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经济的研究者，这一段，包括今年的大部分时间，还有过去一年里，大家都花了很多精力去研究“十二五”时期我们究竟面临着哪些新的形势，新的挑战，我们应该有希望在“十二五”时期克服哪些制度障碍，克服哪些经济发展的瓶颈，实现又一个五年的平稳较快发展。因此，也有一些体会，最近中央也发表了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制订“十二五”规划的建议，这个建议将指导国务院制订“十二五”规划纲要，明年会在三月份全国人大通过，这样就成为今后五年的一个纲领性的指导性的规划。

    我想今天利用这个机会，一个是把关于“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新的特征介绍给大家，其中有一些是机遇，因为中央这个建议里谈到做出一个新的判断，我们现在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机遇期，同时，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今后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有些什么改革措施，通过哪些政策调整我们可以克服这些挑战，迎接这些挑战，同时在座好多是在读的学生，我也希望能够启示大家，选一些和中国未来的发展更有密切联系的一些学位论文的题目。

    我们首先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央发布了建议，这个建议里没有体现出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们其中讲到中国所处的新的阶段，不断提到新的经济增长的新特征，新特点，国内外的各种制约，其实我们可以联想到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可能在我们这个阶段，正是这样一个中等收入阶段，这个阶段顺利过渡，当然我们很高兴，就变成了高收入国家，就实现了我们奔向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果没有突破的话，很显然，也就会知道原因在哪儿，也就是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会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

    这个可能很多同学都知道，世界银行每年会有不同的标准，最新的标准，它把人均GDP975美元以下的国家叫做低收入国家，976-3855美元是中等偏下收入国家，3856-11905美元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在11906美元之上的叫高收入国家。2009年我们加上官方汇率人均GDP大概是3800美元，也就是说我们大致上是要跨入中等偏上国家的行列。

图1中，我是把不同的省市自治区分别的算一下，红的这部分就是这几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人均收入已经进入到了中等偏上收入组的行列，蓝色的所有的其他的部分都已经进入到中等偏下收入的组别里。也就是说，无论是中国的平均，还是中国的各个省市无一例外的进入到了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

图1 按国际标准中国分地区人均GDP

 

   到底特征是什么，为什么中等收入阶段很有意义？其实前些年我就做了这个东西，为什么有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先要看看是不是有过，我当时收集了所有可以找到的过去几十年里各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横坐标是1970年的人均收入水平，纵坐标是2003年的人均收入水平，看看当年的起点和30多年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图2）。

图2 “中等收入陷阱”与大分化

 

    大家可以看到，黄色的面积，1970年处在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三十几年以

后是什么状况，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大分化，现在最发达的国家在这里面，还有相当多的国家仍然处在一万美元以下，也就是还徘徊在中等收入的行列中，当年就是中等收入，现在还在中等收入。也就是说中等收入这个坎不是可以自然而然跨越的，它的确需要努力。世界银行首先创造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2007年，他们的报告叫《东亚复兴》，所有跨越低收入陷阱管用的政策，发展战略，那些手段现在基本上都不管用了，你必须有新的发展战略，新的手段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中等收入阶段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

    最典型的，刚才说的大分化，人们通常很自然的想到，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是东亚的一些经济体，比如日本，亚洲四小龙，我挑出两个，日本和韩国，人们说长期陷在中等收入陷阱里的是拉美国家最为典型，我挑出两个拉美国家，一个巴西，一个阿根廷（图3）。

图3 东亚与拉美：人均收入徘徊与收入分配

 

    大家看紫色的面积，日本人均收入已经三万多块钱，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韩国也达到了两万美元，多年就处在发达国家的行列。拉美国家的这两个经济体，巴西、阿根廷仍然处在一万元以下。拉美国家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它不仅比东亚的国家包括日本都要更发达一些，甚至比欧洲的一些国家当时的人均收入水平还高，但是几十年过去以后，他们仍然在中等收入的阶段上徘徊。菲律宾曾经被人们看作是亚洲的明日之星，现在人均GDP只有一千多块钱，曾几何时比我们发达，现在处在这样的状态中。

    再看蓝色的框图，我是挑出这个国家历史上最高的人均GDP水平，大家可以看到巴西曾经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边，曾经达到接近一万美元的水平，阿根廷曾经超越一万，进入高收入的行列，但是最终他们又回来了，体现了一种徘徊，一种起伏。最终，陷阱这个词在这个图上最充分体现出来。在经济学上，陷阱就是指一种特殊的均衡状态，相当稳定的一种均衡状态，不管什么外力或者一个偶然的因素破坏了均衡，把人均收入推到高的了，它更具有真正的力量的那种力一定会把你拉回来，表明你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这个陷阱。

    人们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跨越中等收入，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为什么有的国家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呢？人们会提到宏观经济的稳定问题，宏观经济管理能力问题，人们会提到说它有一个转变传统的已经过时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人们也会讲到说社会安定问题，政治稳定问题等等。其中最经常被人们说到的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它直接和经济发展方式有关，也直接和你的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有关。我们看一看基尼系数，日本最发达，具有最低的基尼系数，韩国也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收入是比较均衡的，到了巴西，大概是0.6的基尼系数，阿根廷也是超过0.5的基尼系数，菲律宾也超过0.4，所谓的警戒线。这一点是一个最直接的，至少收入分配状况长期没有得到改善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

    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我认为它和刘易斯转折点是相关的，因此，即使很多人谈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我仍然愿意把中等收入阶段赋予的另一个发展经济学中的概念叫刘易斯转折点。
    说到刘易斯转折点我想强调两点，第一它的转折点首先是你曾经是一个二元经济，二元经济的发展就意味着农业这些传统部门具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劳动力相对其他生产要素来说太多了，因为它的边际生产率是零，随着这些劳动力大规模向外转移，终究有一天你的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赶不上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了，因此，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劳动力短缺。尽管劳动力还有，他们还要找工作，但是你只有涨工资才能吸引到劳动力，才能和其他的企业竞争到劳动力。因此，就是因为劳动力出现一定程度的短缺，工资必须得涨了就叫刘易斯转折点，不用更复杂的定义。很多人不赞成我的观点，都在说刘易斯转折点没有道理，中国有那么多的劳动力等等，还说城乡差距也那么大，农业中也不是由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工资等等。这些我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各说各的话，没有碰撞上。因为按照定义，如果说农业中完全没有剩余劳动力了，而且劳动力的工资是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就像我们在微观经济学里学到的一样，而且农业中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工业也相等，那就意味着二元经济没有了，就不是二元经济体，也不是发展中国家了。它是第二个转折点。

图4 中等收入阶段另一个特征——刘易斯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红色的线是分别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一开始保持在零的状态，到了第一个转折点P它就不为零了，但是劳动力还有，只有到了R点，才意味着农业的工资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农业的边际生产率和工业相等，因此很多人争了半天，是R点没到，但是按照定义，我们关心的是第一个转折点。第一个也有几个含义，如果几年前大家普遍接受刘易斯转折点到了，我们不争到没到，我们就会提前预见到：第一，劳动力会出现短缺，民工荒一点不新鲜，普通劳动者农民工的工资会逐年上涨，而且越涨越快；第二，传统的推动中国经济增长靠生产要素投入拉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不能维系了。必须转到依靠生产力的提高的新的方式上，同时我们也可以预见到一定会出现劳资冲突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工人要表达他的诉求，这些东西就不会到今天出现的时候，有些人就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甚至求助于香港经济学家教我们怎么应对，我觉得做出这样的判断还是很重要的。它和我们中等收入阶段是有密切联系的。

刘易斯转折点的核心，你说各种各样的政策含义都有，但是它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工资要上涨，在这个转折点之前，你需要工人他就来，你不用给他涨工资，在这之后需要工人还有，但是不涨工资就被别人雇走了（图5）。

图5 刘易斯转折点的核心是劳动力成本提高

 

    但是我们也知道劳动和资本是可替代的，尽管到底替代的弹性有多大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判断，但是总体上是可替代的，尤其在长期里是可以替代的。我种十亩地可以派一个班的战士手工种，但是也可以用一个小型的机械用一个人操作就种下来了。这都是可以的，就意味着资本和劳动可以替代，在工业中可以替代，在农业中也是可以替代的。因此，刘易斯转移点的含义，第一个刚才我说的它的含义是工资要涨了，第二个界限的延伸逻辑就是工资涨了，意味着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性提高了，相对价格也就上涨了。我们讲的是相对的，另一面，这枚硬币的背面就是资本的相对稀缺性降低了，资本的相对价格也相应的就降低了。长期看，它会表现在生产过程中技术结构的变化，以及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新的变化。

    当我们讲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中等收入陷阱度过必须得改善收入分配，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从依靠要素投入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生产力提高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个地方我就插一个经济学中的一个争论，也可以说是一个公案。我们知道应该是去年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人我们很熟悉，也认为他得奖实至名归，但是媒体有一个不准确的介绍，认为克鲁格曼这个经济学家最大的贡献，第一是预测了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经济危机，第二又预测了本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实这两个说法帽子扣得太大了，后一个不见得有多少联系。头一个有一点关系，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90年代前期的时候，大概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第一个东亚报告，这个报告的名称叫《东亚奇迹》，它是在比较权威的层次上第一次向全世界推荐了东亚的经济发展经验，以日本为代表，以亚洲四小龙，后来的四小虎，甚至中国的沿海地区为代表，他们实现了以前的经济体没有实现过的高速长期的经济增长，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他认为这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随之就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是靠政府主导的，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会创造这个奇迹还是使用市场机制，校正要素价格实现的奇迹，有各种争论，但是还有一个争论就是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他在美国的外交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他讲东亚没有什么奇迹，说你要看一看东亚怎么实现这么快速的经济增长，它全是靠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没有生产力的进步，这种增长模式和当年的苏联是一样的。苏联就不可持续了，你看看东亚，它能不能是可持续的呢？因此他怀疑东亚奇迹，否定东亚奇迹。当然，做实证研究的不是他本人，背后有刘遵义教授等一些经济学家做的比较严肃的工作，但是克鲁格曼写专栏，在比较流行的杂志上写文章，因此他的影响最大。后来出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人们很自然的联想到他预测到了东亚一定要垮。其实不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另有原因，当然它和它的经济发展方式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并没有预示着这个发展模式就不可持续。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十年以后，世界银行又出了一本东亚报告，这回的报告叫《东亚复兴》。这本报告里就说东亚不仅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而且向它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地位在复归，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地位就是1830年前后的时候东亚的GDP占世界的接近一半，中国就占百分之三十几。这是它应有的地位。东亚的发展在持续，金融危机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的，或者一定的时间特点的。

    为什么克鲁格曼和那些经济学家会怀疑东亚奇迹呢？原因是他们做经济增长分析的时候，出发点是新古典理论，因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里一个基本假设是劳动力是短缺的，你在有限的劳动力的基础上，不断的投入资本的话，会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因此，一个经济体它要保持长期的持续的增长，必须要打破这种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因此，必须要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个理论都是对的，但是前提到东亚就错了。因为东亚不是劳动力短缺的，从日本到韩国，到中国的台湾，到中国大陆，都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就是更多的可以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来解释。这样的话，如果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没有短缺现象，那么只要资本实现了足够的积累，劳动力就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瓶颈，你就没有报酬递减现象，至少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这个也是我们说的所谓的人口红利。

    在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这种传统的靠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就是可行的，你即使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改不了。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说我们中国经济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我们先这么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我们的人口红利已经接近消耗殆尽，劳动力开始变成了一个相对稀缺的资源，他越来越接近于新古典的劳动力稀缺的假设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请当年的，快二十年前的克鲁格曼来重新讲他当年的观点的话，到了今天这个发展阶段上，无论叫它中等收入阶段也好，刘易斯转折阶段也好，如果不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我们的经济增长就不可持续了。

    我讲得已经很多了，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靠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力无限供给表现为人口红利，我们过去是把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指标，从60年代中期开始，人口抚养比就一直在下降，因为我们早期生育率比较高，后来逐渐进入到低生育阶段就意味着原来生的孩子逐渐进入到劳动年龄人口，使得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比重高，后来生的少了，因此它的负担就轻了，因此人口抚养比一直处在下降的阶段。我们做的模型显示，人口抚养比每降低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中国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6.8%。这个和很多经济学家对东亚的计算也很接近，他们说在东亚奇迹部分里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来自于人口红利的贡献。欧洲的移民出去产生的国家，比如美国、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增长超出欧洲的部分里90%—100%，都可以由人口红利来解释。

    大家看看图6，到了2013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就不再下降，而是下降到最低点开始上升了，如果我这个模型还成立的话，我希望它不成立，而且完全可以让它不成立。如果成立的话，人口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人均GDP的增长率要降低0.115个百分点，过去的人口红利在2013年之后就很可能变成人口负债。这也是我们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的一个症结。

图6 中国人口抚养比的变化

 

    现实就是如此，我们看一看劳动力的供给（图7）。每年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量，我分农村和城市来划分，这是我们请国家统计局的同志帮我们计算的一个结果，农村是净减的，红色的是农村的，它是每年都在减少，而且越减越多，由于它的减少，大规模的农民工转移到城市，能够保证城市的劳动年龄人口是增加的，但是增加的速度越来越慢，农村减少的速度越来越快，到了白色的那个点，农村减少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量和城市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就相等了，相等意味着一正一负，2015年也可以看成是2013年，都差不多，是劳动年龄人口的零增长点，从那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就是负增长。大家看蓝色的绝对数量就会少于红色的绝对数量，这也表明我们已经在经历着这个劳动力供给逐渐减慢的这么一个发展阶段。

 

图7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缓

 

    我是从别人那儿借鉴的一张图（图8），我们的储蓄率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做过实证，不能说绝对意义上，但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储蓄率是由于人口抚养比越来越下降而提高的，因为我们人口抚养比下降，意味着人口的负担轻，因此，经济剩余可以把它储蓄起来，可以说他们两个走一个相反的方向。很显然，我们知道2013年以后，人口抚养比就止跌上扬了，那么，会不会出现相应的储蓄率也就下降了？我们今天都很担心，老说我们的储蓄率太高，但是其实长期看，也不用担心，有一天你想提高都要付出一定的努力。

图8 人口红利将不再支撑高储蓄率

    因此，世界银行曾经在一个报告里对中国的命运给了一个预测，也就是说如果在本世纪早期的一些年份里，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可以维持在10%以上的话，未来是逐渐下降的（图9）。也就是说今后五年，“十二五”时期很可能潜在经济增长率会降到8%，7%的水平，你内在的支撑力量就不再能够保证像过去三十年一样平均达到10%的增长速度。这是我们的一个变化。

图9 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世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我们的工资持续的上涨。其实工资持续上涨就是中国经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因为刘易斯定义就是说劳动力的需求增长速度已经快过了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越来越少，预期很快就要结束，因此，早就表现出来了。与此同时，中国的劳动力需求在不断提高，我们每年城镇新增就业量，包括农民工其实已经超过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它的结果按照供求关系，很自然的是工资，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的持续上涨。我们现在先看正规部门，统计局颁布的工资数据，主要还是正规的部门，正规的职工的工资水平，最近这些年处在很高的年增长率上（图10）。

图10 正规部门职工的工资上涨趋势

 

    当然，我们更关心的是那些非正规部门，农民工会怎么样（图11）。我们会看到，制造业是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建筑业也是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再把农民工的工资提出来，再看一看，也都能够看出他们都处于上涨比较快的阶段上。工资水平在上涨，增长率在提高。

图11 普通工人和农民工工资加速提高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有同志在一个会上说今年的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工资平均已经涨到1600元，比去年又有一个显著的新的提高。一个结果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粉色的图是劳动年龄人口每年的增量，蓝色的是全部城镇就业每年的增量，而就业包括农民工，城市本地人和农民工加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再看到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不是这样一个格局了，其实我们看到的是需求超过了供给（图12）。因此，我们首先纠正这个概念，说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如果说它是国情的话，它是一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会变化的。

图12 劳动力不再是供大于求

    同时，为了反映我们工资上涨是不是劳动力短缺的结果，我们也应该看看农业中的工资是怎么变化的（图13）。我们从90年代开始，出现了农业雇工的现象，劳动力转移了，但是农忙季节或者一些重要的环节我要雇用当地的工人，我付给他工资。这个工资我们也看到了2003年以后，它的上涨幅度也是相当高的。

 

图13 农业中雇工工资的上涨

 

    有学者认为，农民工出现一定短缺，工资有一定的上涨，原因是我们“三农”政策好了，政府给农业很多补贴，废除了农业税，调整提高农业产品的收购价格等等，因此，农民务农的收益好了，很自然的会提高保留工资，也就是外出的机会成本就高了，因此很多农民不爱外出或者外出得给更高的工资，说工资上涨是由这个引起的。我想这个说法逻辑上也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过去我们读《资本论》都知道，如果对农业的贸易条件好了的话，一般都是地主得到收益，它不会把这个收益转给工人。对于农村土地承包户，如果真的是农业比较收益变的越来越好的话，很值得不外出的话，他应该投入自己更多的劳动，而不是雇用更多的工人，也不是给雇用工人付那么多的工资，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而且事实上如果我们研究农业的话，我们发现农业的比较效益远远没法和外出打工相比，而且政府的那个补贴，粮食直补这几年都达到一千多个亿，这些东西在农民的四项收入中表现为转移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在农户收入中的比重很小，就是几个百分点。这部分涨一个百分点，涨半个百分点，其实对农民外出与否的决策应该说不起什么太大作用，当然这种争论还有待于做更细致的实证研究。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有人说用自己的数据计算了，说农民工工资是有点上涨，第一不像你说的那么高，第二，农民工上涨是因为农民工人力资本回报的提高，因为农民工更新换代，80后，90后为主，他们大概占了62%，这部分人很自然比前辈受教育水平高，教育回报就高，因此，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大部分可以归结为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不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个说法我们目前没法辩护，没法批评，原因是你有你的数据，我有我的数据，这就不好争了，但是我过去一直在讲，我们在讲刘易斯转折点的时候，虽然很多人都在批评，但是有一类人特别关注，就是那些大的跨国投资公司的经济学家，他们非常关心这个概念，尽管他们会跟你争论，但是他们一直密切的注意。还有一个是真正的投资者，真正的企业家，他们也关心这个工资上涨没上涨，所以，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些“鸭子”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在做投入，在期待回报，如果他做出错误的判断，或者他不自己直接观察现实，就要赔钱了。

    因此，我们从目前产业出现的转移的趋势，少量的是转到了印度，转到了越南，还有更多的是从沿海地区转向了内地，他们疯了吗？或者他们会听蔡昉的话，说刘易斯转折点？他们不可能，他们一定是自己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劳动力相对稀缺性相对价格的提高。如果我们有了更多的证据考虑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而且成为中等收入阶段的重要特征的话，我们很自然的就会问中国的经济是否正在丧失比较优势，丧失它的竞争力？我也没那么悲观。如果按照传统的理论和简单的判断，它会得出一些结论。比如第一，人们知道东亚有一个描述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国家到国家之间转移的模型，叫做雁阵模型（图14）。这个模型最早第一轮是日本，日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工资成本高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也毕业了，又把它的专业转移到东盟国家，东盟国家又跑到中国沿海地区，以此类推，如果中国也进入到劳动成本提高，资本相对稀缺性下降的话，是不是中国也要毕业了，按照传统的模型，中国的产业就该转到越南，转到印度、柬埔寨、孟加拉去了，这是一种可能性。

图14 雁阵模型

    但是我们说中国有一个不同，雁阵模型过去很长时间都是讲国家或者独立的经济体之间的产业转移，而这些经济体大部分是小经济，小国经济。很自然就有人说，我们能说日本是小国经济吗？到今年你还不敢说超过了日本的经济规模。

    我在日本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讨论，后来他们也承认，取决于你怎么定义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大国经济的含义是这个经济有它的异质性，地区和地区之间有巨大的差异，资源禀赋，人均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劳动力素质，包括文化都存在差异。小国呢是它的同质性，日本经济体总规模虽然大，但是地区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差距。过去我们做经济增长模型的时候，也发现日本它的县和县之间是经历了一个趋同的过程，一个收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说日本是一个小经济，中国是一个大经济。

    中国省和省之间的差距，有时候丝毫不小于国家和国家的差距，因此，雁阵模型到中国完全可以变成国内的雁阵模型。政策对路的话，我们的产业更多的是转移到内地，而不是转移到国外，也不排除转移到国外，但是更多的会转移到内地。

    再有就是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关系，仅仅工资上涨了并不足够得出结论我们没有竞争力了，只有拿工资和劳动生产率进行比较，才可能知道你还有没有比较优势，有没有竞争力。我们做制造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的增长变化的时候，发现在工资上涨的同时，劳动生产率的上涨速度更快，这也造成了我们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一个原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劳动生产率提高，完全抵消了工资上涨的不利，使之可以继续保持竞争力（图15）。同时工资上涨本身可以创造新的增长源泉，我们现在讲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重要一点就是从过分依赖外需，过分依赖投资转向依赖居民消费。居民消费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想未来居民消费的一个巨人，我曾经写过一个文章，我题目就叫《中国下一个消费巨人》，就是农民工。

图15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比较

    我借用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些数画了这张图（图16）。大家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横坐标是把我们的居民分成六个收入组，最低的收入组是一天1.25美元以下，绝对贫困的国际标准是购买力平价一天1.25美元，这是穷人。第二组是1.25到2美元，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红色的三组是亚洲开发银行所谓的中产阶级，也就是每天收入或者消费是两美元到20美元之间。大家细想想可能觉得挺好笑的，当时我们请亚洲开发银行的专家来发言讲这个的时候，我就评论，我说你要按照一天两美元就叫中产阶级，而且两美元不是一美元等于6.8人民币的汇率，它是购买力平价，也就是3.5人民币的水平，你算算，一天7块钱的生活水平，农民工很多都是够的，农民工都是中产阶级，农民工自己肯定不会同意这种说法。不管怎么说，它是有这么一种划分，这个划分是恰好第一个红色的面积比较低的那一组是两美元到四美元之间，是正好符合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中国农民是3.55美元一天的收入，它相应的具有一个总消费水平，这个纵坐标是全年人均消费。第二阶段正好是农民工所处的组别，农民工的收入一天是9.42美元，他收入提高了，他的消费也提高了。再往后10美元到20美元之间，城市居民是11.87美元/天，正好处在第三组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第三组和第二组相比，收入提高的幅度并不是特别高，但是消费显著的增长了。消费增长了差不多能有一倍，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看到农民工虽然进了城，也被统计局统计到城市常住人口，形成了中国46.6%的城市化率，但是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上还会有歧视，最重要的他还想着农村那个家，未来我还要回去，现在我还要为这个家攒上点钱，因此他们的消费模式进了城，但不是城市的消费模式，因此这46.6%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城市消费模式的城市化，因此这个城市化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把农民工转变成市民，即使他的工资没有明显增长，也可以足够的刺激他消费更多。这也是我们未来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保持竞争力的重要保障条件。

图16 农民工市民化可显著扩大消费

 

    同样，我们也不是只说乐观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央制订“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做出今后五年，我们仍然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与此同时特别强调我们会面临着诸多的可预见的，不可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从经济学的角度，中国经济的增长可持续性的角度，结合一些国际经验，我们来看几个，我们可能需要警惕的不要犯的战略性错误。

    一个是讲不要陷入梅佐乔诺陷阱，这个我去年讲的比较多，所谓的梅佐乔诺，大家看看这个地图（图17），可能熟悉的人知道，这是意大利，意大利是发达国家具有巨大的地区差距的一个少见的例子，也就是说这个深色的部分加上那个岛是意大利南方，他们统称为梅佐乔诺地区，南方是经济不发达，和北方产生巨大的差距。因此，中央政府特别偏爱南方，他们竞选上台，上台以后都要给南方更多的投资，更多的补贴，给它制订一些优惠政策，曾经也有过南部增长更快的时期，很快我们实现了地区发展的收敛，但是最终没有，南方的经济增长过分的依赖补贴和政府的保护，导致南方没有竞争力，最后地区差距仍然存在，甚至没有缩小。

 

 

图17 警惕之一：“梅佐乔诺陷阱”

    后来又出了一个发达国家里地区差距很大的例子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以后，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大幅落后，人均收入水平也低，就业机会也少，基础设施也差，中央政府一样说要付出代价，给东部大量的补贴，大量免费的投资，低成本的投资帮助它发展，也曾经有过比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后又跌回来了。也是保护的东西是没有竞争力的，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因此东西德两个部分现在地区发展差距仍然很大。

    因此，有的经济学家就写了文章，评价这个现象，文章的题目就叫做《两个梅佐乔诺》。我提示这一点是说我们现在的很多区域政策用心很好，也许得了成效，但是也有政府过度保护，给过多的优惠这种倾向，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比较多的希望得到更好的优惠政策，那么相应的它自生能力的提高也就受到了抑制。我也做过一些实证结果表明，目前中西部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已经超过了沿海地区，而我们知道中西部地区应该更加劳动密集型，这是它的比较优势（图18）。因此，我们第一不要犯的错误就是不要陷入梅佐乔诺陷阱。

图18 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度加快提高

 

    第二个需要警惕的就是在创造性毁灭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本来想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典型例子，结果发现了这张图（图19），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大家应该能够认识，亚当·斯密、马克思、熊彼特、凯恩斯，是熊彼特说到国家的进步不是一帆风顺平滑的走过去的，而是在不断的，甚至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创造性毁灭，把旧的不符合新现实的那种旧的发展方式消灭掉，把落后的技术消灭掉，把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产业消灭掉，形成新的创新。很显然，这个创新是对的，也的确要在毁灭中创造，创造中毁灭。总体是如此，个体如何呢？一个企业，一个产业，包括个人，你必须要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发展方式，从个人角度甚至是生活方式。

图19 警惕之二：创造性毁灭

 

    第三个需要防止犯的错误，其实和刚才讲的梅佐乔诺现象有一点类似，但是它也跟我们更贴近，因为这些年我们很多经济学家也很关注，为什么日本从90年代开始失去了十年，然后过去这十年又失去了十年。最近我看到有一个报告讲的，日本很有可能进入了失去的第三个十年，他失去是什么原因？也有好多解释，有说泡沫的，这是最传统的说法，有说老龄化的。最近我们看到一篇文献，我觉得讲的非常有道理，即使不是全部原因，一定是有它的作用的，也就是日本在整个的失去的第一个十年中，它最主要的表现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非常差，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生产率的提高，没有这些东西的原因，也不是别的，不是因为得不到贷款，是因为政府过度保护，保护那些应该淘汰的企业，保护那些应该消亡的产业（图20）。大家看总投入是在下降的，但是政府干预的部分，政府购买作为政府补贴投资的一种方式，它的比重在逐渐提高，因此在整个经济中，政府干预的部分，补贴的部分，保护的部分越来越大，相应的就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进步。

 

图20 警惕之三：保护依赖症（日本）

 

    还有一个需要警惕的是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忽视工人的诉求，忽视普通劳动者的诉求。最近法国工人都开始罢工了，这也是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工人们开始提出自己的诉求，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白，工人提出这种诉求，是因为工人的状况越来越坏吗？其实不是。只有到了刘易斯转折点，工人具有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工资甚至都开始上涨了的时候，他的需求，诉求反而提高了。

    前不久有一个朋友从香港打来电话，说有人问他，为什么中国最近有大量的劳资冲突，还有罢工现象，偏偏都是外资企业，很多比较好的，比较大的企业，说有人怀疑，你们有什么阴谋，你们是不是挑动人家在这些企业闹事？给你一个迅速的回答，我们都是经济学家，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Exit, Voice and Loyalty”。在刘易斯转折点到达之前，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有没有退出权呢？理论上有的，没有人拴着他非得给谁干。但是他其实没有，因为他要提高收入，就业岗位又很少，因此他转移出去找到一个工作，非常愿意在那儿干下去，因为比他务农的收益还是高很多的。理论上说他没有退出权。没有退出权的情况下他敢不敢诉求呢？其实他不会的，因为不仅不起作用，还可能被老板炒了鱿鱼。

    因此，他们没有系统性的诉求，没有系统性的劳资冲突，有是有，但是不是系统，不是全面的。但是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以后，就业岗位多了，机会多了，工人和原来相比有了退出权，此处不满意了，换一个地方干，有了退出权以后他退出不退出呢？不一定。如果是一个血汗工厂，无名小厂他不满意抬脚走了再找一个，如果是一个还算比较有名的名牌企业，富士康也好，本田也好，还是个世界品牌的工厂，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不满，我对工资还是不太满意，工作劳动强度太大，我也不满意，但是就体现忠诚，它是指消费者我就喜欢这个牌子，尽管现在这个牌子处在不好阶段，我对他支持我还支持。这个歌手这几个歌唱得不好，但我继续听他的歌，也不买盗版盘。我还是希望在这些大企业、国企、外商企业干，我又不是特别怕被裁员，因此，这个时候我就更多的诉诸集体谈判也好，罢工也好，去提意见也好，用各种方式诉求。因此，劳资冲突，劳动关系事件多发不是状况坏，而是状况好了的一种必然表现。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种劳动力市场制度，有一个解决劳资冲突的制度平台。这点很重要，有的经济学家说你千万别搞那个，低效率，当然，我们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很自然的知道，谈判增加成本当然没有效率，但是你不搞这个东西，劳资冲突就不存在吗？不会的。

    我想举一对例子。左边是日本的经验，右边是韩国的经验，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以后，收入分配改变（图21）。刘易斯转折点意味着从那个点以后，普通劳动者，低收入家庭收入上来了，也就具备一定的条件，刘易斯转折点是创造了有可能使得库兹涅兹倒U曲线到达顶点以后往下走，但是能不能让刘易斯转折点和库兹涅兹转折点见面，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这两个国家是最有意思的，日本在60年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但是到达以后，它的消费率还在下降，也就是说收入分配还没有迅速的扭转，但是十年以后，大家看1970年的时候，它就停止下降，就回转，而且以比较大的幅度提高了，也就是说它的收入分配的改善效果显示出来了。韩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是1970年，但是十年以后，它的消费率还在下降，还没有明显改善收入分配，再往后，一直到了80年代后期才到达底部，之后消费率提升，但是提升的速度还没有日本快。库兹涅兹转折点滞后于刘易斯转折点的时差，一个十年，一个接近二十年。日本一开始就有工会，每年叫春斗，把潜在的劳资纠纷放在一个会议室里，政府的官员、工会代表、企业家代表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在那儿斗争，最后形成工资集体的协商结果，最终推动了收入分配的改善。但是韩国1970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时候，朴正熙执政，经济上创造了奇迹，高速发展，但是他们不允许工会发挥作用，还在压制工会，结果是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形式来解决工人的诉求，来解决工人和企业如何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相应的也导致了社会动乱，也没有压制住老百姓提高工资的诉求，最后他在政治上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80年代后期被刺杀了。因此，劳动力市场制度是保证企业和职工分享经济发展利益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平台，不要纯粹的像象牙塔的经济学家一样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应该有的，如果有机会给有关部门提建议什么的，还宣传一下经济学的纯效率理论，我觉得这个有点太书生气了。

图21 刘易斯转折点之后：日本与韩国

 

    还有一个警惕就是未富先老，我们知道2000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达到7%，当年中国老龄化程度是世界的平均值，但是当年中国的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不到四分之一，含义是什么呢？我们在低得多的水平上达到人家富裕以后才老化的程度，因此我们叫做未富先老（图22）。其实最富的国家最老，但是我们怕的是未富先老，未富先老我们没法解决劳动力的供给问题，我们没法解决养老问题，没法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负担，是不是该调整生育政策了？调整生育政策也不会改变老龄化的趋势，很多国家没有搞计划生育，包括台湾，但是他们人口生育的下降比我们还快。台湾在50年代的时候跟大陆的生育率是一样高的，总和生育率是5、6左右的水平，但是后来就下来了，也没有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目前台湾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地区，只有1，有两个夫妻才生一个，所有的，平均的妇女一生只生一个孩子的话，就意味这两个人才创造出一个后代，那么它的人口就是一个负增长。如果想替代自己，保持人口稳定的不增长也应该到2.1，因此，我们现在改变生育政策其实解决不了我们老龄化的问题，因为最终人民生育意愿越来越低，因此，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改变你的富有程度。

图22 警惕之五：未富先老

 

    我们最简单的看这么一个现象，上面两张图分别是2000年和2010年今年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发展中国家比，右边是发展中国家，左边是中国，大家看中国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要老的，老龄化程度高了，这就叫未富先老。如果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测，十年以后，中国进入高收入组或者最迟20年后，2030年可以进入到高收入组的话，下面两张图分别是2020年和2030年，左边还是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右边变了，我们不跟发展中国家比了，我们跟发达国家比，大家看一看，我们不比他们老，我们比他们还要年轻，但是我们也知道，发达国家尽管有老龄化的问题，也是一个巨大挑战，不管怎么说，它是可以应对的，因为它有它的发达程度。因此，如果我们不能逆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的话，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加快经济发展，让我们跨越中等收入，进入发达的行列，那个时候我们虽然是老龄化的，但是不再叫未富先老。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人口素质，我们非常值得警惕的是说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什么现象呢？我们看就业岗位越来越多，农民工找工作不像大学生那么难，而且收入也越来越高，当然是一件好事，吸引劳动力，加快城市化进程，但是同时也遇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的就业机会，我有孩子我干嘛让他上学呢？大学生找工作比农民工找工作还难，因此会产生一种不恰当的激励，让人们提前辍学，进入劳动力市场，而这样的新一代的劳动者他的人力资本就有可能下降，这个下降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当然，我们抽象上都知道，但是有一个比较形象的就是看看美国，这个是美国的所谓的叫无就业复苏（图23）。也就是说从原点这儿开始，是每一次经济危机结束的时候开始，经济危机已经完了，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经济开始恢复了，但是我们看看就业，1982年的时候经济危机结束了，就业慢慢恢复起来了，1975年也是如此，而且就业恢复更快，1991年开始，就业恢复得就慢，就开始有这个词，无就业复苏。2001年美国的经济衰退以后，无就业复苏的时间更长，达到48个月。1991年第一次出现无就业复苏，其实也才十来个月，但是就那个原因导致老布什没有当选总统。

图23 美国的无就业复苏甚至失业复苏

 

    看最下面这条线，2009年经济开始复苏，但是就业还在继续恶化，失业率高达10%。这里有一个现象，在失业人群中，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他的失业率大概是4%，而没有大学学历的这些劳动者失业率可以达到14%，15%，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天天跟我们干，让我们去人民币升值呢？就是因为它认为我们抢了它的岗位，但是假如我也是一个书呆子，我就会跟美国人争。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当你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你的产业不断的升级，你升级升到那些产业，后面的产业劳动密集型的就是我们的事。我们干嘛还要打嘴仗呢？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的产业结构的确是在逐渐的往上升，但是美国有一批劳动者他的素质却在往下降，美国有相当多的人不上大学，有的人即使上，上的也是社区大学，意味着他提升了的产业结构，技术不断创新，整体的技术水平不能容纳他的那些低端劳动力，而低端劳动力仍然有很多，因此，他们还要失业，还要怪罪中国，因此他们打破了比较优势理论，但是打破的原因在于它的人力资本。当然它也创造出最优秀的人才，但是它整体上劳动力没有适应它的产业结构升级。我们今天的这种状况也就很自然的说，如果我们得一个未来的美国病，我们还不算太丑，因为美国病毕竟还是富裕病，但是如果我们下一代劳动者根本就不能推动我们产业结构的升级，那他对于我们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就非常的明显。

    这些就是关于“十二五”时期的挑战，有乐观的方面，还有需要警惕的一些主要的方面，只是我能想到的和有过一些思考的，也许很多同志有一些其他见解,或者对我介绍的东西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