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有机会就最近一些想法和在座的做一点共享。

    去年年初，长安讲坛落户在清华经管学院，当时我讲的题目是关于2009年保经济增长。那次演讲我提出来，2009年我们的增长基本可以恢复到8%以上，估计在8.5—9%之间，但是到了2010年，可能会有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讨论。当时我讲到两个深层次问题，一个关于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一个是关于体制改革问题。在今年年初的50人论坛年会上，我就提出来，到6月份的时候，我可以和大家讨论一下关于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今天的经济结构调整也是一个热点问题。所以从今年年初开始，我研究的重点是关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我大概翻阅了150多份相关的报道和文件。感觉是我们都在讲经济结构调整，实际上存在巨大的分歧和争议，争议最大的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第一个争议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经济结构调整到底指的什么经济结构？也就是对这次经济结构调整的内涵认识差异比较大。有的同志把经济结构概括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把地区结构、所有制结构都包括在这次结构调整里面，我感觉这种概括有点泛化，讨论的结果可能很难解决我们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有人就更直接一点，把经济结构只界定为产业结构。

    我感觉，我们这次调整的结构应该是经济增长的结构。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主要的范畴就是国民生产总值，讨论的经济结构是基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结构，从国民生产总值的不同结构、不同方向上来讨论的结构问题，这样更能说明我们讨论的问题。按照经济学的分析，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国民生产总值，第一个是所谓的支出法，国民生产总值应该包括投资、消费和出口。我们讨论结构调整的第一个层面，应该是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结构。    第二个是从生产法来讨论，就是讨论国民生产总值生产过程。从生产过程来讨论，实际讨论的是各个产业之间的结构，也就是我们讲的产业结构。第三个是从国民生产总值收入的角度来看，应该分为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显然需要讨论的是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是基于国民生产总值来讨论增长结构，我自己倾向于应该包括这三个层面的结构，因为经济增长反映的范畴就是国民生产总值，所以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国民生产总值，就得出了我们增长的结构应该包括这样三个方面的结构。所以今天晚上，我和大家交流的主要是指包含这样三个方面在内的经济结构，而不是指别的同志讨论的他们理解的所谓经济结构。这是一个争议。

    第二个争议，就是调整经济结构的主要机制到底是什么？这一点争议比较大。大致上是两个倾向，一个倾向就是强调调整经济结构最主要机制还是市场机制，要相信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认为市场机制是调整结构的基础性机制。

    另外一个倾向是认为结构调整应该更加倾向于行政力量，要更多的发挥行政调整的机制，其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力量。比如说，讨论产业结构，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要靠我们的工信部下达文件来关心哪些产业结构，重点强调国家行政力量的这种机制。

    我是倾向于第一种倾向。调整结构的机制，最终仍然是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应该是调整结构的最主要机制。我们要承认市场有自我修复能力，过度的行政调整，会使结构进入一个混乱状态。比如说最近讨论最激烈的房地产，我们做了一个分析，发现恰恰是过度的行政力量导致它不断的进入一个非常混乱的境地。2008年年底的时候，房地产开始通过市场机制的自我修复，实际已经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了，但是2009年，我们猛然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房地产的行政办法，比如税收政策，大量的减免税收；再比如信贷政策，大量的打折，一下子把正在修复的市场，推向了一个高峰，导致后来不断的加热。这背后的推动，主要是行政力量的结果。

    最近我和地产界的同志讨论这些问题，他们一致认为，2008年的奥运会之后，房地产通过自我修复，已经进入正常区间了。2009年猛然的刺激政策，导致这个市场快速过热，到了去年年底，尤其是2010年初，迫使我们不得不动用行政力量来压制它。最近出台的“国十条”，也包括各级政府出来的各种政策，用这种行政力量压缩靠行政力量在2009年推动起来的房地产。本来这一次压缩的目的主要抑制房价的上涨，并不是交易量。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去年33.5万亿的GDP里面，消费贡献是12.5万亿，这其中85%是房子和汽车，房子贡献了差不多7.7万亿，汽车卖了1300万辆，贡献是1.5万亿。一旦房子的交易量下降，马上就影响到增长速度，尤其是当这种不确定的行政干预导致房地产出现问题之后，很快反映到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金融和地产板块开始萎缩，4月份、5月份车市下跌，汽车销售量下降了17%左右。一旦6月底我们增长速度往下掉，我觉得会有可能再次动用行政力量推动交易量。这样就进入一个不断的行政干预周期，市场看不到自我恢复的期望。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结构很难调整。

    在所谓市场调整的基础上，行政力量作为导向是必要的，但一定不能本末倒置。在结构调整之间，我是更多倾向于强调市场机制作为最基本的机制。

    下面我想介绍一下最近研究的结果，也就是把中国的经济结构分为三个方面来讨论，一个是关于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结构；二是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三是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的结构。

    首先我们讨论结构调整第一个层面的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结构。我们这次主要分析了2000年—2009年，国家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个方面的结构，结果发现从2000年到现在，我们国家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个结构方面，基本上处于失衡状态。两种失衡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是从2001年—2007年，我们消费投资和出口对增长贡献最大的是出口，失衡主要表现为后来称之为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比如说2001—2007年，我们的增长速度比2000年以前，每年增长多了3.6个百分点，年平均增长量是10.5%。增加的3.6个百分点里面，出口贡献的比例达到了63.9%，投资的贡献是26.1%，消费贡献不到10个百分点。增长主要靠出口来拉动的，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失衡的。到2009年马上又转向投资拉动型，2009年33.5万亿的GDP里面，投资贡献22.4万亿，消费贡献12.5万亿，结果投资对增长的贡献一下子上升到了67%，而出口一下子下降了差不多10个百分点左右。我们这种巨大结构的调整，在人类历史上很少见。我们研究了两个国家和我们同类时期的情况，一个是美国1940—1960年，一个是日本1950—1975年，发现都没有像中国在投资、消费、出口结构上出现这样大量的波动，没有如此之惊人。所以我们研究，为什么在中国从2000年到现在十余年一下子从出口导向型转向投资拉动型，出现这么大的波动，这种结构失衡不断的爆发，到底是什么原因，未来怎么平衡它的结构。分析的结果发现，我们之所以在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结构上出现问题，主要是三个原因：

    一个原因概括为发展战略的偏差。我用发展战略“偏差”而没有用“失误”这个概念的原因，是因为失误听起来有一点不那么温柔。这是导致投资、消费、出口结构失衡主要的原因。1998年那一次，我们增长速度掉到了8%以下，当时为了保证经济增长速度回复到8%以上，虽然在投资、消费上做了文章，实际上后来拉动增长速度恢复到8%以上的是出口。尤其从2000年开始，出口发挥了拉动增长的重要作用，这是应该的。因为那个时候，这三个比例里面出口还偏低。到了2004年，我们的出口比例已经开始过高，已经逐渐要转向出口导向型。我的印象很清楚，2004年年初的时候，经济学界有人曾经警告过要注意在投资、消费、出口上的失衡问题。所谓的出口导向型最终会使我们遇到两种危机，一种危机是当国际市场能够继续支持中国出口，中国的国际顺差一定很大，标志大量的外汇要流入中国，迫使中国中央银行大量发行人民币接受这些外汇，人民币多发，就出现膨胀，结果就可能会把你胀死。另一种危机是当国际市场不能允许中国出口了，出不去了，而我们的出口在市场中占的比例又偏高，这个时候，中国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有很强的生产能力却没法生产，这种危机要把你憋死，2004年年初，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要注意投资、消费、出口的失衡问题，不能再推动出口导向型，实际上并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

    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地方政府还在把扩大出口和引进外资作为政绩来讨论。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地方去调研，一个市长当面批评所谓胀死和憋死的理论，他说换这么多货币有什么不好，某某经济学家还讨论什么胀死和憋死，我看先把他胀死和憋死。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重视这个观点，因此继续实施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而且2004年就发现了这种出口导向型必然伴随着投资拉动型，为什么呢？当时我们的出口主要是中下游产品出口，中下游产品出口必然导致上游生产能力必须要扩张。只要你大量出口中下游产品的话，必然会带动上游产业的扩张，一定会带动整个投资的扩张。上游产业又是高消耗原材料的产业，到了一定程度，我们能源、原材料煤、电、油供应就会非常紧张。2004年因为出口导向型带动了投资拉动型，导致严重的经济过热，当时用行政手段强制压下去了，告诉地方不能再加投资了，实际是利用行政手段把这个压下去，但是这个冲动一直存在，因为出口导向型一直存在。到了2007年终于暴露出来了，三种价格全面暴涨。年初是资本价格涨，年中是投资品价格涨，年终是消费品价格涨，要胀死的弊端暴露出来了。2008年还没有来得及调整就碰到了世界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一爆发，我们增长速度再一次掉到8%以下，又非常着急，一着急就要启动内需，内需就是投资和消费，首先见效的就是投资，又加速了投资，2009年我们很快转向投资拉动型，刚才讲到30多万GDP里面，投资占了22.4万亿，投资对增长的贡献一下子上升了67%。一下子从出口导向又转到投资拉动，这个反映了中国整体政策的偏差。在投资、消费、出口三者关系上，我们没有一个清晰的战略，导致开始所谓出口导向，最后又猛然转向所谓投资拉动。这种战略偏差从2000年到现在反映得非常清晰，导致我们出了问题，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过度地使用行政资源。当时，我们为了推动出口，大规模使用行政资源。除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有更大空间之外，我们还是国有资产比较庞大的国家，这种行政资源的使用有非常广泛的领域。比如说出口退税，最后涉及到3千多类工业产品，有的退税率竟然达到13%。我想出口企业有13%的退税利润就够了，谁还有兴趣去开拓国内的市场？大规模使用行政资源，导致已经偏差的战略向着恶化发展，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价格的扭曲。价格是调整结构最重要机制。我这里讲的价格不是指一般的价格，是指人民币的价格。人民币实际有三个价格，第一个是用人民币能买多少东西，我们叫物价。物价既包括消费品价格，也包括投资价格、资产价格，统称物价；第二个是汇价；第三个使用过的人民币给我多少回报，就是利率。物价、汇价、利率都是人民币的价格，这三者之间应该是联动的，但是我们却是扭曲的，扭曲的结果就导致战略上一定是朝着扭曲的方向走。比如说我们应该加息就是不加息，人民币应该升值，就是没有升值，结果把我们逼向了非常扭曲的价格调整的状态。

我印象很深刻，2004、2005年讨论汇价的时候，我们总担心人民币汇价价值改革会导致人民币升值。第一个担心的理由是，一旦人民币升值的话，我们的出口将受到重大的打击，但后来发现这个理由站不住脚。我们研究发现，2005—2007年，人民币升值20%，出口增长非常快。2008年以后，人民币实际上没有升值，但是出口急遽下滑。结果发现，我们的出口状况和汇价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和整个世界经济状况联系在一起的。当世界经济状况向好的时候，我们的出口就会增加，即使人民币升值也照样出口。当整个国际形势不好的时候，人民币就是不升值，出口也照样出不去。我们后来分析资料发现，担心人民币升值会影响出口其实是一个误区。最近有的同志写了一个报告，我认为分析很好。他对各种出口和进口做了比较，认为人民币的升值最终结果是利大于弊。我们过去就是因为这个误区不敢放开汇价机制。

    第二个担心的理由是，如果一旦升值就导致所谓日本的结果，出现十几年的箫条。后来我看到日本的前央行副行长，日元升值的时候，他担任日本央行主管外事的副行长。他在2007年有一个讲话，他认为日本经济出问题，不是日元升值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升值的问题，是日元迟迟不升值的问题。我详细研究了一下他的讲话，他讲了德国当时也是本币升值没有出问题。他分析发现，日本经济在日元升值之前就出了问题，日本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迟迟没有调整汇价结果导致日本经济出了问题，他认为如果我们升值不会出现日本的问题。

    第三个担心的理由是，我们手里面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如果人民币升值，外汇会贬值，我们的利益会受损失。最近我们发现，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升值不是我们决定的。我们分析了2005年到现在的外汇对外投资，主要分析了对美国国债投资和美国企业的债券投资，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自己财富的增值、保值，你不想受损失也一样受损失，与其这样，还不如主动调整。

最近对史料的分析发现，当时很担心变动人民的价格会导致汇价升值，会带来问题，实际上这三个问题并不是太重要的问题。然而我们一直处于人民币价值扭曲，人民币物价、汇价、利率三种价格严重扭曲，必然导致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之间是一种失衡状态。失衡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三条，一是总体战略上的偏差，二是过度使用了行政资源，三是价格机制的扭曲。这三个问题找出来，标明了我们调整下一步这部分结构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在未来经济结构调整上，我们将讨论到投资、消费、出口的问题，一定要形成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观念，投资、消费、出口三者比例必须平衡。讲科学发展观，就应该在投资、消费、出口上形成一个合理的比例。如果这个比例形成不了，我们这个结构可能就会出现较大的失衡。通过这十年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大结构上形成一个比较科学的判断。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虑行政资源的使用和价格的平衡问题，尤其是人民币价格的扭曲问题必须解决。如果这三个方面能解决的话，未来中国的经济结构，表现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之间的结构就会出现一个平衡状态，这三个问题恰恰是我们要改的方向。

    我想经过这一轮的讨论，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的结构上，我们会越来越多趋于共识，我们在行政资源的使用和价格机制的态度上就会更好一点。当然还有分歧，比如说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应该保持什么样结构关系，有人提出消费应该占到多大的比例，才能是一个正常的结构。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内需还要靠两个，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中国现在仅仅靠消费还没法保持增长。最近楼继伟先生有一篇文章，他认为内需单纯靠消费是不可能的。在中国，未来一段时间还是投资、消费并重。他虽然强调内需的重要，但在消费和投资上强调两个并重的问题，我觉得也有道理。所以，未来这三者结构虽然大致上趋于明了，但具体结构还要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进一步再分析。

    单纯用消费比例继续上升，尤其要达到有人讲的占到对我们增长贡献达到65%以上，我觉得恐怕还有难度，未来重点还是消费、投资的并重问题。目前中国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日本1950—1975年代，很像中国这个时代，他实际上也是投资、消费并重。在这个结构上，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论证和细化，最终形成一个共识，才能保证经济结构的平衡。这是我们讨论所谓经济结构第一个层面就是如何来界定消费、投资、出口之间的结构。

    关于经济结构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讲的产业之间的结构。我们分析，从2005年到现在，我们各个产业之间的结构失衡状态也比较严重。比如制造业，传统制造业比重偏大，现代制药业偏底；资源类产业，真正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比例偏低，而普通过剩的产品比例偏大。再比如，我们的高技术发展和整个产业结构是失衡的，高技术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我们的服务业占整个产业结构的比例偏低。农业基础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很低，在整个结构里面也处于失调状态。我们的产业结构实际上处于这样的一个失衡状态，这种状态主要表现就是生产能力过剩和短缺并存。生产能力过剩和短缺并存，说明我们的产业结构是有问题的。而且现在生产能力过剩和短缺并存的情况还在日益严重，因此我们调整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为什么我们的产业结构出现这种失衡状态？
    第一个原因就是垄断。现在产业之间的壁垒很高，垄断程度很高，资本不可能在产业之间顺畅的流动。合理的产业结构，应该是资本能在各个产业之间顺畅的流动，而我们流动不了。我们的垄断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垄断，虽然也表现为行政性的垄断，但是主要是意识形态所引起的垄断，意识形态的原因导致各种资本在产业之间的流动受阻。我们最近想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推出新的36条，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到像能源、电信、电力这些垄断行业，36条公布之后，大家感到产业调整很快要见效。但是我对新36条基本兴趣不大，我的感觉解决不了问题。2005年推出的36条，现在叫老的36条，当时我觉得对中国的产业调整有积极意义。可是5年过去之后不仅没有起到作用，而且壁垒更加严重，所以才出现了去年我们在讨论的国进民退的问题。新的36条，我估计照样很难解决问题。

    原因在哪里？我们觉得要真正解决产业之间的行政壁垒，使得各种资本在产业之间顺畅流动，所有资本将获得一个共同的定位，那就是法律上的平等和竞争上的平等。我国实行的经济制度是公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那是有主有次的，因此民营资本实际上在主次有分的条件下，不可能获得平等的法律地位和竞争上的平等地位。

    最近我和一个民营企业家讨论这个问题，他说每次调整产能过剩问题，受损害的一定是民营经济。两个原因，一个是当我们生产能力过剩要储备某些要素的时候，收购的基本都是国有经济的产品，而不可能是民营经济的产品。二是我们要消除过剩生产能力，往往搬出来历史规模效益问题，而国有经济可以尽快的实现规模效益，马上重组、并购。比如说最近鞍钢就重组了攀钢，鞍钢在东北、攀钢在成都，这么大的空间怎么实现要素的互补？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重组之后规模问题就上来了，最终受到所谓淘汰的仍然是我们的民营经济。而且他告诉我，现在是有主、有次，才有亲儿子、亲兄弟这种讲法，不可能有完整的法律地位和平等的竞争。

    这样一来，虽然放开股权投资，但是国有经济仍然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绝对控股地位就是最少占51%。你进来以后可以对它的管理，但它是绝对控股的，你没法去改革它，没法发挥你的功能。

    最近一个民营企业家说，我们现在这样的做法就相当于农村招上门女婿。上门女婿进来之后要承担儿子的责任，但是没有儿子的地位，因此我不可能乐意去，你再号召我也不去。他是绝对控股，我进去以后没法改变它的经营理念，更没法改变整个企业体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去。尤其股权投资还不像股票投资，股票投资我随时可以抛，走人了。股权投资抛都抛不了的，我不能进。

    所以新的“非公36条”，我觉得很难解决问题，要有深层次问题必须解决。比如我们能不能讲“混合经济”的问题。混合经济，所有资本在法律上平等、在竞争上平等。如果不是混合经济，我们仍然以什么为主、以什么为辅，就不可能达到不同经济成份之间的法律平等和竞争平等。

    开“新36条”开座谈会的时候，有位民营企业家对我说，教授，你不要给我们灌洋米汤了，为什么呢？因为4万亿投资今年已经就过了，下一步增长就要靠我们了。所以不发展我们的话，没有税收、没有就业、没有GDP、没有增长，所以你们希望我来。但是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则是你们伟大的理想啊，我敢来吗？在这个条件下，你想想新的“非公36条”能够解决我们现在垄断问题吗？

   我们研究，2009年一年中国向外移民的人数是过去十年的数量。原因就是大家的预期非常不好，我们应该对各个社会阶层都有一个良好的预期才行。

    我想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就是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否则这种垄断是没法解决的。垄断没法解决，资本不能在产业之间顺畅流动，就不可能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平衡，这是我们分析产业结构失衡的第一个原因。

    产业结构失衡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在结构调整中缺乏核心技术。最近我们跑了100多家民营企业，他们有钱、也愿意投资，就是没有核心技术。现在不是有钱就能进入一个产业的，如果没有核心技术你根本就不可能投入这个产业来。中国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技术创新体系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正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技术创新体系，所以我们不可能给企业提供核心技术，而没有核心技术最终的结果，就是没法进行这种结构调整和投资，这是核心技术的约束问题。

    最近我们专门研究才发现，我们这个体制里边找不到谁是核心技术推动的主体。比如国有企业，现在大部分是垄断，垄断就能赚钱还搞什么技术。我们研究发现，2006年我们一万多家技术专利申请里边没有一家是国有企业。我们不断的爆出国有企业的“地王”，但是却没有爆发出核心技术上让我们振奋的东西出来，因为他没有这个意愿。而民营企业又很难担于此任，因为它的成长才刚刚30年左右的时间，它在体制、资金积累上支撑较为长期利益的核心技术创新，难度非常大。虽然我们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民营技术创新公司，但是核心技术创新投资都是关乎中长期的利益，显然无论体制还是资金上都会受到巨大的约束，它很难担当。

    高等院校有庞大的力量，但是人们疲于奔命，要发文章、写论文，否则就拿不到职称，因此谁还关心什么核心技术，只要在核心刊物上发文章就行了，结果是大量的资源闲置和浪费。我们最近跑了35家高校，感到非常震惊。我们大量的发表文章论文，却没法担当核心技术创新的重任，因为它是中长期完成的任务，而你短期内发不了文章就得滚蛋，哪有中长期的这种机制。

    我们国家办的研究所，大部分也生存在经费短缺自己找米下锅的情况下，只能做一点一般性技术研究，很难做核心技术的发展。所以，我们找不到支撑中国核心技术的主体到底是谁，没有这种支持主体怎么样出现核心技术？没有核心技术怎么调整结构？根本调整不了。而美国对我们封锁又非常严格，我们试图买，根本就不可能买，不仅买不到，你想接触都很难。

    好多企业是有钱的，也明明知道这个产业是短缺的，就是进不来，原因在哪里？没有核心技术支持。结构调整遇到的是我们核心技术创新体系没有能够建立起来的问题，所以这些钱要么冲向房地产市场，要么冲向股市，冲哪哪涨，就是没有冲到技术创新这种体系上来。我们缺乏这种核心技术支持，所以结构难以调整，结构失衡状态非常严重。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结构调整中的利益机制失衡。什么叫结构调整的利益机制失衡呢？就是我们讲的成本与收益。当一个企业觉得生产成本远远大于收益不可能再投资，所以这种利益机制在调整大家的投资方向。没有一个人觉得亏损了我还要投资，但在中国这种利益机制失衡了，国有企业明明知道亏损也会继续投资，这种利益机制失去了作用。

    财政部公布今年第一季度地方国有企业状况，1—3月份地方国有企业的净利润率是1.8%。大家想想，我们的CPI 3月份是2.2%，净 利润是1.8%，实际企业是亏了0.4个百分点。净利润是1.8%，银行年存款利率是2.25%，就是说他搞生产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明明是亏的，但为什么还在干呢？原因就是他不受利益机制约束，这种利益机制跟我没有关系，我投资了就是赔也会继续干下去。当利益机制一旦失调，就没法校正结果，明明知道那亏我还要继续投的，最后的结果是，第二季度仍然在大规模增加投资。在没有利益机制约束的条件下，结构就根本不可能调整。

    我们研究产业结构为什么失调，基本是以上这三条原因，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调整的重点。如果这三个问题得不到调整的话，我们的产业结构失衡状态还会继续加剧。只有这三个原因得以校正和调整，我们的产业结构才能够得以调整。这是我们关于经济结构所讨论到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

    经济结构的第三个层面内容，就是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结构，就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收入角度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个人收入结构严重失衡，失衡的主要标志是居民个人增长速度太慢。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速度在总体上都高于居民个人增长速度，在这种结构市场的条件下，也必然导致我们前边讲的投资消费出口的结构失衡。居民个人收入太低，消费就起不来，消费起不来的结果，当然是消费投资结构也会失调。因此我们调整经济结构，当然要调整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

    怎么调整？总体大家认为，应该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那就是适当降低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比例。因此，这种调整最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要调整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调整的方向就是，相应的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只有相应的降低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当然居民个人收入才能够提高。要调整国家财政收入，对居民减了2200个亿的税，有人说没有感觉到减税，实际2200亿刚好把利息税去掉了，这个钱就用完了，所以没有存钱的人还没有感到减税的好处，虽然是减了，但我觉得数量太小。

    第二个，退税。退税是税收退给大家，去年退了300—500亿，最后是退了400多亿，没有退到500亿。为什么？我们退的办法是家电下乡，城里是以旧换新，结果有些地方农民不买家电，说你那个玩意是过时产品、落后型号，结果是你不买这个税还退不了。我到一个地级市去，市长告诉我，他们市里分了1000多亿的退税指标，退不下去。所以去年的指标是300—500亿，退了400多亿，实际没有完成。

    第三个，提高个税起征点。个税起征点提高了，当然老百姓收入就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就会相对减少。我们现在是2000块钱起征，太低了，等于穷人交税。

    第四个，在社会保障资金的募集上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我看最近有一篇文章写的很好，说如果在社会保障资金募集上不是国家承担责任，而是让居民和企业承担责任的话，社会保障制度越完善消费越低，因为等于把老百姓钱拿去搞了社会保障资金，没有钱再搞消费，这个研究是很到位的。

    最近我调研了四个企业，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给职工交纳的各种保障资金的数量已经占到工资的70%。我研究北欧国家在社会保障资金募集里边，国家占的比例占到总资金的55%，我们明显不是55%。所以我推论，我们现在社会保障资金募集刚好跟西方是反过来的，我们可能个人和企业占了55%，国家可能是40%左右，在这个条件下国人收入就不可能提高。国家应该在社会保障资金募集上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想，调整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的关系无非是这四条办法，一个是减税，一个是退税，一个是提高个税起征点，一个是国家在社会保障资金上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模型，提出来今年退税退6千亿，为什么提高退6千亿？因为一个国家退税的指标可以是上年财政收入的10%，去年我们税收突破6万个亿，10%不就是6千亿嘛。第二，退税3千亿，就是去年税收的0.5%，那是3千亿。个税起征点能不能提高到3千起征？第四条，社会保障资金的募集国家占到55%。

    按照这个指标我们算了一下，如果减税6千亿、退税3千亿，个税起征点提到3千起征，在社会保障资金募集上国家占到55%的话，今年居民个人年收入增长可以增加5—8个百分点，一下子就起来了。所以我想不用讲那么多话，关键是实实在在操作一下就行了。

    我们这个模型的计算完全是合理的。因为过去10年里，我们居民个人收入增长速度一直低于GDP年增长的6%，这样一操作很快就会提高了，关键是能不能推动。如果不调整的话，我想恐怕这个结构很难调整过来。

    当然有争议。最近我们也做了一些内部讨论。为什么迟迟不动？有人曾经告诉我说，你们减少财政收入、增加居民个人收入增长，是没有考虑别的因素，如果考虑别的因素你就不能一这样调整了。什么因素呢？中国要成为第二大经济主体，在增长中间会产生巨大的国际摩擦，要保证中国的利益的话，无论是国防开支还是外交开支都会增长。如果考虑这个因素的话，当然你就不能这样调整。是不是调整还要考虑这个因素，我们就没有再计算，这个计算应该怎么计算就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考虑这个因素，我们最起码在这个关系上应该做这样的调整。

    第二个调整，就是要调整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现在居民收入低的原因，是因为企业利润增长太快，所以劳动收入增长比较慢。要增加劳动收入就必须减少企业利润。结果这个结论提出来之后引发了三个争议。

    第一个争议，中小企业反映极其强烈，不认可这个判断，说你们搞错了吧，我们利润已经很薄了，你要再提高我们劳动收入，企业就没法运作了。最近我们搞了十个企业详细的成本分析，发现他们的利润差不多是0.1%左右，基本接近亏损，大量的一般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基本是这个状态。为什么还要干下去呢？因为设备折旧还没有完，这么多人还要吃饭，所以微利的条件下还要运作。你要提高劳动力收入，这个企业马上就运作不下去了。所以总体判断是对的，但是个别不同的企业是不同的。在座的可能有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确实利润增长很快，尤其那八大家，垄断性的增长很快，似乎他们应该调整一下劳动收入和利润关系。结果一讲网上骂娘骂的一塌糊涂，有人说垄断性八大家就业人员是我们总体就业人员的8%，但是收入占到我们总体收入的60%，你还要调整，怎么调整。所以我们后来研究要区别对待。

    我们杭州还在开了一个座谈会，都是中小企业。有的企业家告诉我，魏老师，你们要提高劳动收入可以，我就要减税。我问减什么税呢？他说把增值税去了算了，增值税占了17%，减了我们就可以调整。

    第二个争议，劳动收入和利润的关系靠什么机制来调整？西方国家是三大机制，工会、雇主协会、高院。工会一旦发现利润增长很快，劳动收入没有增长，就要找雇主协会谈判，你得加薪，不加薪就组织罢工。但是不能乱罢工，高院批准你能不能罢工，他们是三大机制博弈的结果，最后实现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平衡。

    我们靠什么机制？我们似乎没有这个机制。我们正在起草一个法律文件，叫“工资条例”，工资条例如果起草完成之后，就作为调整利润和劳动收入之间的法律文件。我不知道这个工资条例最终能不能形成共识，能不能有效地调整劳动收入和利润关系。恐怕还要等什么时候把它搞出来才能调整。就是所谓的第二个争议。

    这第三个争议，大家都认为财政收入高、企业利润高，劳动收入低，这没问题，要进行调整，那么要谁带头调整？先减少财政收入呢，还是企业先降低自己利润？今年两会期间我们开了一个内部座谈会，有企业家、有政府人士，会上一个启发一个，这个说你政府减少税收，那个说你企业减少利润，都说你先带头。现在好像还看不出来谁能先带头。

    以上讲的就是关于劳动收入和企业利润关系的调整引发的这三个争议，现在还有待于进一步争论。这是调整国民收入所谓的第二条办法。

    第三条办法，就是要真正提高居民收入，就必须提高老百姓的财产性收益。居民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劳动性收入，一个是财产性收入。当一个国家居民收入里劳动性收入占的比重太高，财产性收入太少的时候，那是不可能富起来。美国人的收入里边，劳动性收入占50%左右，财产性收入占40%左右，所以它比较富有。研究中国发现，我们的人均收入里边，财产性收入占的比例不到2%，只有1.8%，所以富不起来。要想富起来，就得想办法提高人们的财产性收益。提出来这条调整的思路，又引发了两个非常尖锐的争议。

    一个争议就是，说你们要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益，最终提高居民收入的办法，听起来很好，但这是空谈。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财产，你怎么提高我的财产性收益？你得让我先有财产，然后再说提高财产性收益。这就提出怎么样让老百姓有财产的问题，就争议到一个更艰巨的问题，要不要把国有资产分给大家？一分就有财产了，我就有财产性收入了，要不要分？争议非常大。

    有新华社记者写了一个内参，最后让我审稿，说魏杰说了要把国有财产分给大家。我说不能说是我说的，而是美国某某教授说，他可以说我是不能说的。有一次一个同志跟我聊天，说你们经济学界最近老是讲把国有财产分给大家？分完之后我们和美国有什么区别？我们怎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了以后怎么解决收入分配公平的问题？我就反问了一句，你干吗非要跟别人不一样？第二，现在没有分，我们也没有出现收入差距公平啊，收入差距也这么大嘛，也非常不公平呵。

    应该调整，但不调整，总要想一个办法来做吧，这就是在不分的条件下，能不能让老百姓先享受国有资产收益。按这个思路，我觉得去年做了两件事有意义：一件事，央企利润的10%划归社会保障账户，社会保障账户是老百姓都能享受收益的账户，就等于老百姓能享受到财产性收益了。如果划归之后我们交纳的社会保障资金也适当的降低的话，就更显示我们有收益了，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10%划归社会保障账户。同样也等于大家有财产性收益了。我们把这两个做法叫“双十原则”。我觉得现在比例还偏低，去年央企7千多亿的利润，10%太少了一点，能不能再提高一点？同时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比例能再提高一点的话，我想老百姓财产性收益就会增加，所以在不分的条件下老百姓都能享受收益也可以。

    这个争议争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要倾向于让大家享受国有资产收益，这两件事已经做了，未来比例再进一步提高的话，人们的财产性收益应该就会增加了，这是这条办法引发的第一个争议。

    提高人们财产性收益在收入中的比例引发的第二的争议，就是财产性收益无非是两种收益，一个是动产收益，一个是不动产收益。动产收益有赖于资本市场，不动产收益有赖于房地产市场。要提高人们财产性收益，我们必须活跃中国的股市和房市才行，如果股市和房市都不活跃的话，财产性收益就不可能提高。这个问题又非常艰难，比如最近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都因为资产价格上升过快而在进行调整，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理性，中国现在要提倡一个风气，都要讲道理，而且要有理性。

    房地产市场需要理性、全面的看它。一是房地产和经济规律的关系，二是房地产和民生的关系，这两个方面都要兼顾。如果讨论房地产和经济规律关系，经济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是供求关系为主的规律，很明显，我们土地有限，房子供给当然短缺，而需求是持续上升的。这其中又有三个原因：

    一个是改善型的需求会增长。认为生活好的标志之一就是住房改善需求增长，过去住70平方米，现在想住120平方米，改善型的需求一直会增长。第二是投资的需要。中国老百姓有钱了，有钱之后他的投资一定是多元化的，其中房产是配置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投资需求一定会上升。第三是中国没有完成城市化，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市，所以需求持续上升，而供给有限，所以涨价是必然的。2006年我们分析是理性的，在2006年基础上不能涨的太快是我们的目标，但是不能要降到06年以前，这是经济规律在背后起作用。

    同时，我们要考虑住房和民生的关系，那就是居者有其屋，这是民生问题。从这个制度来讲，国家应该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尤其公房和廉租房的建设必须加大。现在每年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土地面积占总面积的2%—8%，如果增长到50%—80%的话，我想这个问题就可以缓解。这样一来，既能保证民生、又能考虑到经济规律作用。

    房子是三个功能，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一个是保障，这三大功能是融为一体的。我们过去忽视在哪里？可能忽视了它和民生的关系，忽视了保障性功能，所以每年我们土地用于建房的面积里边，只有2%—8%才用于保障性住房，如果提高到50%—80%的话，民生问题将得以适当的缓解。加强保障性功能，但是不能反过来要取消它的投资功能，非理性的一般性的打压，就会出问题。要取消投资功能，我觉得肯定出事。

    这让我想到1998年有两件事对中国来讲有意义，一件事就是，彻底取消了分房，走向货币化。第二个，放开了住房按揭。这些放开之后，我们开始逐年在发展。我觉得失误在于，过去可能不太重视它的保障功能，现在要加强保障性功能的建设。所以今年年初我极力主张，建房的面积里边50%—80%是用保障性住房，先试一年看怎么样。但是大家很着急，一着急可能非理性的事就出来了。

    财政收入增长太快，居民个人收入增长太慢，这标志中国在调整经济税收的功能上已经没有太多的运作范围，我把它比作“毛巾拧水”。如果靠加水解决问题，我估计会适得其反，因为我们已经是税收太高了。所以我不太赞成动不动靠增加一种税收来解决问题，这个空间几乎没有了，所以最好少动用这个空间，而想别的办法。

   今年年初我就害怕不理性，所以一直主张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先试一年，运作一年再看。但是最后的结果，我们有点不理性了，这样的后果是谁也预计不到的，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抑制为转移的，搞错了会惩罚你。所以我挺担心我们后半年经济有下滑的趋向，尤其明年，下滑的趋向还是挺大的。所以温总理讲的很对，靠各种政策的叠加效应，可能会出现负面的东西。这些效应单个看可能是正的，但是叠加在一起就会出现负面作用了，温总理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理性。

    既然要提高人们的财产性收益，就不能不面对这个问题。动产收益有赖于资本市场，不动产收益有赖于房地产市场，这两大市场必须活跃，活跃过程中会出现资产价格上涨，我们有泡沫的压力，这是另外一个事。我们活跃它和防止它价格上涨过快出现泡沫压力，这两者并不矛盾，我们要协调好才行。

    这样一来，就给我们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难题，就是怎么样在防止出现资产泡沫的基础上还能够活跃资本市场投资和房地产市场投资，增加人们的财产性收益，这是一个重要课题。

    最近我们组织了一些这方面的人士，开了差不多十三、四次会议，重点是想在这两者中间能够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我想，我们现在讨论所谓经济结构的第三个层次，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个人收入的关系，总体判断是居民个人收入偏低，所以要适当的调整这个结构，无非是减少财政收入或者企业的利润，最后的结果是要增加人们的收益。

    这三个问题，三条办法提出来之后，有不同的争议，最终无非要有待于总体上有一个东西出来。最近老在议论发改委要拿一个关于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出来，实际上不管这个方案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最起码要解决好这三个问题。一个，是要调整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个人收入的关系，要提高居民个人收入的比例。第二个，是要调整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最终要提高劳动收入的比例。第三个，是要提高人们的财产性收益，使得财产性收益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能够提高。这三件事反正必须得做，最终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是结构调整必须做这个调整才行。

    这就是我讲的所谓这次经济结构调整的三个层面，一个是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结构；一个是各个产业之间的结构；一个是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结构。因为我们讨论经济结构是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我们讲经济增长的结构，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我认为我们要调整的结构应该是包括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结构调整过来了，才能叫我们的经济结构得以和谐，经济增长可能才走向所谓科学发展的道路，增长方式的转变可能才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