗?
当然必须承认,以上思路都是在“逐利”“发展”的思维定式下展开的。或许,“新常态”是一个少逐利、慢发展的思路。之前刚刚闭幕的APEC会议期间,中国以大范围限产停产的代价换来了APEC蓝的会议环境,说明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不过,参加APEC的只是几个国家政要,享受APEC蓝的不是处于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状态下的芸芸众生,尤其是当民众认识到蓝天白云是要以少赚钱为代价的时候,他们会做如何选择?所以,要民众接受新常态,首先面临的就是改变民众的货币拜物教心态,而冰冻九尺非三日之寒,这恐怕不是本届政府所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