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两天大家都在热议中央的五中全会，我今天主要围绕中长期发展谈几个问题，跟大家一起讨论。

    第一，回顾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期的动力来自何方？

    第二，中长期增长趋势会发生什么变化？最近有很多学术的讨论，认为潜在增长水平会有明显的下降，可能会出现一个拐点。我也想做一些讨论，我们面临哪些挑战？这些趋势会不会发生？

    第三，中国保持高增长的一些特有的条件和因素是什么。如果用一般的国家模型来推断中国增长趋势的话，可能还会有偏差。我想就此做一些讨论。

    第四，我们要保持这种高增长，一定要推进新的转型，这个转型的路径我们怎么来选择？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1979年到2009年正好30年，中国年均增长率是9.9%，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是9.9%，接近10%的增长率。一个大规模的经济体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期，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我们的增长通常明显比国际机构对我们的预测高。国际一些官方机构，包括国际基金组织都对中国做过一些预期。比如1997年世界银行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报告，其中一个主报告就是《2020年的中国》。他当时预计，中国2001年到2010年的年均增长率是6.9%。1995年我们的增长是8%左右，他说2001年到2010年的会降到6.9%。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2001年到2010年我们的年均增长率是10.7%，差距非常大，应该说我们的增长要明显的高于国际这些机构的预测。

仔细观察一下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率曲线，我们一般分为三个过程。第一轮上升是从1981年到1984年，主要的动力就是农村的改革，实行了承包责任制。

    第二轮是1990年到1992年，那一次上升来的很陡峭，从最低点3.4一下子起来了。那一轮增长跟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这一轮的推动，跟改革的推进和扩大开放是分不开的。

    第三轮就是本世纪以来，2001年到2007年。我们高速增长持续的时间，或者说上升持续的时间是最长的，而且趋势相对平稳。从它持续的时间和运行的平稳度来看，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我们的增长率在2001年是8.3%，到2007年达到了14.2%。2008年金融危机又回落，回到了下面。回顾起来大概是经历了这么三轮大的上升。

    而第三轮的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对我们现在的经济格局的影响是最大的。如果我们从五年规划的角度去看一下，我们即将完成的是第十一个五年计划，这个时期我们经历了一次大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但是仔细看一下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似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当然，我们第三轮增长周期是在这一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结束的。

    我们观察这五年的增长率， 2006年12.7%，2007年14.2%，2008年9.6%，2009年9.1%。今年前三季度10.3%，全年会多少？如果四季度增速再下降的话，我个人的判断，全年会在9.8%左右。当然，也有一些机构不这么看。如果我们今年会达到9.8%，年均的增长率会达到多少呢？大概11%左右。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来说好像并不比其他国家明显。

    尽管遇到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十一五”这五年的年均增长率，比“八五”、“九五”和“十五”计划时期都要高。如果用经济增长的实际值与目标值来比较，我们比原定的目标年均增长7.5%大概要高3.5%左右。

    “十一五”这五年的意义非常大，因为它改变了中国在全球的格局。我们的经济规模已经很大了，再保持这样高速的增长，我们的经济大规模扩张非常明显。我们GDP总量2006年超过了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一般认为今年我们要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按年均汇率计算，2009年我国人均GDP略高于3700美元，今年应该能超过4千美元，我们正在由中低收入国家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当然，我们说这个话也得小心。去年我们也预期会超过日本，但是后来发生变化了。今年6月份以来人民币涨了3左右，但日元的汇率涨幅很大。现在的汇率变化实在太大了，所以现在说这个话还得小心。当然，日本也在干预汇率。

    我们一个是要小心，另一个还要头脑清醒。头脑清醒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的是GDP，而不是GMP。日本海外资产规模很大，有人说相当于他当年GDP的70%多，它的海外资产收益没有记入其中，这是一个，我们得清醒。第二，GDP是当年的增量，而不是存量，如果要考察经济存量的话，我们和日本就差远了。我们的一般认识，是GDP的存量应该没有像增量增速这么快。你去巴黎会看到拿破仑时期的建筑依然还在，但是你要在中国找十八世纪的建筑可能就不太容易了，哪去了？绝大多数已经蒸发了，你要考察存量那就不好说了。如果再要考察创新的能力，差距可能就更大了。所以我们说一个要小心，一个要头脑清醒。

    我们确实发生了变化，去年我们占全球的份额大概是8.5%，贸易量在全球大概是1/10，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去年中国也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还不是第一大贸易国）。这些指标都发生在过去五年，我们在全球的位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中国经济过去30年这么快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世界银行上世纪90年代发表过一个报告，叫《东亚奇迹》，总结了东亚国家的高速增长的原因。大概有四个方面：第一，拥有以世界最大规模人口为基础的低成本劳动力充分供给；第二，由于劳动人口年龄比重的提高，带来了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第三，重视基础教育，东亚的特征就是重视教育。第四，宏观经济比较稳定。

    我认为这四项内容中国都有。所以我们说，中国具有“东亚模式”的一般特征。有人说中国也没什么了不起，中国是“东亚模式”的外延，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话。中国具有“东亚模式”的一般特征，但是中国有自己的特色，其中一定有它独特的东西。比如中国的改革模式，渐进的、增量的改革模式；中国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消费结构的升级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这种革命性变化现在仍然在发生。

    拿汽车来讲，2009年美国汽车销售量是800万辆，日本是300多万辆，我们是1364.6万辆，超过美国历史最高点。汽车行业协会预测今年中国汽车销售量会达到1700万辆，我觉得还没有到达峰值，因为现在汽车消费浪潮正在从大城市向二、三线城市推进，一旦形成浪潮，这真是革命性的意义。但是问题是我们准备的不充分，北京市都在研究交通拥堵的问题，也让大家提建议。我的建议就是采取“计划生育”的方式，就是规定一家有一辆车。现在说涨税，有人说多给个两三万块钱觉得没问题，你不控制总量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很难。

    再就是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带来的规模经济也没有人很好的研究。我们市场很大，可以利用国内市场去孕育产业，分摊很多成本，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筑成本，产业充分成长以后再进入国际竞争行列。

    最后一条说的是中国最有特色的一个东西，就是政府积极有效的参与经济，这在西方一些国家是没有的。当然，这个“有效”有些人不完全同意。这就带来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机制，谁都不甘落后，这可能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源。

    在世界多样化的发展中，过去30年中国形成了特有的发展模式，这一点可能没有人否认。我们想这种模式是建立在两个层面上：一个就是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量很少、经济基础很薄弱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的起飞，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的路子；另一个就是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上，通过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所以我们说中国是经济转型、体制转轨多重重叠在一起的特征。

    过去的两年，我们主要是在应对危机。现在回过头来看，应该说中国比较成功的实施了“一揽子”的经济刺激计划。我们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进程基本上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发生大的波折，我们去年还是最低9.1%的增长率，不像西方国家都是负增长，西方国家如果在危机时期是正增长他就很高兴了。这是统计数据调整以后的进一步增长率的变化。我们总体来看，这一轮应对危机相对还是成功的。

    那么金融危机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这次危机的冲击，从表象上来说是外部需求收缩造成出口下滑，然后造成国内出口外向性的工业快速回落，就业下降。但是真正的意义在于冲击使我们过去高速增长所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开始或者比较充分的暴露出来。从经济学需求和供给层面来看，就是内需、外需不平衡，投资、消费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持续偏低。从供给的层面来说，就是低附加值的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所以我们经常说金融危机与其说是对速度的冲击，还不如说是对增长方式的冲击，就是这个意义。

    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从2007年三季度开始下滑，这表明我们这一轮调整一定有它内生的因素，即使没有金融危机也会进行调整。只是金融危机加深了我们这一轮调整的幅度。

    中央刚刚提出的《建议》，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十二五”时期的主题和主线：第一，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文件中说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我觉得这一句话的概括是很有高度的。第二，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要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意味着要贯穿到方方面面。

    第二，关于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趋势和面临的挑战，这是我们需要重点讨论的。我想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就是我们需要讨论中国能否延续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期。从世界经济史上来看，大凡经历过30年高速增长以后，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速都明显下降，多数国家下降到了4%以下。有没有哪个国家经历了40年的高速增长呢？好象从大规模经济体来看还没有。我们很快就面临这个问题了，我们需要回答，我们会怎样。

    我的一个基本认识，就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潜在增长水平将逐步下调。我说的是逐步下调，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而改变，但支撑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都在发生新的变化。

    我们讨论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从中长期趋势看，可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应该说是由潜在增长率决定的。从短期来看，它受到需求因素的影响，会围绕潜在增长率波动，但是从一个中长期的趋势面来看，我们说它还是由潜在增长率决定的，所谓潜在增长率主要是经济体在最优资源的充分配置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增长率。

    我们今后的潜在增长率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我们基本的一个理论模型和Solo的模型，Solo主要是从供给层面，我们也讨论一些需求层面的问题。

    我想从八个方面讨论：

    1.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减弱。

    要回到刚开始说的概念，就是第三轮上升期，中国经济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外需的拉动非常明显，出口快速增长。2001年到2007年，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大概是21.6%，高于20%的增长率。即便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的出口仍然保持了17.2%的增长率。当然，这其中有一定的惯性的作用。所以过去这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增长最快、最稳定的一个时期。原因主要是，我们恰逢第三次全球化的高潮；2001年我们又正好加入世贸，发达国家、西方国家对我们劳动密集产品的关税有了大幅度的下调。这种特殊的环境今后还会不会重现？我们觉得很难。

    所以今后影响我们外需拉动作用的三个因素是：

    （1）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这个放缓是相对于金融危机前说的。危机前我们全球经历了强劲的增长，2003年到2007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是4.6%。我们通常把它叫做是二战以后的黄金时期。为什么有这个黄金时期呢？主要是全球化的力量、市场的整合。中国低成本的制造业劳动力，低成本的服务业劳动力，俄罗斯油气资源，巴西农矿产品都整合到全球化的市场当中，大大降低了全球的生产成本，创造了巨大的全球化的环境。

    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不是一个很短的过程，而是一个艰难复杂和比较曲折的过程。从现在来看，西方国家因为大密度的刺激计划复苏从去年三季度开始反弹。但是今年二季度以后普遍又出现了“双低”，经济的下滑也就是二次探底。所以美国和日本都出台了第二轮刺激计划，美国是3500亿，日本是5.05万亿日元。欧洲为什么没做？因为刺激计划是要财政拿钱的，主权债务危机使得他根本就不敢做，财政上不可作为。

    西方国家的监控面临几重任务：第一，庞大的金融坏账（我们叫做负资产）远远没有处理完；第二，应对新一轮经济下滑必须采取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大概2011年美国要1千亿美元；第三，由于这几年财政的刺激，使得西方国家政府债台高筑。现在政府的债务率几乎都超过100%，日本接近200%。我觉得这几个方面没有几年消化不了。所以从中长期来看，全球经济短期内可能很难恢复到危机前这种水平，或者说重现危机前这种比较强劲的增长态势，有可能会进入一个相对低速的增长。这就决定了我们外需的空间是有限的，这是一个。

    （2）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现在似乎也越来越明显了。传统保护现在比较少了，但是新的保护方式又在不断的形成。比如现在所谓的“绿色壁垒”，就是西方国家控制未来产业的发展标准，欧洲、美国在研究所谓的碳关税，他通过推广低碳技术，大大提高进入市场的成本和门槛，这对后起国家来说就会形成一种壁垒。

    贸易方面的摩擦频率会大幅度增加，美国包括西方一些国家最近的话题很多，第一是自主创新。说政府要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这是违背世贸规则的。第二，知识产权。美国微软说我们销售的Office的软件跟计算机的实际拥有量差距太大了。所以国务院前两天开会了，明确宣布政府一定要买正版软件，而且要列入当年财政预算，要尊重知识产权。第三，人民币汇率。美国人天天在说这个事，希望你有一点动作，推迟就是一种姿态，就是一种压力。我们大概已经3了，你还动不动？但是动小了美国人觉得没有意义。IIE（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应该是20%到40%。我们总理也说了，如果20%到40%，我们大量的中小企业就完了，失业会大幅度增加。

    （3）全球“再平衡”带来的调整压力。全球失衡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以前我们经常说美欧消费、东亚生产这样的关系，当然，还有一个叫做“三角”，就是拉美提供能源和资源。我们姑且先不说中国跟拉美的关系。美国的消费东亚的生产，这种分工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你不是说美国透支消费吗？你不是过度虚拟吗？所以美国现在开始推进再工业化，要发展实体经济，要扩大出口五年翻一番。他的储蓄率在开始明显的上升，今年5月份居民私人储蓄已经上升到6%，储蓄率从0.1%左右上升到6%。但是这个储蓄的调整不完全是主动的，因为他资产蒸发了，一般认为美国居民资产蒸发大概10万亿，所以可能是被动的储蓄率上升。但是美欧消费这一端确实正在发生变化，现在我们东亚这一端会不会发生变化？

    东亚这一端是什么特征呢？就是出口导向、过剩生产。过剩生产能力必须要靠出口来平衡。所以我经常说的笑话是，老外说中国人像一个大厨师，不断的炒菜，越炒越多，自己吃不下，怎么办呢？就让老外吃，你不想吃也得吃。因为我们成本低，他拼不过我们。

    我们招商引资，有的地方搞零地价，税收两减半，劳动力工资过去好多年没有什么变化，再加上加班，地方干部经常是“五+二”、“白+黑”，我相信这样的干法世界上谁也搞不过咱们。现在老外也生病了，实在吃不下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大内需，自己吃。

    2.我们的高储蓄率可能会发生调整。高储蓄率带来的高投资率是我们过去30年增长较快的重要因素。我们的储蓄率2009年51.4%，每年上升0.44个百分点。以前经常说中国的一个优势条件就是储蓄率高，这个优势条件会不会发生变化？我觉得也会。因为储蓄率从理论上分析，由三个因素决定：第一，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居民的消费倾向。第二，周期性的经济因素。第三，体制和政策性因素。我觉得这三方面都在发生变化。

    这是我们储蓄率变化的曲线，从趋势面来看也是上升的。

    （1）第一个因素，就是人口结构和居民的消费倾向。我们过去储蓄率不断升高，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就是所谓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扩大。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单位家庭的负担人口大大减少，这是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我们总抚养比率从1985年的55%下降到2008年的36.6%，下降了18.4个百分点；同期储蓄率是从1985年的34%上升到2009年的51.4%，上升了17.4个百分点，是逆向的变化关系。现在这种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我们的抚养比正在提高。为什么又提高了？老年人口增加了。以前抚养比降低是因为少儿人口减少，现在抚养比提高是因为老龄人口迅速扩大。抚养少儿人口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力资本投资，老龄人口的抚养则应该是净支出。所以随着老龄人口比重提高，加上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全和标准的提高，储蓄率必然会下降。

    我们经常讨论的刘易斯拐点，绝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大概是在2013到2015年左右，我们劳动年龄人口会达到峰值，最高的判断9.98亿人，也有认为9.3亿人，再往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就减少了。像现在日本一样。日本已经连续三年总人口减少，老龄人情况比我们严重。

    另外一个是“80后”和“90后”消费倾向将发生新的变化。

    （2）周期性经济波动因素，一般来说经济上升的时期，储蓄的增长会快于消费的增长。

    （3）体制和政策性因素的可能变动。中国的社保体制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次《建议》提出三个建议，一个是基本公共建设保障体系；第二个是社会保障体系；第三个是基本住房保障体系，这可能会对我们预防性储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前年农村开始搞养老保险，去年是10%，今年到25%，明年准备到50%。如果再过几年可以全覆盖了，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没有的。我们做了一些社会调研，农村的老人拿了养老保险感觉到他在家里面的地位就变了。我们还有正在采取的一些措施，比如国有企业分红，现在大概是三级，十、五、零三档，我们要提高国有企业的分红比例。类似这些调节，对改变我们的储蓄行为都有影响。

    我院投资做了一个测算，认为2015年比2008年总储蓄率将会下降7个百分点，我觉得有一点偏大了。其中人口结构因素导致1个百分点下降，周期性因素导致2个百分点下降，政策性因素导致2到4个百分点下降，加在一起正好是5到7个百分点。2015年以后，储蓄率下降的幅度就会加快，储蓄率下来了投资率肯定也就下来了。

    3.劳动的供给。过去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充足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和供给。劳动力充分供给得益于新中国建国以后三次人口高峰。但是，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高峰的出生人群已经开始进入或者即将进入退休年龄。第二个变化，是农村转移人口速度在下降。现在一般认为农村的转移人口，不包括家属大概是1.46亿到1.47亿，这个速率也在下降，所以劳动力的供需形式也会发生新的变化。

    大部分机构认为，中国劳动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减少。这里我引用蔡昉的一个研究，他认为2015年，15到60岁劳动人口达到9.98亿人。实际上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人口红利的拐点时期，我说的是时期，不是点，是正在出现变化的一个时期，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所以，经济持续的增长必须依靠生产力的提高。

    4.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有可能下降。过去30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呈上升态势，但是近年来上升的速率开始下降了。我引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计算，1979年到2007年，分了三个子段，1979到1989，1990到1999，2000到2007，资本形成、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53.5%、25.3%和21.2%，资本形成的贡献是上升的，劳动的贡献是下降的，全要素生产的贡献也是下降的。当然，总体上还是比1979年和2007年平均率要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靠什么对冲呢？很重要的就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可能这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今后几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可能会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1）技术进步和创新。我们过去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是大规模的引进技术、管理和产品。但是随着中国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要引进更先进的技术难度越来越大。我们通过简单的复制或者克隆先进技术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个难度也在加大。

    （2）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跟劳动力转移有关系。斯坦福大学教授做的一个研究认为，城镇劳动力生产率是农村的7倍，只要这个转移过程在进行，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就会提升。而现在转移的过程已经开始放缓了，它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会减弱，我的提法不知道对不对。

    （3）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取决于体制创新和市场化改革。过去我们主要是商品和服务市场，要素市场还不完全。改革正在形成新的利益格局，制度红利对边际增长的效益也在逐渐的减弱。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越来越分化。

    所以今后要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越来越艰难，面临的难度会越来越大，除非你在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上有新的突破。

    5.一些其他层面的问题。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或已达到峰值。中国的增长主要靠制造拉动。2008年，我们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中的比重是是42.9%。达到了中国的历史高位，也达到了已经工业化国家历史上的高位，甚至超过了日本、韩国。

   我想说三个方面：

    （1）我们工业增加值的占比达到了已经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高点。德国是已经完全了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化占比的峰值在1970年39.1%，现在降到了25.1%，但是德国还是最大的。美国1981年是29.3%， 2007年降到了17.1%。东亚地区比如日本工业增加的峰值去年38.8%，没有超过40%，2007年降到了22.8%。韩国1987年34.5%，2007年下降到了31%。

    （2）我们工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在发生变化。2006年中国的工业产出占全球9.44%，2008年大概超过10%。那么我们过去工业产能的扩张靠出口来平衡，危机后美、欧一些国家再工业化、再制造化，必然会对你的空间形成一定的挤压。西方国家的再工业化绝不是恢复传统的制造业，而是在新的技术平台上发展新兴的产业部门。这些产业部门一旦形成，对我们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创造性破坏。

    比如过去中国是最大的电视机显像管的生产国，结果现在都换成LED了。现在中国在推进三网融合，移动网、互联网、广电网整合在一起，手机以后就是一个摇控器。我看中科院现在开发了一个激光投影，很小，出差的时候装在包里，以后要LED还有什么用呢？一旦新的技术标准形成，新的产业化集成以后，你原有产能都报废了，现在的好东西都成了垃圾。

    （3）我们的工业规模扩张正在受到资源环境约束。我们的工业规模实在太庞大，比如钢铁产能全世界总共才12亿吨，我们是7亿吨，它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环境因素制约。

    总的判断，中国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说以重化工为特征的这一轮变化似乎已经到了极限。可能今后以规模扩张为主的阶段将会结束，以质量提升和价值链提升为主的阶段将要开始。中国工业产出比重也可能出现一个向下调整的态势。

    6.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将持续强化。中国过去30年高增长的一个特征是“资源的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我们现在不仅仅石油进口，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煤炭进口国。

    我们说标煤，2004年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当时定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煤。我们现在大概就是32亿吨标煤了，你说怎么办？今后10年，假定科学发展了，每年减少一点，只增加1亿吨，到2020也要达到42亿吨，真是很可怕的数字。我觉得很难再走下去了。

    （二）我国或进入次高速增长阶段。从国际经验来看，一般经历了这个阶段之后都会降下来。比如日本1955年到1973年持续增长，到1973年就终结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国际油价一下子涨到了40美元一桶，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他以后就再也没有恢复到那种增长水平。绝大部分国家到第四个十年增长速度都会明显下降。中国已经高速持续增长30年了，会不会一样降下来？我说的是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中国2007年峰值达到14.2%，会不会是一个“转变点”呢？这个值得研究。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转变点前十年和后十年，他的经济结构、GDP的增长率，经济结构无论是生产结构、支出结构还是收入结构，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个是值得研究的。

    我们的研究认为，今后五年潜在增长率还不会明显的下降，尽管资本的增长、劳动的增长会下调，我们用科布函数做一个计算，我们的计算认为潜在的增长率还在8%到9%之间。

    我们为什么有别于其他国家？我们为什么还能够延续我们的高增长？有它的一些特有的条件和因素，这就是我说的第三个部分。

    （一）中国具有更多延续高速增长期的空间和条件。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区域差异很大，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多层次特征。东方不亮西方亮。如果一个小国遇到一次洪灾完了，我们南方水灾，北方粮食却能丰收。大国空间大，很多因素是对冲的。

    日本原来有一个很流行的理论叫做“雁阵模型”，他认为一个产业成熟以后就要接替“四小龙”，“四小龙”成熟以后又有“四小虎”，“四小虎”以后又有“中国大陆”。我们“雁阵模型”不是国与国之间进行，而是在地区与地区之间进行，沿海搞不下去了，可以到内陆去搞，这可以大大延长我们产业的生命周期，这就是中国的特点。

   1．金融危机后全球最稀缺的是市场，谁拥有市场谁就拥有未来。我们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一个潜在的市场，而这个市场远远没有开发出来。所以中央的《建议》说中国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这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瑞士信贷银行的报告认为，2015年中国要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4.1%，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因为是2007年的研究报告，他还没看到中国这两年的势头。如果是今年再做研究的话，他这个数字要变的，肯定不止14.1%。

    2. 人力资本投入的空间十分巨大。我们说人口红利消失了，进入拐点时期了，那是传统的人口红利，是靠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带来的人口红利。新人口红利是靠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就得靠教育。

    芬兰人口不到600万，它的全球竞争力排名经常是第一，因为他普及大学教育。我们每年毕业630万大学生，一年就等于毕业一个芬兰。随着教育的发展，我们的人力资本积累也在迅速提高，这是最厉害的。当然，我们的教育也面临着新的问题，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也要转变教育发展方式，教育理念要变化。我们的个性化教育还不够，有张扬个性才有创造力。新人口红利不是说大学生毕业的多就会自然产生，教学水平要上去。

    过去一个时期，我们人力资本的增长相对于物质资本的增长是慢的，人力资本在总的资本含量里面是下降的，这反过来表明我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的空间十分巨大。

    3、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快。为什么发展服务型产业呢？我们的产品除了制造以外，研发、设计、标准、物流、营销网络、供应链管理、品牌等等基本都被跨国公司控制住了。沃尔玛的商品90%是“中国制造”，我们为什么不能搞一个中国的沃尔玛呢？所以我们转型的一个方向，就是要提升我们的价值链和附加值。最制约我们的环节是人力资本。

同样对人力资本有要求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的产业升级空间很大，现在提出了七个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网络（4G第四代互联网）、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这七个领域对我们进行的创新有很大的要求。

    4、研发投入逐步加大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2009年我们研发投入比重占GDP1.62%，研发投入已经增长很快了，但是“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目标是2%，我们没能实现，因为我们GDP增长太快了。建设所谓创新型国家研发投入标准要超过3%。日本现在提出超过4%，我们要争取超过3%。我们这两年财政收入超过20%，财政增收对我们增加投入是有力的保证。

    5、城市化形成新动力。我们的工业化达到了或达到了极限，但是我们的城市化水平才46.6%，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了12个点。农民工只能算半城市化，尽管他在城市住，但是不享有城市居民的福利标准，不享有城市居民的权利。把农民工加上才达到46.6%，我们连世界平均水平都没达到。农民工真正城镇化了以后，消费能力也释放出来了。

    城市公共交通、城市间的轨道交通，目前都在抓紧建设，你想这是多大的投入？所以我说城镇化会带来很强劲的动力。

    这个是全世界城镇化世行做的平均的值，中国都在下面，我们进一步提高了1.5个点也在下面，没到他们平均的趋势线呢。

    6、比较优势的区域转移，就是我开始说的“雁阵模型”，长三角、珠三角，然后环渤海，然后中部，然后西部，我们沿海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向内地转移，使产业的生命周期得以大大发展。

    7、深化改革的潜力。这次中央提出了要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速推进社会和文化体制改革。改革社会体制，不光是经济领域，开始向政治、社会、文化领域进军。我们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要素还没完全市场化，改革会释放新的动力和活力。

    转型能不能成功，关系到我们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井”可能带来的风险。“中等收入陷井”是世行提出的概念，说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走向中等收入的战略和路径，到了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阶段不能重复使用。如果你对传统的路径有很大的依赖性，既想摆脱又离不开，往往陷入停滞阶段，很难突破人均10000美元的界限。

    二战以后，日本从3千美元到10000美元，用了12年，韩国用了8年。马来西亚很成功吧，到了8千美元就不上去了。阿根廷上世纪90年代就达到8千美元了，现在还是8千美元。怎么就上不去呢？原因就是没有转型。

     最后我讲一下中国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我说几个概念，第一个就是转变。经济转型关系中国现代化全局。过去30年，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由人口大国变成了经济大国，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全世界公认的。

    走向未来，经济转型可能成为我们最突出的标志。要达到的目标是，中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平稳的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要由经济大国成为经济强国。

    我们面临着两种前景：成功的转型，就能大踏步赶上时代发展的潮流，迎来一个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光明前景。如果不成功，你就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井。重要意义就在于此。

    今后五年是一个关键时期，是新的三十年的一个开端。过去的路不能重复，要走新的路径，这是万里长征的开步，开步决定未来的方向，因此今后五年非常关键。

    我的基本的结论就是你不转变、不转型，路还能走，但是你的成本会越来越高，代价会越来越大，空间会越来越小，路子会越走越窄，就很难去完成我们的既定目标。所以我们今后一定要实现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