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念过哈佛又如何，你下过乡吗？”这篇文章，对很多人的冲击力非常大，文章中说：“北大一位我很尊敬的著名教授，在各种场合作报告，都好像是开忆苦思甜会，从来不提‘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开口总要说‘兄弟我当年在陕北农村种地的时候’。文章还提到北大的发展研究院的院长周其仁教授绝少谈他出国的经历，却爱说‘兄弟我在完达山打猎的时候’，据说他每说到此，在座的女生都显出无比崇拜的表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讲堂、我们的教授们，往往开口闭口都是“兄弟我在牛津、兄弟我在哈佛的时候”，而这种情况，在最近这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

    一个观点是因为现在海归太多了，所以你从国外回来算不了什么了，而是你插过队、打过猎的这些艰苦磨练的过程更加真贵，更加与众不同。

    政界、商界、演艺界都有很多名人有过下乡的经历。拿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的成员来说，像郭树清、陈锡文、樊纲、海闻、范恒山，胡鞍钢，李晓西，刘鹤，包括我本人，都插过队，下过乡。这些下乡的经历，对他们后来的生活和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影响。那一段的经历，那一段的磨炼，那一段对中国社会底层的了解，在他们一生的事业与奋斗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然，有人会说这些是因为当时国情使然，因为那时有上山下乡运动，青年人想下去得要下，不想下也要下。但是无独有偶，来看看其他国家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是怎么做的。

    美国和平队的招募广告是标准的山姆大叔的形象，I want you(和平队需要你)。和平队是1962年由年轻的肯尼迪总统提倡组织起来的。实际上他竞选时到密歇根大学跟学生座谈，他挑战学生们：“你们是否有勇气到第三世界国家宣传美国的理念，你们是否敢到艰苦的地方去磨练自己？”他竞选总统成功后就倡议成立了和平队，以志愿者的方式，将大学毕业生送到第三世界国家当志愿者，从事支教、医疗、科技或其他方面的服务，从而帮助第三世界的发展，从中他们自己也得到了非常好的磨炼。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和平队自成立以来参与人数达20多万人，现在美国很多大公司的经理、参议员、众议员，政界、学界、很多领袖式的人物，在年轻的时候都有过参加和平队的艰苦地区锻炼的经历，包括人们熟知的第一个亚裔、第一个华人的美国部长赵小兰，她就曾经担任过美国和平队的队长。

    这一段两年左右的磨练是完全自愿的，不是像我们当年上山下乡的时候，规定大家都得去。志愿者放弃比较好的生活，愿意到第三世界去锻炼，也有和平队的志愿者在比较艰苦的环境下，献出了生命，但是更多的人仍然在坚持着，前赴后继的参加。

    如果说美国和平队是由美国政府组织的话，那么“为美国而教”则是美国民间一个公益组织，它的目标是选拔一些志愿的美国大学毕业生，送到美国贫困地区支教。该组织能够吸引很多像常青藤学校毕业生参加，有意思的是，每年吸收常青藤等名牌高校毕业生最多的，不是微软也不是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而是这个“为美国而教”的民间公益组织。这些志愿者经过培训后，被派往美国的贫困地区和其他教育落后的地区支教，而这些支教的学生在艰苦的地区经过磨练，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其中很多人已成为美国社会、企业的中坚力量。

    除了美国之外，其他的国家对他的精英也有一套非常特殊的培养方式，而这种培养方式的共同特点，就是要把他们在艰苦的地方、艰苦的环境，用一些特殊的方式，给予他们特殊的一种锻炼。

    日本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在1979年办了一个特殊学校——松下政经塾。松下政经塾在过去30的多年里只培养了213个学生，却出了2位部长、3位市长和30多位国会议员。在他开始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全社会都取笑他。“你办这个学校干什么，一年招收十几个学生能解决什么问题？”但他力排众议，斥巨资建立了松下政经塾，专门面向那些年轻而富有成长潜力的人才，学员都进行严格的筛选，录取后提供严格的训练。第一课就是扫厕所，这项活动旨在培养一种观念：即如果连厕所都扫不干净，就不可能创造一个干净的、清廉的社会。接下来学员还将面临一系列的全面能力培训和实践锻炼，其中就包括体能锻炼。

    松下政经塾没有常设的老师，课程教学不作为重点，而是鼓励学员在工厂、农田、甚至军队里进行实践教学。比如第一个学期，学员就要到政府、企业和实地考察，到军队里锻炼，到野地、渔船上实习。经过了这样的磨炼，这批学员成长为社会上出类拔萃的精英。这种精英式培养，非传统课堂式磨炼，对这些青年精英有很大的冲击，也对他们的人生发展起到了巨大帮助。

    从我国和世界范围的精英的成长道路，我们看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精英是不可能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而是要对社会有所承担，这就要求他们首先要对这个社会有所了解，怀有一种特殊的精神。

    从这种意义上说，现在的社会很缺乏这样的精神，或者说我们缺乏培养这种精神的环境。现在的学校，从小学、中学、大学，乃至整个教育制度，都是一种培养书斋里学者的方式。关于中国教育的弊病，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而且社会各界也讨论很多次，在此不再赘述。现在关键问题是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创新办法？

    我们的教育在改革，十年、二十年以后的教育模式，可能会更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但是社会等不及，或者我们个人等不及，我们不能等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的孙子享受新型教育的时候。如何在现在就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来培养当今的青年人才，我们正在尝试着一些全新的模式。

 

    我现在在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工作。友成扶贫基金会是由一批知名企业家捐助成立的一个基金会，主要目的是扶贫，而且是以人为本的扶贫。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想做一些社会创新，或者去尝试一些社会改革，其中的一个重点方向就是试行一个创新型的人才培养计划，或者说在大学这种正式的学历教育之外，我们想创造一些新的机会，小鹰计划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小鹰计划，我们想创造一种通过基层锻炼来进行自我发现，通过建立青年和基层民众之间的联系，来培养他们的公益精神，培养他们的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培养方式。

    从今年开始，我们计划招一批人（大概在50人左右），要求他们有优秀的学业成绩，有社会责任感，而且有一定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通过两个月左右的课堂集中培养，10个月左右的基层实践锻炼来培养他们，同时我们提供一批知名企业家和著名学者担当他们的导师，帮助他们不断的发展。

    我们的小鹰计划，第一个特点是基层实践。在10个月里，他们将参与国务院扶贫办、世界银行的扶贫项目。比如，世界银行给中国政府提供1亿美金的扶贫贷款，来推动社区主导型发展项目。社区主导型发展项目很有独特之处，过去扶贫模式是政府给社区一笔钱修路、建学校等。这是政府主导型的扶贫模式，而社区主导型发展项目的方法是：政府给一笔钱到村里，比如说一百万，由村民自己来决定这笔钱到底怎么用，村民自己决定是修条路，还是盖个学校，还是20%修路、30%盖学校，40%建蔬菜大棚，由村民自己讨论、集体投票，最后决定到底干什么好，然后由村民自己实施和监督项目进展。这套方式已经在一些地方做了一些实验，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比过去那种由政府直接决定的方式效果好的多。

    因此，现在准备较大规模推广这种方式，而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一些人，称之为世界银行项目协调员，去帮助村民实行社区主导的扶贫项目。项目协调员首先要向村民宣传介绍这种方式，帮助村民了解到底这个钱怎么用，帮助村民组织投票，甚至包括项目的招标、项目的建设等。学员通过一系列的宣传、组织、发动活动，来锻炼自己，我们现在学生中普遍缺乏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因此经过这样的锻炼，他们能学到很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同时他们也直接帮助了这些贫困地区的发展。

    另一部分同学，会去参与国家扶贫办的村级互助资金项目，大家可能听过小额贷款，小额贷款是由孟加拉的尤努斯教授在七十年代开始做的一个社会实验。大家知道银行都是一个嫌贫爱富的机构。银行都是为企业服务，为富人服务的，这似乎是过去几百年来天经地义的一个规律。但是尤努斯教授发明了一种新的模式，他认为银行应该去帮助贫困人来解决贫困问题。孟加拉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人均GDP现在是中国的八分之一。尤努斯教授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回到了孟加拉的一个大学任教，他看到国家这样贫困，非常痛心。有一天他下课在黄昏散步的时候，走到他学校周围的一个小村子里，看到一个老太太用竹签子编一个竹筐，他觉得非常有意思，觉得这老太太编得很好，就问这个老太太说：“你编这个竹筐能赚多少钱？”老太太说：“我编一个竹筐赚5分钱”。他就很奇怪，这么大一个竹筐，这么好的一个竹筐，怎么才卖5分钱。老太太说，这个竹筐卖1块钱，但是我只能拿5分钱，因为这个竹子竹片是别人给我的，我用他的竹片，编好了，把它送回给他，他卖1块钱，我拿5分钱。教授问她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去买这几个竹片？老太太说：我没有钱，所以我只能赚这5分钱。尤努斯教授觉得这个剥削太多了，于是说：“我借给你钱，你去买竹片，你编了，你卖，卖了以后你把钱还给我”。老太太欣然答应。教授借了几块钱给她，过了几天老太太真把钱还给他了，老太太非常高兴说，你看你借给我几块钱，我就买了竹片，自己编了竹筐卖了，现在这几块钱还给你，我还剩钱，我自己买竹片。尤努斯教授想，这么几块钱就能够解决的贫困，这是特殊情况还是一个普遍现象？他把他学生发动起来在村子里做一个调查，发现这种情况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很多人都在赚这5分钱。他从自己腰包里拿出钱，跟学生说：“你去把钱借给这些人，到时候你去把钱收回来”。最后，40几个人每个都把钱用到了实处，最后把钱都还给他了，而且这些人脱离了原来5分钱的那种贫穷状态。

    这对于一个经济学教授来说，非常受启发。这个启发就是：这么穷的人，借给他一小点钱，他就能够自我生存；假如把借贷做大了，那我们不就可以解决贫困问题了吗？他非常高兴，满怀喜悦的跑到银行去，跟银行的那些经理说：“我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实验，你们银行能不能把这个钱借给更多的老百姓？”银行经理觉得他是一个疯子，怎么可能把这些钱借给这些人，要不还怎么办？这些人有什么抵押？最后银行经理把他赶走了。教授非常不屈不挠，费了很大劲，最后还不得不走后门，找到他当中央银行行长的同学借一笔钱。然后他就开始把这个小额贷款越做越大，后来成立了自己的乡村银行，最后变成一个孟加拉最大的银行之一。 
    现在，小额贷款的方式已经推广到全世界，尤努斯教授就是把银行贷款，变成了一个能够帮助贫困人群的方式。由国务院扶贫办跟财政部联手，给中国最贫穷的一些村子每个村子15万人民币财政拨款，加上村民再拿一些钱作为种子资金。基金的50%要贷给贫困人口。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有1万1千个村子在实行这种叫做村级互助资金的项目，已经有17亿人民币的财政资金拨下去，运作好几年了。现在要把这种模式向更多的贫困村推广，而在推广的过程中，需要宣传，需要教给村民怎么样运用资金，怎么样把村民组织起来，怎么样去找出愿意借钱、能够还钱的村民，怎么样把钱收回来，怎么建立他们的帐户，怎么样来监管等等，都需要很多人去帮助。我们这另外一个班的同学，就是协助国家扶贫办的官员到基层去推动这些事情的。在这个项目中，能学会怎样组织村民，了解村民的需求，了解贫困，学会基本的金融运作，从而使自己得到一些锻炼。

    我们还有其它的一些正在设想中的项目。大家知道，中国现在有210个律师空白县。整个县里一个律师都没有。为什么没有律师？因为那些地方太穷了，律师事务所在哪里不赚钱。我们想组织与全国律师协会及国家司法部门合作组织一批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在没有进律师事务所之前，到那些地方去工作一年，提供法律帮助，进行法律宣传，而且跟大城市的律师事务所合作，帮助他们建立联系，如有案子真的需要律师帮助，他们可以派律师来提供短期志愿服务。在志愿工作的同时也锻炼学生自己。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别的设想，都是通过基层锻炼的方式进行人才培养。

    课程包括：第一部分，基础素质课。包括公益理念、中华文化的培训，如何组织群众、怎样管理，解决问题的技巧，演讲技巧，以及人际交往等课程。

    第二部分，专业课。涉及小额贷款、社区参与式的扶贫，基层法律服务等专业课程。

    导师制度   拟邀请包括李开复、徐小平及众多知名企业家或教授作为导师志愿者，给每个人配一个导师来帮助这些同学的成长。

    就业支持   友成大学（筹）将为参与小鹰计划的志愿者提供如下就业支持：学习证明及推荐信：经实践后，友成大学（筹）将提供学习证明及由导师出具的推荐信；可能的就业机会：对考核合格青年志愿者，友成大学（筹）与多家企业、机构合作签约，为学员召开专场招聘会，提供面试的机会，优先录取参与小鹰计划的学员。

    由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发起，依托友成志愿者驿站的平台，组织优秀的退休教师及教育管理工作者以志愿者的身份到贫困地区进行教育管理和教学水平的提升与帮扶的志愿者支教项目。以调动退休教师资源下乡的社会创新方法使贫困地区学校与城市共享优秀教育资源，缩短城乡差距，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2010年3月，首批加入友成南宁志愿者驿站的57名南宁市中学退休教师以志愿者身份，陆续前往巴马瑶族自治县甲篆乡中学扶贫支教。经过一年的探索，“友成常青义教” 项目基本形成可复制和推广的项目操作模式，初步显示出良好的社会效果。

友成大学（筹）准备去更多城市组织更多老师，到更多贫困地区去支教。目标是在未来的三年到五年内组织50个城市的退休教师到500个贫困地区的学校去支教。

    为了促进中国各类公益机构在灾害时形成更大的力量，共同推动公益机构参与灾害管理，同时使公益机构成为政府灾害管理工作中一支有效的补充力量，友成基金会与西南财经大学一起，共同组建友成中国灾害管理高级研修班。采用研讨、经验分享、实地考察和国际学习等方式，为中国灾害管理领域的民间公益机构的实践者、专家等提供交流和研讨的平台，探索中国公益机构参与灾害管理的有效方法和模式。

    该高级研修班一期的课程分4次进行，每次时间为3~5天。以研修为目的，采用专家分享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最终将按照分组讨论等方式产出中国灾害管理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

    社会投资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企业投资的目的是赚钱，而慈善则是无偿赠与，但是现在在实践中产生出一个不同于企业和慈善的新模式，叫企业的社会投资。友成基金会正在设计一个通过手工艺项目来帮助贫困地区的人民脱贫的项目，以本土特色手工艺为基础，再请著名设计师通过志愿服务帮助当地村民设计一些比较好的手工艺品，让当地村民做加工，然后再找一些企业以公益服务的方式把这些产品推向市场。

    尤努斯教授现在也在做社会投资。在孟加拉的贫困地区，贫困的家庭小孩根本就没有鞋穿，都光着脚，为了让贫困的小孩能够穿上鞋，他跟著名的阿迪达斯公司合作，请阿迪达斯设计一个非常便宜的塑料鞋，然后用成本价把这些鞋卖到贫困家庭。因为阿迪达斯还能收回成本并有较少的利润，所以这个不是捐献，而是社会投资的一种。这样的既能解决一些贫困问题，又能收回成本，又可以不断发展扩大的模式，就叫企业的社会投资。友成大学（筹）正在办一个这样的班，希望通过这个班把各种新的社会投资模式引入国内并推而广之。

    我曾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后来加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从事了很多重要的也很有意思的政策研究工作。很多人问，为什么我从发展很好的机构里辞职出来做公益？因为我觉得公益事业也很有趣，对我来说是更大挑战，我觉得这些事情做好了，可能比我多写一两篇学术论文更有意义，或者说这里面也有大量的政策问题需要研究。现在社会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形成了一个大产业。在西方国家，有将近10%的就业是在公益行业里面，10%是什么概念？中国现在城市的就业是3亿多人，10%就是说，在公益领域里可以有3500万人就业。西方国家的公益行业，每年为国家贡献10%的GDP，如果在我国能达到这个水平，那就是比农业还大的一个行业。实际上从事公益也是一个正式的职业，一个既能推动社会发展，又能满足自我需求，又是一种对社会的回馈方式。这很可能是中国未来发展最快的，也最有前途的一个行业，特别是很多创新的模式，在这里有可能得到发展。公益事业，公益机构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非常欢迎更多的年轻人来直接参与这样的事业，我们也非常欢迎等你们未来事业成功后再来参与这个事业。一个更大，更强的公益事业的发展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和谐，也能够使我们的社会经济能够更快发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