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以高投资支撑的高速增长持续30多年，现在这种旧常态已不可能继续维持了。GDP增长速度的下降，是由一系列客观因素决定的，而不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

　　经济增长速度由什么因素决定？目前有许多人用消费、投资和出口等 “三驾马车”的状况来解释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他们认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因为由消费、投资和出口构成的总需求不足，而总需求是可以用宏观经济政策来加以调节的，因此，政府应当采取有力措施“扩需求”，“保增长”。十分明显，人们在这里运用的，其实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即使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长期增长问题，也是一种误用。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走势，是由支持经济增长的劳动、资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状况决定的。因此，我们只能用产出总量由劳动、资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状况决定的“生产函数”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来进行分析。

　　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驱动因素是劳动力的增加。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得到了“人口红利”，即大量新增劳动力的支持。但是，早在本世纪初，中国社科院的蔡昉教授就已指出 “刘易斯拐点”（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发生逆转）的出现，“人口红利”会逐步缩减以至消失。这种情况现已表现得愈来愈明显。

　　第二个驱动因素是资本的增加，即投资。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一直是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经济学家对投资拉动经济造成的消极后果做过许多分析。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已指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必然引起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经济问题和无产阶级贫困化、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社会问题。多年来，我们主要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到20世纪末期，资源耗竭、环境破坏、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近年来，不但以上矛盾日益激化，而且造成了宏观经济的失衡。这集中表现为国民资产负债表特别是其中地方政府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负债率）过高。如果继续用大量投资去拉动增长，就会进一步提高杠杆率，甚至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第三个驱动因素是经济效率的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率在改革开放以后比起改革开放以前有所提高，主要原因是：第一，市场化改变了过去城乡隔绝的状态，大量农村用的资源，包括劳动力和土地转入城市，得到了相对高效的利用。第二，开放以后引进外国设备、学习外国技术，很快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推动了效率提高。这些都使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率增加。但是，这种情况在本世纪初发生了变化。首先，不论是人口城市化还是土地城市化的速度都在放缓。其次，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一般生产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日益接近。这样，用学习引进的方法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就不那么大了。哪怕是引进外国技术，也要经过消化以后的再创新。这时，原有的体制缺陷就表现出来了。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潜在生产力的研究都表明，从本世纪初开始，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下降。

　　在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都发生推力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就面临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即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开始减退，如果找不到新动力，就可能陷入陷阱，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而无法超越。

　　以上分析说明，我们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找到新增长动力。根据理论分析和各国的历史经验，这个新动力集中到一点，就是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

　　要以冷静的平常心态来对待GDP的减速 

　　既然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是客观因素决定的，我们就只能用平常心态来对待它。所谓用平常心态对待，就是不要急急忙忙用强刺激和大规模投资的老办法去把增长速度拉起来。

　　2009年以来的经历表明，用强刺激的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时效变得越来越短。经济学所说的“投资回报递减规律”的作用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另外，用强刺激的办法，大规模进行投资，投资回报又很差，结果就使宏观经济状况变得越来越脆弱。不管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还是企业的负债率，都增长得非常快，已经达到甚至超出公认的警戒线。最近个别企业资金链断裂、“跑路”的事件频频发生，一些地方政府发生偿债困难，都发出了警示信号。资产负债表状况的恶化蕴含着系统性风险。一些曾经有过长时期高速增长的东亚国家，比如日本，在爆发了系统性危机以后不但丧失了原来的优势，还造成了国民经济长期低迷。这是我们必须竭力避免的。

　　必须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用平常心去对待经济减速的新态势，不等于说我们可以无所作为。如果我们不能在GDP增长减速的情况下改善增长质量，优化结构和提高增长效率，过去被GDP数量所掩盖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就会暴露并趋于激化。具体表现，一个就是使减速过快，造成很多问题。另外，在增长速度降低的同时如果不能通过提高增长质量得到弥补，我们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许多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无法得到满足，许多历史欠账无法得到补偿。如果减速的同时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提高增长中效率的贡献度，虽然数量增加得少了，可是人民和整个经济所得到的实际好处会比过去的低效率、高增长时期还要多。

　　从国际范围内看，有一些国家因为它的增长主要是靠效率提高，所以有个3%、4%、5%的增长率就是很好的情况了。我们也应该争取这样的结果。所以，现在不应该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拉动经济增长的数量上，而是集中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率上。

　　在较高效率支撑下的中速增长，才是一种合意可欲的新常态。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要靠推进改革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率，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改革开放刚开始，全国人大在1981年12月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经济建设十大方针。它环绕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提高效率（当时叫做“效益”）。 到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明确提出了“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方针。第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即从主要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到主要靠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方式。第二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后一转变是前一转变的基础。

　　几十年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针在不同时期的执行情况差别很大。问题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要靠经济体制以及其他社会政治体制的转变来推动。“九五”改革的力度比较大，转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十五”、“十一五”期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显得不那么有力，以至于到“十一五”最后一年的2010年，党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

　　30多年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进行得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制改革的进度。改革有所推进，体制有所改善，发展方式转型就容易取得成效；否则即使三令五申，反复动员号召，转型也还是举步维艰，成效不大。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下确立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支持下中速增长的新常态 

　　值得庆幸的是，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得到了新的强大推动力。十八大决定全面深化改革，这就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体制上的基础。

　　近年来，一些同志对经济增长持续减速十分着急，因为按照过去的经验，经济增长一减速就会立即导致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但是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特别是近几年，经济增速虽然一再探底，但是就业和经济结构的状况在改善。最明显的是普通劳动者就业情况的改善。去年政府预期的城镇新就业人数是900万人，结果完成了1310万人，达到预期目标的145%。今年把这个预期目标提高到1000万人，到10月已经完成，全年的情况比去年还会稍有改善。经济减速并没有引起失业增加和社会动荡。

　　普通劳动者就业情况良好，是和产业结构改善相联系的。我国的产业结构从前年开始发生了良性改变。过去我国的产业结构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第二产业一枝独秀。2012年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和第二产业第一次实现齐平。到去年，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进一步超过了第二产业，并使第三产业第一次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最大产业。今年这个趋势还在继续。

　　为什么“十一五”反复强调要发展服务业却没有取得明显成效，近年来却突然发生了改变呢？答案无非是从十八大前开始进行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不算大，但对改善产业结构和增加就业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一项是2012年从上海开始然后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对于“营改增”，许多人注意的是它减轻税负的作用，经济学界关注和支持的原因却是这是一项有利于分工深化的改革。营业税是全额征税的，分工越细，税收重复的次数就越多；增值税是就价值增值征税的，有利于分工深化。而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正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大家可以看到，“营改增”在全国推广以后，对分工深化、新行业的出现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光一个网络购物就分化出众多行业：快递、结算、售后服务等等，增加了许多就业。

　　另一项改革是2012年从广东开始、本届政府把它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在全国推广的，这就是工商登记的便利化，它导致新增工商户数量大大增加，今年前三个季度全国新注册登记的工商户数比去年同期又增加了60%。

　　这只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期间的一些不算很大的改革，我把它叫做小试牛刀。小试牛刀尚且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效，这就证明全面深化改革能够显著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效率，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深层次问题。

　　实现从粗放发展方式向集约发展方式的转型，这是整个经济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只要我们按照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扎实有序地推进改革，就一定能够使中国经济在进入中速增长的情况下，增加经济增长中效率的贡献度，最终确立我们所希望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