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和论坛共同主办，深圳报业集团及深圳商报承办的“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论坛深圳研讨会”，2月27日在深圳中华喜来登大酒店6楼会议厅举行。会议主题为“新变化新要求新期待：经济特区如何办的更好”。
论坛成员曹远征、樊纲、范恒山、海闻、李晓西、刘世锦、龙永图、王一鸣、夏斌、许善达、周其仁出席研讨会。论坛特邀专家韩文秀、马蔚华，深圳市专家代表聂新平出席会议并发言。论坛成员吴晓灵向会议提交书面发言。
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深圳市市长许勤以及深圳各区、各有关部门、各大企业负责人，驻深圳中央和当地新闻单位记者等500多人出席会议。
研讨会由深圳市副市长唐杰主持，许勤、许善达先后致开幕辞，王荣做主旨发言。与会论坛成员的发言准备充分，条理清晰，观点精辟，受到全场听众高度评价。
在深圳期间，与会部分论坛成员还应邀参观考察了深圳著名陶瓷生产企业永丰源集团、深圳迅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并在会议结束当天晚上到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与师生进行了座谈。
以下为研讨会纪要。
王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建设科学发展新特区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朋友：
首先，对“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论坛深圳经济特区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下面，我作为论坛的东道主，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建设科学发展新特区”作一个发言。
一、 率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深圳经济特区新的历史使命
30年来，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解放思想，敢闯敢试，成功“杀出一条血路”，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我们党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意图。我们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试验场”作用；在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发挥了重要的探索开拓作用；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辐射带动作用；在实践“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促进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并保持繁荣稳定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30年弹指一挥间，特区人敢闯敢试敢探索的惊人壮举，谱写了改革开放的壮丽篇章。与此同时，我们也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创造了城市迅速崛起的奇迹，创造了社会快速进步的奇迹，创造了“两个文明”共同发展的奇迹。30年来，深圳GDP年均递增25.5％，去年的经济总量达到了9510.9亿元，已经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大城市。去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22万元，居内地各大城市首位。今年，我们还将举办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30年来，我们培育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深圳精神”，等等，说明深圳不仅为全国改革开放探路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自身发展方面也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绩。
经过30年的发展，深圳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社会全面进入转型发展阶段，既面临自主创新能力加速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兴起、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的战略机遇，又面临多种矛盾交织、两难问题增多的复杂局面，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人口承载已近极限，土地资源、环境容量等刚性约束日益增强，外部竞争日趋激烈，社会建设和管理相对滞后，制约科学发展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经济特区不仅应该继续办下去，而且应该办得更好”，要求我们“努力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这是党中央赋予经济特区新的历史使命，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深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和思路
根据“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深圳经济总量的目标为1.5万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9万元，总体上与香港、新加坡目前的水平进一步靠近。我们把“十二五”时期定为深圳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也是自主创新的提升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期、社会发展的加速期和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在这一目标下，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地位，基本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民生幸福城市、国家低碳生态示范城市，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和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
一是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转型发展。目前深圳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50％，高新技术、金融、物流、文化等四大支柱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60％，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崛起。但在“十二五”期间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间内，深圳特区将长期实行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并行发展的格局，培育发展互联网、新能源、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提高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大力发展创新金融、现代物流、文化创意等生产性服务业，构建以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与此同时更加注重培育区域性的国际消费中心。
二是加快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推动创新发展。深圳不仅经济总量大、速度发展快，我们还很自豪地希望大家了解，深圳是一个在全国更加具有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区域创新型城市，或者说能够在国家走在前列的具有示范性代表性的自主创新能力极强的城市。这也是我们在今后新的发展时期，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在实现科学发展的目标以及提升城市国际竞争能力上最为重要的基础。2010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3.64％，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７年居国内大中城市首位；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超过9件，在全国遥遥领先。我们要着力集聚创新资源，大力提升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争取重大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突破，率先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努力打造国家创新中心，争做核心技术创新的“国家队”。
三是加快建设民生幸福城市，推动和谐发展。相对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城市、移民城市、年轻城市，深圳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应该说问题多多。今后我们将针对目前社会建设和管理相对滞后的局面，更加突出以人为本、和谐共享，更加重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和民生福利水平。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们去年就在全国相对较早地对社会建设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部署，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加快社会建设的决定，试图进一步使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齐头并进，建设民生幸福城市。
四是加快特区一体化进程，推动协调发展。推动特区一体化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契机和战略举措。以政策法规、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城市管理、环境保护和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彻底消除“二元结构”，全面提高原特区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把一体化作为深圳下一步重要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潜力，统筹推动各区及功能区高水平开发、组团式发展，构建世界上独特的新型城市格局，创造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发展新模式；以前海开发为重点进一步深化深港合作，以推进深莞惠一体化为重点全面提高区域合作水平。
五是加快“两型社会”建设，推动低碳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深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我们将高度重视新时期人口战略研究，力求实现人口、资源、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均衡发展。
六是要大力推进综合配套改革，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改革是深圳经济特区的永恒主题。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转型的根本动力。我们将全面推进综合配套改革，始终坚持“四个先行先试”：对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先行先试；对符合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符合我国未来发展方向，需要试点探索的制度设计先行先试；对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对全国具有重大示范带动作用的体制创新先行先试；对国家加强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的重要事项先行先试，率先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三、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几点思考
一是转型与发展的关系问题。转型是发展的必然要求，不转型，发展就会重量轻质、不可持续；发展是转型的基本前提，不发展，转型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充分认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对原有发展方式的创新、丰富和提升。后发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可以借助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城市化的驱动力，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但从长期看，经济发展必须考虑自身资源、能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约束，寻求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和均衡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现在仍然需要强调，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我们不能离开发展，不能轻易放弃已形成的发展优势，更要力求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求发展。
二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关系问题。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容易造成社会的非均衡发展，出现公共服务滞后和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造成社会财富与社会矛盾同步积累。现在人们更加关注民生幸福，关注机会不均、收入悬殊、贪污腐化等问题。我们要像抓经济建设那样抓社会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共同推进人类文明进步。首先，成果分享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经济发展了就要增加社会福利供给，让全体居民切实分享改革发展红利，最大限度地提高福利水平，着力避免“增长性贫困”和“拉美化”后果。但是，社会发展成果分享机制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逾越发展阶段，与已进入后工业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盲目攀比，提出过高的社会福利期望。其次，成果分享机制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分享机制的建立，不能妨碍正常的市场竞争，要鼓励人们更多创造社会财富，鼓励通过劳动享有更好的生活，促进包容性增长。正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所说，要“在效率当中加入一点人性，在公平当中加入一点理性”。
三是高成本与竞争力的关系问题。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国际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素成本。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国际竞争力更多取决于劳动力素质、技术创新、金融服务和基础设施、政府管理效率等因素。深圳已经更早进入高成本时代，高成本并不可怕，世界一流城市大多都是高成本。我们既要防止要素成本过快上升，更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创造新的竞争优势。今后深圳要以一流的法治环境、一流的政府服务、一流的薪酬福利水平、一流的生活居住环境，吸纳一流的企业、一流的人才，使深圳成为高端人才创新创业创优的天堂。
四是改革的胆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新的深刻革命，必须向改革要动力要资源要空间。改革开放初期，要打破旧的条条框框，就需要敢闯敢试敢探索。现阶段，法制进一步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改革需要坚持法治化方向，更加注重“顶层设计”、统筹规划、整体推进，不仅要有敢闯敢试的改革胆识，更要有推进改革的智慧和理性，善闯善试。新的发展时期，深圳要继续高举改革旗帜，让改革成为深圳特区的精神特质，成为深圳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显著特征。要主动思考改革、支持改革，让改革的成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让改革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福利的改善。只有在改革上不断有新举措、新突破、新成效，才能进一步凸显经济特区的价值，才能在科学发展中续写特区辉煌。
中国经济50人论坛荟萃了我国重要的经济学家和国家智囊，为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我真诚地希望各位领导、各位专家，继续为深圳改革发展提出更多的真知灼见。
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樊纲：深圳经济特区30年发展的思考
我们认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具有9个方面的特点：1、全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地；2、具有较大的经济规模和较强的经济实力；3、具有综合的产业结构；4、全国重要的娱乐消费中心；5、具有完备的现代化大都市的功能；6、具有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的功能；7、全国重要的金融中心；8、全国性的文化、技术创新中心；9、全国重要的国际化城市。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说深圳已经是一个经济中心城市，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继续保持和发展这样的经济中心城市，怎么样真正成为一个国际性现代化的经济中心城市。
一、深圳要有管理3000万活动人口的规划
中心城市的第一个特点：人口聚集与活动的中心。这就涉及到城市这个概念，城市不是一群楼房，不是一批建筑，不是一块地方，城市是一群人，是人的聚集构成了城市。因此我们必须以人为本，各个方面都从人的角度来思考。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提出了关于人口聚集的问题。研究世界大都市，经济中心城市一般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在全国总人口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二，每平方公里就业密度高于人口密度，就是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当中的比重和居住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这是两个概念。三，活动人口数量大于居住人口数量。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出活动人口数量，他不一定居住在这个城市，但是到这个城市来工作，不一定居住在这个城市，但是到这个城市来消费。具有这三大特点的人口聚集就可以说是一个中心城市。从美国和日本十大都市区的人口情况来看，纽约占全国人口的6.2%，最少的波士顿也占全国的1.2%。日本的神户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1%。韩国首尔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日本东京的活动人口和居住人口差别非常大，白天的人口是1500万，夜间人口是1200万。
这就是居住人口和活动人口的差别。中心城市就是有这样的吸引力，能够把人口吸过来。相比之下，中国的大都市人口聚集度仍然太低，上海和北京超过1%，其他地区都没有超过1%，而深圳的常住人口比重在全国来讲应该说还不是特别大。
这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心城市的特点。但是中国还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的人口特别多，另外是中国的沿海地区特别少。中国是在世界上所有大的内陆国家中唯一一个只有很短一块沿海地区的国家，我们有大的纵深的内陆。在经济现代化发展和收入的增长上，沿海地区承担着更重大的历史使命。因为历史上所有发达国家发展起来之后，80%的人口最终都聚集到沿海地区，这是经济地理学可以论证的。
而我们没有这么多沿海，又有这么多人口，一方面说明我们的中部地区需要发展，需要通过交通设施等等发展中部，把一部分人口留在中部一些交通相对便利的地方。但是毕竟沿海地区交通成本比较低，有利于发展产业，特别是将来资源多数都是从海外运进来的情况下，有港口、能够利用国际资源的地区，天生具有成本的优势，企业会更多地聚集在这些地方，就业会更多地在这些地方创造。城市的发展是以就业为基础及以产业为基础，有就业才有人群，有产业才有税收。所以即使内陆一些城市有大的发展，但是中国的城市化将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中国的人口将会主要的集中在沿海地区。反过来说沿海地区有着承载更多人口的使命。而我们有些沿海地区还没有充分发展，北部湾等等，中央也在高度重视，要把它利用好、发展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我个人作为经济学者的角度来讲，我更希望沿海地区的小城市能够长成大城市，大城市能够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这样的话，我们中国的很多问题就能够很好的解决，包括我讲的很多产业可能会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就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深圳市要有一种规划理念，就是几十年后我们要管理的活动人口将达到3000万，至少要有这样的规划理念，才是中心城市。你要成为中心，就需要有人活动。刚才王荣书记讲的深莞惠的融合，都跟这些有关系。深圳2009年的常住人口是900万，占全国人口总量的0.67%，2009年服务管理人口是1400万，占全国人口总量的1.09%，未来30年，如果达到服务3000万，占全国人口总量将达到2%左右，这在国际上，按照中心城市来讲，也不算太高的比例。当然我们中国的人口特别多，东京都市圈的人口总量是2300多万，占日本人口总数的26%。当然我们不希望深圳达到那样的水平。
二、关于城市规划与发展的九点结论
第一，必须是一个紧凑型的城市，向土地的效率要承载力。我非常同意刚才王书记讲的，很多地方讲的根本问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就是这么多人，我们必须提高地理空间的利用效率来创造新的空间。我们还有这么多人没进城，城市化刚刚走了一半，只能从提高密度，提高单位土地的住房供给和服务供给，用更高的密度和容积率才能承载，用更高的资源效率才能承载更多的发展。这也有很多的其他方面，包括我们怎么跟环境更好的协调发展，怎么利用好环境，怎么跟自然有机结合的问题。更重要的，这个问题涉及到社会政策，就是是否吸纳更多的人成为城市人口的问题。这当中特别重要的就是王荣书记刚才讲的，我们只有200多万户籍人口，一共有800多万的常住人口，还有几百万的流动人口，如何实现常住人口的市民化是下一阶段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而这些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本身也是经济问题。
现在全国还有40%的劳动力是农民，可是我们这两年出现了民工荒，劳动成本大幅上涨。有的专家在研究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说 这不是人口红利的问题，为什么突然民工荒了？按照工业化一般的进程，农业劳动力到10%的时候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有40%的农民，怎么就出现了民工荒了？仔细研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过去只让农民来打工，不让农民住下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一大批农民30岁以后回去了，过早地退出了劳动力供给，结果就出现了民工荒悖论，一方面大量的农民还在农村，另外，城市里没有老农民工。
这件事很重要，以前上海的老工人，他有熟练劳动技能，现在一代一代的都是新的，因为老的住不下，过早地撤出了劳动力供给。岁数比较大的农民回去了，半大的孩子慢慢地出来了。全国农民市民化将是一个趋势，中央政府会积极推动这件事情，我认为地方政府要加大这方面的实验。我建议要打破过去户籍制度的概念，刚才王书记说我们的户籍人口是很幸福的，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户籍贵族”，他们享受的公共服务是很高水平的。而按照现在的“户籍贵族”的办法来实行市民化太慢了，有限的财力要让一个一个的农民工都有了城市户籍，给他提供那么高的福利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建议加强常住人口的概念，采用双轨制，户籍继续供给，但是新的财力集中到新的常住人口上，首先提供基本保障，然后逐步扩大、逐步增加。我们不希望他一步走到户籍贵族的水平，但应使他慢慢觉得这个城市是他的城市，可以有一些公共服务品能够提供给他们，这样使他们在城市里一代一代的住下来。现在北京也在天天讨论这些问题，最近已经开了两次会，研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中国还有一个特殊陷阱，就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结果导致现在的民工荒悖论，劳动力成本过早提高，这也加剧了中等收入陷阱。另一个是加大对劳动力资源的培训，创造出大量的灰领阶层。再一个是打破行政区隔，打造深莞惠都市区。这是第一个方面，讲得比较多一点，但是争议也可能比较大一点。
第二，中心城市一定是经济大市。一定在全国的经济总量上占有一定的比重。世界上的各大城市GDP都占有很大的比重，而深圳未来10年要想占有很大的比重，必须要继续保持高速的增长。
从全国来看，按照建成区的GDP来看，应该说深圳的产出并不高，就像刚才王荣书记说的，它还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建成区每平方公里GDP的贡献，深圳是10，上海是17，天津是11，建成区的GDP的比重还具有重大的潜力。深圳单位建设用地产出仅为新加坡的20%，仅为香港的5.5%。
承载力是效率概念，你有多高的效率，就有多高的承载力。承载力概念不是约束概念，是效率概念。我们七大中心城市GDP的比较，深圳2009年是2.45%，低于北京、上海、广州，当然比苏州、天津稍微高一点。要想保持全国2.45%的经济份额，我们得有10%左右的增长，当然现在全国的增长速度下调了，这也就是说深圳还要增长得更快一点。因此，要大力提出效率，进一步提升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的水平，改善市场环境，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全力发展各种产业，加大融资渠道的改革，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
第三，要想成为中心城市，需要有一个综合性产业结构。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我们觉得需要一个综合性产业结构。既要有强大的服务业，也要有强大的制造业。我非常同意刚才王荣书记所讲的，我们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要齐头发展。在我看来，中国的多数城市在下一阶段不仅要有高端制造业，甚至还要有一些低端制造业。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高端要素，就很难比较高端制造，你能发展什么产业不是由你决定的，而是由你的要素结构决定的。你有什么样的教育，有什么样的基础设施，有什么样的体制，有什么样的融资机制等等，这是决定你有没有高端产业、高端创新的因素。
深圳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产业结构的变化，在现代服务业越来越占主体的同时，第二产业要长期保持30%左右。东京除了现代服务业发达之外，仍然是重要的工业城市。大家都认为新加坡是服务中心，但是新加坡的第二产业始终占GDP的30%左右，这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样才能使经济保持长期的活力。
第四，中心城市一定要是消费中心。应该提供更多的良好的娱乐、购物、消费、旅游的吸引力，承担更多的消费功能，国际经验表明，娱乐消费中心是经济中心城市一个基本的功能构成。你是消费中心了，不仅白天有吸引力，晚上也有吸引力。很多年前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广东的早茶对广东人多么重要，一个重要的现象是美国的华人星期天驱车两三个小时到波士顿排队吃一顿早茶，驱车两三个小时到这里来，你这里就是中心城市，一大批人到这里来消费，这个城市才叫中心城市。要发展各种文化娱乐的途径，专场文艺演出，城市休闲产业和健康的夜间经济的最佳路径。要构建适宜演艺人员和演艺项目发展的环境。
第五，中心城市一定是功能健全、系统管理的城市。城市因为是人的集中地，因此要有一系列的城市功能，要在公共品的供给上，功能齐全，具有系统性的有效管理。其中之一是怎么建立便捷的交通，大的城市一定有大的公共交通系统。我相信现在人们对城市的很多抱怨，很多东西是对供给、缺乏效率的一种批评，这是中国的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
第六，中心城市一定是国家级的交通枢纽。深圳已经有了良好的条件，有海港、空港，将来还有高铁，要发展与香港的对接，共建国际航运中心。加快建设城际接驳的枢纽中心，如何推进深莞惠的城际交通一体化。
第七，中心城市一定是一个金融中心。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需要多个中心，深圳有资本市场，创业板也在这里，都有很好的条件成为中国的财富管理中心。
第八，中心城市一定是创新的城市。深圳要在这里率先探索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的结合，成为一个创意的城市。国际经验也表明，创新中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科技创新中心（专利型），一种是文化艺术创新中心（版权型）。新的文化产业正在成为城市发展新的动力和新的方向。这方面也是人的问题，能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和天才，而吸引人才和天才，不是你一开始就知道他能不能做出创新，北京现在是创意中心，因为北京有一大群北漂在艰苦的挣扎着，可是没有这个艰苦的挣扎，没有一大群北漂在那里漂着，出不来好东西，只有严酷的竞争环境才能出创意。为什么纽约、洛杉矶、伦敦多少人在那里漂着，多少人在那里苦苦挣扎着，才能出新东西，所以在这方面要有社会政策，你是不是鼓励更多的人到这里来漂，而不是选几个人才，要能选到的人才，他就不是天才，他需要一种环境，所以这也是一种社会政策，他不是你能选定的。
第九，中心城市一定是国际交往的汇聚地。一定是更加开放的多元文化的城市，深圳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比邻香港，香港本身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够真正和世界对接，真正能够具有国际的吸引力，才能说是一个中心城市。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深圳要持续的、更好的保持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和影响力，如果不在上述9个方面继续努力，将来就可能失去这个地位。
刘世锦：深圳的产业结构优化与自我创新
一、“十二五”对深圳是难得的二次机遇
首先要注意“十二五”的历史背景。“十二五”规划和前几个规划有什么区别？我认为相当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有可能会碰到高增长的边界。
过去30年我们每年将近10%的高速增长，现在要触到这个边界了，增长速度要下一个不大不小的台阶。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同志也在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研究发展前景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结论，以日本、韩国、德国等战后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参照，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当人均GDP达到11000万国际元的时候，增长速度一般是下降30%左右。从中国来讲，2010年我们的这个国际元已经将近8000，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增长速度，大概3—5年就会到1.1万国际元的水平，所以我们就会进入增长速度下降的时间窗口，具体哪一年还不好说，但是以2015年为中心点的话，前、后两年都有可能，大体上是“十二五”和“十三五”相交的时间可能性比较大，上升速度由前些年的10%左右降到7%左右，甚至其有可能更低一点。当然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我们都有预测，但是在什么时点发生，需要特别引起我们的关注。再一个是增长速度降低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想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的挑战，第一个是如何防范和化解高增长时期形成的，在低增长时期就会显露的矛盾和风险。比如说我们的经济是速度效益型的经济，有些人说能不能速度低一点，效益好一点，其实正好相反，中国的经济一般是速度高一点，效益就好一点，速度一旦下来，效益就会下降。我们的企业不会在低速度下盈利，应该说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当金融危机波及来的时候，GDP降到6%的时候，企业的效益大幅下滑，财政收入也出了问题。如果几年以后，我们的增长速度不是两个季度，而是持续的降到了7%左右。
增长速度降低将会遇到什么问题？会遇到两大方面的挑战：
第一，挑战是如何防范和化解高增长时期形成或隐藏的，到增长下降后会显露的矛盾和风险。比如，速度效益型经济中企业盈利水平进而财政收入等大幅下降；资产估值因高增长预期改变而使资产价格或泡沫破裂；长期贷款项目到期后的风险外露，等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潜在增长率下降后，还想通过刺激性政策维持以往的高速度，将会加大经济泡沫。日本就有这方面的前车之鉴。
第二，挑战是如何形成以创新驱动力为特征的新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这更是一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实际上，应对增长速度下降而引起的两个挑战，将会使中国的发展方式或增长模式转型实质性发生。只有当高增长无法维持时，“转方式”才会面对无法回避的现实压力，否则仍然会停留在口头上。可以说，高增长结束是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
在这个过程中，深圳扮演着什么角色？深圳在全国深很有名气的，靠的是开放，开放带动了改革。为什么深圳能够知名呢？我想是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一个是政治条件，邓小平同志在这个地方画了一个圈，再一个是地缘优势，咱们对面是香港，香港比我们的发展水平高，开放了以后，有一些新的东西进来。深圳30年前的开放，我觉得天时、地利非常重要，所以成就了深圳，开放了以后有一个新的体制基础，然后高速增长了30年。基础是那时候打下的。
30年以后，这种模式就要走到头了，因为高速增长期结束了，要有一个新的模式，这个新的模式就是要转型了，我们现在讲的创新转型。如果我们讲转型的条件，我觉得深圳现在与全国各地相比较，条件是最好的，包括我们的产业条件、技术条件，特别是我们的体制条件。如果说中国面临着第二次转型的大机遇，对深圳来讲，应该说这个机遇特别重要。如果说30年前深圳有这么一次大的机遇，促成了这30年神奇的发展，30年后的今天，深圳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大的机遇，抓好的这个机遇，深圳完全可以再创辉煌。
二、在转型升级中深圳如何定位
应该说深圳现在还是有相当大的选择的空间，可做的事情比较多。但是我觉得也有相当多的发展中的诱惑，你如果定位，定不定得准，定位以后能不能保持得下去，都相当的重要。从目前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过程来讲，呈现出三个重要的特点，第一，是区域分工越来越专业化，过去全国20多个省市在生产彩电，现在基本上集中到珠三角了，这是产业的变化。第二，是从长期来讲，中国一定有一批产业一定能具有国际的竞争力，但是产业的数量不会太多，更不可能是全部产业。第三，是需要向产业的中高端攀升。从这几个特点来讲，我认为深圳未来的产业结构应该是在为数不多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中处在高端的环节。
究竟是哪些产业？如果说我们有一些选择性的话，首先要有勇气避开一些诱惑，比如如何看待深圳金融业的发展，深圳的金融业已经有了相当好的基础和相当强的优势，我们也不怀疑今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比如我们转型升级的主要目标、主要定位，要考虑我们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特别是和上海金融中心相比较。再有一方面，这样是不是充分地利用了，还是浪费了深圳已经有的转型升级的资源。
我觉得深圳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核心的部分应该是这样的定位：第一，还是实体经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一点更加的明确。第二，是高技术的产业，包括我们现在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三，是前沿创新产业。我讲的前沿创新不是跟随创新，以前我们都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这些年我们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在一些领域里已经有可能和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甚至趋于领先，但是总体上我们还是比较落后的，不过距离在缩短。第四，由于全球化的推进和深圳高度的开放性，深圳如果有这样的定位，它的影响力必定是世界级的。
所以，深圳产业的核心部分，应该是世界级高技术产业的前沿创新中心。将来我们即使有很大的发展，制造业还是要占很高的比重，但是中国一定有一个地方要搞高技术、要前沿的创新，这个地方就是深圳。从这个角度来讲，主要是要形成两个方面的优势。一个是有一批处在行业领先位置的创新型大企业，另外需要有更多的活跃的中小企业。从国际经验来看，大企业的创新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自身形成的创新体系，比如说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和朗讯公司等，它自己有相当长历史的成系统的创新体系。再一种是这些年发展很快的，就是一个大公司有一个很好的技术架构，主要是购买、吸收小企业的创新成果，像美国的思科公司就是这样一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创新机制在深圳现在都出现了。另外，深圳的小企业一定要重视，深圳很有名的是山寨企业，山寨企业的反应非常快，模仿能力非常强，其实很多是创新，问题是把这种低端的创新怎么变成高端的创新，这是一个优势。
还有一个优势，是如何把前沿性的创新成果和珠三角地区世界级的加工制造体系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优势。供应链优势在珠三角非常明显，下一步把研发的成果和制造业的优势结合起来，我觉得深圳在这方面具有很好的优势。
深圳经常和香港、广州比，和香港比，我们是有金融，但是并不一定致力于非要成为和谁竞争的金融中心，你也可以和广州比，我相信深圳一定是中心城市，但是你有没有可能超过广州？而且广州和深圳未来一定是形成大的都市圈。但是深圳一定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深圳的金融、物流和现代服务业一定有大的发展，深圳必定是一个吸引力很强的大都市，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服从或者服务于一个更高的核心目的，就是前面讲的，我们是一个世界级的高技术产业的前沿创新中心。就是我要搞现代服务业，我要搞现代制造业，但是有一个重点，重点在现代制造也的高端，而且是前沿创新，服务业是为制造业服务的。在目前珠三角这样一个大的城市带里，深圳能不能引领一个产业？比如说深圳的金融肯定会有大的发展，但是为这个核心服务，是不是将来能够更多的发展一些创投进入？城市化也会有很大的发展，你是不是能为高技术人才提供最好的发展环境？
如果这样的定位有一个比喻的话，我认为深圳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硅谷”。中国硅谷这个比喻在中国不下几十个，但是我认为深圳应该成为真正的“中国硅谷”。中国这些年企业发展很快，在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的身影越来越多，这是好事，但是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些企业，有时候也很难高兴起来，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规模相当大，比如说我们5个行业，把全国的企业变成一个企业，规模能小吗？更多的是行业垄断和占有资源而形成的大企业。中国最需要的企业是制造业的企业，是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的，在制造业高端的一些世界级的大企业，这种企业现在还太少了。中国将来需要的是在世界500强中有这样的企业。眼下的中国城市，能够成为金融中心和区域中心的城市不少，但有条件像深圳这样定位的城市确实不少。
这是一个很高的定位，深圳应该有眼界和魄力，也是立足于深圳现有与将来的潜力。一旦确定，一定要坚持，不能轻言放弃。坚持5年、10年、20年，深圳一定会有一批世界级的创新、世界级的产品和世界级的企业。
三，深圳如何保持和争创自己的优势
首先是要守住优势。这里说的优势包括产业和技术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体制上的优势。为什么提守住优势呢？因为现在要守住很不容易，因为你的诱惑很多，压力很大，很容易守不住。比如和金融和产业来讲，现在房地产的诱惑很大，有些企业进入了房地产以后像吃了鸦片一样，根本不愿意搞制造业了。还有一些企业热衷于搞资本运作，搞了一轮赚了钱，就对搞实业不感兴趣。如果是个别的企业还罢了，如果相当的企业有这样的想法就很危险了。如果这个地方曾经有过产业竞争力的话，这样做了以后竞争力一定是会下降的。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一些地方，过去的制造业是相当不错的，现在已经出现了人才、资金外流，出现了空心化的趋势。
而且最近几年吸引央企落户是一大热点。央企有他的优势，但是我们要转型升级，央企的这些资源到底有多少有利于转型升级呢？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我觉得央企在这个方面是它的弱项，它的优势不多，但是问题不少。
深圳最大的优势是体制上的优势。深圳有了一大批名牌的企业，深圳还有一些名气不是很大，实际上创新力还是很强的企业，这些企业以前都是别的地方的，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了，并且创业成功了？是因为有一个好的体制，这不仅仅是一些规章制度、做事的方式，更重要的还是文化和理念，我觉得这是深圳最大的资本。现在有一个词叫“社会资本”，我认为这是深圳最大的“社会资本”，一定要把它守住。对创新来讲，我觉得深圳应保持两条体制优势：一条是要有民营的大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军。最近我们也在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发现一个规律，拉美和苏东的一些国家，到了四五千美元以后，跌入了收入陷阱，排在前十名的大企业，要么是外资企业，要么是国有企业。日、韩、德国这些追赶型成功的国家，他们排在前面的企业基本上是民营大企业。深圳之所以这几年贡献了一批好的企业，关键还是有好的企业的基础，有一批民营的大企业。像华为就是创新的典型，我经常说华为是不错的，出在了深圳，但是可惜的是这种企业太少了。如果中国每一个行业都有一到两个华为，中国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中国的创新一定是在世界上都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要保持充分而公平的竞争环境，民营大企业为主的创新体制，在一个公平而充分的竞争环境中，是深圳转型升级的两个基础。这两条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非常难，所以我想深圳一定要守住这两条。
再一个方面是我们要创造新的优势，过去30年我们改革开放重点是推动初级生产要素市场化，也就是解放初级生产要素。下一步我们要转型升级，需要进一步解放中高级生产要素。这里面包括科技、教育、金融、医疗、科技、卫生、文化等等领域，我们的目的是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进一步激发人们的创造性。
这里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是我强调一下大学教育改革的问题。
中国现在大学教育的主要问题是行政化和官僚化，学术主导、同行评价的机制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没有世界水平的大学教育，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想建立创新型的国家或者创新型的社会是不大可能的，而且深圳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高技术产业前沿创新中心也是很难有希望的。
那么怎么突破？我觉得还得靠开放。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实际上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开放出新东西。深圳在大学教育改革方面，应该说已经有了一些条件，也进行过一些探索，另外也有这个责任。比如说前段时间南方科大的事情，教育部也支持他的改革。
我想提一个具体的建议，能否搞一个大学教育的特区。可以请国际上一流的大学到深圳来合作办学。国际一流大学是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应该说香港的大学在短期之内已经达到了亚洲大学领先的水平，深圳应该有赶超的机会。现在条件好一点的孩子，大量的跑到欧美国家留学，能不能发展一些好的大学把他们留在中国学习？这件事情如果有突破的话，既是深圳自身发展的需要，对全国也将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范恒山：“十二五”规划与全国区域经济新格局
在座的很多深圳的朋友和领导都知道，我对深圳充满感情。作为经济理论的研究者，曾经写过一些关于深圳的文章。作为实际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无论是原来从事改革工作，还是现在从事地区经济工作，都跟深圳密切相关。对深圳的发展和改革也提出过一些见解。今天（2月27日）的《深圳商报》，我专门针对深圳的发展也谈到了一些意见，所以我今天发言的题目就不过多讲深圳，但是这个题目会跟深圳密切相关。
一、“十一五”规划中区域发展成亮点
就过去五年来说，区域发展是“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亮点，相应指导区域发展的区域政策成为了国家政策中最重要、最具影响的政策之一。其原因主要有：第一，它对国家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的作用。第二，它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成了名副其实的“一把手工程”。社会、媒体对区域发展的关注，没有哪个时期像过去五年那样给予这么多的关注。这些区域政策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普通的老百姓。
在过去的五年，我们着眼于缩小地区差异，通过区域规划和区域文件作为载体表现的国家政策，影响到经济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过去五年来，我们的区域文件是沿着三个角度，或者沿着三条线索来研究制定和编制的。
第一个线索，规划本着促进重点地区的开发和加快发展。这里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继续推动条件较好的区域进一步加快开放，使它成为改革的试验田、发展的排头兵和新的经济增长极。目前国家已经推出了《长三角的指导意见》，制定了《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制定了《黄三角的发展规划》，制定了天津滨海新区开发的意见，制定了北部湾发展的规划，制定了鄱阳湖经济区的固化，制定辽宁沿海、江苏沿海的规划等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着眼于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特别是加快贫困地区发展。因此，国家陆续出台了支持新疆的文件、支持西藏的文件、支持广西的文件、支持宁夏的文件、支持青海等藏区的文件等。
第二条线索，基于落实国家重大的改革和发展的战略。这些年围绕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国家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比如说统筹城乡的战略，比如说推进产业承接转移的战略，比如说建设两型社会的战略。这些战略提出来以后怎么落实，就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所以围绕这些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战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重要规划和区域的文件。比如说围绕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我们出台了长株潭的两型社会建设的实验区，武汉城市圈的实验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黄三角的高效生态经济区等等这样一些规划和实验区。为了推进产业的承接与转移，我们推出了皖江城市带产业转移示范区，为了解决城乡统筹，我们推出了成渝统筹城乡改革实验区等等。
第三条线索，是基于深化区域合作和对外开放。这里有很多亮点。比如我们深化对外的开放，泛北部湾机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深化对东盟的开放。接着，图们江区域开发合作规划纲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向东北亚开放。当时制定的时候，可以说环境并不好，六方机制限于困顿，朝鲜宣布退出图们江合作机制，但是我们觉得要未雨绸缪。现在这个规划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朝鲜拿出几个地方来搞特区，跟中国合作，其中就体现了这么一些规划的想法。再比如说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指导性文件和正在审核中的海峡西岸经济区规划，是基于对台的开放合作，加强同台湾的经贸合作和交流。这个文件制定的时候环境也是不太好，但是后来形势发生变化，这个文件起了重要的作用，现在各个方面的活动陆续、深入的展开。围绕这些东西，我们还制定了推动区域合作和深化对外开放的规划文件。
正是基于这三条线索，这五年来，国家出台了一大批的区域规划和规划文件，这些都承载着国家的区域政策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实践证明，这些规划和文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可以点出四五点，但是我就说两点：
第一，它改变了中国区域增长的格局。过去东部地区发展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慢，而且越来越慢。所以到了“八五”期间，区域差距拉得很大。“九五”期间开始，国家开始着眼于缩小区域差距。但是毕竟区域差别还是比较大，所以为了提高它的针对性，从而增强它的有效性，我们就开始一个一个的细化，这个政策和其他的政策配套起作用，效果非常好。从2007年开始，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东部。2008年到去年连续三年，东部、中部、东北的经济增长速度全面超过东部。当然这不等于东部发展差了，而是说东部的重点放到了调结构、转方式上。但是对于区域发展来讲，这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如果没有速度上的改变，谈不上其他方面的改变。要谈质量、谈效益、谈公共服务均等化都无从谈起，所以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
第二，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推动了全国一大批经济增长极、经济增长带、经济增长点的形成。这些经济增长极、经济增长带、经济增长点成为了支撑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支撑。国家布局的这些地方，它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都普遍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比如说我们刚刚布局的皖江城市带产业转型示范区，原来在中部地区基本是垫底的，但这两年发展很快，其中很多指标超过了湖南、湖北。这个战略起了重要的作用。去年1月12日，国务院批准皖江城市带产业转型示范区规划。去年11个月的时间，就凝聚了资金5000亿。再比如天津滨海，小平同志在特区题词“特区是大有希望的，路子是对的”。在天津给开发区题词，叫做“开发区是大有希望的”，所以当时从这个角度说天津发展滨海新区还是不错的。但是多少年来，天津滨海新区发展可以说是不温不火，总是没有人们预想的高潮。2006年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意见”。从这以后，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一跃千里，连续到今年，经济增长速度全国第一。它有两个标志性的变化，第一，原来对于浦东来讲，它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现在超过了浦东，第二，原来天津滨海新区在天津的产值比重很小，现在达到了54%。再举个例子，北部湾2008年开始布局，国家出台了一个战略规划，那个地方就风生水起。20年前以北海开始形成了泡沫经济，后来一蹶不振，现在北部湾布局了一大批产业、项目，发展非常迅速。
正是因为这些新的增长极，推动了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我们能够那么顺利地摆脱国际金融危机，能够使我们的曲折变得小一点，跟这些地方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经过过去5年，区域经济版图日趋清晰，沿海与内地竞相奋进、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基本上形成。
二、“十二五”期间重点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尽管说“十一五”时期区域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有很多亮点，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仍然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而区域发展不平衡又是这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发展怎么不平衡？我这里给大家举几个数据。就能看到我们今天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还是非常严重。首先是速度上，增长格局发生了变化，但是实质性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相对差距有所缩小，绝对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以广东为例，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也很突出。
珠三角是三个地带。广州、深圳算一个地带，中山、东莞算一个地带，肇庆又算一个地带，这三个地带差别就很大。可以说，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基本就是全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这里有最富裕的地区，也有最贫困的地区。所以就从一个地区来看，不平衡的状况也很严重。从全国来讲，相对差距在减少，绝对差距在扩大。把它放大到另外一端，就是在贫困地区，这个状况也是惊人的。我们的贫困标准不断在提高，现在的标准是1196元，这是很低的标准，现在我们正在考虑按照国际标准来算，平均每天1.25美元。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算，意味着中国现在还有1.7—1.8亿的贫困人口。而且1.25美元也就是一天不到8元人民币。从另外更深一个层次看，一些特殊困难地区可以说是相当贫困。像新疆的南疆等西部连片的贫困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1/4，相当于西部平均水平的40%。正是因为如此，“十二五”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非常之重。因此，“十二五”时期，中央也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行了战略部署。这个部署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要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非常难的，不仅在全国难，就在深圳做到也挺难。
上次深圳的同志要我谈一谈对深圳的意见，我提出要从“深圳速度”转成“深圳标准”。要着眼于“四个化”——国际化、均等化、立体化、规范化，这都是有内涵的。围绕贯彻中央提出的关于总体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部署，我们要做一系列的工作，核心就是围绕贯彻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的战略来做文章。
最近媒体经常问我，中央文件中提出促进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与主体功能区战略是什么关系？说实话，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请大家注意，中央文件在措词的时候还是有讲究的，他提区域发展是提总体战略，提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是讲战略。
首先说说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认为，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是基于自然、地理、发展阶段、经济基础等基本国情考量的，是一个关于促进区域发展的总体纲领和宏观指向。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基于不同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前景考量的，是关于促进区域发展的操作思路和具体的举措。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是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方向，而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实现途径。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实现区域间的合理分工，不断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和国土的空间布局，也只有这样才能从各个地区的实际出发，制定有区别的政策措施，加快缩小地区差别，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这是我的看法，准不准供大家讨论。
围绕落实这句话及它提出的基本方向，我们下一步想抓这么几个事：
第一，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方面做三项工作：一是促进重点地区加快发展。这里还是要抓两头的思路，一个是继续培养一些新的增长点，把这些富有潜力和活力的增长点搞得越多越好。这些地方发展了，全国的经济也就发展了。所以最近还要出台一系列文件，而且从大的板块来讲，国家分别制定了相关的文件，比如说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文件已经出台了，下一个10年西部大开发的文件已经出来了，现在正在制定规划。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也已经制定了，正在付诸实施。这些大的框架已经有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进一步根据这些地区各个地方的需要，进一步细化我们的区域政策。最近我们将推出河北沿海发展的战略，把沿海布局中最后一个板块补齐。还要推出首都经济圈的发展战略，我们用的规范的提法是“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现在大家知道首都自我感觉良好的指数最高，但是幸福指数不一定最高，塞车塞得一塌糊涂，人口拥挤得一塌糊涂。所以领导同志们要求我们研究首都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仅从技术层面考虑问题恐怕不能治本，需要研究区域发展的战略。如果不京津冀一体化考虑，要解决首都的问题很难。
刚才樊纲讲到首都有一部分的创新来自于北漂。我很赞同。这些人没有生存的空间，要想有生存的空间，就需要靠自己的才华和创新能量，搞一些新的东西，逐渐的就搞出名堂了，这就成了创新点。如果大家都住得好，穿得好，天天去遛鸟，那能遛出什么高水平来？所以有一个结论可以过于极端，但是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创新都是来自饥寒交迫的人群。
第二，着眼于改革怎么继续往前试，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科学发展观怎么实现？科学发展怎么做示范？从这些角度来培育一些新的试验地区。我们在寻找一些试验田。我们最近推出了三个特区中的特区的实验地带。
第一个是珠海的横琴岛，106平方公里的地方，实际可利用面积40平方公里，但是它承载的使命很高，它承载着跟澳门合作先行先试的重要功能，很多重要的体制和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试验都要放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是深圳的前海。前海15平方公里的地方，我们不希望你是提供基地的，我们希望你提供试验田。我昨天看到《深圳商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叫做“不要把前海搞成房地产开发”，我特别赞成。我跟前海管理局的郑局长说，前海就是要提供标准，提供水平。提供跟香港合作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水平，它应该成为世界上现代服务业发展最好的地方。而围绕这个试验，它有大量的体制机制的创新，它不是一般地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提供若干的GDP，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达不到我们试验的要求。
第三个是我们正在谋划福建的平潭岛，面积接近400平方公里，由若干个小岛组成，它是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我们着眼于两岸合作来对这个地方进行试验。这些都是我们新形势下的重大举措。一方面是培养经济增长极，另一方面是为改革和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先行先试。所以我们一是还要推进重点地区的发展，二是还要推进贫困地区的发展，国家正在制定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攻坚计划，把贫困地区工作的着眼点从一个一个县解决到一个一个片，连片的解决，不把这个短板补齐，谈何现代化。
逐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仅是我们说的水、电、气、教育、卫生等等，比如说深圳1000多万人，户籍人口才200多万，今后你的社会保险能不能是200多万人跟1000多万人都是一样的水平？你不能搞区别对待，但是要全部包起来，我受不受得了，怎么解决？这就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除了这些，公共服务均等化涵盖的内容很多，比如说财政、金融政策能不能对所有的单位？这又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这里面重要的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权力能否公平，发展机会能否公平。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公共服务均等化，那就是更大的问题。我们希望深圳能够走在前面，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我们今后的工作要落到这个上面，把是否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衡量一个区域是否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
第三，是深化区域合作和对外开放。在这里我们要提升沿海开放的水平，加大沿边开放的力度，我们要构造一个个内陆开放的平台。我们在内陆推出了很多综合的保税区就是要构建一个个内陆开放的窗口和平台。最近我们推出了重庆的两江新区，其中一个定位就是它成为内陆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平台，我们还要推出几个重要的新区，把武汉、西安、成都、重庆这些地方都打造成内陆开放的高地。
此外，还有落实主体功能区的规划。主体功能区的规划是一个重要规划，它是优化配置国土空间的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大举措。国务院已经批准实施，但是这里面有难度，它跟地方的配合密切相关，需要解决一些涉及地方利益的很多问题，包括配套的政策。其中涉及到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税收政策、人口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等一些问题。所以主体功能区的实施是一个重点，但是难度很大。我们也希望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做出表率。
三、深圳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深圳的发展是全国区域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关于深圳的发展间接的和直接的出台了很多重大的举措。刚才讲到珠三角地区的改革发展规划，对深圳提出的标准、要求也挺高，我们对深圳提出了“四市”的要求——深圳除了要继续发挥经济特区的窗口试验田和示范作用之外，还要建成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和国际化城市。
国际化是一个从里到外的概念，不仅仅是有几栋建筑，建筑上搞几行英文。小到路牌，大到城市的理念和精神风貌，都应该是国际化的，是国际先进水平。
另一方面面对“你追我赶、你争我夺”的区域竞争者，深圳面临着很多制约，也面临着很多压力。这对深圳来讲，既有动力又有压力，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深圳现在GDP排全国前列。不过，天津、重庆、苏州等等其他城市都赶上来了，我看深圳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对深圳的建议就是这么两条：
第一，按照国家的要求，充分发挥深圳的比较优势，抓住关键环节。这个关键环节包括很多方面，自主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优化、公共服务、体制创新等等。使深圳在科学发展方面做示范，在体制创新方面做试验，走在前面。
第二，建议深圳从自己的客观条件出发，“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善于借势，要善于合作，利用区域合作借市场、借资源、借土地，拓展发展空间、增加增加总量、提升经济质量。深圳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就在这么一个小地方，你想什么都搞，而且想都把它做强做大是不可能的，要善于利用区域的合作发展，把深圳做强做大。
马蔚华：“十二五”期间深圳金融业的创新突破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应邀参加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论坛深圳经济特区研讨会”，与各位共同探讨深圳特区未来发展大计。借此机会，我想就深圳金融业如何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实现创新突破谈些看法，与大家交流。我的基本观点是：深圳金融业未来创新突破的根本动力在于切实携手香港，全面深入推进两地金融合作；努力方向在于着力打造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财富管理中心和科技金融中心；基本保障在于千方百计吸引各类优秀金融人才，以及切实发挥前海开发区先行先试的功能。
深圳金融业在过去30年取得了可喜成就，未来再创辉煌的根本动力在于深港金融合作的全面、深入推进。
如果说深圳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那么深圳金融业的创新发展就是这幅画卷上十分亮丽的一抹色彩。改革开放以来，深圳金融业从零起步、从无到有、由弱渐强，凭着一股特区“拓荒牛”精神，逐步崛起壮大，为促进特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圳目前已发展成为辐射内地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区域、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金融产业集聚地。初步形成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组成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而且是全国最大的私募基金管理中心和闻名全国的“风险投资之都”，深圳本地上市公司已有近两百家、市值逾万亿。证券公司家数居全国之首，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基金规模、净值和创投机构占全国的比重均约为三分之一，银行业营业网点超过1300家；深圳金融业整体实力不断增强，目前总资产达3.7万亿元，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位居全国第三；深圳金融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在去年伦敦金融城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深圳排名位居我国境内城市第二，仅次于上海。总之，经过30年艰苦努力，深圳金融业已形成了自身的竞争优势。
在为深圳金融业3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在全方位开放的环境下，各地金融发展政策、监管制度、金融机构、业务产品趋同的特征日益凸现，深圳作为特区在金融方面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逐渐减弱；与此同时，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等国内诸多城市纷纷实施金融先行发展战略，加大金融产业发展扶持力度，采取种种举措极力抢夺机构、人才、资金、技术等各种金融资源，深圳金融业发展面临着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和不断加大的压力挑战。
面对上述形势，深圳金融业“十二五”期间要取得突破性发展，根本动力在于深入推进深港金融合作进程。众所周知，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的政策及体制优势正在逐步淡化，但毗邻香港这一特有的区位优势却永远不会丧失。深港之间地相邻、人相近、习相通，两地协同互补的特征十分明显。深圳可充分依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和地位，主动接受香港金融辐射，深化与香港的金融交流合作，进而促进自身金融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应该说，近年来，随着CEPA框架的推出和落实，深港金融业合作已初见成效，两地在金融机构互设、业务经营渗透、支付结算联通、金融市场衔接、两种货币流通和金融监管合作等各个方面均取得积极进展。然而，从全球金融一体化视角看，就深港合作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而言，直至目前，深港金融合作还只停留在一般层次，两地经营层面的合作规模还偏小，资本市场融合度还偏低，两地互补的潜能远未充分发挥。需要指出的是，香港和深圳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金融体系，两种货币、两种监管制度，加之内地金融资本项目管制还没有完全放开，人民币尚不能完全自由兑换，以及两地法律环境、金融基础设施、总部经济集聚等还存在很大差异，两地金融合作的空间十分广阔。深圳金融业未来创新发展的突破口，也就在于更加充分地借助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区域优势，谋划建设深港金融圈，切实推动两地在人民币跨境业务、信贷、证券、保险等多领域紧密合作，形成更具全球竞争力的金融合作区。
深入推进深港金融合作、实现深圳金融业创新突破的努力方向，是着力打造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财富管理中心和科技金融中心。
一、携手香港打造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
近年来，内地与香港经贸往来频繁，加上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规模已达每年1000余万人次，相当数量人民币在港流通。目前全国跨境收支总额中约30%、其中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量中约80%是通过香港来完成的，香港地区的人民币存款余额现已达到约3150亿元，比2009年底的600亿元增长了超过四倍。预计伴随未来内地与香港更趋紧密的经贸合作，今后五年内香港人民币存量将跃升至20000亿元。这一逐渐形成并快速发展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将为深圳金融业创新发展提供良好机遇和广阔空间。“十二五”规划期间，深圳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香港携手共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
为此，可在以下方面做出积极探索：一是建立规范有效的境外人民币投资回流渠道。顺应人民币国际化加快推进的历史趋势，研究确定深港人民币FDI（外商直接投资）投资目录，开辟“绿色通道”，加快立项审批，允许境外投资者在备案后直接汇入人民币投资于深圳实体经济；出台更具可操作性的政策指引，允许并鼓励香港发行的人民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于深圳的创新型科技企业；加快对香港金融机构投资于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审批速度，鼓励深圳企业和金融机构在香港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逐步放开境外人民币持有者以小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形式投资于深圳的股票等有价证券市场；鼓励本地金融机构积极探索非居民人民币业务，通过NRA（境内银行为境外机构开立境内外汇账户）账户为境外机构提供投资理财、货币购售、信贷融资等金融服务。
二是加快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及构建形成合理有效的产品定价机制。引导深港两地金融机构合作推出以人民币计价或交割的各种创新性金融产品。积极参与并支持香港交易所在香港股票二级市场上实行港币与人民币的双币种报价，允许投资者自由选择币种进行交易和交割；争取国家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深圳金融机构进入香港人民币银行间拆借市场，引导形成合理的香港人民币Hibor（香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曲线；鼓励本地金融机构参与香港同业间的无本金交割NDF交易市场，推动深港银行同业间建立包括人民币DF、NDF、掉期以及结构性衍生品等在内的交易市场，并在市场条件成熟时联合建立深港联动的离岸人民币远期汇率交易中心，通过本地金融机构的价格传导来影响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汇率定价。
三是提供完善高效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支持服务。推动深港两地财税、海关、征信、电子票据等信息系统全方位对接，逐步实现两地银行支付系统、外币清算系统、债券回购系统联网，为人民币跨境结算及融资提供支持；可通过设立临时性、有定额管控的人民币资金池等多种措施，为若暂时出现流动性不足的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提供必要的人民币拆借及购售服务，以维护其平稳正常运行。
二、着力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财富管理中心
近年来，直接融资的快速发展使得资本性脱媒愈演愈烈，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技术性脱媒渐行渐近，银行作为社会融资中介和支付中介的地位面临严峻挑战。而另一方面，随着现代消费者群体的不断壮大、居民财富的日益集中、老龄化社会的加速来临，特别是居民消费革命的悄然掀起，个人理财、财富管理、私人银行、消费信贷等需求以超出预料的速度增长，银行作为社会财富管理中介的职能日益凸现。对深圳而言，银行业发展财富管理服务具备诸多内在优势，打造财富管理中心具备诸多有利条件：一是居民财富不断增多。目前深圳人均GDP已接近1.3万美元，人均收入接近3万元人民币，超过中上等国家收入水平标准，位居国内城市榜首；据调查，深圳拥有50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高净值客户就有6万人。二是市场需求日益旺盛。CTR市场研究公司曾对中国城市居民金融理财需求进行追踪研究，范围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八大城市，完成样本量2407个。结果显示，相较京沪等其他七大城市，深圳居民理财意识更强、财富配置更广、要求的理财产品种类更多，理财需求更为旺盛、迫切。三是金融机构种类齐全。深圳目前拥有3家商业银行总部、19家证券公司总部、10家保险公司总部、11家期货公司总部和全国数量最多的基金公司总部，外资金融机构也有约50家，为财富管理中心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组织载体。四是地缘优势相当明显。深圳毗邻香港，可借助CEPA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有利条件，紧抓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的历史性机遇，积极拓展区域外的财富资源，利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优化资产配置。深圳完全可以借助上述优势，大力吸引珠三角地区、全国及包括香港在内的境外众多的高净值客户，努力促进私人银行业务发展，建设全国领先的财富管理中心，打造成为瑞士的苏黎世。更重要的是，将深圳打造成为财富管理中心，有助于形成并发挥人才、信息、资金的集聚效应，进而进一步增强金融业的竞争优势，以及巩固深圳的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地位。
深圳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财富管理中心，需要在市场建设、机构发展、产品创新和市场培育等方面做出不懈努力。市场建设方面，深圳应致力于加强中小企业板、创业板、柜台交易市场、衍生品市场以及另类投资市场的建设，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将深交所打造为中国的纳斯达克，与主板优势较为突出的香港证券交易所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借鉴香港经验，建立起横跨基金专户理财、券商集合理财、信托计划、保险收益产品、银行理财的统一信息平台；加强两地交易所的互联互通，积极探索深港两地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双重挂牌，促进两地公司相互上市，实现投资者的跨境交易、跨境互换和联网交易，并允许两地银行机构相互代销各种证券产品。机构发展方面，深圳可在自身权限范围内出台相关政策，吸引境内外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财富管理机构、私人银行机构入驻，加快发展信用评级、保险精算等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并鼓励设立第三方独立理财机构。产品创新方面，支持鼓励金融机构设计开发多样化的金融投资产品和资产证券化产品，产品标的可由目前较为常见的债券、股票、原油、农产品、黄金等，扩展至红酒、艺术品、奢侈品、房地产信托，以及碳金融、水指数、气候基金等国际新型理财产品；同时鼓励扶持大力拓展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业务，争取在香港金融市场上开展更大规模、更广领域、更多品种的金融投资。市场培育方面，借鉴香港经验加强监管，增强产品设计和销售环节的透明度；加强投资者理财教育工作，充分调动各相关部门和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采取形式多样、科学有效的举措，建立长期稳定的教育培训机制，把投资者理财教育活动不断引向深入。
三、努力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科技金融中心
作为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深圳是闻名全国的科技之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多年来始终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2000年至2009年间，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增加值、出口额年复合增长率分别高达25.9%、32.7%、26.3%，对GDP的贡献由2000年的22.7%上升到2009年的32.5%，成为深圳第一支柱产业。2010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其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比超过60%，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深圳的最大特色。“十二五”规划期间，深圳要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进一步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在促进技术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的积极作用，巩固“科技之都”的创新优势。为此，要更加充分地发挥金融业推动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一是借鉴美国硅谷银行经验，探索开展高新技术企业风险信贷。硅谷银行是硅谷金融集团的核心子公司，它通过与专业私募股权基金和硅谷金融集团下的硅谷基金、硅谷咨询等其他子公司合作，为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寻找合适的风险投资家和天使投资人；一旦企业得到投资，硅谷银行就会通过税款返还担保、股票股权抵押、保单抵押、债券抵押、应收货款抵押、知识产权质押等多种形式，为企业提供配套贷款，并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特别是财务与资金管理等方面提供专业指导。此外，硅谷银行还会通过签订债转股协议的方式，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将银行贷款转化为股份，并且可以上市。自1983年成立以来，硅谷银行先后为5000余家高科技中小企业提供了近30余亿美元的贷款，硅谷70%以上的高科技中小企业都曾获得它的支持；与此同时，硅谷银行自身也取得了快速成长，最近5年间，硅谷银行营业净收入年均增长率接近80%，而坏账率一直保持在0.4%左右。深圳可借鉴硅谷银行模式，探索设立专业化的中小企业发展银行或科技银行，特别是允许银行在一定条件下将债权转变为企业股权，积极鼓励开展风险信贷。二是大力发展另类投资市场。国际经验表明，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和天使投资等另类投资，是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深圳的另类投资发展目前在国内名列前茅，但与国际先进城市相比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建议可借鉴香港做法，按照统一交易标准、简化交易环节、规范交易收费的原则，探索建立一体化的另类投资二级市场；扩大政府创投引导基金规模，有效引导传统商业性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产业基金投资；同时构建并完善另类投资的配套服务体系，促进各类评估、保险、托管、投资顾问等中介机构的发展。此外，政府应进一步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贷款贴息、设立科技贷款担保基金等方式，促进银行机构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实现深圳金融业未来创新突破的基本保障，在于千方百计吸引各类优秀金融人才，以及切实发挥前海开发区先行先试的功能。
毋庸置疑，深圳要成功打造人民币离岸中心、财富管理中心、科技金融中心，关键在人才。令人担忧的是，相对于北京、上海等城市而言，近年来深圳的城市环境、优惠政策、生活成本等方面的优势已不复存在，加之教育、医疗资源长期匮乏，对于人才的吸引力不断趋于弱化，部分金融机构和高端金融人才北飞东走的现象尤为突出，由此对深圳金融业的发展后劲构成了严重影响。改革发展过程中遭遇一定的挫折在所难免，重要的是要在挫折中坚守信念，敢于创新、勇于开拓并善于去化解难题。深圳30年的创业历程已经无数次地证明，凭借特区人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无畏气概和英勇魄力，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深圳人、吓不到深圳人。我们坚信，只要坚持按照市场化的机制运作，充分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深圳必将重现特区成立初期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种百万有为青年“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纷纷投身于特区建设、激情燃烧的火红景象，再造一个新的全球金融精英汇集深圳追逐实现创业梦想和自身价值的华尔街财富天堂。为此，深圳应进一步解放思想，舍得花大本钱，谋划制定更具竞争力的金融人才战略，千方百计吸引各类优秀金融人才：一是完善薪酬激励制度，对于成长性强、发展潜力较大的金融机构，可以支持其通过实施高级人才持股、股票期权及员工持股计划等激励手段，构建长期激励机制。二是实施个税优惠政策，对金融机构优秀人才按其上年所缴税额的一定比例以补贴形式返还个人，对企业年金缴费免除个人所得税，对以股权或期权形式给予金融机构高管的奖励予以适当减征。三是落实住房优惠政策，将《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住房解决办法》覆盖到所有金融企业，同时适当提高金融机构高管人员的住房补贴标准。此外，在金融从业人员落户、家属随迁、子女入托入学，以及外籍专家多次往返签证等方面提供最大便利，以解除金融人才的后顾之忧。
实现深圳金融业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深港金融合作，打造人民币离岸金融、财富管理与科技金融中心，需要突破诸多禁区，在金融体制、机制、管理、组织、功能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和试水，这就赋予了备受世人瞩目的前海开发区特殊的历史使命和功能。深圳应立意高远、开阔视野，用好用足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着力把前海开发区这一国务院批复的“特区中的特区”建设成为国家金融创新和深港金融合作的试验示范窗口，先行先试各类金融改革创新项目。特别是那些符合市场运行规律、顺应国际金融业发展趋势且较为成熟的，而由于现行体制制约难以落地实施的各项金融改革举措，都可以选择放在前海进行先期大胆试验。就现阶段的情况而言，可以着重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移植运用香港的各种制度体系，在法律诉讼、交易仲裁、市场监管等领域全面实行符合国际惯例的制度规范，采用“深圳土地、香港制度”的建设模式，让海内外投资者放心前来投资与从事各种经贸活动；在条件成熟时，甚至可以借鉴“横琴模式”，争取由全国人大授权香港管辖前海的部分或者全部区域。
二是实施最大幅度的税收减免优惠。税收优惠既是开曼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快速崛起的利器，也是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初期实现资金、人才快速积聚的重要经验。前海应比照香港税制，对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等予以大幅度减免，引导银行、证券、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总部在前海注册或运营，吸引各类高层次金融人才来前海创业。
三是创新金融组织体系，前海未来将寸土寸金，不能简单、盲目引进金融外包中心等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低端金融服务组织，更不宜沿袭传统金融监管体系简单设立“一行三会”机构，而应着重吸引包括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保险精算等现代高端金融服务机构入驻，鼓励发展货币经纪、互保、自保、融资租赁、汽车金融、消费金融、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加快发展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服务中介机构。
四是加快推动与香港货币、资本、外汇、衍生品等各类金融市场的全面对接。允许香港各类金融产品全面引进前海；充分发挥深圳、香港在全球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优势与作用，在前海与香港共建航运金融交易所，积极发展供应链金融；将新建成的亚洲碳排放权交易所迁入前海，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个国内各省际间统一的碳交易市场，进而与香港合作创新推出碳掉期、碳证券、碳期货、碳期权、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逐步吸引全球范围内的碳交易在前海进行。
周其仁：未来30年的中国改革
深圳是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城市。深圳一开始就是为了全国，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现在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深圳今天已经成为国内很大的城市、很大的经济体，它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它未来的发展一定包含着自己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全国要解决的问题，希望深圳探索。我今天主要就深圳在未来能够承担哪些全局性的工作谈一点看法。
现在国内都在讨论“十二五”规划，也在谈论未来30年发展。未来30年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民富国强”，这是一个长久的发展战略。
为什么民富国强呢？我的理解是，民是国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很多人把国看成政府，这是错误的，国应该包含领土、人民和典章制度。中国人民要组织起来，就要有文化、语言、历史、国体、政体、经济制度等等，所以国家的完整概念是江山社稷和人民。人民不富，这个国家是空的。所以我们讨论今天中国的国富论，不仅仅是政府的事，它是整个国民财富的增长。所以“十二五”建议中，民富国强是可以重点关注的。因此未来30年的体制改革，就是要把妨碍民富国强的体制逐步消除。因为讲30年的事情只能讲得很抽象。比较具体的讲，大概有五个方面跟民富国强的体制紧密相关，也希望深圳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继续探索。
一、保护个人权利推动深圳创新
我们老讲创新，这都是结果，非常重要的是普通人有法律保障的最大限度的自由，这个自由就是以不侵犯他人作为边界。这个话很好讲，做起来非常难。一个社会总有各种各样的规范，我们总要做实验，哪些“不行”是真正对民富国强不行的，而有很多“不行”是短暂的、临时的，是个别利益集团的要求。这个只能在深圳做示范，我们希望深圳能够成为普通人拥有法律保障最大的城市，这才是创新的源泉。
我最早受到启发是参观纽约交易所，那时交易所墙上有一句话“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就是保护了所有股东的利益”，这句话非常重要。普通人的权利一旦得到了保护，所有人的权利一定都得到了保护，这是一个地方持续发展的关键，而倒过来就不一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几个中国留学生请一个研究国际经济学的专家谈谈世界上几个国家，他说的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美国为什么厉害？美国和欧洲的区别在于，欧洲排在最前面的公司很早就有了，一直是那几个。而美国排在最前面的公司，常常不到20年的历史，这就是差别，这就是美国为什么强大的原因。不断的有后浪推前浪，这跟美国的体制中“民有、民治、民享”是有关系的。普通人可以做梦，可以试、可以闯，不要看今天饥寒交迫，但是他有这个梦可以做。他这段话是告诉我们怎么看经济，看哪个地方不断后浪推前浪。我们这里有任正非、王石、马蔚华，但是后面还有马化腾，我们希望后面还有人出来。
反过来看香港，它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但是从30年来看，就只有李嘉诚，后面新的在哪里？从30年长远来看，这个宝一定要押在能够冒出新人的地方。而这个新人的机制就是给普通人最大的法律保护。你只要不妨碍他人，可以百无禁忌的想，做事情有最大的动力。
我们现在有很多阻力。比如说北京买一个车要摇号，买一个房子还要出具5年的纳税证明，什么东西都要批，这种地方成为创新领先的可能性到底是高还是低？我的看法是很低的。所以，深圳一定要尽可能在保障普通人最大限度的权利方面，要在全国做得最好，这样才能吸引天下有想法的人、愿意冒险的人到这里来试。重要的不在于他今天是什么情况，重要的在于有一个可能性。
现在全国都在讨论美国的情况，美国现在露出了很多疲态，特别是美元的霸权地位经过了一次危机有了很大的疲软。但是在微观上，我们还要认真的掂量一下美国，危机时期还能让大家排队买美国货。我认为很多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深圳可以想、可以做，这样的话，对全国的影响力会非常大。
二、城市管理应实现“立体化”
深圳今天有条件来进行一个国际的大都会城市的探索。工业、商业和农业不一样，农业文明是光合作用，每一块地都要种上庄稼才有财富，工业和商业就是分布很不平衡的，它会集聚到某些点上，会形成密度非常高的经济体。我去年12月份去日本开会受到很大触动，因为日本经济低靡，不像中国到处是工地。会议结束之后，直升机把我们拉到东京的上空看看，我们发现日本是有工地的，他们的工地在楼顶上。他们现在形成新的城市理念，是用高速电梯把人分段，住在80层以上，80层以下上班，再往下就是消费的地方，在一栋里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生活问题，这就是他们把功能区立体的解决。
中国的平地资源跟美国不能比，人口密度又这么大，可是我们整个主导思想还是反密集，还是想回到农业文明时代，想把哪一块都养好，这是不行的。现在最大的挑战是能否管得住这种高密度，东京大都市圈是1.6万平方米，跟北京差不多，但是它差不多是日本1/3的GDP，3300万人口活跃在这个区域，总的来说还非常有秩序，我觉得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挑战。日本的规划专家讲了一个思想也很有意思，日本国内原来发展不平衡，引起了政治上很大的问题，所以日本开始设计政策，让资源离开东京，在全国范围平均发展。这个政策实施了30年，最后失败了。问题是无论你设什么坎，人家还是往东京来。最后他们的思想转变，就是让东京集聚，产生巨大的财富流，然后再分配，平均的分配到每个地方，这些方式值得我们中国学习。
中国现在还是农业文明的管理方式。我上次与黄华华省长讨论时表示，一定要借鉴美国经验，把大城市和国土管理区分开，美国很多城市行政等级比县还小。比如芝加哥、洛杉矶都比县小，但是城市管理的密度和能量是另外一个体系。中国现在管农业的平面管理模式，可能很大程度上会妨碍中国的发展。
三、深圳应加大开放力度
中国的经济要把很多发达国家逼死，低端的全部由我们造，然后我们天天喊升级。低端到高端都由我们造，那他们只好全关门了，全世界贸易没有这种格局的。所以我赞成出口不能够丧失，因为你有比较优势，但是倒过来你可以大跨度的鼓励进口，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国际商品比国内便宜了。比如这么多人蜂拥到香港买奶粉，这么多人在网上代购，所有出国的空姐、出国的人士都有一张清单是要帮别人买东西，这表明今天扩大进口可以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福利，而中国今天的体制还是限制进口。我们现在已经好几万亿的外汇储备，都成了一个负担，赚钱有什么意思？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产生能换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扩大进口这是民富国强的事。
所以在这一点上，深圳应该率先把关于进口的交易、税收、服务放宽。我前两天在深圳访问了一达通，他们是专门帮中小企业做进关服务。我听他们说这里的潜力非常大。我们要让进出口都方便，交易费用都降低。
四、借助知识生产提升生产力
现在人口成本上升比较快，应对的办法就是提高生产力，这就有如何开发民智的问题。深圳已经有这个苗头了，准备建立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部也支持，这是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道理就在于今后的知识怎么生产，谁也不知道，知识生产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将来知识怎么结合起来，怎么传播还不知道。
五、变“速度深圳”为“质量深圳”
如何从“速度深圳”转变成“质量深圳”。我们现在讲高科技，讲产业升级，好像科技含量高就是升级，也不一定，普通商品也得做好。
我们现在缺乏这种精神。当年日本货在世界上也是叫人看不起，后来对全民进行了高质量文化的传播，后来变成了精益制造的基地。我们现在在这方面非常糟，总量看是世界第二，但是里面的质量没有好好的推究。为什么那么多人跑到境外买奶粉？我们很多技术含量不高的商品无法保证做到高质量。
我非常希望深圳通过体制、法律、道德、行业自律形成一个高质量的文化，不管科技含量高还是低，包括服务，端每碗茶、端每碗饭的态度，这其实是民富国强中非常重要的，因为老百姓不是靠你统计的GDP衡量他的生活，他是非常具体的生活。所以深圳要成为中国好质量商品、好质量服务的代名词，以此来吸引全国的资源向这里集中。
王一鸣：东盟自贸区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参加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论坛深圳经济特区研讨会，我想就深圳建设全国经济中心城市谈几点认识。
一、国际金融危机重塑我国城市发展格局
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不仅全球的经济格局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也在发生变化。从全球来看，各个城市之间发展也是非常不平衡的，比如新加坡，从去年的指标来看就非常高，同样是一个外向型很高的地区。我们深圳也像新加坡一样是外向度很高的城市，同样也有一部分的制造业，它的发展态势和很多城市都是不一样的。
现在最流行的一本书是《世界是平的》，但是我个人的理解，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从世界竞争的角度来看，世界永远不可能是平的。如果你不中心化，你就被边缘化，这是空间格局竞争中必然的趋势。
我们看一下全国的区域格局变化，它的基本态势，还是要素和资源在空间上集中化的状态，这种集中大概有几个方向：
第一，尽管现在沿海的产业向内地转移的规模在扩大，但是要素向沿海集中的态势还没有根本改变。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的区域差异性，从城市的密度来看，可以看得出它的基本的态势，深圳处在南边，也是一个比较密集的区域，比较黑的色块都是要素和资源相对集聚的地方。
第二，向大都市圈集中，这个态势也没有改变。从这两年的城市格局来看，我们的相对份额是提高的，特别是有些大都市和中小城市比，大都市圈的成长性比中小城市更快。
第三，向城市群集中。这个图显示珠三角这个板块，它实际上有两大都市圈，一个是广州，一个是深圳，当然南边还有香港。深圳的战略定位选择要考虑广州和香港，就是跟它错位发展。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规模化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要素的市场建设，它都大大缩短了城市间地理的距离，也缩短了市场的距离。现在高铁、城市轻轨的建设对城市间格局的影响会很大，我认为随着高铁的建设，内陆的一些中心城市的地位会凸显出来，因为它到沿海的空间距离发生了变化。在微观形态上，在一个城市内部，它的基本特征也是集中，向产业链上下游集中。
二、深圳为什么要转变
我们提出了深圳速度向深圳质量的转变，深圳要转变发展方式。我认为深圳过去30年特殊的优势，包括比邻香港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体制优势在相对减弱，而深圳已经步入了而立之年。我认为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我们要始终保持活力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深圳向什么方向转变？深圳在改革开放初期跟香港是前店后厂的关系，主要是加工贸易。现在从产业层面来看，要向研发中心、营销中心、供应链管理中心转变。从区域形态来看，它要从加工制造基地向区域服务中心，或者说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现代化国际化中心城市转变。
走向新的30年，我们能不能创造出一个转型的模式出来？我们原来创造了很多深圳经验，在转型发展上，我们能不能走出自己的路子来，也要创造一个转型的深圳模式。从深圳来看，不转确实难以为继，原来深圳讨论四个“难以为继”，深圳最难以为继的就是土地空间，2000平方公里的面积，现在几乎不可能再有新的空间。这张图显示珠三角占地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土地扩张还是非常快的。
三、全国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
深圳的“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全国中心城市这个概念，但是它的内涵是什么，它主要强化哪些方面的功能，这方面似乎不是太明确。我个人理解，我觉得要强化三个中心的功能是未来城市建设或者说城市战略中一定要考虑的。
深圳最强大的是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我觉得这在短期内全国很难有一个城市可以跟深圳相提并论的。深圳作为一个创新的源地，向全国提供设计、标准、研发成果，它完全有这个条件，而且深圳已经涌现出一批像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华大基因这样的很有活力的创新型企业，也是深圳引以自豪的。
深圳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创新环境，这个环境其他城市很难具备。俞正声说，上海这么大的工业基础，为什么就不能培育出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呢？服务业怎么就不可能有招商这样的企业呢？这跟它的土壤是分不开的。
第一个是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未来有几个方向，一个是制造业的高端化，第二个是自主化，就是要从早期的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逐步转向研发，第三个是制造的服务化，现在产业的基本形态就是它的价值链往上延伸都是服务环节，所以要提升服务。第四是研发创新企业化，就是研发平台都在企业。第五个是人才的国际化，这是未来科技创新必须要做到的。
创新对深圳的教育、高端科技要素的集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始终认为深圳的大学教育与它未来的城市定位是不相适应的。现在深圳也在强化这方面的功能，但是我觉得似乎这个力度还可以大大的加强。深圳要下决心引进像美国TOP10这样的学校合作，我觉得这是深圳未来走向国际一流城市必须具有的条件。深圳以前为什么创新能够集聚呢？因为它特有的制度环境吸引了很多高端人才，未来这种吸引力在下降，要强化深圳自身的人才培养功能，这是创新的一个重要条件。
第二个是金融中心，怎么认识这个事？现在国内定位是上海，但是我想中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这么大的地理空间，它的层级可能不一样，有两三个金融中心也是可能的。
深圳的特质是它跟香港毗邻，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金融中心。以前深圳和香港是前店后厂的关系，现在能不能衍生为前台和后台的关系，深圳和香港可以分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最好的时机就是人民币的离岸业务。香港汇聚了很多人民币没有出口，我们离香港这么近，怎么来构建一个平台？现在央行在控制，未来完全有条件做大。房地产受控以后，大量的剩余资金怎么引导到产业投资上？可以大规模的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房子不让买了，现在大家开始买黄金。伯南克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反思金融危机的，他就认为美国在2003、2004年经济繁荣的时候，大量的游资进入美国市场，美联储当时没有有效的把资金引导到产业上和科技研发上，而是用它炒作房地产，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很失误的，我觉得这次反思很深刻。
第三个是航运中心，就是空港和海港。因为深圳要在全国确立它的位置，货物和人员交换的中心，海港和空港是深圳未来能不能构建全国经济中心非常重要的方面。当然，珠三角地区有5个空港，怎么来整合，怎么来分工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是回避不了的问题，深圳的西部通道建设以后，深圳口岸可以作为一个境内向外的口岸，这也对深圳的空港口岸建设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所以我认为加快两港的建设，提升客货吞吐能力对深圳未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国际航运中心可以为深圳带来很多有意义的事，包括要建设国际会展中心、购物天堂、网络商都，甚至可以发展为东亚地区的商贸物流中心。再宽一点，南太平洋地区都有条件，因为深圳有足够的货柜，关键是货柜资源稳定以后，怎么样建立交换的功能，因为这是竞争的结果，不是封的，封也没用。
第四个是构建深圳——香港双核大都市圈。深圳有一个优势是没有哪个城市能模仿的，它毗邻香港，地理毗邻、文化相近，所以怎么打造深圳和香港这个双核的大都市圈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单个的城市很难成为可以跟纽约、伦敦媲美的城市。我觉得深圳跟香港可以联合起来，这是未来可以做的。
现在港深有很多的合作，第一个是基础设施的对接，现在有很多建设项目，包括机场、高速通道、广深港铁路。第二个是要素的自由流动，这里面有很多也需要对接，包括通信、邮件来往、车辆往返、货币的来往等等。第三个是利用港深特有的比邻关系，香港也有一批国际上比较领先的大学，也有一定的研发力量，它基本上没有制造业，怎么利用它的研发平台跟深圳的制造对接起来。同样深圳有些东西可以通过香港这个平台走出去，这是可以做的，包括香港的一些设计跟深圳的制造怎么对接起来。第四个是城市建设的错位，包括在规划上能够考虑这方面的因素，错位发展。当然现在共同开发前海地区也是属于城市功能上的合作。第五个是教育科技的合作，我觉得这块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深圳的高等教育起步很晚，相对于它的经济实力还是不够的，怎么利用香港的教育？现在香港中文大学过来，我觉得是一种模式，还可能有其他的模式，包括把人员送到那儿，包括中学教育相互开放，下一步都有可能。第六个是金融的对接，利用香港的一些交易平台，深圳跟它对接起来。同样，现在因为网络很发达，港交所和深交所都是可以互相整合的，如果基础设施能够有效的对接的话，都是能够很好的整合的。
四、构建相对独立的经济腹地
深圳以前的要素集聚靠的是特殊政策，这里有特殊的政策，这里的工资相对高一点，所以很多要素都集聚到这里。但是现在要素集聚力在减弱，靠什么来集聚要素呢？要有相对独立的经济腹地。上海的发展与长三角的经济腹地是分不开的，深圳的腹地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战略问题，需要谋划。世界城市发展的实践证明，城市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腹地的竞争，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腹地空间。
现在提出深莞惠合作，深莞惠是深圳的后方生产基地，当然也是腹地，但是还不是最本质意义上的腹地。深圳未来的腹地资源是向粤东、闽南地区拓展，就是要在基础设施的架构上考虑到腹地的重要性。就是把粤东地区纳入到深圳的腹地范围，包括汕头、潮州、汕尾、揭阳、梅州，可以通过公路、铁路把它连接起来。
粤东地区有很大的需求，潮州港就苦于找不到投资，招一些民营投资，它没有纳入到国际航运网里，很难很好的发挥作用，所以深圳的盐田模式，包括盐田港能不能在潮州建一个分港呢？就像香港当年到这里搞盐田港一样。类似这种模式，把深圳的模式延伸到粤东地区，整合粤东地区的资源，这样就可以做大这个港口。它是深圳港口的喂给中心，这方面还是可以做一些探讨。
曹远征：欧美日经济复苏和中国经济的互动
非常高兴到深圳来参加50人论坛，本人对深圳是有感情的。我1976年第一次到深圳，那时候的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现在30年过去了，已经变成了国际化大都市。回顾这30年的历史，最重要的经验是对外开放，所以会议的主办者告诉我，希望从外面的经验看看对深圳发展的启示。
我想讨论三个问题。第一，评估一下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第二，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是什么；第三，深圳的机会和挑战在什么地方。
一、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
从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到2009年下半年世界经济进入复苏的过程，在复苏中让人头痛的问题是：在新兴市场国家，表现为以就业增长为代表的实体性复苏，在发达国家表现为无就业增长的复苏。
进入今年以来，似乎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美国的实体经济复苏比我们预期要快，从去年10月份开始，美国的各项经济指标都在改善，除了房地产以外，其他的私人部分的投资和消费已经超过2007年的水平。到今年以来，这个情况改善更为明显，现在人们一般认为美国的失业率在今年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在过去两年下降了0.8个百分点，到今年年末大概控制在7.8%左右。由于美国经济复苏，世界经济复苏的势头正在强劲。
与此同时由于这个复苏，全球已经出现通货膨胀的态势。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以农产品为代表的价格上涨带动了发展中国家整个物价上涨。我们统计了一下，从去年七八月开始，到目前为止，玉米上涨了88%，小麦涨了65%，棉花涨了123%，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物价在上涨，于是通货膨胀也变成全球面临的难题，如果美国经济再持续复苏，可能通胀的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剧。
在这样一个复苏势头加快、同时通胀加重的情况下，各地的情况呈现了新的分化，刚刚我们提到了美国，我们再看看欧洲，欧洲去年很多国家主权债务爆发，人们现在担心的是西班牙会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西班牙大批的国债4月份到期，如果市场上不能提供足够的资金，主权债务危机就会出现。
欧洲的主权债务分两类，一类是像希腊这类国家，确实有财政的困难，财政寅吃卯粮，财政难以为继。还有一类，像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他们类似美国，是由银行的问题导致的，政府为了救银行，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
从这些情况来看，尽管欧洲经济还在复苏中，但复苏日益出现了分化，北欧地区，特别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国家有强劲的增长，但是南欧会有比较大的困难。
对新兴市场的估计，特别是对亚洲市场来说，经济增长比较快，在去年就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预计今年经济增长将达到8%以上，这样的增长前景趋势进一步看好，问题是增长势头能否维持。
如果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全球可能有四个风险因素需要高度关注。
第一，如果今年通货膨胀预期高企，比如说欧洲达到26%，美国通货膨胀率高企，美国的货币政策会不会转向，也就是说会不会变成收紧的货币政策。如果美国的货币政策收紧，资金会从亚洲流出去，我们非常关注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如果资金流出的话，这些国家很可能会出现类似12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景象，国际收支会遇到严重的困难，甚至货币大幅度的贬值。
第二，欧洲主权债务风险。尽管今年欧洲主权债务再融资的困难不是太大，政府还是能借到钱，只是成本高一点，但是从过去一年来看，即使希腊采取了很严肃的金融政策，但是效果并不好，赤字并没有下降多少。这就导致一个问题，现在欧洲国家普遍采取一个政策，就是加税。如果不采取加税的话，财政会遇到困难，这就不排除3年以后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在3年以后会有债务重组，而在重组过程中，人们非常担心原先的欧元是否存在，是不是有的国家会退出欧元区，这是很大的风险。
第三是石油价格。按正常来说，石油价格不至于出现现在这样的波动，油价不应该超过100美元，但是最近中东发生的事情是非常突然的，而且现在还不好预测。比如说，利比亚现在已经进入内战状态，而利比亚是全球第15大产油国，是非洲国家第三大产油国。中东的形势变化也对全年的油价产生影响。我们估计，如果全年油价上涨30%，很可能世界经济复苏的趋势会逆转，不仅通货膨胀增高，而且经济复苏的势头会扭转，这是很严重的打击。
第四是农产品。刚才我们提到，今年全球物价上涨，包括中国的物价上涨，很大程度是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农产品是靠天吃饭的产业，天气气候变化会对农产品供应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们注意到今年美国大雪，澳大利亚大水，中国北方大旱，这会对全球的粮食供给形成新的危险。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通货膨胀也会有加重的趋势，所以农产品面临很大的风险因素。以上是短期来看的4大风险因素。
二、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
再看看趋势的问题，现在在世界经济恢复好转以后，人们都在开始反思，当年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各方的评论和意见也很多，但是逐渐开始集中到三点：
第一是全球经济再平衡。尽管我们说这次金融危机爆发跟中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一定在一个背景下，就是中国的储蓄率很高、消费比较低、顺差很大，和美国的储蓄率比较低、消费很高、逆差巨大的关系，这个关系一定需要再平衡。我们注意到这次包括美国在G20峰会上提出的建议已经被世界接受，就是顺逆差不能超过GDP的4%，这会变成一个强势的规则调节顺逆差。中国在2007年最高的时候达到10.77%，去年是4.17%，按照规则以后是不能超过4%的，当然中国实现这个目标还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对美国来说，可能更加困难，它的逆差不要超过GDP的4%，于是美国再工业化、扩大出口是别无选择的。
第二是人们担心国家主权债务或者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这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带来一个警告信号：就是无限度的利用发展来支持财政赤字是难以持续的。如果难以持续，反观日本、美国。美国的国债占他GDP的90%左右，日本是2%，它们的可持续性在什么地方？讨论这些问题人们会发现，这些国家的赤字是有问题的，主要跟人口结构有关，财政可使用的资源相对减少了，但支出在增加，这个可持续会是什么样子？这需要全球再平衡中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持续是不是被用来作为可持续性的延续，全球是否在形成新的经济秩序，包括国际货币秩序。
第三是经济管理措施上重大的挑战。这次人们提出了宏观管理，就是不再依赖传统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把监管作为宏观的变量，然后来予以使用。中国的货币政策最近也在发生变化，人民银行现在说的是“社会融资总量”，不再说“信贷规模”，他们的货币政策目标变成M2+货币融资总量，这都是一些新的变化。随着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中国现在金融可持续性问题提出来了，完全靠银行提供信贷的模式可能难以为继了，需要有新的方式出现。
三、深圳的机会和挑战
短期来讲，对深圳的机会和挑战有三个方面。
第一，最短期来讲，如果今年内那些风险因素不爆发的话，预计经济形势会不错。去年中国的出口增长30%，原先预计出口增长可能会下降一半，但是现在看来维持20%左右的水平还是有可能的，深圳作为一个出口的大城市来讲，这也是一个福音。
第二，刚才讲顺差不超过GDP的4%，不是减少出口，而是要扩大进口。在这个转型时期，技术进步、要素配置都会以较为优惠的价格获得，在制度建设方面都需要做一些改进。
第三，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问题。2009年7月2日人民币跨境结算有两种模式，香港模式和上海模式，结果香港模式结算远远大于上海模式。
去年人民币在香港跨境贸易结算较2009年扩大了141倍。在这样的过程中，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是可以预期的，我们可以看到，去年6月19日跨境贸易结算已经扩大到20个省，今年1月份央行的1号文件推出了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结算，如果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再起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的使用会更加广泛，我想这是深圳的一个机会。深圳毗邻香港，香港人民币投资深圳，会对深圳的GDP增长提供动力，另外深圳的企业家直接利用人民币投资海外也是很有机会的。
现在尽管有很多的矛盾，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经济进一步的扩大开放，依然还是需要找准方向，深圳作为对外开放的排头兵，一定会在这方面给全国做出表率。
龙永图：打造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的新优势
今天我想讲一下对外开放的问题。使我感到比较意外的是你们的“十二五”规划讲对外开放的分量不是我想的那么重，特别是对于深圳这样一个全国对外开放排头兵来讲，这个分量好像少了一点。我今天想讲一下怎样强化特区对外开放优势问题。
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强化特区已有的对外开放优势
我很赞成上午王荣同志讲的不要放弃已有的发展优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始终觉得，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它总有一定的规律性。这个规律性不会因为要编制一个新的几年计划而中断和改变，也不会因为出现一个新的政策而发生变化。它总是有它的规律性。所以不管编制计划还是新一届的政府上台，我认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保持政策沿着客观规律决定的点前进是很重要的。否则，我们以后翻看以前所做的五年计划会感到脸红。所以我很赞成王荣同志的观点，在打造深圳优势时不要放弃现有优势，不能舍近求远。在这个问题上，深圳在30年对外开放实践中已具有极大的优势。18年保持全国所有城市的出口冠军，这是很难得的成果，我们必须保持这样的优势。我今天为什么强调要保持这样的优势？因为我觉得这些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扩大出口这样一件事情好像变得不是那么时髦了，好像谈起来有点吞吞吐吐，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了。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人说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出口太多了，美国人消费太多了，所以造成了全球的不平衡。要恢复这个平衡，中国必须要减少出口。
美国人这样讲讲倒也罢了，因为这完全是个伪命题。美国的经济出现大问题和中国的出口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从另外的角度来讲，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加拿大、欧盟等，我们并不是他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关于出口的问题，美国人讲讲也就算了，但是在中国把出口也认为不是那么好的事情。
在谈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时，总是说“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好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加大投资、减少出口，增长消费。为什么要减少出口？我认为出口和鼓励消费都是消费。不能说依靠国际市场的消费就是坏消费，依靠国内市场的消费就是好消费，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自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觉得以后不要再讲“三驾马车”，我看就是“两驾马车”，一个投资，一个消费。消费包括国内的消费和出口，也就是一个是依靠国内市场的消费，一个是依靠国际市场的消费。依靠两个市场的消费都是消费。所以我就觉得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把减少出口作为我们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措施是不正确的。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会刻意减少自己的出口，特别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更不可能这样做。
美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奥巴马上台以后出台了一个出口倍增的计划，就是要重新振兴美国的制造业，扩大出口，欧洲也是这样。所以不能把减少出口作为转变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措施来看待，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另外，很多人认为出口就增加了环境和资源的压力，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与出口没有关系，生产的产品无论是在国内消费还是在国际消费，它都是造成了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解决这个问题靠的是我们的环境政策和资源政策，所以出口的问题并不是高污染和浪费资源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中国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出口产品，很多都体现了中国在质量上和生产方式上的先进性。所以这一点也是一个错误的看法。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出口多了，就会产生新的贸易摩擦。实际上大家知道，搞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跟其国内政治有关。从某一角度来讲，出口问题不是一个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不是一个解决缓解压力的问题，也不是解决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我们出口很多的鞋袜和服装，造成了对欧美市场的依赖。但是反过来欧美市场也造成了对中国产品的依赖，这种依靠是相互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问题上，特别是在深圳特区，还是要把出口问题当成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解决。如果刚才我讲的那些观念问题可以解决的话，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扩大出口。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必须充分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当然我们中国的外贸政策也要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从主要是重视出口，逐步过渡到从重视出口与重视进口并重的角度，特别是扩大进口。我希望我们深圳的同志很好地研究一下扩大进口的问题。中国已经到了把扩大出口和扩大进口并重的外贸政策时代。而且我们在扩大出口上有办法，但是在扩大进口上我们没有经验，办法也很少，在这方面我们要很好地研究，能不能将其也作为“十二五”规划中贸易研究非常重要的方面，同时也注重吸引外资和到海外投资相并重的投资政策。
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我们还是要强化已有的优势。深圳在全国各城市中保持了18年出口冠军的记录，这是非常令人骄傲和自豪的，应该继续保持下去。当然，要扩大出口必须要发展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像新加坡这样的服务业大国，很多年来，制造业都保持在30%左右。美国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有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大力发展制造业。奥巴马总统讲，要把美国的经济从建立在沙滩上转变成建立在岩石上。因为在7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制造业对美国的经济贡献还在30%左右，到前些年一直降到10%。而当时美国的房地产对GDP的贡献已经超过了30%，金融业已经超过了20%。这样的比例对美国的经济结构产生了重大威胁，最大的威胁就是就业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中国在目前这样一个阶段里，一定要坚持大力发展制造业，这是解决就业的一个最核心问题，也是解决出口保持较高发展速度的问题。在这方面，我认为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觉得要保持和打造特区对外开放新的优势，就是要强化特区已有的对外开放优势。
第二，要强化特区的体制优势
我认为深圳特区最重要的一个优势是体制上的优势，这一点我和很多企业高层谈过，他们认为深圳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开明、开放，这是一个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最重要的体制。我们搞了30年的改革开放，核心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让政府放权、怎么样解决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深圳做得不错，这也是为什么深圳的企业多、出口多、创新型企业多的原因，我觉得一定要强化深圳的这个体制优势。我们要继续保持中国的对外开放竞争优势，必须要不断地涌现一批创新型企业，而创新型企业能够不断涌现，最核心的问题是有一个良好的体制优势。我们的经济要鼓励创新，这一点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鼓励创业，只有鼓励创业，才能出现创新。因为在艰苦创业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地出现创新，而且我们可以不断地鼓励更多的中小企业创新。庞大的企业搞创新比较难的，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更容易有创新的成果。所以，要保持深圳对外开放在出口方面的竞争力，就是要强化目前特区这一制度优势。
在政府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在10年前参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当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让政府放权，就是减少国务院各个部委手上的权力，10年来我们减少了很多政府的权力。很遗憾的是，这几年出现了很重大的回潮，一些部门的权力越来越大。10年以后，我们政府除了有审批权之外，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在10年的发展中，政府手上有很多的钱。现在不但有放权的问题，还有放钱的问题，这是更困难的问题。如果是十几年前权钱交易还要搞一点什么名堂，现在钱已经掌握在政府的手上，怎么样使政府手中的钱用得妥当，这可能是我们今后体制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怎么样建立一套人大、政协和舆论方面的监督机制，使政府手上的钱真正用在老百姓的福利上，真正用在刀刃上，这是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我希望我们深圳经济特区在这个问题上也给全国做一个样板。
现在，政府很少把钱拿出来减免中小企业的税收，给中小企业补贴来鼓励他们创新，我们现在的钱是到处撒胡椒面。我觉得政府体制改革今后应从继续放权的过程走向一个把钱用好的转变。我希望深圳在这方面能做一个表率，深圳市政府是一个比较开明、开放的政府。所以从某些方面看，和一些强势政府比较，深圳市政府、深圳市的一些官员还是很不错的。我希望深圳市政府变成经济管理方面弱势的政府，变成社会管理方面的强势政府。深圳在社会管理方面，我认为政府做得还不够，这方面还要强势一点。
第三，要发扬特区独特的文化优势
深圳跟全国其他城市相比，确实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优势，可以说有一个鲜明的深圳文化。深圳文化的优势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第一，深圳是全国最早，也是最成功的经济特区，是在改革开放环境里培养出的区域。第二，深圳是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第三，深圳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在一个改革开放城市，在一个移民城市，在一个年轻城市里，我认为是能够培养出比较鲜明的、有别于全国其他城市的独特城市文化的。
这个独特的城市文化可以用很多东西来概括，我想把它概括成这几点：一个是非常鲜明的改革开放精神，二是相对成熟的法制观念，三是比较积极的民主意识，四是比较宽容、宽厚、充满友爱的社会系统。我认识这样一个深圳文化也是通过很多事情才认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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