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讲坛总第188期）

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副校长

 

    非常高兴有机会来长安讲坛，和大家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今天主要讲一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经济增长现在达到的水平以及面临的主要威胁；第二，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总量失衡的主要特点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和调整，这是关于短期总量失衡的讨论；第三，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深层次的制度方面的调整和变化。

 

    从总量来看，根据最近公布的数据，去年年底中国GDP总量达到39万亿多人民币，折算成美元不到6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在世界上排在第二位，比日本多出7%。美国GDP总量在14万亿美元左右，占全球GDP的24%，我们占不到8%，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

从人均GDP来看，我国的人均GDP是两万九千多人民币，接近4000美元，相当于当代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个水平是比较落后的。2009年世界银行公布了一个统计数据，2009年全球人均GDP达到8700多美元，即使我们现在是4000美元，也达不到2009年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应该说差距还是很大的。在世界银行最近统计的207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的人均GDP水平排在124位，处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即便在发展中国家里，我国的水平也不是很高，处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线附近。

    中国的增长速度非常快，按不变价格计算，从1980年到现在，GDP总量大体增加了近十九倍。也就是说，原来一年生产的GDP，现在大概需要十五天。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大体增加了15倍，20天生产的GDP大概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一个人一年的年均GDP总量。

    从增长率来看，从改革开放到去年，平均年经济增长率大概是9.77%，大数是9.8%。二战之后，一个国家在30多年的时间里达到平均9%的增长速度，这在大国中的确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增长的稳定性也不错，有一些波动，但总的来看波动幅度不是特别大，可以接受。二战之后，在世界经济史上，一个国家连续五年保持增长率在9%以上的情况出现过四次。第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即所谓的“神武景气”；第二次是上世纪70年代的新加坡，新加坡由此跻身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第三次是1992—1996年的中国；第四次是2003—2007年的中国。可以看出，有两次是发生在中国，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03—2007年这次，质量还是不错的，因为1992—1996年虽然增长率比较高，但是通货膨胀率也比较高，而2003—2007年这次，不仅增长率逐年保持在10%以上，相对应的通货膨胀率也比较低，这样的增长更实惠一些。

    这种高速增长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根据世界银行1980年公布的数据，在世界196个国家和地区中，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序，中国当时排第189位，排在倒数前几位。根据最近的数据，在207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在第124位，提升是比较明显的。

    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速度比较快，变化比较大，但水平比较低。对于这个判断，国际国内都有争议。国际社会有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声音，认为低估了中国的发展水平，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统计上的问题，认为很多内容没有统计进来，比如服务业，很多服务活动在中国是不承认其合法性的，而西方主流社会是承认的，这是统计上的差异。服务业缺失的这部分大概占中国GDP的20%左右，这个情况曾经被印证过。2004年中国第一次经济普查的时候GDP上涨了20%，其中有93%是服务业的贡献。所以西方人说中国的统计，服务业少统计了，从而使中国GDP缩水20%。这个问题不大，不改变对大格局的判断，即使提升20%，中国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问题比较大的是第二方面，就是汇率。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基准价由政府确定，政府定价就有一个问题，即对外汇的定价可能偏离市场价格，或高或低，西方认为人民币是低估的，外汇定价定高了。低估就有一个问题，人民币统计39万亿，把人民币价值低估，折算成美元的时候自然就折算少了，所以现在比较流行的办法是用所谓货币购买力平价进行折算，但是结果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关键货币购买力平价有一个构成的选择，选择不同的结构构成，结果相差比较大。比较极端的例子，世界银行在2008年春天公布人民币对美金的购买力平价，当时公布的数据是1.9：1，也就是1.9元人民币购买力相当于一美金，后来又进行修整，但是修整的幅度不大。如果按照这个购买力平价进行核算，中国的GDP总量要在现有基础上放大三倍，差不多追上美国了。如果看人均GDP，现在是四千美元，放大三倍是接近一万五千美元，通常来说，发展中国家如果达到这样的水平，就会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后工业化时代，差不多就是发达或者准发达国家阶段。所以，西方也有声音说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以发达国家的身份进入国际社会，进入国际经济，这就意味着我们进入的成本将有很大幅度的提高，我们对此要有谨慎的态度。

国内对汇率问题也有质疑，和西方的声音相反，国内影响比较大的声音，认为人民币高估。这个情况也可以理解，因为人均GDP是平均数，平均化的最大问题是抹杀差别，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最突出的现实就是存在差别，所以人们在和现实状况进行对照的时候，会提出一些质疑，这种质疑非常有影响力。

    客观的讲，对GDP水平如果有争议，从一些更本质的体现发展的结构指标也能够说明中国还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判断应该比较客观。比如从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的演变趋势来看，世界银行有一个统计，当代世界的低收入的穷国，也就是温饱没有解决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是72%。解决温饱的国家，或者叫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例平均是54%。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叫初步小康，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是40%。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我们叫做全面小康，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在25%左右。当代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叫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在9%的水平。

    一个国家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除了工业、制造业等发展规模和水平之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是不是降到了一位数以下，当代世界平均趋势是9%，发达国家5—6%，美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在2%左右。按照这个经验，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在改革开放初期是78%左右，当时有一句大话叫“十亿人口，八亿农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贫困的结构。我们现在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在40%左右，这个结构是没有考虑汇率因素，只是按人头来计算，是具有可比性的。放在当代世界进行比较，这个水平和当代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状况差不多，这是发展性的指标。

    除了这个结构指标，还可以举出一系列其他指标，比如恩格尔系数，我们现在大概是38—39%，城里的稍微高一点，农村的低一点，这个水平也就是当代的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大体水平。按照联合国公布的恩格尔系数的划分标准，在最穷的国家，也就是温饱没有解决的国家，恩格尔系数一般是60%以上；解决温饱的是50—60%；初步小康是40—50%；全面小康是30—40%，20—30%，通常称为富裕；20%以下叫做极富，就是极其富裕的国家。

    进入新世纪之后，主要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一般都降到20%以下，就是极富状态。一些二流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大概是20%到30%，是富裕状态。其他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分落在宽裕、小康、温饱这个不同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平均大概是百分之六十一点几，处于贫困状态，当时有两亿五千多万人属于绝对贫困人口，是吃不饱饭的。我们现在的恩格尔系数略低于40%（农村稍微高一点，在43%左右，城市大概在38%），这个水平在当代属于初步的小康社会、温饱之上的消费结构。

    总体来说，中国现在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判断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这个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威胁或者可能的威胁，要关注的突出问题，就是2006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报告中提出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现在到了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有可能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表现就是发展中国家经过一段高速增长之后达到中等收入阶段，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发展出现停滞和不可持续，制约发展的矛盾不断累计，形成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爆发社会、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冲突和危机。马来西亚当年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另外所谓拉美陷阱，拉美一些国家经过一段高速增长之后也出现了不可持续的问题，一系列的发展矛盾积累起来，最近出现了埃及、中东、北非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有宗教因素，有社会组织和文化冲突等因素，但实际上这些国家往往也是经过了一段高速的增长，特别是在独裁的政权组织下，增长中的矛盾没有缓解，反而越积越深，然后又不能可持续发展，通过进一步发展来消化已有的矛盾，累积的矛盾就会以不同的形式爆发。

    中国现在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会不会也面临这样的威胁？需要认真讨论。从现在的理论文献和政策层面来看，形成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创新差，为什么不可持续，关键就是创新差，经济增长主要靠投入量增长带动经济增长，无法完成从依靠要素投入量带动经济增长向依靠要素效率提高带动经济增长的转变。同时，也无法完成从主要依靠低成本获得优势向技术进步带来的资源禀赋提升和效率提高获得竞争优势的转变。这两个转变完成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无法实现。中国已经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方方面面的需求规模是过去不能比的，所以如果还是靠规模，靠投入量，靠低要素成本，客观上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个问题要解决靠什么？靠创新，而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到了这一阶段的时候，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创新力没有跟着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应的提高，我们知道创新归纳可以很多方面，但粗略的说我们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从技术创新来说，创新力比较低，产业结构演进速度慢，企业核心技术、核心竞争力水平的提高速度慢，国民经济的研发能力的提升慢，这样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有比较大的距离。

    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滞后，可以简单的说制度创新包括市场化，法制化，或者是民主化等等这些现代化的进程，关键是，其他问题我们先不去谈了，由此形成的败德，或者是政治问题我们不去谈，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从经济上，制度创新一旦落后，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进程一旦滞后之后，中等收入这个阶段，市场化水平相对落后、不完备，表明另一个问题，就政府的行政权利对于资源配置的介入程度是比较深的，而且这个深是有结构特征的，越是稀缺的资源，往往政府行政权力越要控制，直接掌控和介入越深入，越是稀缺越这样。

    这样有一个问题，政府权利介入之后，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候企业要获得稀缺资源的支持和配合，它主要就要去跟政府谈判，因为这个权利掌握在政府手里，大家也知道，如果是在一个法制化民主化较完善的制度下，权力相对可以受到较充分的约束，但在制度创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市场化落后，它导致行政权利干预特别多，所以政府掌握很多资源，企业要去和它交易，和它谈判，那么市场化落后的同时，法制化如果在相对的滞后，或者不完备，那就有一个问题，企业和政府谈判，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行贿，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越是稀缺的资源，政府控制的越严密，政府控制越严密，市场力量就越要和政府谈判，和政府谈判的最有效的手段是行贿，那就导致越稀缺的资源，越不是按效率原则在分配，而是按照腐败指数在分配。也就是说，越是稀缺的资源，它越是按腐败指数在进行分配。这就导致一个结果，它不按效率，整个资源配置由于制度创新的滞后，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严重受到损害。

    所以这样两方面的创新，一个是技术创新力量差，完不成增长方式向主要依靠要素效率转变的提升，一个是制度创新的能力差，难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关键是在这个阶段，它会滋生腐败，而这个腐败所表现出的问题，它不光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它在经济上是严重的破坏公平，严重的伤害效率，这样就使得这些国家往往就是长期低效率，长期低迷，但是低效率这里边又包含了一系列的不公平，社会矛盾，不可持续，人和自然的冲突，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冲突，社会分配不公平，等等这一系列矛盾的加大，再加上一些文化冲突，宗教冲突，等等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就非常麻烦，容易产生一些危机，这是一个原因，创新力差，导致它面临中等收入陷井，这是第一。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到这个阶段会面临中等收入陷井，就是它成本高，所谓成本高指的是什么呢，刚开始主要成本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便宜，土地便宜，各种能源，包括上游投入品，要素，相对是比较便宜的，所以它的优势也在这，就是靠要素便宜，但是经过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需求规模在增大，对各种的需求量在增大，需求量增大需求拉上以后，这些要素价格就会上涨，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比如劳动力，三十年的发展，人民的福利，国民生产总值，这么大的提升，老百姓有理由要求更多的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所以我要求增加工资，要求提高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水平，这从某种意义上是必然的一种趋势，你的土地肯定越来越稀缺，所以土地的价格会上涨，你的能源，你的重要的原材料，伴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肯定需求拉上之后，价格会提升，这一提升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成本会上升，所以靠成本低廉展开竞争的优势越来越弱，甚至相比较来讲，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还有比你更落后的，要素更便宜的一些地区，所以你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优势没有了，没有了成本一提高，就带来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关键是你的创新力如果同时又低，说明你的效率提升不上去，效率消化不了成本提高带来的上涨的压力，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失衡压力，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尤其是成本推动，越来越显著，这样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这种情况下就是典型的滞胀，你效率低，可持续增长的速度慢，你的成本高，通胀的压力大，那就可能是，一个方面是长期增长低迷，经济不景气，一系列经济衰退的问题和威胁，同时通货膨胀的压力长期居高不下。

    发达国家历史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过所谓滞胀，但是它是在比较富裕的状态，它进入了发达的状态，现在中等收入，所谓中等收入陷井，它的问题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远远没有达到上世纪70年代的当时的发达国家的水平的时候，它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出现了这个滞胀，你怎么办，所以成本提高消耗不掉，这样形成了所谓中等收入陷井，这是第二原因。

    第三个原因，所谓中等收入陷井有国际原因，因为发展中国家有的产业结构特别单一，主要生产一种产品，国内消费不了这么多，就靠出口，依附于国际市场。还有是国内内需不足，产业结构很丰富，但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不是说其他的原因，主要是创新力不够，特别是技术创新力不够，技术创新力不够，它发现不了新的投资领域，发现不了新产品，具有战略意义的有效的增长点，到中等收入阶段，它形成了一些资金，有一定资本筹措能力，国民储蓄力也比较强，储蓄能力比较强，有钱，但是它创新力低，它找不到有效的投资领域和投资机会，如果投就很可能是重复建设，它不敢投，不敢投怎么办，内需不足，内需不足怎么办，一定找国际市场，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依靠国际市场，依靠国际市场又怎么依靠呢，它又不是依靠那个高技术的，因为它本身创新力低，它内需不足，依靠外需，原因就是它的技术创新能力差，所以它不可能拿技术创新能力高的到国际市场和人家竞争，这个不可能，然后它又不可能用成本非常低的优势，去跟人家竞争，因为已经时过境迁，你的成本已经不低了，那怎么办，它就拼几个东西，一个拼资源，一个拼环境，一个拼规模，就拼这个东西，所以它高能耗，高物耗的，这些是什么呢，比它穷的，成本比它低的发展中国家，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它生产不了，比它富的，比它强的发达国家，人家不愿意干这个了，恰恰是这个时候，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往往在这个时候就填补了这个空缺，落后的国家比它还落后的国家没有能力生产，而发达的国家人家不生产这个东西，依靠进口往往就这些，给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的国家，提供了一个世界的机会。

    这样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它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越来越大，而且对国际市场依赖度大的结构内容是什么呢，高能耗，高物耗，是在它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去开拓的国际市场，这样一来，只要国际市场出现比较大的周期动荡，它原来的存在的内需不足的问题，马上就空前突出，因为它原来内需不足，它是靠外需掩盖、或者说缓解了，所以这样子就使得它国际危机的周期性变化，对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带来极大的破坏。这是讲中等收入陷井，为什么会发生，大体上主要这三个原因，创新力差，导致效率差，可持续增长能力弱；成本高，消化不，出现滞胀的局面；再有受国际市场风波的影响太大，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小国可能是产业结构单一，有的大国可能是创新力不够，内需不足，迫使它不得不更多的依靠外需带来的问题。

    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在我们国家现在不同的程度都存在。我们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构成中等收入陷井的这几个主要方面的原因，在我们国家现在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所以我们要高度注意，采取各种办法，及时有效地争取穿越这个中等收入陷井，能够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均衡、稳定、有效的增长，来克服由于增长乏力，由于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的成本提高、创新力不足等等一系列问题带来的发展的障碍和矛盾，通过这个解决一系列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我们也有优势，我们现在中国这个阶段，从中国来说，有这个危险，但也有优势，比如第一，天时，我们的发展阶段，我们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没有理由怀疑或者不相信一个没有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但是又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加速期的国民经济，会进入一个长期停滞，它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较高速度，所以没有人怀疑中国再有十年，甚至二十年，相对比较高的增长期，但是人们往往都在质疑，你怎么实现这个高增长，你为实现这个高增长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是中国自己能承担，还是要全世界来承担，来转移，也就是中国的实现的工业化的过程，和城市化的过程，给全球带来的是福祉还是灾难？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关注，没有人怀疑我们有这个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一段时间，但是人们更多的怀疑，你实现这个高增长的方式，我们要改变的、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这是中国的天时，正是高速增长的阶段。

    还有中国有地利，中国地区之间是极不平衡的，这个不平衡在一定条件下是落后的表现，发展不协调，不均衡，但是在另外一个条件下，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进入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的周期之后，你会发现，大国的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它会形成一种梯度，梯度是什么呢，就是这波高速增长的时候，那波可能在积蓄力量，等这波进入增长放缓期之后，恰恰第二波它会推动高速增长，这样我们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的区别，从现在上升为国家级战略的20几个区域战略，作为地方优势的发挥，现在把它上升为所谓国家战略，在我们东北地区的振兴，中部的崛起，这是大的概念，我们还有许许多多所谓国家战略，海南旅游，国际旅游岛国家战略，东北吉林的长吉图国家战略，福建海西国家战略，江苏的连云港沿海城市，城市发展国家战略，从皖江安徽的，皖江城市带国家战略，渤海、环渤海这一代国家战略，天津金港新区国家战略，北京中关村科技示范区国家战略，你可以一直数下去的，横琴国家战略，原来的珠三角、长三角，就不用说了，这些我们现在包括江西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圈，这都是国家战略，黄三角，山东的黄三角，而且山东的蓝色半岛，海洋经济区，很可能很快上升为国家战略，辽宁的沿海城市带国家战略，等等，中国的地区间原来是有差异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如果进入一个全面高速增长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差异在大的地带之间，在不同的区域之间，它会错落的形成一些，在时间上有先后顺序分布的地方性的增长级，而这种增长级不是简单的地方意义，对全国来说有全国意义，所以我们现在国家把这些具有地方优势增长级潜质的这些地区把它划出来，然后上升为一个国家战略，也就是集一国之力去突扬、突出，你这一个地方的带动性的发展，扩展它的带动效益。这样下来，这就是什么，不均衡的地区经济，它可能延长一个国家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时间，就是一个波浪式的推动，所以这是我们的地利了。

    除了天时、地利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就是所谓人和，人和就是我们在改革，这个改革目标是市场化，市场化大家想一想，这个资源，越是从行政化的范围，在更大程度上向市场化范围转移，也就是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一个最简单道理，资源越来越，更大程度上从行政支配的角度，转向市场竞争的角度，资源使用的效率是应该在提升的，转化本身这种制度变迁，是有增长效应的，增长效应的文献解释现在很多，大概从各种方法，确实证明了中国三十多年的，特别是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大程度上是靠效率提升，而不仅仅是靠要素投入量，或者是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当中，依靠要素投入量，规模扩大很显著，但是从90年代末，特别是新世纪以后，效率在增长，中国生产的效率解释能力是越来越强了，而这个效率解释里边，有非常强的因素是来自于制度变迁的，制度变迁带来效益，我们讲所谓人和，调动人的积极性，所以中国现在从天时发展阶段，从地利，它的地区之间的非均衡的发展情况，以及体制改革带来的积极性和效率的提高来说，我们说我们也有我们克服中等收入陷井的种种优势，现在就是说既有威胁也有优势，怎么真正把我们的优势转变为现实，然后使我们经济能够顺利的穿越中等收入陷井，进入一个可持续的轨道，这就要努力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才能解决，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以及它面临的主要威胁。

 

    我们下面讨论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短期经济，总量的主要的失衡，以及针对这些失衡，宏观经济政策作出的调整。宏观经济大家知道它就是指总量，总供给和总需求二者之间的失衡的状况，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失衡，我大概简单的梳理一下，到现在是五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点不太一样，现在新时期有新的特点，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到1998年上半年，这应该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国宏观经济失衡主要特点是需求大于供给，需求大于供给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主要的失衡和威胁就是通货膨胀，所以通货膨胀的压力在20年间，1978—1998年是非常大的，原因很多，有生产短缺的问题，有制度的软预算约束问题，软预算约束会造成膨胀，另外有历史，我们历史上计划经济形成的短缺问题局面，不是短期能够克服的，一系列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生产和制度的原因，在改革开放到98年5月以前，总体上中国是一个需求大于供给这样的情况，所以主要的问题是防通胀。

    我们也确确实实，改革开放以来，三次比较大的物价上涨，基本上都是发生在98年之前，第一次在1984年年底，1985年年初，当时是因为1984年秋天十二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个要紧的决定，就是决定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向城市全面推进，人们担心物价上涨，所以去抢购，形成了那一次比较大的物价上涨，和相应的抢购风潮，第二次是1988年，1988年夏秋之季，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做了一个非常要紧的决定，决定推动价格改革，当时我们讲叫价格闯关，当时需求大于供给短缺局面，如果你一旦放开物价，肯定物价上涨，所以老百姓去抢购，形成一次比较大的物价上涨风潮，第三次大家知道是1994—1995年，那次时间比较长，力度也比较大，1994年那次高的时候大概应该在物价上涨率是超过24%，因为我们的保值储蓄率是百分之十几，然后再加上银行存款的基准利率加在一起当时达到了，高的时候到了25%，因为是1992年南巡谈话之后，十四大召开，全国就掀起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发展的投资的热潮，需求迅速的扩张，经济开始逐渐转热，到了1994年的时候，达到了顶点，这个时候物价涨这种情况，到1995年也比较热，1995年物价上涨大概17%这样。

    这三次比较大的物价上涨几乎全是发生在1998年以前，最重要的经济背景就是需求大于供给，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所以它稍有一个偶然因素一刺激，可能就激发起来抢购，形成这样的局面，从1998年下半年到2002年年底，这段时间是中国宏观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失衡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刚好和第一个阶段相反，开始出现过剩，主要是由于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过剩，特别是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产品过剩，物价不仅不涨，反而在很多年，在这期间是负的，物价指数是负的，到2002年的时候，物价也就是在2%左右，低于2%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通缩的警戒线，所以当时有人说，中国经济自1998年年底，到2002年是进入了，不是什么通胀的年代，而是反过来是通缩的年代，当然这个有争议，因为通缩的标准就有不同看法，是物价负增长就是通缩，还是说双负增长，物价负增长，GDP负增长，进入通缩，这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管怎么样，那几年中国物价很低迷，表明中国的需求，市场需求不活跃，所以那时候宏观政策采取的办法主要是反箫条，反衰退，当时我们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乡镇企业倒闭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停产破产，大量的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有待安置，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可以说比较严重的经济停滞、衰退、箫条的现象，那个时候的主要问题就是怎么反箫条、反衰退，主要政策就是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3—2007年，这个阶段的宏观经济失衡主要是什么呢，和前两个阶段都不一样，它既不是需求大于供给，也不是需求小于供给，它是结构性反方向失衡，在投资领域里面，经济过热，需求大于供给，重要的投资品，煤、电、运、油，价格居高不下，但是在消费领域里边，需求不足，大量的工业消费品，产品过剩，甚至产能严重过剩，很多工业消费品的生产过剩闲置的情况超过30%，甚至更高，远远超过我们通常所说的20%的比较正常的产能过剩的水平，这样就形成了投资和消费两个领域里边，宏观经济失衡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宏观政策就比较难决定，你到底是紧缩还是扩张，1998年之前我们比较好办，就是紧缩，1998—2002年这一段，我们也比较好办，就是扩张，因为失衡的方向比较清楚，但是2003—2007年，我们当时就不太好办，不太好办我们采取的是什么呢，我们实际上从目标上回避了总量，我们叫有保有压，区别对待，我们没有说是扩张还是紧缩，在手段上我们采取了一个反方向矛盾的组合，财政是扩张，货币是紧缩，所以我们当时叫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的解读，其实就是从紧的。2003年7月份，我们开始上调法定准备金比例，一直调，调到2008年上半年，我调到了17.5%，这个在当代世界是非常高的，比1994年都高，1994年我们法定准备金率在25%的通胀率的情况下，我们法定准备金率是13%，这是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我们是一种从紧的，所以这样就形成了当时财政在扩张，货币在紧缩，之所以有这样的反方向的组合，就是我们当时总量目标本身难以抉择，到底是紧缩还是扩张，我们很难办，所以我们采取了看起来矛盾，实际上是降低政策风险，这样的选择，这是第三个阶段。

    第四的阶段，2008年，特别是下半年以后，中国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进入一个全面的用组合一揽子措施，反危机、反箫条，那么我们提法是什么呢，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当然在原来就是积极的，扩张的基础上，力度加大，大家可能耳熟能详，所谓两年四万亿，财政的扩投资，这是一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适度宽松，关键不在适度，而在于宽松，什么意思呢，它是方向性的逆转，因为在此之前是什么，是稳健的，你现在是宽松的，它的方向变了，财政政策是力度变了，方向没有变，还是在扩张，只是力度加大，货币政策08年下半年以后，它可不是简单的度的问题，它是一个方向的逆转，从紧变为扩张，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也知道2008年下半年，加大了信贷投放，2008年年末新增贷款比08年年初多出了大概4.9万亿，到2009年年末比年初大概新增贷款是9.6万亿，不到10万亿，一直到到去年，2010年的上半年，新增贷款是四点多万亿，这么大力度的放贷，这么集中，是个非常典型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所以我们叫做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以此来反危机，抵消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这是进入一个全面积极扩张的阶段，这是我们的第四个阶段。

    第五个阶段就是从去年下半年，特别是去年秋天以来到现在，实际上是择机退出，我们从全面反危机措施开始，择机退出，我们是这么讲的，我们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看起来提法是重新回到了2003—2007年，这个政策组合状态，但是原因是不一样的，2003—2007年之所以采取那个办法，是因为投资和消费领域里的失衡的方向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很难简单的扩张，或者是简单的紧缩，我们现在出现这个情况，不是投资和消费领域里的失衡方向不一样的问题，不是这种不同领域里的结构性的失衡差异的问题，是总量的问题，就是我们总量本身就遇到了这个矛盾，使我们既不敢紧缩也不敢扩张。

    总量本身什么问题呢，第一经济增长乏力，内需不足这个问题，和世界市场的恢复不明朗，交织在一起，总需求包内需和外需的恢复，这个并不是那么强劲，因此增长的动力并不是那么充沛，所以增长有可能陷入低迷、低增长，带来箫条的问题，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摆脱了危机和衰退的困扰，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通胀压力特别大，我们一个有长期的因素，比如说成本提高，刚才我们讲了，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各种成本都是提高，它在推动物价上涨，这是一个，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国际因素，国际油价、国际大宗商品、矿产品、油产品，等等这些涨价，美国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下这一情况更严重，它带有输入性质，会影响到我们国民经济的成本，拉动我们国内市场的价格，这是一块，使我们很被动的，我们控制不了的，这是国际输入的因素。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现在通货膨胀的短期原因，就是说我们反危机的这些措施，2008年的下半年出去的票子，2009年出去的票子，和2010年上半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下出去的钱，并且中国的钱往往和财政有关联，中国的货币政策的效应往往和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关联的，你比如财政四万多亿，很多靠贷款做的，不一定完全是财政支出，再一个我们财政在支持一些信贷政策的时候，比如贴息贷款，就是财政来贴息，抵压贷款担保，财政担保，包括现在土地财政，地方它用财政的未来得收益做抵押，构建了一些信贷融资平台，然后通过举债来形成支出，像这些都表明什么呢，在目前中国条件下，财政和货币的扩张效益，它是有直接的联系的，这样大量的钱透过财政也好，透过直接的货币信贷渠道也好，就出去了，再加上大家也知道的外汇占款，外汇储备我们就三万亿美金，三万亿美金，外汇汇率不变的情况下，你结汇的时候，基础货币投放增大，我们现在大概2009年年末，我们的基础货币供给当中，外汇占款这个渠道下去的基础货币，和其他渠道下去的基础货币，是122%，外汇占款这块下去的钱现在是超过其他通道下去的钱，高的时候是129%，我们现在又不敢松，你也不敢打压出口，金融危机影响没有走，你不敢放弃外需，那你这块就很难办，所以它就形成巨大的外汇占款的通道，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

    这一系列的因素，国际输入性的，国际收支失衡带来的，另外我们刚才讲的，2008、2009、2010年，出去那么多钱，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钱出去了，大家知道，它从经济学上，它有一个传导的时间，就是我们所说的政策的，货币政策的时滞，或者叫时延，正常情况下，欧美国家通常是六个月到十八个月，就是半年到一年半，它陆陆续续会发挥，它的通胀的作用，中国这一块，我们用前些年的数据，做过研究，做出来的结果，大概是7个月到24个月，那么也就这么说，出去了这些钱，最迟两年左右的时间，它会转化成通胀的压力，如果是这样子，按两年的时间的滞后期转换来看，2008年下半年出去的票子，正好到2010年底今年年初，它要表现出来，2009年出去的票子，今年要出来了，2010年上半年出去的票子，2012年上半年它要出来了，就时间上刚好到了，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扩大内需，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反危机取得的很大的效果，无论是2009年也好，还是2010年也好，我们的经济增长都保持了很好的速度，所以整个“十一五”计划期间，我们增长状况非常好，虽然经历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整个“十一五”期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五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大概是在10.1%，人均大概增长是在10.4%，也是两位数以上，我们原来预期性的指标，“十一五”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5%，我们实际做下来是10%以上，大概10.1%左右，高出预期性指标2.6%的百分点，我们的人均收入，当初定的指标是人均经济增长6.6%，我们实际做下来大概是10.4%，高出了3.8个百分点，考虑到这是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次金融危机深刻到什么程度，二次大战之后，全世界唯一出现一次全球负增长，就是2009年，全球第一次出现全球经济负增长，这说明这次危机的严重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保持“十一五”这样的一个速度，应该从速度上来说，是全面超出，当然这背后代价、结构、矛盾，另当别论，是这样情况。

    但是我们说，没有免费的午餐，你为了反危机采取这么强有力的扩张手段，收获了一个经济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你要付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实际上我们讲，它现在是两个车轮在赛跑，这么多钱出去了，一个能拉动经济增长，我们能看到，但是它还能拉动物价上涨，它能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现在就看这两个车轮谁跑过谁，因为形成通胀的现实压力过程中，它有个时间差，有个时间的滞后性，你在这个形成现实通胀压力前，你使它带动经济增长的这个积极的作用，能不能及时、充分、有效的发挥出来，如果它能及时、充分、有效的发挥出来，拉动了有效的增长，那么即使经过一段时间的滞后，这些钱转成了通胀的压力的话，我不怕，我有治理的本钱，我到时候可以调过头来全面紧缩—压物价，压物价我可能要付一个代价，经济可能增长速度放慢，失业率和其他的不景气指标可能上升，但是我不怕，为什么，我现在经济很火爆，我的失业率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升一两个点，我完全可以承受，所以我有再调过头，治理通胀的本钱。

    现在我们担心的这两个车轮，就是这么多措施，举措，一揽子出去了，它既能拉动增长，它也能拉动通胀，我们担心的是这两个车轮，消极的车轮跑过了积极作用的那一面，这些钱出去了，它没有传导到实体经济中来，实体经济当中由于创新力不够，特别技术创新力，制度创新力差，所以怎么办，他没有投资机会，他没有传导到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恢复，特别是效率提高的基础上这种恢复，那么这些钱出去之后干什么了?它滞留在虚拟的经济当中，它去冲击资产市场的价格，所以造成资产的泡沫化。不仅是资产的泡沫化，楼市的泡沫化也好，股市的泡沫化也好，它会把一些其他的经济因素，金融符号化，然后进一步推动这个泡沫化。

    比如说我们讲到绿豆、大蒜，它本来都是农产品，不能作为金融产品作为投资，他把这个农产品符号化，变成一个金融符号，变成一个下赌注的投机炒作的象征，以它来下注，它来投，这样就很麻烦了。这样能极大的提高整个社会膨胀的预期。那么社会通货膨胀预期一旦提高，它就很简单加息。要求加工资、加补贴，因为我的物价涨了，大蒜涨了，花生油涨了，绿豆涨了，房价涨了，那我就要考虑，我今后的生活费用肯定涨，肯定涨我劳动者就要向雇主施加压力，你要给我加息，你要提高我的房贴，提高我的物价的补贴。这一加息，一提高补贴，就等于全社会的人工成本提高了。人工一提高了回过来从成本这儿推动物价上涨。所以这个交织在一起还是比较可怕的。

    所以不是说虚拟经济当中的价格暴涨，资产价格的泡沫化，它就不影响真实的物价，它是影响的。因为它提高了人民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这种预期一旦提高了之后，它一定会有要求的，这种要求一旦在谈判中，博弈当中兑现，整个的国民经济成本就上升了，所以不是这么的简单。因此我们现在担心的，这两个车轮谁跑过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宏观经济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既有经济衰退的威胁，就是内需不足，这个没有克服。又有通货膨胀的压力。

    如果这两个东西都有，我们现在既不担心通胀，也不担心箫条。我们担心的是滞胀。就是箫条的同时通货膨胀，这是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事。中国真要出现单纯的衰退我们不怕，我们扩张经济的措施，1998年到2002年那么严重，我们也扛过来，金融危机冲击那么大，我们挺的挺好，单纯的箫条我们并不怕，真要出现严重的通胀我们也不怕。三次大的通胀，1984年，1988年，1994年，那么高的通货膨胀率我们也挺过来。1994年24%的通胀率，第二年压到17%，第三年我们就干到了8%，第四年我们就干到了3%。1997年经济增长8.8，通货膨胀率是3%，所以我们说8.8%的增长是高增长，3%的通胀是很温和的低通胀，所以我们当时说，中国经济实现了，以高增长，低通胀为特征的经济软着陆。

    真要出现单方向失衡，我们改革开放这些年，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取得了一些成就。现在如果这两个坏东西同时发生，就是经济箫条和通胀，如果同时发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滞胀，如果是同时发生，那对我们是个新问题。

    不仅对我们是个新问题，其实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遇到滞胀的问题之后，启用所谓货币主义也好，等等其他的政策也好，到今天它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这次金融危机原因很多，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为了解决滞胀，采取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刺激起了一大堆泡沫，最后形成了低效率下的高增长，把矛盾累积到今天，形成了目前的这种金融危机，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这儿。所以总结这个教训我们怎么办？这是值得我们高度的关注。

    这是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失衡第五个阶段和前四个阶段它所不同的特点。虽然我们提叫重新回到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搭配，反方向的组合，类似2003年到2007年，但其实原因是不一样的。2003—2007年是因为投资和消费，不同领域里面的失衡不一样，所以宏观决策采取了这种的办法。现在可不是结构问题，就是总量本身，可能出现面临的滞胀的威胁。因此宏观政策就重新回到了总量的政策目标相对不清晰，不明确，宏观经济两大举措相互矛盾的反方向的组合，目的是在认识不清的情况下，还是想尽可能规避宏观政策的风险，说老实话，而不是首先强调宏观政策的效率。就是在宏观政策效率和宏观政策风险之间，我们现在更倾向于降低宏观政策的风险，这是当前的特点。

    根据当前失衡的特点，我们的宏观政策应该说是比前一个时期，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调整。那么这个调整，概括起来讲主要是四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总量政策的目标性的调整，或者方向性的调整，就是择机退出了，从前一个时期的，全面的一揽子的扩张，我们现在开始择机退出。择机退出这个问题，2009年秋天，二十国峰会讨论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但是后来达成的共识是暂不退出，因为2009年第二季度，全球经济开始反弹，所以这个时候，人们就说是不是经济开始复苏？如果一旦市场复苏的话，政府就应该退出，因为政府过长过多的干预会产生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经济上的低效率，行政手段配置，肯定比市场配置资源效率低的，经济上的低效率。第二个问题是政治上的高腐败，政府介入太多，一定会出现很多腐败的问题，所以政府要择机退出。但当时达成的共识是说，虽然有复苏但是复苏的基础不牢，所以有可能再次探底，所以各国暂不退出，是这样说的。

    我刚才讲了，我们有我们的天时，有我们的地利。中国这个发展阶段，说老实话，不用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过多的去干预经济，去刺激经济，你只要维持好秩序，保障公平竞争，光地方和民间的积极性那个热情，就能把中国经济顶的速度非常高，所以中国有这个本钱。我觉得在择机问题上，中国应当更积极一些，无论是发展阶段，还是体制改革的要求。因为择机退出晚了以后，在体制改革上，等于是复归倒退，更多的行政手段否定市场手段这不行。

    第二个方面的宏观政策的变化就是财政政策。我们从前一个时期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到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这次挺有意思的。就是中国危机前后，在国际社会上危机前后主要动的是财政政策，运用财政政策。所以国际社会流行一句话，这次金融危机是货币政策惹的祸，让财政政策来买单，主要运用了财政政策的干预改变。财政政策采取了大量的举措来拯救危机。中国挺有意思的就是，危机前后财政政策变化不是很大，没有方向性的变化。危机前我们叫积极的财政政策，危机我们叫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过后我们又回到积极的财政政策。所以你看这个财政政策的方向始终是扩张的，它调整的只是力度不是方向。

    可是我们的货币政策折腾就比较大，是方向性的。我们才在此之前，叫做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从紧。危机之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扩张，然后现在重回稳健，你重新按照稳健解读，等于又回到从紧的货币政策，所以货币政策，我们变化比较大，不是力度，而是方向的变化。财政政策我们变化不是方向是力度的变化。这个和这次金融危机的西方国家运用的不一样。它这次是货币政策基本失灵了。所以货币政策调整没什么用了。所以它这次用的，出手的主要是财政政策，而我们恰恰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比较起来，对于危机的应对，货币政策显然变化更大，它是带有方向性的这样的调整。

    从财政政策本身主要还是一个力度的问题，而且力度连包含了重点的转移。就是我们的财政政策可能从更加关注扩张效益，逐渐要同时转向兼顾财政政策的风险。金融有危机，财政一样有，否则就没有冰岛，没有希腊，没有爱尔兰所谓的主权债务危机的问题。它当时想通过财政政策来拯救金融危机。金融出了问题要钱，政府把国家的信誉压上去，所以主权债发出去，发出去拿钱来。结果现在是危机没有解出来，它主权债到期还不上之后。这样等于是，本来是财政准备出手拯救金融，结果金融没有拯救出来，是金融把财政脱下了水，这样就引起各国对财政的问题要高度的注意。

    中国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危机当中力度更大，更加积极。那么这样下来，其实是有财政风险积累的。有一些风险我们是看不见的，有一些是大家明白的，有共识的，比如说债务。其实我们国家是这样的，中央的国债，国家的国债规模不大，很安全，比例也很低。但是有一点，我们这几年地方政府，我们搞了很多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是地方财政拿未来财政收益做抵押做担保，特别是未来的土地收益，就是土地专项。然后透过这个做抵押担保，跟银行借的钱，现在搞地方的建设，当然地方也需要钱。但这个到底有多大，说的数都不一样，我问了很多人，有人告诉我7万多亿，有人告诉我5万多亿，反正这个不管哪个数，差别很大，但是规模是很大的。这一块，就是中国的财政债务，国债的问题不太大，恰恰是地方债这块很可能有比较大的风险，要高度注意了，这是我们说债务。

    再一个，财政赤字。去年我们的财政赤字是多少？我记得是9500亿或者9600，我记得不太准了，我印象里好像是9500这个水平。我们通常所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一般不能超过GDP的3%，因为财政赤字就是通胀。

    什么叫财政赤字？就是政府没这个钱多花了，多花了就把老百姓的口袋里的钱抢回来，抢回来它再花一回这就是财政赤字了，很简单。一百块钱发出去了，政府财政收入收了30，企业收了30，老百姓通过打工赚了40。100块钱追逐产品，100个产品，货币流通一次，没有存款，没有债务，没有储蓄的话，一个产品单价是一块钱，政府现在收了30块钱，一块钱一个东西，它可以买30个东西，它突然发现，它如果买30个东西回来，它不够用，不够用怎么办，你那些钱已经给老百姓了，你不能到人家口袋里抢，不抢怎么办？不抢实在不够用，那怎么办？它有一个办法，它有印钞权，它再印100块钱，再印100块就不将信用了，不是说谁劳动，谁提供产品，谁提供服务就给谁了，它直接交给财政部，预算列支了。这就是200块钱追逐100个产品，原来是一块钱一个，现在两块钱一个，老百姓原来挣了40块钱，按说可以买40个回，现在只能20个了，这就是通货膨胀。

    所以通货膨胀看起来是货币的现象，但本质上是税，是政府利用发钞权，向国民强行征收的一种税，但这个税是坏税，它是坑害百姓的，是原来百姓已经拿到口袋里的钱它把它抢回来，它再花一回，是这样的。所以一个对人民百姓负责任的政府，是不能搞积极的通货膨胀的政策，只要是负责任的政府，它宏观调控目标里一定有反通胀，来管住它的货币。所以这样你的财政赤字就不能无限制的搞，通常还是有警戒线，我们一般经验上说3%，就是财政赤字占GDP，我们去年当时说的是前年的GDP大概是34万多亿不到35万亿人民币。（这是第一次公布的数据以后可能修正，）统计数据逐年都可以修正，包括美国，各个国家数据都有可能重新调整，重新修正的，我们当初公布的数据不到35万亿，3%也就是一万亿的样子。所以我们去年搞了9500亿的财政赤字。实际上我们财政赤字的安排，是顶到了所谓通常3%的红线的水平了，你再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空间已经不是很大了。所以无论是从财政赤字也好，债务也好，我们现在到了要关注财政政策本身的风险控制了，不光是要利用财政政策起到扩张刺激经济的这一面，也要开始到它的考虑风险控制，因此财政政策扩张的力度要有一个控制。政策的防范的重点，目标的着眼点，可能要有一些转变，我想这是财政政策的变化，这是第二方面。

    第三方面的变化就是货币政策。这个就很简单了，从宽松货币政策重回稳健，稳健我们不是没经历过，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从紧的。其实我们从去年的下半年就已经开始了，货币政策的反应，这次比财政政策要快，我们先动的货币政策，我们开始上调法定准备金率，然后开始加息。法定准备金率我们已经连续八次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年内加息已经连续加了两次了，就是今年的年内。所以这些措施都表明，我们开始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的转变和基本的立场。中国的货币政策，我在这多说几句。我今天看到了有一个金融40人论坛。对这个论坛的背景，我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它给我寄的杂志我倒是看过，我看最新的杂志里有一个综述，我不知道是不是代表编辑部的观点，它是在前面的前言里写的。关于中国的货币政策它提了几个倾向。其中有一个主张中国货币采取从紧的话，它主张更多的运用价格手段。

    货币政策的工具手段有两个，一个是数量的工具手段，一个是价格手段，价格手段主要包括利率这些手段，我对这个有点不同的意见，上次我们在50人论坛讨论，我也谈了这个看法。我是说中国的货币政策如果采取调整，在中国目前我主张更多的运用数量工具。就是包括信贷规模的控制，包括法定准备金率的调整，因为它控制信贷规模，包括央行票据公开市场业务，直接吸票子这些手段。为什么？因为其实如果在中国在运用利率的手段作为收紧流动性的问题的话，有点问题。问题在什么地方？过去我们老讲，运用利率手段，微观主体不反应。就比如说微观的预算约束是软的，你再怎么加息它不怕，因为它借钱就没有想还，如果微观主体没有到位，它没有真正成为市场化的一个主体。那反而它知道，国家你不会让我倒闭的，你有父爱主义的，我是你的儿子，你要管我，你再怎么加息我都敢要，我连本钱都没有想还，我还怕你利率提高吗？所以用利率的手段，当时在市场化，金融深化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体制下，它好像不太灵，就是不敏感。但是现在可能有很大的变化了。但是现在有另外的问题发生了，我们知道中国同时有经济衰退威胁，我们刚才讲了，不是完全的通胀的问题，它有滞胀的问题。如果你再加息，就是意味着国民经济运用资金的成本是在提高的。这一提高之后它带来的问题，它可能遏制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使经济箫条加剧，它带来另外的问题，你怎么办？

    所以加息它会恶化我们现在经济失衡的另一个方面的矛盾，加剧衰退。我们现在不是单纯的通胀的问题，通胀的同时还有停滞和衰退的威胁。本来内需就不足。民间来自市场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本身就不热烈，你再用这种遏制，提高他的资金的成本的方式，可能进一步遏制内需的扩张，可能不太适合。所以我是主张，最好是用货币的数量手段。就是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然后用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的措施，票据对冲，这样直接控制流动性的规模，用这个办法可能更有效。如果万不得已，我觉得也可以直接用信贷管制，但这个多少带有比较强的行政性，能不运用最好是不运用，信贷规模控制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手段，就是刚才讲的，法定准备金率也好，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也好，其他的手段。所以运用货币手段里，尽量首先避免过多的运用信贷规模管制的手段，但是不行的话，对于中国现在来讲，宁愿上这个手段，也比单方面加息更合适。从这个意义上，我主张货币政策要调整的话，从调整的从紧的手段的工具运用上更多的，我是觉得用数量手段可能会比用价格手段，在中国目前，对解决中国现在失衡的特点，可能更有针对性，这完全是讨论了。

    对另一种观点货币政策。就是说关于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有人主张不要太大，不要过猛，这个我也同意。为什么呢？就是中国的通胀膨胀，我觉得是比较长的时期的。刚才我们讲了至少一两年，今年明年，面临比较长时期的通胀压力，所以中国货币银根紧缩遏制通胀的问题，我觉得不能短期化，不能想很短的时间里，很猛的手段，就把它遏制住，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比较长时期的问题，所以我是说有一个战略的长期的反通胀的准备，避免短期采取措施过猛，要把反通胀的措施长期化，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中国目前的状况更合适一些，这是关于货币政策的第二个讨论。

    此外，关于货币政策的目标，我觉得货币政策的目标，现在我们有经济停滞，有反通胀，我觉得货币政策的目标还是首选反通胀，特别是控制资产价格的过快上升。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我觉得现在不宜放在促进增长上，在兼顾增长的同时，但是首要的目标还是反通胀，尤其是抑制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也就是泡沫化。这个东西很可怕，它不是扰乱现在的秩序，不是提高现在人们的通胀膨胀预期，更要紧的，它增大未来的发展成本。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你比如说一个地方一块土地被泡沫化，金融炒作一回，这块是一个荒地，没有任何人开发过它，但是每亩地价格炒到了二百万，击鼓传花，拿了地就给你了，大家在这儿炒，突然有一天宏观调整，资金链一断，一下叫停了，砸到谁手里了，这块地是个处女地，没人动的。但是你知道背后的交易成本极高了，最后是280万拿到手里停到了这儿了，这是一堆的窟窿，一堆法律纠纷，一堆利息费用，将来一大堆事，过了五年，这一轮过去了，新一轮发展周期来了，来了人家投资商说，这个地方挺好，又靠公路又靠铁路，又靠海，这块地很平整，我准备在这儿搞一个什么东西。来了一打听，一堆人等着你呢，终于来了，我等你五年了，我钱砸手里没处找，我就找你，当年是280万一亩，那现在把利息算算，得多少钱一亩，我把你弄住。人家也不傻，人家旁边的地没炒作，没泡沫化的，5万块钱一亩，那人家为什么不到那去，跑你这儿来。所以全世界一看，只要泡沫化的地方，它的经济发展，比别的地方至少滞后十年，甚至二十年，你看看中国，当年海南炒了一番之后，什么时候再起来的？你看北海炒了一轮之后，什么时间振作的，到现在都没有振作。

    泡沫化之后，不光是当时市场秩序混乱，资产价格泡沫，人们的通胀预期提升，引起当时的混乱，它关键它增大你未来的成本，阻断你未来的发展，提高你未来的门槛，这个是很可怕的。这个任何负责任的政府，如果当地选民选政府官员，这个政府官员肯定不敢干这个事，只有过了今天不要明天的人才干这个事的。我在这儿就把它炒作，炒完了钱拿了之后，明年谁知道谁来，爱谁谁了，只有这种超短计划，这太可怕了。所以我说中国现在的货币政策，还是以反通胀，尤其是控制泡沫为首要的目标，这是我的看法了。这个看法可能也有争议，也有不同的意见，就是讨论。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是主张中国货币政策在比较长的时间保持紧缩的态势，就是从紧的态势，为什么？

    中国货币市场的失衡和欧美国家不一样，欧美国家这次的资本市场的失衡是需求大，供给少，这是它金融企业出了问题，银行出了问题，资金链断掉了，它就收紧银根，手紧银根，它实体经济就没有钱，所以它的实体经济和它的金融企业，银行和非银行的工商企业共同的特点，在危机冲击下都缺钱，就是流动性不足。所以要求它的货币政策给钱，你注入流动性，这样来拯救金融危机。所以美国的政府财政也好，货币也好，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好，它就给你往里打钱，也就是在那个地方的失衡是货币需求大，而货币的供给不足，我们国家是什么情况，我们和他不一样的。我们这个金融危机不是从我们这儿发生的，是输入的，它首先冲击的是国际市场的定单，所以面对出口的企业，拿不到订单，它就停产甚至破产了。它停产破产没有定单它就不需要钱了，它需要钱干什么，它关起门跑了，它要资金干什么，它不需要钱。我们国有的小企业一般和国外还不一样，国外小企业就是小。我们不一样，我们这个小企业不仅小身份还不同，我们往往小企业就是民营的。中国的资本市场化的深入程度又不够，所以在资本市场化面前，民营企业怎么能够公平的，没有制度歧视的，运用中国的资本市场，这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你庞大的国有垄断的金融机构，我们的金融资源大概90%是掌握在国有银行，或者国有控股银行里面，非国有的银行的机构，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城市的一些所谓的民生行什么的这些。虽然所有权不一定是国有，但是它的控制权严格纳入到行政监管，政府监管的这套体系的。

这样的国有的监管的体系，面对中小民营企业对接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有制度障碍，况且民营中小企业自己，的确也有制度上的抵押，担保一系列这些问题等等风险。这样就使得民营中小企业，它即使有需要，它需要资金，它形不成有效需要，人家不承认，我的金融体制，货币供给部门不承认你的。

    中国的大企业有一个特点，它不光大它还有一个国有。中国特大型企业基本上是国有的。国有这几年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伴随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它主业越来越集中，央企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现在120多家央企，80%都有直接融资的通道就是上市了，它资本金有直接融资的通道比较充裕。然后国家资本金注入的力度再加大。财政不断的，国家老板给它钱，然后再加上它主业越来越清楚，竞争力提高的时候，实际上垄断的地位，在某些行业开始形成了，它有垄断利润，利润回报很丰厚。因此它自我积累能力很强，它不需要银行的钱。再加上我们国有企业有钱了，有资本金，有直接融资，有自我利润的积累，它不需要银行的钱。然后我的国有企业的创新率又低，所以它没有新产品，新投资领域发现，它拿了钱，它花不出去。拿了钱，花不出去业绝对不是好企业，一个好企业永远是缺钱的企业，面临生机勃勃的投资机会的。一个好企业永远是到期债务能及时偿还的企业，这才行。你有钱花不出去，这不是什么好事，它就存在银行。

    然后我们银行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有一道防火墙，我们银行的资金流动性很安全的同时呢，我们居民的储蓄倾向又很高。中国老百姓也没有太多的投资机会，所以拿了钱就存进去，很信任我们的银行。我看了一个数据，我们储蓄倾向占20%以上，银行的钱又出不去。所以2009和2010年的银行数据我们看到，2009年年末，我们银行的存贷差是超过19万亿的，这么大规模的存贷差。这就是形成中国货币资金市场上的失衡和欧美完全不一样了。人家是对货币的需求，对市场交易性的货币需求量很大，供给相对不足，流动性偏紧。我们是实体经济，整个的市场经济，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对交易性的货币的需求不足，小企业不要钱大企业也不要钱，我们银行有得是钱，出不去。

    所以中国实际上形成金融部门的流动性是非常的宽裕，信贷能力是非常强的，而实体经济，无论是大企业和小企业，没有有效的货币需求，所以中国的货币市场的失衡，它最大的特点，是市场当中，对交易性的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货币的供给不足，这个是和欧美的国家刚好相反。所以欧美国家现在货币政策的主流是宽松，增大流动性。中国恐怕真的是说，短期来说怎么上收流动性就是从紧，长期来说如何培育中国的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这是根本问题。而不是说简单的上收流动性，流动性过剩是相对需求不足过剩，如果你真的是对货币交易性需求增大的话，没准我们流动性还偏紧了。所以中国主要问题发生在货币需求不足，而这个货币需求不足，有体制原因，有技术创新不足的原因等等一系列，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恐怕要认真的考虑，这是第三方面的政策调整。

    第四方面就是汇率，这个我不想说太多了，因为现在关于汇率的讨论有很多很多了，也蛮敏感的。我们现在的提法是，我们是重新回到2005年至金融危机以前的轨道。2005年之前中国的汇率是采取盯住美元，引起各方面对我们的压力。因为美元在贬值，所以等于是人民币搭了美元贬值的便车，所以我们的出口，在2005年之前那几年速度非常快，平均每年都在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速度。这种失衡直接反应我们的外汇储备大幅度上升，这有很多的压力，有国际社会的压力，竞争伙伴的压力，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给我们施压，也有我们自己的压力，就是我们国内的外汇占款导致的通胀压力，我们也要控制这个东西，所以内外都有压力。

    在这种压力下，从2005年开始，我们调整了汇率的办法。我们不再单一盯住美元，我们采取盯住所谓一揽子货币，就包括美元，包括欧元，包括英镑，包括日元，包括加拿大元等等一揽子货币，这一揽子货币就有一个问题。因为当时是美元相对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货币它是在贬值，如果中国仅仅盯住美元，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话，等于人民币和世界其他国家主要货币比较，我们也在贬值。如果是一揽子货币的话，那其他的国家的主要货币相对美元在升值，那人民币盯住一揽子货币的话，就是说，既有升值的部分也有贬值的部分，综合在一起，实际上就使得中国的人民币进出了一个，比2005年之前加快升值的通道。

    所以2005年到2007年末，这几年累积下来，人民币大概升了20%多的水平，一年平均大概7%左右，6%到7%，平均。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以后，我们就重新回到了2005年之前盯住美元，因为要保护出口，争夺国际市场，所以我们又重新回到了盯住美元的立场，也就是使人民币单一盯住美元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搭美元贬值的便车，是这种情况，搞的美国人很恼火。

    从去年下半年，伴随我们择机退出等一系列的政策变化，我们汇率政策回到了危机前，所谓盯住一一般篮子货币这样的方式。回到这个方式，解读这个方式的含义不难，就是又重新回到了相对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通道。至于加快到多少现在说法很多，议论也很多，国际社会对我们有要求，国内不同部门，出口部门，非出口部门等等有要求。这个可能还要进一步看，因为我们根据2005到2007年的经验，大概一年也就是在6%，7%这个水平上。现在重新回到这个通道，按经验，如果回到这个水平，我们大概还能承受，再高是什么样还不确定，再低怎么样，也很难。

    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几个方面考虑，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除了考虑它的需求效益，它影响出口，还要考虑它的供给效益，就是进口品价格怎么样？我们可能会下降。你升值之后，出口品价格上涨，不利于出口，但是进口品价格怎么样？它会下降的，那么在中国大宗商品进口，特别石油能源依赖度比较高，进口依赖度比较大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供给效应，我们可能也要认真的注意。它带来进口品的价格下降，对我整个国民经济通胀，和国民经济成本压力的分解，这个到底起多大作用，我觉得还是要综合的看。第一不要片面化，第二不要太情绪化，如果我们讨论汇率的问题，有很大的情绪可能容易损害我们的利益，还是从科学的利益的角度出发，可能更合适一些。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大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的矛盾和处理这些结构性矛盾的要求的制度变化。我们刚才讲的总量问题是短期失衡。其实解决短期失衡就是短期政策，短期政策主要就是总量政策，所以刚才我们讨论一系列的总量的，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我们还有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从经济发展来说是结构性的，不是简单的总量失衡。你像我们现在讲的，比较突出的几个方面的结构矛盾。一个我们说，在总需求当中，我们说内需和外需的结构，看来有讨论的地方。因为我们不敢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是过于的依赖外需？因为多大程度上依赖外需就是过，多大程度上就是不过，这个我看很难说有经验或者理论的标准。但的确有一个问题，就是外需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这个要值得注意了。危机之前，我们的出口每一年大概26%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出口10个百分点的增长，大概拉动GDP是一个点，这些年的经验是这样，出口年平均增长是26%，2003年到2007年。那就是说2003年到2007年那几年我们平均每一年的经济增长率是10.6%，这个里面有2.6%是出口贡献的。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2009年全球经济负增长，中国的出口负增长17%左右，对经济增长当年的贡献是负的1.7个点。从正的到2.6到负1.7，加在一起4.3。就是由于国际市场金融危机的变化，使中国经济增长发生了4.3个百分点浮动的波动。这个影响程度还是很大的，这个我们要高度的注意。我不敢说是不是过度依赖外需。但确实你要看，中等收入陷井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国际市场波动对本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的影响太大，这个恐怕我们要确实注意，这是一个结构矛盾。

    但这个矛盾不太好办，我们刚才说为什么依赖外需程度在提高？是内需不足，为什么内需不足是创新不足，有钱投不出去，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你不得已才转到那去的，你要改变这个问题，你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得提高制度和技术创新的能力，这就不是短期的总量的政策能解决的，它一定是长期的，特别是通过制度变化来解决的，这是一个结构矛盾。

    还有一个矛盾大家讨论比较多，就是在内需内部，投资和消费结构失衡。大家都说我们的内需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还是很旺盛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投资需求每一年的，剔除价格因素，它的增长率大概平均在13.5%左右，这个水平是很高的。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差不多一倍。

    进入新世纪就更高了，2004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增加速度，从来没有低于24%的。也就是说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速度，高出了差不多十个以上的百分点。高的时候我们30%多，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增速，是非常高了。那么它对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占，挤出效益。我们也做过一些研究。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经济增长对于投资需求来说，依赖程度比较高，也有人说是过于依赖投资需求这个情况。

    统计显示是这样，如果是经济增长十个点，在国际社会通常大概是六到七个点，是消费需求的增量拉动的，三到四个点是投资。我们国家根据我们的经验，统计显示，如果是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十个点，这里反过来，六到七个点是投资需求拉动的，三到四个点是消费需求就和国际的大格局刚好形成一个颠倒，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

    当然中国这个阶段投资需求快一点，比别的时期快，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很客观，但是长时期这样，而且差距这么大，是不是一种失衡？这是要值得考虑，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方面，这是第二个方面的结构。但是这个结构你怎么弄？你说让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重视消费，遏制投资，这个东西怎么落实？我说句老实话，你得有制度保障。你说我做一个地方官员，你让我扩大内需好办，让我扩大消费，就要增加我当地市民的收入购买力。我采取了各种办法，加了物价补贴，加了工资，加了福利水平，提高了，给了你，我当地人拿了钱不一在当地消费，他拿了钱跑北京、上海，甚至出国去花。那就等于我当地地方官员扩大了半天，扩大了北京的内需，扩大消费就是这样子，而且他就是在当地消费，他不一定买你当地企业生产的产品。所以他在这儿消费，也没有带动你当地的增长，这个带动是很有限的。商业方面有活跃，别的没有带动。但是我地方政府如果扩大内需我扩大投资可不一样，我修桥铺路，我搞工厂，我招商引资，我弄一个项目落在这个地方，它的税就是我的，它的就业机会就是我的，带来的GDP的增速就是我的。所以扩大投资带来的收益是清晰的，扩大消费对当地的好处极不清楚的。你说放在任何人，你干哪个事？让你扩大内需，你说你扩大哪个？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讲这个投资消费比例，原因很多你仔细分析分析，它解决起来不是简单的政策问题，在这个制度上一定要有一系列的调整，否则的话你落实不下去，所以这又是一个结构失衡，它又要有制度的调整和变化，这是第二方面。

    第三方面我们的结构失衡，就是国民经济增长过程当中，收入分配出现了一系列结构的矛盾。我们说大格局，政府、企业、居民，居民收入增长相对慢，所以我们说，财政收入一般增长最快，这代表了政府，GDP其次，这是代表企业的活跃程度，最慢的往往是居民收入。这次我们“十二五”计划，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城乡居民收入7%，和GDP增长是同步的，“十二五”期间的GDP增长7%，这个要做到了，真的是朝着均衡状态的一种发展。我们现在这些年来，居民收入增长是比较迟缓的，所以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真正的消费主体应该是居民，而居民收入增长慢自然消费需求不足。

    我们从投入产出表中，当时有一个推算的数据。就是1998年的时候，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大概是68%左右，到2008年是58%左右，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就和劳动者的报酬比例，要素报酬的比重下降的幅度差不多十个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这就有问题了。所以当时有人说，那怎么办？劳动者收入要加怎么加，从谁加？你不能动企业的，企业要积累后劲不足，动谁的？就动政府的，动政府就有一个问题了，谁来动？政府制定政策，你让它自己动自己这个东西可能比难，而且政府现在的钱也少，特别是基层的政府财政问题也很大，困难也很多。所以这个问题的改变，实际上是政府职能要转变，你政府职能不转变的话，政府承担那么重的负担，什么事都要政府来办，它收入增长这么快，它支出增长速度比收入更快，所以它的问题更大。这涉及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相应的改革问题了，你职能不转变，相应的这个不改，你光去改比例，解决不了问题了。大家都知道是个问题，但是你要改，它要深层次的制度的创新。

    再一个分配里边，除了大格局结构失衡之外，在小的居民收入内部，本来居民收入增长就比别的主体就慢，然后居民内部我们知道，收入差别在扩大，具体扩大到什么程度我也不好说，为什么？中国的数据到底准不准？我们就看到的基尼系数应该是从1995年以后就没有什么权威的数据，官方承认的所谓的基尼系数。各个人都在做，不同的人都在做，但结果都不太一样，但是不管怎么不一样。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我们的收入差距是在扩大，而且扩大的速度还比较快。这样就有一个问题，经济高速增长，增长带来的好处，更多更快的给了收入比较高的阶层，而大多数人，作为低收入或者中低收入阶级，收入增长更慢。

    那么这样越是高收入的人，大家知道，他边际消费倾向越低，他拿了钱之后，它去买保值品，去投资，去储蓄，不去消费。那这样大量的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就从消费当中沉淀出来了，它从消费当中游离出来了，这就是消费需求导致不足。这个怎么办？这是大家现在很多人，法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大家社会普遍上下关注的问题，缩小收入差别。这个方向要明确要坚定不移的推动，但是用什么方式？这也不是简单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的。这是第三方面的，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问题，它不仅影响社会公平目标，它同时影响效益目标。它影响经济增长，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所以这个要高度注意，这是我讲的第三方面的结构矛盾。

    还有其他的结构矛盾，比如说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就是城市化，大家现在说的很多。我们城市化我看了一下，我们前年是46.6%，我们大概这几年，平均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现在我不知道2010年年底的城市化率是多少？我没有看到这个数，2009年是46.6%，如果按照这些年平均一年提高0.8个点，46.6加0.8是47.4。如果是47.4，2009年全世界发生了一件人类文明的大事情，2009年世界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乡村人口，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

    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46.6%，说明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低于世界文明的平均水平的，世界平均水平是超过了50%，在2009年，我们是低于这个水平。我看了“十二五”规划我们城市化率要达到51.5%。如果现在是47.4%，要提高四点几个百分点，这个比“十一五”规划要大，是以一年将近一个点的速度在提升。所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和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起来，城市化水平相对还是落后的。那么你说城市化，现在我们说了，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为什么消费需求不足，很重要的原因，城市化水平低，人们很多消费方式就不能展开，而且城市化水平低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城市化水平低的话，城乡差距大，这个可怕。如果城市少不要紧，城乡差距不大，到不到城没多大的意思，所以老百姓也没多少敌对的情绪，现在不仅是城市少，城市化水平低，城乡之间的差别还大，这个社会的冲突就大了。

    我算了一个帐，从农民纯收入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大概30%，3.3个农民收入水平大概相对于一个市民，平均水平。消费力大概四个多农民，因为农民的钱他还要投资，他不能完全的消费，大概四个农民的消费力相当于一个市民的消费力。所以这种情况下，城市化率又低，大部分的是农村居民，而农村居民的消费力和购买力，又严重滞后，那我们差不多13.6亿人口这样的大国，经济增长的消费动力，需求动力主要依靠是不到50%的城市居民，他的收入和消费力去拉动，而大部分居民作为农村的居民，收入增长长期的迟缓，对经济增长难以给予，和他人口比例相匹配的推动，那这是严重的发展上的扭曲。

    所以国际社会也注意到了，欧美国家有人写文章，说这次金融危机看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美国的创新引领新一轮的投资，还有中国的市场，能不能消化这些过剩产品。中国的市场主要在中国农民。他看到了中国那么多农民，大概他算了一下说7亿多农村人口，这个农村人口，如果它的消费水平有了提高，达到和它的经济发展，城市化差距缩小相匹配的阶段，形成了购买力，将把这次金融危机形成的产品过剩的产品全部消化掉了。所以这次咱们中国农民的责任突然大起来了。

    我们现在也注意到了，扩大内需，我们有一系列举措，其中很重要一个送家电下乡，送汽车下乡，启动农村需求，这都很好，我觉得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解决的方面，保证农民收入提高。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简单的送什么东西下乡，送东西下乡不难，但难的是你要回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送下去之后要不要钱，你要钱就麻烦了，他没有钱，或者说他收入增长慢。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第一提高农民的收入，这是最根本的。

    第二以什么方式提高农民的收入？以减少农民的方式提高农村收入，就是用城市化，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这样子的话，来提高他的能力，提高他的受教育的水平和就业的机会，然后提高他的人力资本的价值，这样实现他的收入。但这个都不是短期的。

    我们还可以讲很多结构矛盾，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这些结构矛盾，你看它是从深层次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增长，不解决它，中国的持续增长肯定有问题。说句老实话，中国保增长问题不大，就是增长目标，我们“十一五”规划是全面超出的，现在下一步，我们当时进入新世纪的目标是怎么定的？说2010年比公元2000翻一番，翻一倍，GDP翻一番，到2020年按不变价格，比公元2000年翻两番，就是比2010年再翻一番，比公元2000年的水平增长四倍，叫全面小康的社会。然后2030年，我们按不变价格，人均和总量GDP水平，比公元2000年增长十倍，增长十倍是个什么概念？在当代国际社会，就是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就是新型工业化国家。所以中国全面实现五化，我们按国际的标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我们大概的时间，作为新型化工业化国家，2030年。

    这五化里面，有一个可能是率先实现的，就是工业化，所以我们十七大报告里讲的，2020基本工业化，达到全面小康，2030我们大概就成为新型工业化国家，2030年以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按当年邓小平所说的，中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他是1979年说的这个话，接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第一步上世纪80年代解决温饱，第二步上世纪90年代末实现小康，第三步下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像西班牙，葡萄牙目前在世界的地位，中等发达国家，2050年。成为发达国家，要首先成为新型工业化国家，所以我们规划了2030年，它的水平就是按不变价格比公元2000年增长十倍；成为新型工业化，高收入的发展中的国家，首先要成为全面小康社会，把目前这个不均衡低水平的小康要提升，规划了2020年全面小康，这就是我们新世纪的目标。

    现在我们第一步2007年就实现了，本来2010年翻一番嘛，2007我们就超前三年翻了一番了，这一番的话，就挤出时间了，我们现在算一算，今后经济增长，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只要不低于6%，总量GDP增长只要不低于5%。我们说个大数，就是按照目前人口的增长的平均情况来看，自然增长率情况来看，人均和总量，中国经济增长这两个指标只要能达到6%的水平，我们到2020年实现我们所说的增长四倍，到2030年实现所说的增长十倍就没问题，完全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