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指政府要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现在与1978年的环境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政府需要从抓经济项目转变到执法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在创新中，比产品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法律创新、人的创新。有恒产者有恒心，产权作为贯穿我国金融改革的一条主线，本书从产权缺失角度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逻辑。在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农村信用社改革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每到经济困难的关键时候，对市场机制的信任就容易产生动摇。“你是否相信市场经济？你相信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我是北京大学77级的学生，在北大读书时有幸听了几次孙冶方的课。孙冶方先生是1983年去世的，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恢复工作以后依然积极到北京大学讲课，让当时的年轻人受益匪浅。在非常困难的时期，他仍然坚持价值论，也就是坚持市场具有配置资源的作用。现在看来，他的观点比较保守，他只提“只有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使计划成为现实的计划,才能充分发挥计划的效能。”，这是当时我听孙冶方先生讲课的主要收获。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观点让人非常震撼。他在困难条件下坚持真理、敢说实话、实事求是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经济学人学习。

    这本书是我在前几年出版的《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我想用大约半个小时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写的这本书，包括具体的一些文章和我的思考历程。

    保护环境和提高国民素质是我关心的问题

    在自序中我提出了两个问题：环境保护和提高国民素质。这本书是2009年出版的，实际上收录了我于2003-2009年间写的部分文章。

    我一直特别关心中国的环保问题，比如大城市的堵车、电子垃圾、办公和居住用房的浪费、国土荒漠化等。关于国民素质，我也提到我国国民素质在以下几方面亟待提高：缺乏公共意识、做事不认真、缺乏风险意识。

    要如何培养公共意识？首先要有私人空间，要分清楚私人空间、公共场合，才能逐步树立起公共意识。假如一个地方、一个国度、一个岛屿从来就没有私人空间，或其私人空间被完全剥夺，要同当地人讲公共意识确实比较困难。所以要解决国民素质低的问题，需要首先清楚地定义私人产权，并要逐步改善法治环境。

    关心这些问题，源于我的所见所闻，比如国家大剧院，作为全世界最高级的剧院，我在国家大剧院看节目时，发现我们的观众中存在高声说话、小孩来回跑、用手机一直照相等现象。他们没有意识到国家大剧院是公共场所，在这里应该和在家里的行为完全不同。我在法兰克福机场时曾看到中国人在机场大声喧哗，有的代表团在机场围着打牌，而且声音很大。中国人出国后，如果一群人在一起，常常忘了所在的空间，缺少公共意识。家长应该教育小孩这里是公共空间，需要有公共意识，看电影时要小声讲话，不要影响别人。

    以上都是我平时思考和关心的问题，虽然这本书讨论的是经济问题。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写于2003-2008年，前五篇文章写于2003-2006年间，在这几篇文章中我考虑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议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即“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年后，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时，把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成了“决定性”作用。可以看出，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时这句话非常重要。我在这几篇文章中就思考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如何寻求效率与公平兼得，以及环境问题的外部性与政府责任等。

    中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提出并沿用至今。我在书中写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现在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含义已经完全不同。

    1978年，农村的经济组织形式是人民公社，属于集体所有制，在中国整体国民经济中，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占据了99%以上的比例。当时的“东西南北中”都是由国企主导，企业、学校、商店、火车、航运、交通工具全都归属国有。当时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各企业负责人、各单位负责人不要再开展阶级斗争，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展建设、投资、生产、流通。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含义已经发生改变。今天，国有经济占比已经不大，虽然在全世界来看占比还是较大，但是和1978年中国的情况相比已经小了很多。目前非公经济就业已占总就业80%以上，非公经济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现在所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指政府要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地方政府的职能要从直接抓经济项目、招商引资转移到执法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但是很多政府官员，对于1978年和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不同状态下的政府职能的定位依然不清楚。比如很多地方政府几年前仍在全力招商引资、开展建设投资、征地，把主要工作放在抓项目、抓企业上。未来，这些地方政府会逐步认识到应该转变观念，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该是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产品，比如公共交通、社会治安、学校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

    这是我在十几年以前写的文章，主要论述了政府职能转变、可持续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寻求效率与公平兼得

    关于如何实现效率与公平兼得，由于自身的工作经历，在这本书中我体现出更多的想法是如何注重效率。但是我也要向大家报告一下我是如何考虑公平问题的。

    比如环境问题，涉及到如何执法，如何把环境指标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2002年时，我在《财经》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观点，也收入了这本书，我认为“应该把就业、环境、银行不良资产率和GDP增长率做一个综合的指标来考核地方政府政绩”，GDP增长率只放在第四位，第一位是就业，第二位是环境，第三位是当地银行不良贷款，因为如果有些地方的金融环境不佳，银行都不敢批贷款，就会影响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这个综合指标反映了环境问题的外部性与地方政府的责任，由于环境问题具有外部性，靠企业和个人无法解决。

    创新的五个层次

    提到创新，大家很容易联想到产品创新，比如计算机、互联网等产品。我们总说中国的创新能力不足，周围很多高科技产品都是外国人创造的。最近中国的互联网发展速度很快，包括阿里巴巴、腾讯也有一些自己的创新，但主要是在讨论产品创新。我在文章中强调的是，新形势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指政府要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现在与1978年的环境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政府需要从抓经济项目转变到执法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在创新中，比产品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法律创新、人的创新。有恒产者有恒心，产权作为贯穿我国金融改革的一条主线，本书从产权缺失角度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逻辑。在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农村信用社改革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每到经济困难的关键时候，对市场机制的信任就容易产生动摇。“你是否相信市场经济？你相信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我是北京大学77级的学生，在北大读书时有幸听了几次孙冶方的课。孙冶方先生是1983年去世的，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恢复工作以后依然积极到北京大学讲课，让当时的年轻人受益匪浅。在非常困难的时期，他仍然坚持价值论，也就是坚持市场具有配置资源的作用。现在看来，他的观点比较保守，他只提“只有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使计划成为现实的计划,才能充分发挥计划的效能。”，这是当时我听孙冶方先生讲课的主要收获。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观点让人非常震撼。他在困难条件下坚持真理、敢说实话、实事求是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经济学人学习。

 

今天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推荐的这本书是我在前几年出版的《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我想用大约半个小时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写的这本书，包括具体的一些文章和我的思考历程。

 

保护环境和提高国民素质是我关心的问题

 

在自序中我提出了两个问题：环境保护和提高国民素质。这本书是2009年出版的，实际上收录了我于2003-2009年间写的部分文章。

 

我一直特别关心中国的环保问题，比如大城市的堵车、电子垃圾、办公和居住用房的浪费、国土荒漠化等。关于国民素质，我也提到我国国民素质在以下几方面亟待提高：缺乏公共意识、做事不认真、缺乏风险意识。

 

要如何培养公共意识？首先要有私人空间，要分清楚私人空间、公共场合，才能逐步树立起公共意识。假如一个地方、一个国度、一个岛屿从来就没有私人空间，或其私人空间被完全剥夺，要同当地人讲公共意识确实比较困难。所以要解决国民素质低的问题，需要首先清楚地定义私人产权，并且逐步改善法治环境。

 

关心这些问题，源于我的所见所闻，比如国家大剧院，作为全世界最高级的剧院，我在国家大剧院看节目时，发现我们的观众中存在高声说话、小孩来回跑、用手机一直照相等现象。他们没有意识到国家大剧院是公共场所，在这里应该和在家里的行为完全不同。我在法兰克福机场时曾看到中国人在机场大声喧哗，有的代表团在机场围着打牌，而且声音很大。中国人出国后，如果一群人在一起，常常忘了所在的空间，缺少公共意识。家长应该教育小孩这里是公共空间，需要有公共意识，看电影时要小声讲话，不要影响别人。

 

以上都是我平时思考和关心的问题，虽然这本书讨论的是经济问题。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写于2003-2008年，前五篇文章写于2003-2006年间，在这几篇文章中我考虑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议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即“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年后，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时，把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成了“决定性”作用。可以看出，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时这句话非常重要。我在这几篇文章中就思考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如何寻求效率与公平兼得，以及环境问题的外部性与政府责任等。

 

中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提出并沿用至今。我在书中写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现在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含义已经完全不同。

 

1978年，农村的经济组织形式是人民公社，属于集体所有制，在中国整体国民经济中，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占据了99%以上的比例。当时的“东西南北中”都是由国企主导，企业、学校、商店、火车、航运、交通工具全都归属国有。当时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各企业负责人、各单位负责人不要再开展阶级斗争，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展建设、投资、生产、流通。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含义已经发生改变。今天，国有经济占比已经不大，虽然在全世界来看占比还是较大，但是和1978年中国的情况相比已经小了很多。目前非公经济就业已占总就业80%以上，非公经济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现在所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指政府要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地方政府的职能要从直接抓经济项目、招商引资转移到执法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但是很多政府官员，对于1978年和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不同状态下的政府职能的定位依然不清楚。比如很多地方政府几年前仍在全力招商引资、开展建设投资、征地，把主要工作放在抓项目、抓企业上。未来，这些地方政府会逐步认识到应该转变观念，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该是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产品，比如公共交通、社会治安、学校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

 

这是我在十几年以前写的文章，主要论述了政府职能转变、可持续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寻求效率与公平兼得

 

关于如何实现效率与公平兼得，由于自身的工作经历，在这本书中我体现出更多的想法是如何注重效率。但是我也要向大家报告一下我是如何考虑公平问题的。

 

比如环境问题，涉及到如何执法，如何把环境指标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2002年时，我在《财经》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观点，也收入了这本书，我认为“应该把就业、环境、银行不良资产率和GDP增长率做一个综合的指标来考核地方政府政绩”，GDP增长率只放在第四位，第一位是就业，第二位是环境，第三位是当地银行不良贷款，因为如果有些地方的金融环境不佳，银行都不敢批贷款，就会影响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这个综合指标反映了环境问题的外部性与地方政府的责任，由于环境问题具有外部性，靠企业和个人无法解决。

 

创新的五个层次

 

提到创新，大家很容易联想到产品创新，比如计算机、互联网等产品。我们总说中国的创新能力不足，周围很多高科技产品都是外国人创造的。最近中国的互联网发展速度很快，包括阿里巴巴、腾讯也有一些自己的创新，但主要是在讨论产品创新。我在文章中强调的是，产品创新只是创新最表面的现象，是最浅的一个层次。在考虑产品创新能力时，应该更加关注组织创新，即公司、企业、市场创新。

 

为什么PE这个概念是由外国人提出的？私募如何选择值得投资的企业？在互联网时代，为什么美国能出现雅虎、微软等巨型互联网企业，中国能出现阿里巴巴、腾讯等大的互联网企业？相比之下，为什么欧洲和日本反而没有特别出色的巨无霸式的互联网企业？分析阿里巴巴、腾讯的成长历程，需要考察这些巨无霸是如何萌芽的。不难发现，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很多是由美国的PE或互联网企业进行初始投资的。现在我们常抱怨为什么新浪、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无霸企业不在中国上市？如果仔细考察其成长路径，观察最初的投资者、成长过程，就会发现他们到国外上市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投资者一开始就把这家企业如何成长、VC/PE投资人如何退出、在哪个市场上市都进行了规划。所以，当你思考这些企业是如何出现、如何成功时，就会发现比产品创新更高级的是组织创新，即公司、企业和市场，这些组织以什么方式竞争，以什么方式创造。

 

在创新的五个层次中，更重要的是组织的创新、规则的创新、概念的创新、制度的创新，以及人的创新。创新者必须要有独立的人格，能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还必须有平常心，不能那么焦躁或者短视，必须要宁静下来。为什么真正能创造的人是宁静的、是着眼长远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是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这样他才能持续创造。

 

最后是在法律层次上的创新。我们通常只看到产品创新层次，但实际上比产品创新更深刻的是后面几个层次的创新，而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法律创新、人的创新，恰恰是我们更应该深刻思考的。

 

产权缺失与宏观经济波动

 

在这本书中，我从产权缺失角度讲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分析了几个问题，包括经济波动的原因，部分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产权为什么不清晰，产权不清晰为什么会导致经济过热，经济过热后如果治理为什么会产生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之后为何又再膨胀。

 

在文中我提出了一个“通货膨胀—紧缩—膨胀”的三期分析模型，提到无论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都需要界定产权。我在1988年写了一篇文章《市场效率与产权界定》，主要就是讨论为什么市场经济一定要以产权保护为核心，为什么产权是交换的前提，为什么有恒产才有恒心。此外，无法界定公共意识和私人空间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由于产权不清晰造成的。在计划经济下很多产权是不清楚的，目前贪污腐败、利益输送等问题，根源之一就在于产权不清。如果产权不清，就无法界定国有企业管理者的权利边界。目前的激励机制出现问题，这也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在中国春秋战国甚至更早的先秦时代有这么一句古话“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德斯鸠也说过类似的话，在这一点上其实东方和西方的文明是有交汇点的，所以我一直强调产权非常重要。

 

我在人民银行参与了很多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和改革，包括汇率和利率的改革，在这本书中收录了30年来人民币汇率、利率改革的过程。

 

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内在逻辑

 

我在讲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内在逻辑时，对比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其中我依然强调产权非常重要。我在《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内在逻辑》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提出计划经济下产权不清，市场经济下产权清晰。

 

为什么在计划经济下产权不清？计划经济包括国有制、集体所有制，有人认为国有制就是产权是国家的，也有人认为公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这个争论。我在听孙冶方讲课时，他对这个争论的阐释非常清楚，公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产权是国有的。现在我们也说公有制，也说全民所有制。有人认为中国有13亿人，如果产权是公有的，我也是13亿人之一，13亿分之一就是我的，我偷盗了这个东西，算不算偷呢？所以对公有制的定义是不清楚的。

 

1961年，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时，采用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制，以生产队为基础，实际所有者是生产队，然后是大队，之后是公社。每个生产队有很多社员，每个社员在集体所有制拥有一份。假设一个社员在队里的耕地偷玉米，在这种情况下定义产权就比较困难。尽管理论上认为这是公有的、国有的、集体所有的，看上去产权是清晰的，但是实际处理问题时会发现非常复杂。

 

在市场经济下，产权是清楚的。计划经济下是政企不分，市场经济下是政企分开的。计划经济靠行政命令来治国，市场经济应该是依法治国。计划经济是政治激励，市场竞争应该是激励相容的。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自己创造得越多，为社会创造得也越多，个人创造出的产品在市场中有需求，社会对产品估价很高，因此个人收益也会很高，所以是激励相容的。比如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各个要素都可以参加分配。在计划经济下依靠内部监督，在市场经济下要靠社会监督，比如企业上市，上市后就需要社会监督，包括企业社会责任、报表披露等都需要接受社会监督。现在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要逐步完善产权、依法治国、激励相容、社会监督，从而建成比较有效的市场经济。

 

农村金融和农村信用社改革

 

如果通读本书，就会发现我是比较强调效率的。但是，农村信用社改革这部分，对于不了解背景的人读起来会比较难懂。实际上我非常关心“三农”，尤其是农村信用社改革。

 

上世纪90年代，我接触了农村信用社改革，当时领导给我一项任务，让我处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就是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的关系。大家知道农村信用社过去归属农业银行管理，后来农业银行把农村信用社剥离出去，农村信用社划归人民银行管理。在农业银行把农村信用社剥离出去时，有部分资产负债不清楚，处理起来非常困难。

 

当时采用的方法是设计了一个新的制度，叫专项票据置换。采用花钱买机制的办法，为农村信用社改革注入资本金。农村信用社所有的历史欠帐由国家注资，保障农村信用社能够继续可持续发展。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国家可以给国有商业银行注资，但是不能给农村信用社注资。因为农村信用社是合作金融，而工农中建是国有银行，国家可以注资。最后的方案是人民银行用1700多亿人民币的专项票据置换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产。这1700多亿是如何确定的？是2002年农村信用社资不抵债总额的50%，当时锁定这个数字后，才对外公布，每个县农村信用社都不能再改。注资是以县为单位，中国有2600多个县，但是对中部省和老少边穷地区有一定倾斜，注资比重远高于50%。总体来讲，这是一次成功的改革，国家通过一项宏观金融政策解决了农村信用社的历史遗留问题。原来农村信用社资不抵债，存在一个大窟窿，没有私人资本愿意进行投资。注资把农村信用社的资本金提升为零以上，资本金虽然达不到8%，但是这样外部社会资本就愿意参股，使大部分农信社都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为了解决农村信用社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初这些年，我调研了全国150个县，去了很多农村信用社，参加了农信社工作中所有的内勤、外勤工作，包括催款、写发票、财务管理等非常详细的工作，从最基本的业务逐步规范起来。比如农村信用社给农民发放的无担保小额信贷，分为金卡、银卡、铜卡，当时在90年代金卡可以无抵押贷款2000元，银卡可以无抵押贷1000元，铜卡可以无抵押贷500元。农民可以用这些资金买小鸡、猪崽，这就属于生产性信贷。

 

在农村信用社的票据改革中，票据需要申请和兑付，申请后，农信社需要符合一步一步的标准，比如存款、贷款、会计制度、公司治理结构、披露等需要达到标准，才能给予兑付。兑付时间大概为两年至五年。如果在两年内达到标准，然后人民银行就用票据置换其不良资产，人民银行把不良资产委托给农村信用社清收，如果清收得好就给予奖励。有人认为这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为什么不把置换出来的不良资产归入人民银行？实际上我很清楚，如果把置换出的不良资产归入人民银行，人民银行一分钱也收不回来，但如果把不良资产委托给农信社清收，它能收回来一部分，而且收回高的还给予奖励。这个机制的设计在当时非常费工夫。

 

我想讲一个细节，当时农村信用社是以县为单位申请票据的。开始执行时，已经是2003年了，那时人民银行已和银监会分家了。在开始设计改革方案时，每个县的农村信用社需要填31张表，一份完整的申请书非常厚。如果采用人民银行、银监会、县联社到市里、市里到省里、省里到北京的程序，一个县联社需要七份文件，每份文件都非常厚，这会浪费很多纸，而且太复杂了，我认为这不可行。后来我们就把申请材料简化到每个农村信用社只需要填七张表，申请材料加起来一共不超过11页。原来都是盖章就可以，后来所有申请表必须有人签字，有人负责。这样的细节保证了这件事能成功，能够花钱确实买到机制，监督公司治理结构达到我们的标准。

 

在这本书中我写了好几篇关于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文章，有的是我的讲话稿，有的是设立的制度，实际上我非常关心“三农”，我也非常关心公平。我认为农村信用社改革是本书也是我的学术思考中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

 

你相信市场经济吗？相信到什么程度？

 

作为结束语，我提出一个关于市场经济的思考。

 

目前，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写入《宪法》，也写入了所有党的重要文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市场经济就是产权清晰、预算硬约束，即单位、企业、家庭对自己负责，同时提供适当的社会保障，如果再搞大锅饭，搞平均分配、平均调拨就不行了。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能够成功？因为我们坚持了市场经济。我在书中讲到每到经济困难的关键时刻，对市场机制的信任就容易产生动摇，会发现很多政策前后不一致。所以，整本书的思想就是所有的政策应该如何相信市场，如何保护产权。

 

你是否相信市场？在关键的时候你是否相信市场？在经济过热的时候是否相信市场？在经济下滑、通货紧缩的时候，是否相信市场？你相信市场能调整结构，还是相信调结构一定要通过行政指令进行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写入《宪法》。表面上大家都在说相信市场，但是从我的工作经验来看，一到关键时刻，就会出现很多，并且也是经过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的观点，对市场机制产生怀疑。所以在我的书中《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配置资源》这一篇文章的结尾，也是我今天讲话的结尾，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相信市场经济？你相信到什么程度？”。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