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有发达国家的麻烦，我们有我们的麻烦，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在一个全球化的框架中取其利、去其弊，增加未来的机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中国也面临着自己的挑战。外汇太多是一个负担，该放到哪里去呢？我们有钱，但不等于有投资能力，所以很长时间里主要是买美国国债，对此国内也有很多批评。不然买什么呢？买黑石吗？买希腊国债吗？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是一样的，没有钱很难受，有了钱不会投资更难受。
　　这种难受还会转化到国内。一美元进入国内，要保持汇率稳定，就要付8元人民币。而在一个时期内，我们不能让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升得太快，否则出口受不了，沿海受不了，几千万农民工也受不了。要维持汇率稳定，就得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当这个量超过了市场上的资本供应量、商品供应量、要素供应量和服务供应量，资产价格就会出问题，一不小心，就会让消费品价格的增长速度变得很高。一个房价问题让政府忙了多少年，现在房价刚刚降下去，其他消费品价格态势又紧张起来了。
　　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是贸易顺差的一侧就什么都好，顺有顺的麻烦，面对的全是新局面。在我们没有预料的全球大时代，各国都有各自的问题要对付。
　　我们是怎么转为高位下行的呢？原因有三条。
　　第一，高度依赖出口。我们受世界市场的影响太大，一旦遇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根本没有发言权。华尔街很牛，中国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毕恭毕敬地去华尔街学习，后来老师出问题了，我们仿佛挺开心的，但华尔街一出问题，美国的消费出了问题，我们的出口就突然下降了20个点。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另外一面，这是有挑战性的。
　　所幸美国托住了，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是，市场出问题有政府出手，而政府出问题，谁来救？就要靠勒紧财政收支。所以全球的总需求不足，新兴市场的增长速度放缓，发达国家的需求更是下降了，对我们的冲击力大一点。
　　我的看法是，高位下行难对付。所有企业的厂长、经理、CEO、包括地方领导人，还是想念过去的好日子，希望有一个快速的动作回到以前的速度，还是14%、15%的增长率。但这就像滑雪一样，惯性非常大。所以说要适应新常态，不要指望可以快速回到以前的状态。
　　第二，多年过热。因为货币在往市场里蹦，多年中行政调控手段用得非常多，现在政府要抓的是减少审批。各位可以注意到，其实没有什么审批是计划时代留下的。每年调控地价房价，所有的投资品价格都被冲了下来，控制不住怎么办？就通过行政手段发文件，一个部委不行，就6个部委联合行动。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相当大。国家调控是为了防止翻车，而一旦有了审批权，在微观上很顽强，很难打掉。经济上行的时候不怕，经济一下行，会发现我们的经济体里有很多的小刹车，很多摩擦系数。
　　第三，真实利率迅速转正，物价指数很高。物价很高的时候借钱等于是拿资产，谁借钱就可以形成资本，所以信贷的愿望非常强。我们国家改了30年，现在还是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体系，等经济往下行的时候，这个力量就越大。物价降低，名义利率变成正的，高额负债，谁不负债谁吃亏，等到经济一变脸，高负债就把经济的起伏放大了。股权则没有这个问题，好的时候多分钱，不好的时候一起熬着，但借贷不一样。好的时候借贷，以为利息很低很划算，等到市场一翻脸才发现：自己怎么借了这么多钱？跑路、跳楼都是这么来的。
　　第四，创业动力。我们在穷的时候开始创业、办企业，这些年富裕了，创业的动力多多少少打了折扣。最近政府加快刺激消费，创造条件让消费这一驾马车跑得更欢，但是我们投资的实际利率和购房的实际利率就是一把刀，里外里都是它。好的时候一波动，债券为主的金融结构会放大这种波动；但物价下来了（我称为“水落石出”），14%、15%的增长率一下子就变成了7%到8%。
　　利率一下滑，三块大石头就顶上来了。
　　第一块石头是成本，在经济好的时候买地、买房、雇人，经济一下行，卖的东西价格下去了，买的东西价格却没有下去，所以要有减税措施来“托一把”。因为经济下行，所有的东西都会下来的，问题是不均衡，有的快有的慢。这是成本的石头，那就要消化成本。现在的企业，不练这个本事是过不去的。
　　第二块石头是债务，真实利率一转正，就把很多企业、很多地方政府顶在那里。
　　第三块石头是产能。经济好的时候不觉得，市场一翻脸才发现，怎么产能都这么高了？钢铁九亿吨的产量，和水泥、建材等等，都影响着几十个行业。南方有一个亚洲最大的床上用品交易市场，一年成交量一个亿，现在也感到了压力，因为床上用品很大程度是和房地产联结在一起的。
　　我们虽然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但受益里也会有挑战。为什么叫“新常态”？首先要认识大格局，这个局面并不是某一种力量或者偶然因素形成的。中国高速增长就是受益于全球化，而金融危机正是全球化的一次挫折，一定会让中国经济发生变化。这个影响在短期内还调不过来，但我们自己的心态一定要调整好。
　　水落石出，可以放水没过石头，但石头还是存在的。有石头没关系，得消化它。短期看，怎样让货币更平稳，这些细节先不做讨论；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金融结构。这涉及到资本市场，涉及到公司治理，涉及到产权结构，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法治对私人财产的保护，非一日之功。
　　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上升，是不是新常态一来，大家就趴下了？
　　我们要在低潮的时候布未来的局。冬天是投资的好时候，五年以后一定见分晓。今天不努力，不把心态调过来是不行的。现在就两件事：包扎伤员、掩埋尸体是一部分工作，更重要的是要看未来。
　　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难得的、把经济搞起来的战略机遇期没有消失，两个海平面还没有拉平，工人工资还差了十倍，我们还有很大的机会。
　　第一，中国在全球的定位。很多人说中国的开放不行了，依赖度太高，所以要收缩、以内需为主。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外需还有很大潜力。金融危机后，全球总需求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把七个最大的新兴国家放在一起，和七个发达国家放在一起，经济总量看是相当了。中国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在过去二三十年习惯冲着发达国家去，因为有现成的购买力、现成的基础设施、现成的服务，生意做得非常顺。在现在正在长大的全球新兴市场的板块里，我们所谓的过剩产能有多少出去了，贸易做够了吗？投资做够了吗？
　　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打交道，靠纯粹的贸易不行，一定要对外投资来带。80年代欧洲资本是怎么进中国的？欧洲无论是由于资本的力量还是政府的远见，借钱给中国，低息贷款，需要的话马上就签，但这个钱不是自由外汇，是专用于购买德国设备的。今天的中国是不是可以倒过来做？四万亿只能买美国国债吗，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试一下？所以，中国提出海上、陆地两条丝绸之路，还提出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亚潜在的市场不能小看，有大量的贸易互补性，但他们的铁路是宽轨，我们是窄轨，堵住了，我们的货还运不过去。这方面为什么不能去投资？为什么不能做卖方信贷？
　　第二，要开放市场。我们制造业强、商人弱，就要开放市场。我总是和北大的学生说，将来五到十年最厉害的是什么人？是小语种人才。比如俄罗斯市场还没有多少中国货，潜力还很大。但是我们的打法要变，不能现成的产品拿过来就发货。出口还会很好，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新兴市场的打法，中国现在的比较优势不同了，积累了一些资本，也积累了一些技术，现在已经可以去国外推销我们的高铁了，在过去谁能相信呢？这就是学习曲线。
　　中国也面临着低海平面的竞争压力，虽然开放，但人工和土地比我们便宜的国家还有的是。中国的产业开始往外走，制造业和游牧业一样是走来走去的。我国到今天，农业收入占10%，农村户籍人口占65%，其中17%常年在城市工作，这是国内面临的很大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市场。怎么释放这个力量？城市化。这方面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以及解决问题后带来的机会，都是惊人的。
　　当一部分制造业走了，一部分制造业升级了，剩下的就是服务业。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一部分人口会甩到经济过程之外，这是下一步很大的问题，但也是很大的潜力。
　　第三个问题，很多的人说中国的土地贵了、人工贵了、税也高了，没有竞争优势了。这是错的，工资的上涨永远是和生产率在一起的。中国的产品存在什么问题呢？很多产品我们都会做，质量升得很快，但还是差那么一点，商品质量滞后于收入水平，滞后于消费市场的要求。去淘宝看一看，会发现进口商品卖得好，为什么，品质好！同样的东西我们会造，很便宜，但品质呢？中国正面临一场制造业的品质革命。质量差的东西过剩，质量好的东西方兴未艾。
　　最后一条，中国高速增长，社会矛盾很尖锐，收入分配问题也很大。不是不公平，主要是不公正，但很多经济学家不大注意这个。真实的世界中，让老百姓不高兴的不是不平等，而是不公正。权利歪了、官场的行为乱了、贪污腐败严重、利用公权力……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总量到全球第一大也是不行的，持久不了。人心是一杆秤。要通过深入的改革，通过法治，把权力放到笼子里。要解决公正的问题。
　　所以，全球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谁也没有料想到的新时代。我的看法是，全球化带来的主要是正面的效果，尤其是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当然也有挑战，发达国家有发达国家的麻烦，我们有我们的麻烦，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在一个全球化的框架中取其利、去其弊，增加未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