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国内外经济发展格局，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用“新常态”加以描述。新常态这一概念在国内和国外基本上是相对独立形成的：如果说全球经济新常态是对未来世界经济趋势的一种悲观认识，那么，中国经济新常态则包含着经济朝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积极内容。

　　在本轮危机之前，全球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旧常态”，即经济持续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周期波动弱化。这一被称为“大稳定”的旧常态是全球范围内科技进步、体制机制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综合产物。从“大稳定”转换为大危机，进而进入以长期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常态，其实只是被“大稳定”繁荣掩盖下的各种矛盾产生、累积、深化、蔓延和爆发的结果。从长周期的视角看，旧常态的辉煌恰恰是由于全球经济正处在长周期的上行阶段，而旧常态的转折则是全球经济转向下行阶段的开始。

　　全球经济新常态在各个领域均有表现，其中最具特征者有五：经济增长低水平波动，“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各国政策周期非同步，全球治理真空。全球经济新常态的五大特征，究其实体面的根源，主要在于所谓的“长期停滞”。这个由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重新阐发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关注和共鸣，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布兰查德等纷纷表示认同。概括而言，造成长期停滞的原因，从供给端分析，主要是技术进步缓慢、人口结构恶化以及真实利率水平为负；从需求端看，主要表现在持续存在的产出缺口上，即实际增长在较长时期内低于长期潜在趋势；从宏观政策责任角度看，主要体现在均衡利率为负值下的货币政策失效；从收入分配看，日趋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与社会活力。

　　中国经济新常态最主要的表现是结构性减速。其原因在于：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人口红利式微、资本积累的低效率困境、创新能力滞后、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以及国际竞争压力加大。经济的结构性减速带来一系列挑战，包括产能过剩、杠杆率飙升、城镇化转型以及“量宽价高”悖论等。

　　尽管增长速度下滑构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主要特征，但它只是外在表现，深刻的内涵则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和效率改善，综合的结果将是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新常态不同于常规经济周期中的衰退和萧条阶段，它是经济脱离常轨、另辟蹊径的新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另辟蹊径意味着供应链重组、经济结构转变、治理体系重塑和大国关系再造；在国内，除了这些全球共性，还意味着对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增长方式的脱离，对质量、效益、创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并由此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迈进。简言之，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

　　但应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唾手可得的。当我们说经济新常态开辟了通往新繁荣的康庄大道，指的是它为我们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为我国经济新飞跃提供了新的要素、条件和环境。但把机遇变为现实，还有待我们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因此，“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固然显示了面对战略转折的平常心，“引领新常态”则更体现了面对新挑战的深思熟虑和敢于胜利的勇气。对新常态的引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启动创新驱动新引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塑造区域发展与对外开放新格局，向生态文明建设要经济增长，实现社会公平与包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本文为作者与张晓晶合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新常态》一书导言，本报发表时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