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讲坛 -> 2010年长安讲坛
今年经济形势及下半年政策展望
演讲者:陈东琪    时间:2010-06-10    阅读:651次   
    从最近已经公布的数据看,中国经济在一季度的表现非常好,生产、就业、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城乡居民收入、国内需求等各项指标都很好,GDP增长接近12%,工业增长接近20%。印度和其他主要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GDP增长5-8%左右。新兴经济体内需扩大,增加了出口,激活了全球的贸易和生产,使全球经济近几个季度的表现明显好于去年同期。
    在经济转好的情况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OECD、联合国等机构都上调了经济预测数字,世界银行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期由2.7%调到2.9%,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预计美国经济今年的增长率是3.5%。但是,也有人很悲观,认为世界经济危机没有结束,欧美经济可能陷入第三次大萧条的泥潭。
    世界经济形势到底怎样?其变化前景如何?将按怎样的路线运行?
    总体看,今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形势比较复杂,经济指标变化的同向性、一致性不明显,欧美经济有增长但无就业,货币政策不断放松;中、印经济快速增长但伴随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不断收紧。东、西方经济这种 “双轨运行”,加大了我们预测世界经济长、短期趋势的难度。
    今天,我想就未来世界经济的长、短期趋势,谈点个人看法。
 
    一、从长期看,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时代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趋势和格局出现较大变化。从变化的长期因素看,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可能步入低速增长时代,长周期(30-50年左右)和中周期(10年左右)的年均增速趋向下降。

    上图反映了世界和四大经济体的增长情况。过去30年,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的峰、谷值降低,中枢缓慢下移;中国经济增速的高位值基本不变,底部在抬高,中期平均增速持续较快;世界长期平均增长呈现减速趋势。
    从1978年到2009年,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速约3%,其中,每10年左右经历一个中周期,3个中周期的平均增长水平趋向下降:第一个10年,上个世纪80年代,GDP增速3%略高;第二个10年,90年代为2.8%左右;第三个10年降到2.7%左右。
    在同一样本期内(1978-2009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是同期全球经济平均增速的三倍还多。特别是最近10年(2000-2009年),有6个年份的增速超过10%,其中有3个年份超过11%,2个年份超过12%,最高年份2007年达到14.2%,与1984年(15.2%)、1992年(14.2%)共同成为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高峰年份,处于最低点的1989年(3.8%)、1990年(4.1%)、1999年(7.6%)和2009年(9.1%),也要明显高于全球(<3%)、美国(>3%)和欧洲(2%)的平均增速。
    在新兴经济这个群体中,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最快,但是,印度经济增长在力图赶超中国,中、印经济增速的差距由20年前的5个百分点左右降到近年的2个百分点左右,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为9.1%,印度为7.8%,预计2010年中印两国经济的增速比为:10:8。
    如果没有中、印等新兴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东方经济逐步走向复兴,没有发展中经济逐步释放“后发效应”,世界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减速还会更快。
    由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很大,产出和需求占世界的比重都很大,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就会引起世界经济增长减速。
    那么,世界经济特别是欧、美、日经济的长期增长为何会减速?原因很多。
    一是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创造财富的劳动力减少。
    先看中国。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劳动力大国。人口超过13亿,劳动力超过8亿,二者占世界的比重均接近20%。中国人口和劳动力变化,会直接影响世界人口和劳动力变化。
    从趋势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下降,老年抚养系数增大。虽然总抚养系数从改革之初的63%下降到目前36%,但这主要是少儿抚养系数大幅下降所引起,而老年抚养系数是提高的。30年来,少儿抚养系数从55%降到25%,老年抚养系数从不足8%提高到11%以上。少儿抚养系数大幅度下降同时老年抚养系数不断提高,必然使平均年龄增大,人口逐步变老。过去30年的头1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第二个10提高1.4个百分点;第三个10年提高1.7个百分点,2009年达到8.5%。由此推算,到2020年,中国老龄人口占比将超过11%。11%是什么概念呢?那时的总人口大概是14.3亿,其中65岁以上人口将达1.6亿。随着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人口红利”将在2015年前后结束,之后进入“人口负债”,如果人力资本形成不能对冲“人口红利”减少和“人口负债”增加,中国劳动力的“数量供给”将出现长期减少,在“质量供给”(人力资本形成)增加赶不上“数量供给”减少的情况下,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有效劳动力的实际增长就会减速,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就会减弱。
    再看欧美。对世界经济绝对贡献最大的三大经济体--欧、美、日的老龄化加快。其中的日本,在预期寿命不断提高情况下,最近出现了总人口特别是青少年人口净减少趋势。美国人口在4年前达到3亿以后,年轻人口增速放慢,金融危机以后,育龄妇女不愿意生孩子,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繁荣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加使得流入到美国的年轻人口减少。欧洲也是这样,青年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国家变得越来越老。根据测算,未来西方世界的平均年龄将会越来越高,有的国家的老龄化将达到五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
    再看世界。目前世界总人口超过69亿,按传统口径(15-64岁为劳动年龄人口)算,可就业劳动力的总数为40亿左右,在这个基础上未来全球劳动力增长趋势是:发达国家和作为全球经济出要引擎的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速,印度和其他落后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加速。如果落后国家因投资不足而出现就业不足,劳动力为充分利用,就会引起新的“全球失衡”即“劳动力失衡”:一方面是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大的国家的劳动力短缺,另一方面是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小的国家的劳动力过剩。这种全球“全球劳动力失衡”,会使得全球经济在失衡中低速增长。  
    二是需求减少,有效需求增长放慢,财富增长的引力减弱
    发达国家和中国的老龄化加快,既会从劳动力角度影响经济增长,也会从需求角度影响经济增长。从人一生消费的生命周期曲线看,老年阶段的年均消费少于青少年阶段的年均消费。老年人创造财富少,消费财富也少。在其他条件为一定前提下,国家和社会老化进程加快,意味着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放慢。这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放慢的第一个需求原因,也是“总量性需求原因”。
    世界经济增长放慢的第二个需求原因,即“结构性需求原因,是中、美“储蓄、消费关系”的反向变化。
    金融危机以前,美国经济理论和决策界都强调“再平衡”:要求贸易盈余较多的中国、德国和日本,通过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来增加进口、减少出口,从而减少顺差;美国通过提高储蓄率、降低消费率来减少进口、增加出口,从而减少逆差,以实现全球经济平衡。
    金融危机以来,上述“再平衡”的努力只是在部分变成现实。中国在外需减少情况下,扩大内需,促使国内投资和消费快速增长,进口也快速增长,但是这个“多进口”部分主要是巴西和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沙特和伊朗的石油、俄罗斯的油气、南美洲的有色、加拿大和非洲的木材,以及德国和日本的汽车,而主要不是美国的东西,美国并未因中国内需快速增加而明显增加出口、减少贸易赤字、改善经常账户。美国储蓄率提高了,消费率下降了,在出口改善的短期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国内有效需求增长放慢,就业和经济增长因此而变得乏力。
    次贷危机后的欧洲,有效需求也在减少。一方面是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求减少,另一方面是在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下,政府努力减少预算赤字,控制债务,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需求减少增加。这个趋势会对欧洲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三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流量缩小。
    各国贸易流量由于保护主义而受到限制,1929—1933年的大萧条之所以持续那么长时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影响贸易流量的增加。从2009年12月到现在,美国有针对性地对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几乎每周都有。美国增加贸易保护,限制进口,其他国家也相应增加贸易保护,限制进口,这势必会收缩全球贸易。“二战”以后班戈多世纪世界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从需求角度看,主要得益于全球化推进中的全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世界经济的长期趋势显示,哪个时期的自由化程度越高,保护越少,世界贸易就活跃,经济就繁荣,哪个时期的自由化程度越低,保护越多,世界贸易就低迷,经济就衰退。如果世界不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增长就将低俗增长。
    四是加强金融监管,金融发展受到抑制。
    从产业结构看,欧美经济对服务业,特别是对金融服务业的依赖度很高。金融市场活跃,金融不断创新,是欧美“战后”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来源和动力。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对投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加强,控制金融衍生性发展;最近英国和欧元区成员国在讨论是否向银行征税。从防范金融风险看,政府这些金融干预似乎有其必要性,但是政府的金融干预必然会牺牲金融创新,影响金融持续快速发展,从而会对金融依赖度较高的欧美经济增长产生长期影响。 
 
    二、从短期看,世界经济运行在季度性“二次探底”之中
    如何看待世界经济的短期形势?有人说会出现“二次衰退”或“二次探底”,甚至出现第三次大萧条;有人说不会出现“二次衰退”或“二次探底”。
    我认为,中国经济,美国经济,世界经济都会出现“二次探底”,但不会出现“二次衰退”。“二次探底”不同于“二次衰退”的地方在于:“二次探底”的第二个底高于第一个底,下降是季度性的;“二次衰退”的第 二个底低于第一个底,下降是年度性的。
    从中国来看,经济运行的第一个底是2009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是6.1%,之后上升,今年年一季度上升到11.9%,之后出现季度减速,即使最低降到7%以下,也不是衰退,而是“二次探底”,因为7% > 6%。从中国经济近30年没有出现负增长,经济周期低点表现为“增长型衰退”(正增长),而不是“古典型衰退”(负增长)的历史经验看,中国经济近期出现季度性“二次探底”的概率很高。如果强势的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季度性“二次探底”,发达经济和世界经济个人能更会出现季度性“二次探底”。
    下图显示,美国、欧洲、日本的GDP季度同比增速有二次见底迹象。其原因在于内生增长动力减弱。由于财政紧缩,私人资本在经济复苏中起到的作用很小,欧洲、美国和中国经济主要靠公共需求,靠补贴,私人资本的投资愿望和投资行为并没有表现得很旺盛。

美、欧、日GDP季度同比增速短期见顶
 
    从环比来看,有钝化迹象。下图显示,美国、欧洲、日本GDP的环比增长都比较弱,美国经济季度增长趋势向下欲望很强,受主权债务危机纠结的欧洲乡下的压力更大。
    美、欧、日GDP季度环比增长转弱
 
    推动美、欧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是外生性需求,是出口。美国依赖对中国的出口增加,这就要求中国增加进口,要求政府增加补贴,要求中国劳动力市场增加就业,要求中国家庭增加消费。从2008年11月到目前,这些“增加”都很明显 。但是,这些“增加”会面临新的挑战:一是政府没有足够能力保持其持续性;二是引发通货膨胀等幅面效应越来越明显。从各方面情况看,这些“增加”短期难以持续,政策不得不在合适的时候从“非常态”回归“常态”。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季度性放慢,必然促使短期依赖外需的美国经济出现季度减速。
    美国最近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有所好转,这意味着私人资本需求可能会增加,但到目前为止,这个力量还不是很强。如果国内私人投资需求增长很弱,靠补贴支持的消费需求出现效应递减,内生性需求的增长不能“对冲”外生性需求衰减,那么经济增长就难以持续。
    2009年上半年,美国经济是负增长,三季度转为正增长2%,四季度加速到5%以上,今年一季度减速到3.7%,预计随后几个季度延续减速趋势。这个快速上升后的减速,虽然有“基数”原因,但主要还是短期需求变化。一方面是外生性需求增长减速;另一方面是内生性需求没有明显增加,就业没有增加,收入也没有增加,预期没有改善。
    研究美国经济增长趋势,一定要看劳动力市场兴衰变化。最近,美国首次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最少的州也超过43万人,最近有的州达到45—47万人。按照常规分析,美国首次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如果在40万左右或者以下,经济才会持续性复苏。美国经济最近几个季度复苏, 但就业没有出现复苏,失业率一直在9.5%-10%左右,今年5月份是9.7%。这种 “无就业经济复苏”的基础不牢固,增长很脆弱,主要是因为需求特别是内需增长很弱。
    美国经济前几个季度复苏,主要是靠政府补贴、外生性需求带来经济增长,这种增长能不能持续?关键看内生性需求是否持续增加。从最近的情况来看,内生需求没有持续增加,经济短期加速增增长后将出现连续几个季度的减速。
    亚洲经济比欧美经济复苏明显要快。新加坡今年一季度增长超过30%,是有史以来最高;中国的台湾地区经济增长超过13%,是30年来最高的;泰国虽然国内局势动荡,但经济增长12%;印尼经济增长超过10%,印度经济增长接近9%(8.6%);韩国经济增长接近8%(7.8%)。依赖向中国出口的资源型国家,经济都快速增长。澳大利亚经济连续几年高速增长;加拿大经济增长在北美最快;巴西增长8%—9%。但是,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取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
    从短期看,中国经济面临小周期下降。下图显示,对总量经济影响最大的工业经济,目前已到达小周期上升的峰值,随后将掉头向下。
 
     从具体行业看,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高位掉头下行,5月比4月下降1.8个百分点,呈现M型走势,从顶点往下走。行业方面,1—5月的汽车产量持续增长,销售的同比和环比增长很快,但4月份销售环比下降,5月份销售环比下降得更快,同比是正增长,环比是负增长。近几个月汽车库存增加,这种库存是被迫性而非主动性库存。家电增长速度的倍率和倍数都在下降。建筑业中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都在高速增长,但房地产快速增长的持续性面临挑战,基础设施的新开工项目也在减少。
    从三大需求看,进、出口增速虽然都接近50%,但是对应的基数低,实际上比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没有增长。到目前为止,外需没有恢复到危机以前的状态。投资增长依然快速,但速率降低,这个趋势在今后几个季度将延续。消费名义增长很快,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实际增长是下降的。综合看,由三大需求构成的总需求增长可能出现卡恢复增长后的减速,这会促使总量经济增长出现小周期下降,出现季度性“二次探底”。
    政府是不是愿意,或者是否有能力避免“二次探底”呢?答案是肯定的。但在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各国政府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判断和态度是不同的。
    我把世界主要国家分成“核心国”和“外围国”两类。以中国为代表“外围国”,近期关心的稳物价,防通胀,金融政策着力紧缩。以色列、澳大利亚、挪威、越南、印度、加拿大、巴西等先后加息,或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中国虽然没有进行利率调整,但存款准备金率提了三次,信贷从2009年8月就开始紧缩,房地产也在紧缩。
    以美国为代表的“核心国”,近期关心的是促增长,防通缩,金融政策着力扩张。尽管美国财政部开始将危机时购买的花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股份退出来,但是联邦储备银行没有没有加息。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刺激措施的退出条件已经成熟,虽然实际上想紧,但措施还没有紧。日本因通货紧缩非常厉害,CPI已经持续14个月环比下降,货币政策依然放松。日本经济属于外向型,赚来很多外汇,带来很多收入,GDP也会增加,但是这些并没有转化为就业,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内需并没有增长。这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尽管利率水平很低,但是物价往下走,失业率很高,所以日本不愿意退出刺激政策。
    为何世界同时存在通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和通缩(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两种现象,进而出现防通胀和防通缩两个政策导向?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恩格尔系数的水平不同,对食品的依赖程度有别。
    新兴经济体的恩格尔系数很高,对食品的依赖程度很高。恩格尔系数越高,对食品的依赖程度越高,这意味着当食品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食品价格上涨时,CPI就会上涨。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很低,对食品的依赖程度很低,食品价格上涨,受影响就小。新兴经济体的恩格尔系数很高,对食品的依赖程度很高,食品价格上涨,受影响就大。
    最近较为明显的物价上涨主要表现在农产品,表现在受周期、灾害影响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减产。农副产品供给下降,包括投机在内需求增加,必然造成食品价格上涨,必然促使食物依赖度高的国家的总物价水平上涨。
    中国由于粮食产量预计略有增加,粮食储备较为充足,全年CPI涨幅基本可以控制在“3%左右”,有的月份可能会超过4%,但全年不会超过3.5%。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会比中国要高一些。
    从物价变化的长期趋势看,中国前30年CPI年均上涨5.7%,其中,80年代、90年代,平均每年上涨7.8%左右,当时是短缺经济时代。进入结构型需求不足时代的头10年(2000-2009年),CPI年均上涨不到2%。在短缺经济时期,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产量不高,消费的恩格尔系数较高,对食品的依赖度很高,物价上涨的长期水平较高;进入结构性需求不足时代后,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产量增加,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降低,对食品的依赖度降低,物价上涨的长期水平下降低。但是,应对金融危机时投放料大量货币和信贷,这会使短期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第二,公共需求成长的空间不同,需求拉动型通胀压力有别。
    欧、美、日政府向居民提供食品补贴,以旧换新补贴汽车消费,但是很少补贴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政府刺激的公共需求较少。
    在中国和印度,除了刺激私人消费需求,比如家电下乡、汽车补贴外,还大力增加公共需求,包括刺激公共投资需求和公共消费需求。中国“4万亿刺激计划”中很多项目是基础设施建设,像高铁、城铁、地铁、高速公路、农村公路、水利、环保等。从潜力看,新兴经济体的公共消费需求和公共投资需求的可开发空间较大,发达国家的公共消费需求和公共投资需求的可开发空间较小。由于需求开发和增长的空间存在区别,就使得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产生需求拉动型 通货膨胀的压力不同。新兴经济体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压力较大,发达国家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压力较小。
    第三,国际资本流入量不同,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有别。
    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加速调整。从生产要素看,资本越来越多地流出发达经济体,流入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出、流入的变化,不仅会影响经济增长,也会影响通货膨胀。国际资本流入发达国家的数量减少,经济增长放慢,物价上涨也会放慢;相反,流入新兴经济体的数量增加,经济增长加快,物价上涨也会加快。
    发达经济体受有效需求不足约束,经济短期快速增长后必然减速。新兴经济受通货膨胀上行影响,经济短期快速增长后也会减速,这就是世界经济出现季度型“二次探底”的基本缘由。
    如果世界经济出现季度型“二次探底”有一定的概率,具有必然性,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像2008、2009年那样采取强烈的刺激政策,推动经济很快上去。过度刺激会引起过快增长,会使资源价格季度性地快速上涨,由于我们对资源的依赖度很高,资源价格的过快上涨反而会强化卖方的定价控制,我们的资源成本会提高,高资源价格推动高通胀,而且高增长也难以持续。因此,近期应对“二次探底”要谨慎,要考虑未来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诱发大起大落。
 
    面对“二次探底”,政府的政策和策略可作如下考虑和选择:
第一,利用“二次探底”机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升级,促进总量经济在“动态均衡”目标导向下,实现持续稳健增长。
第二,利用“二次探底”机会,加快创新。政府要着力改善创新环境,促使企业追求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全面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打破地区和行业垄断,大力发展民间金融和民营资本,为经济持续有效增长创造政策和体制条件。
    第三,利用“二次探底”机会,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向创新型企业大幅度减税,提供金融支持,降低新兴产业的发展成本,全面改善改善新兴产业的发展环境。
    第四,利用“二次探底”机会,增加战略性资源性储备。特别是增加对矿产资源的直接矿权和股权进行战略性收购。
    第五,利用“二次探底”机会,调整国际储备结构。减少国际储备中的货币性资产,特别是减持美国国债。在全球经济短期减速、资产价格下降背景下,将兑现出来的外汇更多用于对外资本并购,购买更多国际金融企业股权等。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这次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二次探底”的时间可能不会很长。从历次中波上升初期的小周期变化趋势看,这次“二次探底”可能在2011年年中结束,到20011年下半年,世界经济的“景气交叉”可能转变为“同步繁荣”。由于世界各主要国家前期采取的超强扩张政策,投下的大量货币,迟早会表现为超强经济增长和超级通货膨胀。尽管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可能放慢,发达国家进入低速增长时代,但是,“二次探底”后出现中短期“超级繁荣”是可以预期的。对此,我们要有所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