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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
演讲者:何帆(论坛特邀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    时间:2010-06-08    阅读:49138次   
    非常感谢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邀请。
    今天讲的题目是“危机之后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这个话题已经说了很多年,但是现在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实际上,我们是有调整的,而且调整会越来越快。为什么没有看到呢?因为人的天性,人能感知冷暖悲欢,但是在感知重大历史变化时,往往比较麻木、迟疑。当年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国电台把节目停下来插播这条新闻,结果收到很多听众的抗议和投诉,有人说正听着球赛呢,还不知道哪个球队赢,怎么突然就停了。
    中国现在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出现变化的最根本原因是我们犯了错,不得不调整,但首要原因是别人犯了错,犯错之后在调整,调整的时候走了我们的路,让我们无路可走了,所以我们也只能调整。首先看一下别人犯的错,也就是美国的金融危机;然后,回顾一下过去30年中国走过的道路,看一看我们在2010年所遇到的问题;最后,展望一下未来30年可能出现的变化。
    美国金融危机从爆发到现在已经有两、三年了,可是前几天我到一所很有名的学校给学生做报告,主持人是该校经济学院院长,我说2007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这位院长马上纠正,说你好像说错了,是2008年。我说,2008年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恶化,爆发的时间是2007年。希望你们听了这个报告之后,比那位院长更聪明一点。
    美国金融危机在2006年年底就已初现端倪,美国南部很多地方的房地产泡沫开始崩溃,房价开始下跌,但那时我们以为只是一场房地产危机。到2007年上半年,很多发放房地产贷款的金融机构开始出现问题,美国排名第二的发放次级按揭贷款的金融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在2007年4月宣告破产,于是房地产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这时大家认为,这些房地产贷款金融机构出在发放贷款的时候不谨慎,把贷款提供给信用评级不好的次级贷款者,这是金融机构自身的问题。到2007年8月,我们突然看到全球的中央银行都在联手救市,包括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中央银行、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日本银行等。可以确定,这是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在2007年下半年的时候,如果有人说美国出问题了,中国可能会受到影响,没有人会在意。2007年10月我参加了一个会议,给我出的题目是“次级贷款危机”,我讲到了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冲击,当时在座的绝大部分中国学者和官员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第一,那是美国的事情,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第二,不相信美国会出现金融危机,因为中国的政府官员骨子里都是崇拜美国的。你说越南出问题了,他们信。你说日本出现金融危机了,他们犹豫一下,可能也会信。但是如果说美国出现金融危机了,他们不信。结果是,不仅美国出了问题,而且金融危机让很多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张接着一张地倒掉。
    到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美国金融危机再度恶化,因为雷曼兄弟在货币市场上发行了大量短期债来融资。在美国,企业如果需要资金,首先想到的不是去银行贷款,而是在短期货币市场上发行短期商务票据来融资。美国的这些大公司,不管是给员工支付工资,还是购买原材料,包括信用卡的工资融资,都是在货币市场上融资。过去货币市场上的钱很多,流动性很充足,所以雷曼兄弟大量地在短期货币市场融资。但是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大家突然意识到,发的那些债现在都还不了,货币市场上也有风险,货币市场上大量的流动性一夜之间都没了,去哪了?都到更安全的美国国债市场了,因为唯一可能不会破产的是美国政府。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美国国债收益率为负,你借钱给美国还得倒贴利息给它,因为大家都很恐慌。
    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企业的破产率只有正常年份的1/3,这些企业都经营得很好吗?不是。是因为过去几年的流动性很充足,很容易借到钱,出现问题之后,企业借钱就能解决问题。巴菲特说过一句话,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谁没有穿泳裤。现在退潮了,货币市场没有钱了,我们一看,都没穿泳裤。通用汽车要破产,福特汽车也要破产,为什么?破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钱了,通用汽车在申请破产保护的时候,公司账面上的现金只够花两个星期。由此,金融危机又演变成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在不断蔓延,但是在2009年—2010年,有一段时间感觉好像没有太大问题了,美国经济强劲反弹,欧洲经济也在强劲反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各国都在采取经济刺激政策,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
    2008年,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Rogoff写过一篇很有名的论文——《这一次不一样了:过去800年来的金融危机》,他在文中回顾了过去800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最后总结出一个规律: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首先是银行危机,银行破产之后政府就要出手救市,然后采取经济刺激政策,所以银行危机就变成主权信用危机。当政府开始救市的时候,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好像经济开始复苏,好像这次金融危机跟上一次的不一样,没有上一次那么严重。大家注意,当你认为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的时候,一定是你犯错误的时候,而且是犯大错误。中国股票市场上那些犯错误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指数从3000点开始上涨的时候,他们开始害怕,认为有泡沫。涨到4000点,还是担心泡沫破灭。突破5000点,涨到5900点,他们开始下定决心,认为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然后进去了。凡是认为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的时候,一定是离出事不远了。
    很快,到2010年,金融机构的危机变成主权债务危机。最早是冰岛破产,由于之前冰岛的银行在其他国家(荷兰、英国等)快速扩张,最后也导致这三个主要银行破产,导致在荷兰和英国银行的存款者血本无归。
2009年年底,迪拜开始出问题了,迪拜在盖世界第一高楼的时候,有一个国有企业说现在没钱了,暂时停止还款。大家突然意识到,国有企业也会破产,政府也会破产,于是开始关注主权债务危机。
    但真正出问题的不是迪拜,而是欧洲国家,最早出现在希腊。希腊是一个靠近地中海的国家,是一个拉丁文化的国家,拉丁文化就是及时行乐,所以他们天天喝啤酒、晒太阳。希腊是一个百万富翁,但是天天想过亿万富翁的生活,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在2007年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对希腊过度的财政赤字提出警告,希腊说没问题,保证到2008年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降到4%。2008年,金融危机突然恶化,各国都在往金融体系里砸钱,都在救市,希腊也不除外,所以财政赤字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扩大。在希腊的财政赤字扩大之后,欧洲出现一个内讧。欧洲国家开始吵架,说希腊不行了,都是他们寻欢作乐造成的,我们不救他,凭什么德国人辛辛苦苦地工作要去救希腊人。
    不救的结果就是希腊的主权债券信用评级被不停地调低,最后德国也慌了,因为也受到影响。很多欧洲的金融机构都持有希腊(还有其他南欧国家)发行的欧元债券,如果希腊的信用评级被评到垃圾级的话,这些债券就没有用了。过去可以用这些债券向欧洲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现在不行了,所以这些银行的资产质量马上出现问题。这个时候,欧洲开始救希腊,先给1千亿欧元,但后来发现出问题的不仅是希腊,左邻右舍都出问题了,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都有问题,欧洲就开始慌了,说现在拿出7500亿欧元来救欧洲五国,即所谓的“光猪五壮士”(五国英文字母的缩写,PIGS)。但是,还会不会有“光猪六壮士”呢?这个多米诺骨牌的后面一张是谁呢?不知道。比如英国,英国的情况不比这些国家差,英国是除了美国之外在救助金融机构方面花钱最多的国家,而且英国没有别的产业,只有金融业,所以金融业突然崩溃的话,上哪去找足够的现金流收入来还债?所以英国的问题也很严重。
    比英国的问题更严重的是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只有40%多,现在上涨到80%,很快就要超过100%,美国还在以每年1万亿到1.5万亿的速度发行国债。美国不像欧洲国家,在欧洲国家(除了南欧这样的财政赤字国)中,德国的情况还不错,斯堪的纳维亚和北欧这些国家的财政状况也不错,而美国不仅有大量的内债,而且还有外债,所以问题就很严重。
    美国的债务危机该怎么解决呢?过去是发行债券,除了中国,德国、日本也都在购买美国的债券。现在德国没有能力了,因为要救南欧的兄弟国家,日本经济也在衰退,只剩下中国。可是中国已经购买了很多美国债券,现在外汇储备已经达到2.5万亿美元,如何实现外汇储备的保值和增值?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没有办法。在2.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至少70%—80%是美元资产,如果抛售美元,美元将会以自由落体的速度贬值,我们也会马上赔钱。如果不抛售美元,继续持有,美元将缓慢贬值,我们也慢慢赔钱。
    在世界经济史上,有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的情况与现在的中国非常相似,就是20世纪初的法国。当时法国持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主要是英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担心英镑贬值的时候,法国的央行就开始抛售英镑。由于法国持有的英镑太多,所以当法国抛售英镑的时候,英镑的快速贬值对法国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法国财政部被迫在外汇市场干预英镑汇率,不让英镑贬值。法国财政部长也因此被英国女皇授予爵士勋章。也许用不了很长时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将获得美国国会授予的骑士勋章。
    美国解决财政债务问题有几个办法。第一,压缩他财政支出,增加财政收入。这个办法基本上行不通。举个例子,我们劝一个大胖子减肥,告诉他减肥之后可以恢复苗条的身材,他不会听从劝告,因为他没有这个意志力,也没有这个决心。第二,财政赤字货币化,也就是通货膨胀。但是有一个问题,美国现在有20%—30%的国债与通货膨胀挂钩,所以财政赤字货币化非但不能完全消除债务负担,还是恶性通货膨胀的信号。德国当年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结果。还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美元贬值,但美元贬值就意味着持有美元资产的投资者要承担损失。
    中国现在有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明年达到3万亿,怎么办?再过两年,达到5万亿,怎么办?我们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在过去的六十年,我们其实都在做一件事情——工业化,我们的梦想是把中国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为什么要工业化?第一,工业化意味着经济增长。第二,更朴素的理由是,如果实现工业化,我们想造什么就能造什么,想造飞机就能造飞机,想造坦克就能造坦克。
    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我们用计划体制来搞工业化,搞重工业化。在“一五”和“二五”期间,重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比苏联在工业化鼎盛时期的比例还要高。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们建立了一个门类基本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重工业化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对创造就业机会没有贡献。而中国是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户籍制度把人口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对于农村户口的这些人,我们是不管他们就业的,只管城市户口的就业。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城市新增人口的就业。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声令下,“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从表面上看,这是个政治运动,实际上是城里没有就业机会了。上山下乡刚开始的时候,本来想模仿苏联搞集体农庄,像建设北大荒、新疆建设兵团都是这种模式。后来财政部算了一笔账,要搞集体农庄,至少得有一点基础设施建设,盖宿舍、拉电灯,这些都要花钱,成本太高。邓小平上台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让知青返城。这一下可不得了,本来城市里有750万待岗青年,现在又回来1500万知青,都没有工作,一度出“群体性事件”。当时如果把这些人都放到国有单位,要付出的成本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10倍。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改革,出现了乡镇企业,邓小平同志曾经说,“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我没有想到的,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革呢?是被逼出来,没有办法,必须改革。日用的工业品我们都能生产,尽管质量不高,但总比没有强。在这一时期,我们通过改革来搞工业化,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并不能说是成功,因为生产出来的都是质量很差的假冒伪劣产品。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的面貌,有这么多农民工,这么多的外资,中国有这么大量的出口,这一切的发生只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是在九十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的。
    九十年代后期出现了什么变化呢?第一,对外开放。随着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中国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向纵深推进。第二,全球化的变化带来国际分工的变化,过去的分工是产业间分工,国际贸易是产业间贸易。薄熙来同志在任商务部部长的时候说,中国生产裤子,欧盟生产飞机,中国用8亿条裤子换欧盟1架飞机,这是传统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在的国际分工是产业内的分工,国际贸易也是产业内的贸易。
    过去的生产方式是流水线的生产方式。要生产一辆汽车,有的车间生产发动机,有的车间生产轮胎,有的车间生产座椅,最后在组装车间完成组装,这是一条流水线。而现在的生产方式不是流水线的方式。比如笔记本电脑,没有笔记本电脑的生产线,可能芯片在美国生产,主板在日本生产,显示器在马来西亚生产,鼠标在越南生产,组装在中国厦门完成。这是一种“搭积木”的生产方式,部件可以分拆,在世界各地生产,最后组装起来。这就意味着,中国有无穷无尽的机会加入国际分工。任何一个产品,任何一个产业,至少有一个生产环节可以放在中国。
    由此,中国突然变成一个世界工厂。工业化的梦想,在计划体制的三十年没有实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年没有实现,却在刚刚过去的短短十几年间突然实现。当然,很多经济学家也提出一些问题。吴敬琏教授的“微笑曲线”就说我们处在附加价值最低的装配环节,郎咸平的“非常6+1”认为,我们就是那个“1”,也就是附加值最低的环节。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低估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
    中国的制造业在过去十几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在成功中蕴含着失败的种子。我们生产了很多东西,然后出口,形成贸易顺差,积累了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为什么中国的出口会这么多?仅仅是因为中国的产品质量好、价格便宜吗?不是。中国的产品质量很好,价格也很便宜,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一定要出口呢?可以卖给美国人,为什么不能卖给中国人?挣美元是挣钱,挣人民币就不是挣钱?很简单,中国人买不起也买不完所有“中国制造”的产品。所以我们把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东西送到美国,让美国人消费。为什么我们买不起、买不完“中国制造”的产品?因为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储蓄率大于投资率。
    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这么高?因为我们感到不安全。中国是一个重视孝道的国家,《二十四孝图》中有两个故事。一个是“百里负米”,讲的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在外面当官,挣到了大米,那时候大米很稀罕,他舍不得吃,走了百里路,背回去给父母吃。还有一个故事是 “乳姑不怠”,说的是婆婆生病吃不下东西,媳妇每天给她喂奶。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中国过去靠家庭来养老,现在已经不行了。我们现在的人口结构出现很大变化,本来正常的人口结构应该像一个金字塔,金字塔的底部很大,也就是说,年轻人应该很多。但是现在这个金字塔的底座逐渐被侵蚀,我们将很快进入一个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而养老保险体制尚不健全,怎么办呢?靠孩子养活是不可能的,靠单位和社会养老也不行,所以只能自己储蓄为养老做准备。另外,中国现在的教育体系、医疗保险体系也不完善,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为了孩子的教育,都需要储蓄。钱都存起来了,拿什么去消费?不是中国的老百姓不消费,中国的消费率低是因为储蓄率太高,而储蓄率高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消费不足,政府没有掏钱把公共卫生体系、公共教育体系、社会保险体系建立起来,这些都要私人掏钱。
    由于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但我们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并没有用于消费,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我们还是一个资本流入国。尽管中国人很穷,但也并不缺钱,我们有很高的储蓄率,存起来的钱都用于国内投融资。既然不缺钱,为什么还要向别人借钱呢?我们借钱的方式是引进外资。表面上看,外资进入中国,建设工厂,雇佣工人,缴纳税款,生产产品,好像我们不需要支付什么成本。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早餐,只要用了别人的资源,一定要付出代价。我们向外资支付的利息,就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按照世界银行的调查,在华外资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15%,美国在华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20%。想像一下,一个穷人用15%—20%的利率从富人那里借到钱,而且自己并不缺钱,还有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接下来怎么办?那就要对外投资。贸易顺差国一定是一个资本流入国。日本、沙特是贸易顺差国,他们都要对外投资。我们也要对外投资,通过外汇储备对外投资,绝大部分是购买美国的国库券,而美国国库券在正常年份的收益率也只有3%—4%。一个穷人用15%—20%的利率从富人那里借到钱,然后再用3%—4%的利率把钱贷款给那个富人,而且富人还不一定还钱。
    所以,在经济增长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资源错配和福利损失,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这条路现在已经走不通了。全球市场萎靡不振,出口的前景不容乐观。我们可以让人民币贬值,同时提高出口退税率,刺激出口继续增长,但这样会使中国会变成孤家寡人,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孤立,遇到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最后难以为继。
    现在反对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多,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中国和美国之间不会爆发本质性的冲突,因为美国以服务业为主,中国以制造业为主,两国经济高度互补。要注意的是,欧洲反对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大。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更重要的原因是竞争。欧洲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意大利出口服装,中国也出口服装,德国出口汽车,中国也开始出口汽车。中国出口越多,反对中国的声音越大。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成功地跟美国穿上了一条裤子,现在脱不掉了。美国金融学家和历史学家弗格森创造了一个单词——Chinamerica,叫做“中美连体婴”,形象地说明了中美两国的关系。我们在经济上和美国绑在一起,但在外交、军事等方面是独立自主的,这就造成了一种“分裂”。现在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我们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如果只看今年的情况,我们会产生一种虚幻的假象,认为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期。今年的GDP增长速度一定很快,因为通货膨胀已经抬头,经济开始出现过热。“民工荒”的出现是一个最明显的信号,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非常自由的,一旦农民工市场上出现短缺,这就意味着经济出现过热。
    有些官员说,不用担心,价格上涨主要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特别是蔬菜价格的上涨,一切都在控制中,蔬菜价格上涨也是暂时的因素。但是根据我们的计算,在蔬菜价格上涨中,50%以上是由于成本推进,包括农机的价格、化肥的价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劳动力成本。由于经济过热,农民都去沿海打工,农业劳动力少了,所以蔬菜价格开始提高。如果是成本推进的价格上涨,蔬菜价格还会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猪肉价格也在上涨,过去没有上涨是因为储备了一些猪肉,但不能把猪肉一直冻着,当储备用完之后,生猪存栏无法补充,最后导致价格上涨。
    有的学者说,现在通货膨胀率只有3%—4%,我们不要恶性的通货膨胀,只要温和的通货膨胀。问题在于,一旦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3%—4%,通货膨胀预期就会加大,到时候再去治通货膨胀,成本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一直讲,要加息就早加息,早加息比晚加息要好,可以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表示政府对通货膨胀是非常关注的。如果不采取措施,等到通货膨胀率很高的时候再出台紧缩政策就晚了,可能带来的损失比现在更严重。
    由于通过膨胀会带来很大影响,所以政府对通货膨胀很敏感,非常谨慎。但是对于资产价格泡沫,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怎样处理。特别是房地产市场,中国还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房地产的周期,这就很麻烦。大家都认为中国的房价会上涨,有很多理由,比如中国的土地稀缺等。中国的土地真的很稀缺吗?如果真的稀缺,为什么在北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政府会以零地价把土地转让给一个跨国公司,让他们在这里生产汽车呢?因此,土地并不稀缺的,稀缺的是用于住房建设的土地,土地资源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如果是地方政府人为制造的稀缺,那土地价格当然要上涨。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房价一定会上涨吗?香港、东京、伦敦、洛杉矶、旧金山,这些都是大城市,香港房价曾经下降50%,东京房价曾经下降60%,伦敦房价曾经下降40%,洛杉矶和旧金山的房价已经下跌30%,据说还要下降10%,那么北京和上海的房价一定会下跌吗?当然会,是泡沫就一定会崩溃。所以,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赚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买房之后赶紧找到一个比你更傻的人,把房子卖给他,这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最糟糕的投资策略是,购买并持有住房,等着把这套房留给子女,或者等到年老的时候卖掉用于养老。不要忘了,再过十几年,中国将进入一个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孩子们长大后不缺房,每人手里都有几套房,自己住一套,剩下的怎么办?卖掉。卖给谁?他们的亲戚、朋友、同学,人人都有几套房,都等着要卖掉。有人说,可以卖给进城的农民。但是,在北京和上海,按照城市人口的需求建造的商品房,农民买得起吗?买不起。
    为什么要关心房价?很多人说关心房价是因为买不起房,不是这样的。很多人已经有房了,只是买不起更好的房。一些人买不起房,本来也不应该买房,应该先租房,然后买房。因此,我们担心的并不是高房价,而是过高的房价总有一天会下跌。如果中国的房价下跌,银行体系会首先出问题,按揭贷款出问题,对开发商的贷款出问题,对地方政府的贷款也出问题。由于房地产业的支柱产业地位,一旦房价下跌,几乎所有企业都会受到影响,所有的家庭也会受到影响,这时候中国就开始出问题了。为什么要调控房价?举个例子,大兴安岭发生森林火灾,如果不控制火情,整个森林都会被烧掉,我们先放一把火,烧出一些隔离带,这样就能有效地控制灾情。如何更好地调控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改变现在的状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假设我们成功地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调控,把价格控制在合理区间,问题就解决了吗?没有。由于流动性太多,如果把房地产市场打压下去,中国的股票市场就开始上涨;如果把股票市场打下去,其他投资市场又会上涨,像前一段的绿豆价格上涨、大蒜价格上涨,按下个葫芦浮上个瓢。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开放服务业。中国的消费率低并不是消费太少,而是服务品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太低。由于供给少,价格高,质量差,对服务的消费需求受到抑制。造成服务供给太少的原因,是主要的支柱性服务业都被政府垄断或者过度管制。
    举几个例子。中国的铁路投资不足,人均铁路里程只比一根香烟长一点。铁路投资不足的原因很简单,铁道部负责对铁路的投资,他说没有钱,我有钱想修一条铁路,行不行?不行,铁道部不同意。医院每天排长队,这说明医疗服务供不应求。既然医院这么赚钱,我也去办一个医院,行不行?不行,卫生部不同意。大学也很赚钱,但是现在的教育体制有问题,大学生在学校没有学到有用的技能,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我办个学校,教他们有用的东西,让他们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行不行?不行,教育部不同意。银行业很赚钱,我也去办个银行,行不行?不行,人民银行、银监会不同意。
    有开放才有竞争,有竞争才有发展。中国并不是所有服务业都不行,餐饮业、酒店业就做得很不错。这些行业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开放,有了开放就有了竞争,香格里拉进入中国以后,我们才知道什么是酒店,才知道怎样建宾馆。现在服务业开放不足,在很多行业,不管外资还是内资,都进不来,到最后就是死水一潭。我们守着服务业这个金矿,但是没有开发,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在起作用。
    但是,这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因为原来的路已经走不通。中国至少需要10—20年的经济增长,政府要培育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未来的10—20年,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是城市化。有人可能觉得很奇怪,城市化已经搞了很多年,北京和上海已经变成这么大的城市,天天堵车,房价居高不下,不能再搞城市化了。恰恰相反,中国的城市数量很多,但是规模都不行,因为没有按照市场规律去推进城市化。如果按照市场规律推进城市化,会带来很多新的增长的源泉。
    第一,规模经济。当城市的规模扩大一倍之后,城市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会平均提高20%—30%,因为有规模经济,招人更容易,获得原材料更方便,专业分工更细化。第二,城市是一个创新的源泉,因为大学在这里,人才也在这里。第三,结构调整会出现在城市。中国的制造业很发达,但是服务业很落后,怎样发展服务业?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对服务业的需求越来越高,城市就会被迫发展服务业。慢慢的,大城市成为服务业中心,二、三线城市成为工业中心,城市之间出现专业化的分工。这是未来10—20年要经历的变化。
    一旦出现工业化转向城市化,很多东西就不一样了,游戏规则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上半场踢足球,下半场变成打羽毛球、乒乓球。现在上半场的城市化是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发展房地产业,下半场的城市化可能是农民自发的城市化。农民之所以穷,不是因为没有财富,农民有宅基地,但是宅基地不能在银行抵押,也就无法转让,所以农民没有钱。随着农地的改革,把交易的权利让度给农民,这时候农民进城就很方便了。他可以把土地抵押、转让,获得资金进入城市,在城市里安居下来。之所以出现所谓的流动人口,就是因为不让农民进入城市。
    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有各种各样的需要,现在的城市化是土地扩张的城市化,而不是引进人口的城市化,引进人口的门槛很高。在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里,需要高大的乔木,也需要低矮的灌木。如果进入城市的都是博士,谁来提供家庭服务?除了高端人才,中端、低端人才也需要。举个例子,德国有一些生态学家到森林里考察,发现森林里有很多死掉的树,觉得太脏了,就把这些死掉的树拖出去,然后把森林打扫得干干净净,结果很多活着的树也都死掉了。最后他们才知道,死掉的树增加了土壤的肥力,提供了植物需要的营养,为很多小动物提供容身之处,这些都是森林需要的。因此,未来的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只有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转到城市,这才算是真正的城市化。
    另外,城市的金融也会出现变化。现在地方政府都在搞基础设施建设,搞地方融资平台,尽管存在风险,但也有它的道理。如果现在不搞基础设施建设,以后土地价格上涨,劳动力价格上涨,拆迁成本提高,到那时再去搞基础设施建设,代价会更大。如果把基础设施建设真正利用起来,就会带来城市化格局的变化。比如高速铁路,如果把高速铁路利用起来,就会形成城市圈。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金融渠道会发生变化。比如允许地方政府发债,资金的预算、用途、期限、利息等信息要透明,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地方的金融发展起来。
    城市的管理也会发生很大变化。在工业化时期,政府的管理很简单,先是招商引资,然后把劳动力吸引过来,最后建厂生产。而城市化的管理要复杂得多,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像地沟油事件、毒奶粉事件、环境污染事件等,这就迫使政府对政策进行调整,关注点也会逐步转向社会问题、收入分配等。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出现过这样的转变,所以大家对未来要有信心。美国曾经历一段黑暗的时期,强盗、大亨横行,但是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有一个很大的进步,一切都变过来了。韩国、日本也出现过一段腐败的时期,后来转变过来了。香港也一样,在腐败蔓延之后出现了廉政公署,刘德华主演的《雷诺探长》就是那一时期的写照。
    从中国国内情况和国际发展经验来看,我们都将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化,现在还处于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时期。所以,我们不能只看2010年,要往后看,中国真正的问题不在2010年,可能在明年,甚至更往后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紧跟时代的潮流,这样才能获得安定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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