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50人论坛

吴晓灵（年会主持人）：

大家下午好，50人论坛2011年年会现在开始。本来会议由刘鹤先生主持，但他临时有事，委托我来主持今天的会议。

各位同仁，各位来宾，新闻单位的记者朋友，欢迎大家出席论坛年会。虽然新春佳节刚刚过去，在这里我还是代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向各位表达新春的祝贺，祝愿大家兔年吉祥，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50人论坛的专家2010年在经济学领域深入研究，勤奋耕耘，在学术上取得很可喜的成绩，他们是：

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作为主要贡献人的“整体改革理论”当选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蔡昉获“第四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

刘伟获2010年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白重恩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模式和改革方案研究”。

我们向他们表示祝贺！

本届年会得到论坛企业家理事和其他企业家的帮助，我代表50人论坛对今年年会给予支持赞助的北京壹人壹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迅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年论坛年会的主题是“为‘十二五’开局起好步的几个重大问题”，会议安排以下几项内容：

第一项，首先请樊纲代表论坛学术委员会对去年论坛工作做一个简要的总结，并且谈一下今年论坛工作的主要安排。

第二项，向去年新加入论坛的企业家理事成员表示欢迎并颁发证书。

第三项，在正式会议开始前，请大家合影留念。

第四项，合影后开始会议的正式议题，先请吴敬琏老师、刘伟和蔡昉做主题发言，然后进行自由讨论。

年会结束后，论坛秘书处安排了音乐晚宴，希望大家共度一个美好的夜晚。

下面进行第一项，请樊纲做工作总结。

樊纲：

谢谢晓灵！谢谢大家参加年会！

我向大家报告一下50人论坛2010年的工作，介绍一下2011年的设想。

第一项是内部研讨会。秉承50人论坛的基本宗旨，我们对一些重大的经济政策问题进行了内部讨论，集思广益。去年召开了四次内部研讨会。

第一次是5月4日，主题是“危机后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出席会议的有曹远征、陈东琪、樊纲、贺力平、胡鞍钢、李晓西、宋晓梧、汤敏、王建、王一鸣、魏杰、吴晓灵、许善达、张曙光等。论坛特邀专家、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企业家理事会成员段永基、郭翠萍、任志强、王兵、张伟祥、戴玉庆、刘关清等出席研讨会。我把名字念一下，就是对参与论坛活动的专家和企业家表示感谢，也希望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我们的会议。

第二次是7月13日，主题是“如何建立防范资产泡沫的制度与政策”。白重恩、贺力平、江小涓、王建、魏杰、张曙光、石小敏、汪同三、王建、夏斌、许善达、张曙光、周小川等参加了会议。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郭翠萍、林荣强、刘关清、潘仲光、秦朔、任志强、王兵、赵民、朱德贞等出席会议。

第三次是9月21日上午，是小型内部研讨会，主题是“对当前及中期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樊纲、刘鹤、蔡昉、夏斌、易纲等及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办公室部分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会议在对当前和中期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的同时，对“十一五”期间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进行了讨论，对制定“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建议。

第四次是11月22日下午，主题是“宏观经济形势与通货膨胀风险”，周小川、马建堂、夏斌做了主题发言，樊纲、陈东琪、贺力平、刘鹤、盛洪、李晓西、宋晓梧、汪同三、王建、王一鸣、张曙光等和部分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出席会议。

第二项工作是长安讲坛。长安讲坛是我们一直坚持举办的公益性的对外开放的一种社会讲坛，现在得到了新浪和清华大学的支持，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举办，2010年共举办了21期，发表演讲有许善达、石小敏、王建、吴晓灵、汤敏、龙永图、韩俊、陈东琪、樊纲、魏杰、曹远征、王一鸣、张维迎、蔡昉等，论坛企业家理事柳传志、赵民，特邀专家何帆、王小鲁、张燕生等也发表了演讲。

第三项，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首届中美经济学家对话会在2009年8月举办。2010年9月14至15日，我们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二届中美经济学家对话，主题是“后危机时期的全球经济平衡与中美合作”，论坛成员樊纲、刘鹤、吴晓灵、楼继伟、龙永图、白重恩、蔡昉、汤敏、余永定、张维迎、李晓西、贺力平、石小敏、汪同三、龙永图、王建、盛洪、宋晓梧、张曙光等分别出席了14日的研讨会和15日举行的大会。美方出席对话会的包括前劳工部长，前副国务卿，以及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等。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潘仲光、任志强、郭翠萍、赵民、刘关清也出席了15日下午大会。出席大会的还有部分中美经济学家、企业家、学者和媒体。两次中美经济学家对话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大家一致认为在中美经济学家间建立经常性的对话机制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双方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双方组织者都把这些建议和看法整体成文字，传递给各自的政府。

第四项，对外交流。

第一，受台湾方面邀请，2010年9月24号，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吴敬琏出席了“两岸经济合作大趋势论坛”，与台湾各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前不久，台湾金传媒负责人专程来访，具体协商今后的合作事宜，台湾部分基金会也邀请我们进一步交流。

第二，2010年11月6日，论坛成员蔡昉、余永定应中国外交协会和中美交流基金会邀请与美国新闻记者团进行了对话与交流。由于余永定、蔡昉二位老师与美国新闻记者团出色的对话，中国外交学会及中美交流基金会特发来感谢信并表示希望能和50人论坛长期合作。

第三，根据大庆市政府请求，部分论坛成员对大庆市政府“十二五”规划进行了研究并提出意见，对此大庆市政府官员专程派人到北京致谢。

第五项，论坛出版和网站学术交流。2010年编辑出版论坛月报16期，组织出版了《宏观经济与地方产业发展——中国经济50人论坛高层理论研讨会粹》、《长安讲坛第5辑》、《长安讲坛第6辑》、《第二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文选》等，总计约二百多万字。论坛成员个人的论文专辑是出版的一个重点项目，还要继续做，希望各位在百忙中抽时间整理，争取今年再多出几本。

2010年论坛网站收到论坛成员来稿52篇，其中吴晓灵15篇，王建7篇，汤敏6篇，蔡昉5篇，宋晓梧4篇，李小西、贺力平、刘世锦各3篇，胡鞍钢、张曙光各2篇，许善达、夏斌各1篇。希望大家继续支持网站的发展。目前网站已有注册会员38000余人，点击浏览量超过60万人次。

第六项，财务报告。论坛2010年年终财务结算报告已报企业家理事会课题经费监视小组审核。

谈到企业家理事会，今年又有三位优秀企业家加入论坛企业家理事会，分别是深圳迅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关清先生、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秦朔先生、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光超先生，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谢！

最后谈一下今年工作的一些想法。

第一，继续开好内部研讨会，基本安排是每季度一次，针对当前重点和热点问题进行讨论。

第二，长安讲坛仍是论坛对外学术交流的重要窗口，影响甚广，已长期定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学分课，按规定每年不少于20期，希望大家根据论坛秘书处的安排，共同协商，确定好自己的演讲时间和内容。

第三，应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邀请，论坛将2月27号在深圳举行第二届50人论坛深圳研讨会（第一届是2009年举办的），今年的主题是“新变化、新要求、新期待：经济特区如何办的更好”。深圳市领导非常重视这次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希望论坛成员积极参加。

第四，美国方面认为“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是中美经济学家交流对话最好的平台，希望继续坚持下去。经和美方协商初步确定在今年9月份举办“第三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

第五、应台湾有关方面邀请，计划于5下旬组织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参加在台湾举行的两岸企业家交流研讨会。

第六、应南京市委市政府的邀请，计划于6月上旬在南京召开50人论坛专题研讨会。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参与50人论坛的活动，如果有什么意见或者问题，欢迎大家向学术委员会反映，我们会积极听取大家的意见，把50人论坛办得更好。

吴晓灵：

刚才樊纲介绍了三位去年新加入的企业家理事，另外还有一位企业家理事史玉柱先生是2009年加入的，但当时没有颁发证书，今天请吴敬琏老师代表论坛一并向这四位企业家颁发证书，现在请史玉柱、秦朔、刘关清、刘光超四位先生上台接受企业家理事证书。

（颁发证书，合影）

下面进入论坛的主题发言，首先请吴敬琏老师发言。主题发言的时间是每人15分钟。今天到会的论坛成员和嘉宾比较多，为了让大家能把自己的观点表述一下，在自由讨论阶段，每人发言时间为5分钟。

吴敬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很快就会审议和批准“十二五”规划，我认为“十二五”规划稿是值得肯定的，其中最值得赞誉的是两个亮点：一是“主线”的规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是“十二五”的主线；另外一个是对发展动力的规定，改革是转型的强大动力，要以更大的决心全面推进改革，这两点都是非常正确的。不过根据历史经验，制订了好的规划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怎么执行好才是更加重要的。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起步之年。怎么开好局，起好步，要处理好一些什么问题呢？如果说从“九五”正式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么多年来，制定了好几个不错的规划，却没有转变过来。现在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发展方式转型变得“刻不容缓”。由此可见，仅仅有一个好的规划还不够，还必须精心组织，坚决执行。

为了开好局、起好步，我认为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个方面，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我们的宏观经济，大致2008年以后进入两难境地，松不得紧不得，再继续紧缩，不管是资产泡沫还是CPI都面临很严峻的问题，但是如果力度不够的还不行。连续这么多年，M2平均增长速度18%，前年M2增长27.7%，去年增长19.6%，都大大超出了供给的增长，这样就在经济中积累了巨量多余的流动性，需要紧缩。但是现在在建规模的“盘子”太大，如果紧缩到位会不会崩盘，很令人担忧。现在小企业和地方政府已经颇有怨言。

面对这种形势，我认为为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要做好几件事：一件是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来保证开局之年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至少不至于崩盘。不至于硬着陆。

我不知道现状是不是有一个宏观经济决策中心或者指挥中心在这里掌握着各种各样的宏观控制工具，来保证政策的协调和稳定，不过看起来政策出台显得比较乱。比如总量政策出台不及时，用限制价格甚至限制购买来处理宏观经济问题。我看到报上有有这样一个大标题，说要“打击投资购房”。晓灵你以前是中央银行副行长。你想，我是一个中国国民，人民银行发给我一张票子，意味着政府给我承诺了，说我手里这张票子有支付价值，能买到我想要的东西，忽然来一个政策说规定什么东西不让买了。那么票子跑哪去实现，怎样保值呢？资产不让买，它就会跑到消费品，大量的票子去炒大蒜、炒绿豆等等，于是CPI上涨。然后又提出一个办法，叫“管理通胀预期”。票子发多了物价就会上涨是一种客观存在，而预期是思想对存在的反映，如果我们控制不住货币投放，去控制思想，恐怕不会有什么效果。另外，宏观政策还要协调怎么来做。而且正像周小川行长以前讲过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预见性，需要有提前量。宏观经济政策现在是多头掌管。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需要综合应用，没有一个地方作科学决策和综合协调，是管不住的。

在这方面，还有一件是“十二五”投资计划是不是应当进行调整。前两天参加国家规划咨询委员会，审议“十二五”草案。我觉得“十二五”投资规模挺可怕的。比如说光是铁路投资，三万五千亿，可是吓人。不只是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都这样。从各地的情况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规模也非常大。而且各地方的产业结构高度雷同，差不多每个地方由政府领导挂帅大搞太阳能、物联网、电动汽车、半导体照明（LED）等，往往一拥而上，规模惊人。前几个月去台湾，一位台湾企业家跟我说，他在大陆访问的几乎每一个城市都在大上LED，你们算过没有，这些企业投产后产能总量有多大？总之，中央加地方投资上项目的势头比起1958年“大跃进”和70年代末期“洋跃进”的势头还来得猛。

另外一个方面是切实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十二五”规划讲得对，经济转型的主要的动力来自改革。中央的“十二五”建议里讲了改革要有顶层设计。这也是保证转型成功所必需的。根据过去的经验，如果可是，现有的“十二五”文本没有这项规定，不知有什么新的考虑。现在的“十二五”文本讲的都是一些具体的政策，哪件事情要改。根据过去的经验，如果在我们的心目中要通过改革、要建立经济什么样的经济不是很清楚，零敲碎打的搞是不能成功的。如果目标模式搞歪了，问题就更大。比如说，在最近中国模式的讨论里，相当多赞成存在一个中国模式的人认为，所谓中国模式的要点是强大有力的政府控制整个社会控制整个经济和驾驭市场。要把改革作为动力现在得加紧着手，首先政府规划要有一个总体规划或者叫顶层设计，然后是设计具体项目的改革方案，最后还要有强有力的措施推进。现在利益关系已经固化了。你要改革，阻力会非常大，所以坚决有力地推进才有可能成功。

然而，体制的破旧立新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这样就出现一个很大危险，这就是用旧体制来推进转型，它的结果我很担心会出现类似“大跃进”、“洋跃进”的局面。如果出现了这种局面，经济发展方式不但转不过来，还会出现非常严重的消极后果。

吴晓灵：

吴老师高屋建瓴地说了两个非常重要问题。下面请刘伟发言。

刘伟：

谢谢主席，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里做一个讨论发言。

今天主题是“十二五”开好头起好步的几个重大问题，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及完善宏观政策的效果毫无疑问是“十二五”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命题，到现在至少有两方面特殊性：一个和国际社会比，中国宏观经济的环境和政策不一样，有它的特点，包括和欧美国家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政策相比有很大不同，这是中国经济失衡的特殊性决定的；第二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比，中国现在宏观经济失衡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同。

先看历史比较。1998年前宏观经济总的问题是需求大于供给，那时候宏观政策整体倾向非常清楚，叫适度从紧。这是第一阶段。

1998年之后一段时间到2002年，有人讲中国进入通缩，连续3年，当时中国物价总水平总体是负的，至少2%以下，过去人们所说的通缩警戒线之下，那个时候提出扩大内需、提高就业、繁荣市场扩张性措施。这是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2003年到2008年危机前，这段时间实际问题在于，宏观经济失衡不是过冷或是过热，是投资和消费方向不一样，投资领域过热，消费领域当时提出产能过剩，投资和消费不同领域失衡的方向相反，使总量失衡方向的判断极为困难。我记得当时在十六大报告里，对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没有讲是紧缩还是扩张，当时讲的是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宏观政策两大手段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是一种松紧搭配组合。

2008年特别是下半年进入反危机时代，这个时候全面扩张，对此形成一个高度的共识，政策力度非常强，财政和货币的方向统一到一块，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第四阶段。

现在是第五阶段。现在这个阶段形势上像回到2003年到2007年情况，但是内容不一样，现在也是既不敢紧缩，也不敢扩张。但原因不像2003年到2007年，那时是不同领域结构性反方向失衡，这次是什么？一定意义上带有“滞胀”的威胁，既有经济衰退威胁，又有相当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次两难选择是一个总量本身失衡问题。这是我国“十二五”宏观政策选择上重要特殊性。

再看和当代国际比较。我们这个方面，宏观经济失衡特殊性和宏观政策选择特殊性，实际上也是非常突出的。比如从货币政策选择上讲，这次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首先是金融发生问题，在货币市场上是对货币的需求大，而供给不足，就是流动性不足，或者是银根紧张。因为首先是金融问题，金融血脉的这个方面出现了问题，所以自然出现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要求政策解决，往往要求货币当局增大货币供给，采取有利的办法放松银根，他们也是这么做的。

看起来在政策上我们也是学人家这个，也采取这些办法反危机，实际我国和他们有很大差别，差别在什么地方呢？中国货币市场失衡总方向不是像欧美国家对货币需求大，更不是货币供给不足，我们实际是货币供给大，需求相对供给来说长期不足，为什么这么说？三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市场投资或者是私人投资，市场性投资需求不足，这种内生投资和私人消费长期不足，我们叫内需不足。我们这种内需不足，从发生原因看，与欧美国家不一样。欧美国家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首先是金融链条出问题，银行和金融机构收紧银根，进而实业特别是对银行依赖度大的产业资金短缺，形成金融和非金融类的企业都缺钱，他们对货币有强有力的需求。中国受危机影响本身有输入性，国际市场变化带来的输入性影响首先影响实体经济，相关企业没有订单不需要货币，对货币的需求已经没有了；而我们的银行体系有一道防火墙，资金链非常稳定，它的资金非常充裕，它本身没有像西方欧美国家那样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货币供给能力和组织信贷的能力相当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首先是货币需求即有效需求不足，供给相对充裕。之所以发生这个问题的根本是中国经济创新力差，大企业技术创新力弱没有投资有效需求，没有新产品新投资领域发现，有钱不敢投，投就是重复建设；小企业由于制度创新差，不能公平应用融资市场，不能公平地进入资本要素市场，即使有需要也拿不到钱。这就形成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双重能力弱，双重制度下的中国大小企业对货币资本有效需求不足，相对这种有效需求不足，我们货币供给流动性过剩等等一系列问题出来了。这是一个原因。

再一个原因，中国的货币和财政绑在一起，中国的信贷很大程度通过财政政策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基本这样，我们很多财政担保贴息贷款，财政配套信贷包括现在的土地财政等等，很大程度上是货币信贷政策和财政政策有一定的直接相关的关系，这样使得我们的信贷量进一步增大。

还有第三个原因，大家知道的所谓外汇占款。外汇占款高的时候，与基础货币的比例大概是129%，去年年底122%，已经超出100%，形成中国货币市场失衡的和欧美国家非常大的不同。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是什么，长期当然是创新，培育中国经济对货币真实有效需求，这是中国最根本的。而不是简单的刺激增大货币的供给，这是从长期看。就短期货币政策本身讲，我是这样看的：首先，“十二五”一段时间里，货币政策首要目标是防止资产价格过高，刚才讲中国货币市场供求关系，中国的特殊情况，主要是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政策着眼点不应该放在如何增大货币供给，而是培育对货币的有效需求方面，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盯住哪一个目标，但首要的是这个。

其次，实现这个目标，利用工具，一个价格手段，一个数量手段。我赞同在中国货币政策主要运用数量手段，包括存款准备金比例、央行票据贴现、信贷规模控制等等这些手段。我个人认为运用数量工具时不要更多用信贷规模管制，还是主要运用法定准备金率手段和央行票据对冲手段更好。总之，在工具上，在中国目前运用数量工具比运用价格工具可能更有效一些，价格工具即利率政策显然在现阶段有效性有限。

最后，关于货币政策的效应问题，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都在强调宏观政策的需求效应，“十二五”规划主要任务里面第一项任务就是扩大内需，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在中国还要关注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的供给效应。这次西方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政策过多刺激需求，强调货币政策刺激需求的需求效应，而且忽略整个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对供给的改善，降低利率本身可以刺激需求，但同时也是降低对效率的要求，降低信贷门槛，最后造成了种种泡沫，即大量低效率的投资扩张，这是一个教训。所以我觉得中国渡过前段严重冲击后，“十二五”要进入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宏观政策调整，包括货币政策，除了强调短期总量均衡目标外，要关注宏观政策供给方面的效应，特别要强调政策对效率的作用。比如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过剩的流动性，就需求效应而言可能会抑制需求扩张程度，但就供给效应而言可能会促使企业加快创新，提高效率以求生存和发展。又比如汇率政策，人民币升值会影响出口需求的扩张，但就供给效应来讲，可能使进口品价格下降，从而使相关企业成本降低、竞争力提升。

吴晓灵：

谢谢！下面请蔡昉发言。

蔡昉：“未富先老”如何影响“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化关系的一个特点是“未富先老”。过去讲“未富先老”只是从一般性现象的角度观察，其实背后隐含了诸多含义，特别是对经济增长的含义。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二五”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有助于找出经济增长的新源泉，保持可持续性。

一般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富裕国家，恰恰都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因此，我们本来也不必担心变老。然而，中国最大的特点是未富先老。近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加快赶超，人均GDP也在赶超。例如，2000年中国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现在大概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7%，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也在赶超，200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是6.8%，与世界平均水平一样，但是，2010年我国老龄化比例是8.3%，而世界平均水平是7.5%，也就是说，我们显著地赶超了。

有什么办法让老龄化停下来或者退回去？我个人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这是经济发展阶段造成的人口转变阶段，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不是某一项政策单独造成的。所以，政策调整虽然必要，但是，却是解决不了老龄化问题的。我们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但更重要的是加快经济发展，设想10年、20年后，如果我们的参照对象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发达国家行列中我们并不是很老，甚至还相对年轻一些（图1）。因此，关键是如何关闭未富先老的缺口。

图1 解决未富先老的关键是加快向高收入国家过渡

还有一个概念，现在讲中等收入陷阱，到目前为止，讲的比较多的是现象，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包括什么东西，但是如果回到经济学文献，最早人们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机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等收入陷阱和未富先老是一个东西。说我们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危险，是因为在文献里，经济学家发现在全球化过程中，从全球化中获得比较大的收益的是两头，一头是富裕的国家，另一头是比较穷的国家（图2）。像左图显示的U字形的曲线，尤其是把这个全球化时期世界经济格局与全球化之前的倒U字型曲线相比，就更加突出了。

图2 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含义

按照经济理论解释这个现象其实很简单，就是说那些相对穷的国家，在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上有比较优势，可以生产出最便宜的东西拿到国际市场去得到全球化的红利，而富裕的国家，具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有比较优势，可以在全球化中得到兑现。恰恰是处在中间的这些国家，虽然根据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它们与处在两头的国家相比，的确没有特别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他在全球化中获益就少，经济增长表现不佳。

我们来观察未富先老意味着什么。“先老”意味着我们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劳动力贵了，资本似乎便宜了，意味着我们在丧失原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未富”则意味着，我们并不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这个阶段就比较优势来说，我们处于相对尴尬的境地，也可以不准确地说，我们面临着“比较优势真空”，虽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真空，只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的比较优势十分地不显著。不过是否如此，取决于我们进行怎样的政策选择。

我们进一步来看中国的未富先老挑战。我们讲的人口红利也可以叫做人口机会窗口，我们通常用人口抚养比结束下降的时间来表示，抚养比的计算定义是：16岁以前和65以后的依赖性人口做分子，16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做分母。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挑战何在？日本其实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遇到我们中国今天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二元经济最显著特征开始消失，我们叫做刘易斯转折点。韩国在1970年左右遇到这样的转折点。假设我们今天遇到了这样的转折点（我更倾向于认为发生在2003年），来跟其他亚洲国家比较。

图3 若干国家人口抚养比变化与预测

我们看，日本人口红利消失是1990年之后，到1995年人口抚养比才降到最低点，随后开始上升，韩国在2015年几乎和中国一起，人口窗口关闭，或者说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然后迅速失去人口红利。泰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时间，也和我国是重合的。但是我们目前为止人均收入水平距离韩国有巨大差别，甚至泰国人均GDP也比我们高一些。再看一看比我们收入水平低的印度、越南，他们还有若干年人口红利可以收获。总之，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在我们前面还是在我们后面的国家，都可能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或者在劳动力上，或者在资本和技术上，但是我们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太早了，新的比较优势窗口尚未开启。

我想具体列举几个“先老”的表现，也就是人口转变早熟的表现。首先，劳动力供给即劳动年龄人口的新增量，在“十二五”时期迅速降到零（图4）。我们用的是劳动年龄人口这个劳动力供给大概念。实际上，更准确地说，16岁的人还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64岁以上的人，按照我们退休规定其实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即使用16到64岁这个大概念看，在整个“十二五”期间，正好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转移数量，不再足以补偿城市的需求，两者相比，在2015年的时候，全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量等于零，从那变成负增长，这是“先老”的一个表现。

图4 分城乡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变化

与这个相应的，我们可以看到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加速上涨，无论是我们一般的非农行业，即主要反映正式工人的工资水平，比如建筑业和制造业，还是单独挑出农民工的工资，还是看农业中的雇工工资，2003年以来都是涨得很快的（图5）。如果几个部门显示出同样的趋势的话，我们不好说是结构性原因或者是暂时现象，结论应该很明确，工资上涨是劳动力短缺造成的，所以应该是一个长期趋势。

图5 工资全面上涨趋势

同时我们看到，因为我们长期以来缺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但是今天出现的非熟练工人或普通工人的短缺，因此这部分人的工资增长更快，以至出现比较显著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趋同。这个趋同导致一个结果，即对教育的负激励。如果做更细的计量研究的话，我们会发现农民工这个群体教育回报率在下降，也就是说我们以初中为参照组，高中也好，高中以上也好，他们的相对回报率在下降，而小学即零点下面负的部分所表示的教育回报率，即相对初中的低水平的教育回报率反而相对提高（图6）。
也就是说，工资趋同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来说是好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创造一种受教育的负激励。对普通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来说，人们上学不仅要交直接费用，还有推迟就业造成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的机会成本很可能导致在一定时间发生不读书或者辍学的现象。

图7 农民工教育相对回报率的下降

“未富”，即我们还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也有几个重要表现。首先我们来看世界银行高路易预测中国的潜在增长率。由于我们的就业增长越来越慢，因此这部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显著下降的，“十二五”期间降到微不足道，“十三五”的时候变成负的，是压低潜在增长率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发生实际增长率的下降，是因为政府主导的投资，因为刺激性方案，而且区域发展战略都还是资本密集型的，因此靠资本劳动比的提高支撑我们现在增长速度，它占的比重相当大，未来是不可持续的。人力资本贡献变化不太，不是非常显著。再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未来不会有显著的提高。这里高路易用的假设还是非常乐观的，许多其他的研究都认为，以前的一段时间内，至少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好，还有人说这段时间是负的。因此，从这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支撑，未来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不可避免。

图6 世界银行对潜在增长率的估计

“未富”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一个是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没法得到保障。除了我们的教育市场上出现负激励之外，我们看一看现有劳动力存量，随着年龄提高，人力资本的禀赋显著下降，这和日本和美国在每个年龄段，教育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虽然中国竞争力指数被排在第27位，但是技术准备排在78位，金融市场排在57位，高等教育与培训排在60位。这些表明我们在教育科技上仍然落后。

为此，我们提出几个紧迫的政策建议。第一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向内需。原因是什么？一方面，内需与我们目前的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资源禀赋仍然是适应的，这样使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不至于采取休克的方式，过于剧烈，从而可以避免出现比较优势真空的状态。第二是要实现产业的区域转移，形成国内雁阵模型。因为我们国家大，在一个地区出现了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情况，其他地区可能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劳动力低廉。虽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东西三类地区工资水平相差不多，但是在沿海地区这个工资水平人家不去了，天天要谈判提高工资，但在中西部还是有足够吸引力。因此，产业转移可以延长我们的比较优势。此外，中国到目前为止，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中更多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而不是微观的技术效率。如果我们形成这个雁阵模型，就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第三是充分认识中等收入阶段的资源禀赋特征，避免全面的技术赶超。仍然要充分利用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方面的差距，通过适应性技术创新（我国称作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继续获得后发优势。

吴晓灵：

谢谢蔡昉！

吴敬琏：

我刚才说希望“十二五”能够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实施，这里讲的宽松，我想明确一下，我指的不是货币的宽松，而是资源的宽松，也就是说，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不太紧张。现在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已经完全卡住我们脖子了，所谓比较宽松，是说不要因为大规模的投资或者追求GDP把整个经济绷得太紧，以致无法实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现在有这样的议论，特别有地方政府认为，“我们这里已经上这么多项目，现在中央调整了货币政策，使后续资金供给发生很大困难。他们不希望执行偏紧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调整事关大局，如果货币投放减不下来会出很大问题。

另外，我对前面讲的第二方面的最后一点做点补充：我说只有一个好的体制下才能实现转型，但是好的体制又不是一天就能建立起来的，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在体制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转型，我想我们要做的，就是政府一定要调整自己的行为。最近我在这个问题上说了很多，这里就不详细地讲。总起来说就是政府一方面要为所应为，另一方面，不要为所不应为。现在有些党政领导机关做了好些政府不该做的事，比如说党政领导拍板投资上项目，选择规定技术路线，对自己所属的企业实行政策倾斜，搞地方保护主义，如此等等。

吴晓灵：

下面茶歇。

（茶歇）

吴晓灵：

现在开始自由讨论，希望发言的同事把牌子竖起来，我按照举牌顺序请大家发言，请大家把发言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下面请王一鸣发言。

王一鸣：

和以往的五年规划相比，“十二五”有两个特殊性。第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存在，至少在前期还会有影响，国际环境和以往不一样。从国内来看，这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建国60年以来，前30年是计划经济，第二个30年实行改革开放，第三个30年经济转型的任务更加突出，是一个新的30年的开始。在“十二五”的开局阶段，怎样把短期调控政策与中长期发展的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和以往的五年规划不一样，是一个新课题。

从短期调控来看，“十二五”面临两难。刚才吴敬琏老师也说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需要一定的财政刺激力度，但是通胀压力在加大，货币政策在收紧，兼顾稳定增长和缓解通胀压力就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从中长期来看，“十二五”会发生一系列变化。一个是劳动力供需形势可能会变化，刚才蔡昉说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峰值会出现在“十二五”，青壮年劳动力供需已经发生变化。从今年的形势看，内陆在拦截劳动力，沿海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在迅速提高，劳动力供需形势在“十二五”会发生变化。由于年龄结构的变化，“十二五”的储蓄率可能也会发生调整。2009年储蓄率是51.4%，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这些年在持续提高。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会使储蓄率变化，也可能发生在“十二五”，具体哪个年份不好说，储蓄率调整，投资率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都会发生变化。维系较高的增长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从实证数据来看，本世纪比较于9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是下降的，今后要提高这个贡献，取决于技术创新的提升和制度创新的推进，这个难度也在加大。

另外，新古典理论不太考虑外部性，主要考虑内部要素，从外部性来看，资源和能源的约束在加剧。能源最典型，去年是32亿标煤，“十二五”规划是要到40亿吨，到2020达到50亿吨，而且这是有约束的，必须单位GDP能耗继续下降16%、17%，经济增长率还不能太高，即便是这样，新增的能源消费量也不得了。所以，“十二五”潜在增长水平可能会下降，但是地方还要追求速度，这样会带来两个结果：一个，通胀率会加大，在供给有限的情况下通胀率会上升。第二，结构调整的目标难以实现。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提高服务业比重，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在这种情况下都难以实现。

樊纲：

刚才蔡昉把中国劳动力人口结构问题做了非常精彩的陈述。我就这个问题谈一些看法。

工业化进程的核心内容是劳动力转移。根据官方统计，目前还有40—45%的农民，如果根据分析的数据，按照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力来计算，至少还有30—35%的劳动力是农民劳动力。尽管他们的收入在增长，但也只是农民工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按说不会出现民工荒，不会出现工资大幅上涨的情况。英国的劳动力只剩2%，日本是4%，韩国是6%，至少要达到10%左右，在农民工和农民收入基本持平的时候，才会出现刘易斯拐点。但现在确实出现了民工荒，出现了劳动工资上涨，特别是蔡昉讲的低熟练工的价格在上涨。

这就出现一个悖论，如何解释这个悖论是一个重要的挑战。我提出一个解释，供各位参考。我认为，这个悖论恰恰反映了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即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率。衡量工业化率的标准是非农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而城市化率是按照居住人口来计算，现在城市化率是48%，工业化率是70%，有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怎么形成的？劳动力进城了，但是没有在城市安家，老人和孩子都在农村。在其它发展中国家，失地农民进城后就在城里待着，即使没有工作也待着，形成大量的贫民窟，其结果就是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但是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看，贫民窟的一个特点就是所有人都在城里待着不回去，到了40、50岁仍然是城市劳动供给的一个组成部分。

什么是城市化？城市化的核心不是把城市做大做好，而是把原来不在城市的人纳入城市，是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国的情况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土地制度，农民离开土地到城市就业，能就业就就业，没有就回去，农村的一亩三分地是他的命根子。中国没有出现城市贫民窟，但这也给政府一个借口或一个理由，让政府不用负担农民工的各种社会保障，也不管他是不是再就业，反正他们在农村有地，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一直没有列入日程。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障碍，就使得农民无法长期留在城里，二十几岁的女工回去生孩子，三、四十岁的男工遇到风吹草动或者自己的竞争力下降，加上农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改善，政府也非常关注，他们就回到农村不回来了。城里没有老职工，没有老的打工仔，没有熟练工，因为他们不可能长期在一个地方待下去。农村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30—50岁的劳动力，他们不出来。一部分就是半大孩子，都在街上跑。这就导致了转移出来的农民过早地退出城市劳动力供给，这是民工荒悖论背后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不赞成城市贫民窟的做法，因为贫民窟很不人性。但是，在不搞城市贫民窟的情况下，怎样使农民在城里尽快待下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也是现在应该抓紧做的事情。如果做好这件事，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工荒和工资成本上升的压力，在我们没有高能力和高质量禀赋的时候，比较长时间地保持低能力禀赋，有一个长期竞争力，这对中国的长期增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魏杰：

我想谈一下“十二五”期间的结构调整问题。

结构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出口、投资和消费结构，这个结构是失衡的，出口和投资所占的比重偏高。第二个层次是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的结构，这个结构也失衡。第三个层次是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也存在失衡，过剩和短缺同时存在。

这三种结构全部失衡，在“十二五”时期要调整结构失衡，从什么地方切入？首先应该从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的结构调整切入，因为出口、投资和消费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都与这个结构失衡相联系。

怎样入手？企业利润的调整不会太大，由于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特别是“十二五”期间人口的变化都会推动企业成本上升，企业利润对结构调整的贡献不大。所以，调整财政收入是重点。有两个方面：

第一，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要下降。现在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偏高，要适当降低。但是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并没有看不到这样的趋势，都在说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是减少财政收入，没有提高居民个人收入的措施和动向。如果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例不下降，结构调整很难推进。

第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发达国家有60%的财政支出用于医疗、教育和保障，而我们只有不到30%。造成的结果就是投资，投资好像能够创造就业，恰恰相反，只会导致整个结构的不合理。

调整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的重点是调整国家财政收入，但是由于调整的主体是政府，自己调整自己的收入，确实很困难。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政策出台，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结构调整很难实现。

汤敏：

今天早上11点的时候我发了一条微博，现在腾讯和新浪的评论已经超过3500条，加上转发的，可能几十万人看到这条微博。微博的标题是“善真有善报吗？”，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进行了一项关于“社会关系对死亡率的影响”的研究，随机抽取7千人进行9年的跟踪调查。结果显示，乐于助人者，预期寿命显著延长，损人利已者，死亡的概率是正常人的1.5倍。结论就是，善有善报，至少能多活几年。现在老百姓有强烈的感觉，就是善可能没有善报，老百姓对社会公平、公正的需求变得非常大。刚才吴敬琏老师说现在到了临界点，在“十二五”期间，我们不能仅看经济，社会公正、公平也是非常重要的领域。

善真的没有善报吗？很多政策往往做不到这一点，很多想行善的人，包括在座的很多企业家，经常是做好事没有好报。玉树地震发生后，全国老百姓踊跃捐款，后来六部委发出通知，所有捐款划拨到青海省财政局，由财政局统一使用。后来舟曲泥石流发生之后，就很少有人捐款了，等于多收了税。

最近正在讨论中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条例，把基金会必须有主管单位的规定取消了，但是又增加了两条：一条是所有非公募基金会一定要分出主要捐赠人，以后每年主要捐赠人在基金会的捐赠至少要达到70%以上，你捐一次，以后每年都要捐70%以上，就有很多不愿意再捐了。还有一条，基金会所有的增值投资，最多不能超过去年的10%。基金会投资增值，用增值来做慈善，现在规定最多只能投资10%，剩下的90%存到银行。政府出于好心，但没有达到善报。

公益事业的作用非常大，我最近查了一些资料，美国有10%的就业由公益领域创造，如果中国能够达到这个数字，仅在公益领域的就业就会有三千万，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如果有10%的GDP作为第三次分配，解决的问题就很大。在美国，一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是0.47—0.48，和我们差不多一样，二次分配后是0.3左右，三次分配后就低于0.3。假如我们有这样的三次分配，不公正的问题就会得到缓解。

公益慈善领域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在“十二五”期间，要把公益慈善事业当成大事业来抓，这实际上可以缓解很多目前政府、市场和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在中国，这个领域刚刚起步，在座的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学者应该一起推动。

哈继铭：

我谈两点，一个是中美经济未来发展的常态，尤其中国“十二五”规划经济增长的新常态，第二个我想针对蔡昉刚才讲的人口红利问题，讲讲它对未来中国经济，金融，房地产带来的风险以及如何应对。

我觉得中国未来在“十二五”规划期间经济增长速度的常态，和过去5年、10年、20年相比明显会下一个台阶，速度不可能保持10%左右。道理很简单，资源约束，增长模式的转变，还有劳动力不像过去这么充裕，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够迅速提高的话，经济增长速度常态明显下降。美国也是这样，美国其实人口拐点已经到了，根据我们原来测算，2007、2008年的时候，美国的抚养率见底，接下来上升，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到了3%点多，但是失业率比较高，看美国经济是不是复苏不应该看失业率，失业率可能在恢复经济常态失业率还是很高，你想一个经济进入老龄化后遇到金融危机，这个时候可能把周期性失业转化为结构性失业。假如一个人60岁，本来没有经济危机的时候，干到65岁，来场危机63了，人家看他找工作只能干两年，不雇了，这样的人就永久性失业。这就是周期性失业转为结构性失业，美国的经济我觉得接下来可能经济增长速度在3%以上就已经是很快了。所以我们看到未来常态和过去不一样，中国未来注重经济增长质量而不是速度。在质量上我们谈了很久，我们常常看到让人啼笑皆非的现象，我记得两三年前一个报道，这个城市建地铁了，建一半质量不好塌了，砸死几个人，建的时候在GDP里，清理的时候也算在GDP里。这个城市人均GDP增加了，这不是我们需要的质量。

另外一个我想谈一下人口红利消失之后会出现什么现象，首先我们可能会出现城里的年轻夫妇，每家有9套房子，父母给的3个，自己有的3个，9个房子，接下来结果可想而知，这样一来的话，那些银行贷款也会出问题，这个问题是对房地产和金融的一个风险。在这方面如何化解风险，除了刚才樊纲提的土地制度需要改革，包括户籍制度需要改革之外，还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发达之后，社会保障才能有更充分的发展，个人的养老保险才能有更大发展，理财才能有更大发展，使我们未来的老龄化之后的资产不至于因为房地产的萎缩而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方面我觉得现在有许多事情是经营机构可以去做的。

还有一点，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造房子既不能光为富人造，也不能光为穷人造，而应当考虑为老人多造一些房子，中国有必要建立一条龙服务，不光是建筑物本身，还有医疗，保健服务，文化娱乐等等，在这方面中国很缺乏。30年前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全球最好的酒店是什么样，我们引进了很多希尔顿、喜来登，现在大家都知道什么酒店都有了。如果问全球最好养老服务机构是谁，却很少有人知道。根据现在我国的发展形势，这方面服务是很有必要的，西方经济人口老化比我们来得早，这方面有我们值得借鉴的地方。另外金融机构还可以做到，我们过去一直说三个出去：国家投出去，企业走出去，个人资金流出去。国家投出去，企业走出去，个人资金流出去，QDI也有了。但是国际板还没有，我们的国际板打造，这方面是需要加快速度的。今天再加一个银行资产卖出去，现在银行资产占GDP的比重很高，这个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将来风险刚才说了，显而易见。目前我们是不是用货币政策，外松内紧，国际货币很强，需求很高这个事实，让我们有一些银行资产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形式卖到境外，因为你卖给人家2%的利率，人家认为7%，因为还有5%的值。在境外这种需求还是非常强劲的，在这方面金融机构可以帮助中国政府和企业一定程度上化解未来的风险。

张曙光：

我觉得“十二五”重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经济发展方式本身是一个技术选择和投资选择问题，但是能不能转却是一个体制和利益的问题。咱们谈多少年为什么不能转？大家可以回想一下30年的状况，以1994年为界，1994年以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政府让利于民，那个时候政府的收入在下降，国有企业在退出，民营企业在发展，老百姓的收入在增长，个人收入增长比经济增长要快，比政府收入增长要快。但是90年代以后，政府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老百姓收入增长慢于经济的增长，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现在的状况和问题跟国有部门的扩张联系在一起，很多具体问题都表现出来，大家刚才讲了，民工慌的问题实际是我们政策和体制造成的，你如果城市化让农民进城，现在这些发达地区有这个问题吗？没有的。本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城中村是一个市场提供廉价房的地方，唐家岭一个村5万人，老百姓提供的地方，我们现在认为那个地方不好，政府要去提供，政府为什么要去提供，就是争利，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很多问题都很难解决。比如说现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转变总是会使得增长稍微慢点，但今年2011年我看到各个27个省市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多少？10%以下的只有4个地方，12%以上14个地方，13%以上3个地方，大家想一想，像这样一个情况，能转变吗？27个省市12%以上14个省市，为什么是这样？你GDP靠不靠谱，前年土地出让金1.5万亿，去年2.7万亿，为什么？地方要发展，要来钱，没有钱怎么发展，现在的财政体制状况我说是强政府，富中央，穷地方。中央钱很多，地方要办事没有钱，没有就去找钱，这是个体制问题。咱们现在基础设施是要做，要改变，但是现在高铁搞到3.7万亿投资，高铁搞这么多，能解决多少就业？一个很重要问题，国有部门资源要素，这个资源要素的租金，要不要给老百姓，把资源资金拿回来给老百姓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许善达：

现在谈到“十二五”五年规划，讨论到五年以后的事情。对美国或者欧洲这些西方国家形势的分析，我们看看历史，在30年代初期的时候，西方发生金融危机，然后他们很快自己采取了很多政策调整，调整以后就通过社保制度，把原来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很多问题解决了，解决以后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在这以后，引起资本国家之间资源争夺，所以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经济结构改了，西方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方式不再采取战争方式，已经吸收了经验教训，采取全球化方式，在全球资源配置中他们获得财富，这个战略很成功。事实上苏联在二战后曾经有一段发展非常好的时期，卫星首先上天，包括宇航工业等等都发展的很好，但是很快不行了，苏联发展到停止状态。而美国以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为突破，又释放了很高的生产力，苏联解体原因很多，但是美国的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与苏联生产力的停滞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的。

因此，我觉得现在考虑我们中国的问题，走出金融危机中国是最先出来的，我们现在对走出金融危机比较高兴比较乐观。但对这种用巨额投资的方式，在很短时间内增加需求，克服了外需减少的压力，我觉得对这样一种方式不能估计的太乐观，不能把它认为是一个长期有效的可持续方式。所以，我认为现在应该有点危机感。最近我看了英国的前首相高登布朗讲话，他提出说：要求美国牵头还要搞一个新的马歇尔计划，重点在科技和教育，他们已经准备在这些方面再能够有一个突破，如果是这样，我想他们的生产力水平还会有一个质的提高。

对我们国家来讲，一方面要总结历史经验，同时要看到现在的应该说还有很多我们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十二五”规划我觉得写的很多，应该说很明确了一些东西，比十一五期间有很大进步。但有两个问题说的是不够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转变增长方式里面讲到居民消费需求的问题，我觉得提出来要想真的实现居民消费需求拉动GDP整个的作用，如果靠内需的作用的话，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是居民收入在总量上要增长，就是刚才张曙光和魏杰讲的问题，总量要增长。第二是收入差距要缩小，现在总量增长问题在规划里写到了，要增加比重，我觉得写的还不够，起马强度不够。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没写，只写了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写了缩小区域的一些收入差距，没有明确提出来就是要降低基尼系数，没有这样的指标，如果说总量增长和差距缩小两个因素不能实现的话，提出来让居民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的来源是实现不了的。只是仅仅提出来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和比重增长，我认为这种提法不能实现把居民消费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主要的动力这样的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问题可在执行中进一步思考、明确。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对外的经济方面问题，我们30年成绩很大，但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双顺差，外汇的积累，还是这样的一种发展的速度，我们外汇资产主要是金融资产，这样一个结构，是应该要解决的。我们的“十二五”规划里面也提出来了，但是提的我认为还不够，也是不很明确，究竟要到什么程度，我们要不要解决这些问题：双顺差问题，外汇储备增长的问题，外汇储备的结构问题，这些问题“十二五”规划应该有更加明确的指标和要求，这两项如果都能做到了，可能说是实现“十二五”目标是一个必要条件，不一定充分，但是必要条件，如果做不到的话“十二五”规划几个目标的实现会非常困难。

王建：

我想讲“十二五”期间体制问题和发展问题，体制问题看这次为了反危机，国进民退。为了保增长出现国进，调结构出现民退，国企兼并民企，形成民退，这个原因因为危机，作为一个短期借施我们也能理解。最近又出现了限购令，房子现在不让买了，市场机制实际上很大程度房地产退出了，这两个一个是因为反危机，一个因为土地短缺，这两个因素在“十二五”我们看，都是在加重，刚才吴老师讲我们进入资源严重约束时代，前几年全球铁矿石贸易量才5亿吨，居然去年我们整个进口了6亿吨，超过过去多少年贸易量。现在进口东西越来越多，还有一个我们去年进口6千万吨粮食，连续几个5年计划都在讨论，把5千万进口当成安全限制，现在进口6千万吨，越来越多的资源，越来越多的短缺，瓶颈越来越多的约束，这是不是我们在宏观调整当中要逼市场机制退出的理由呢？我现在担心“十二五”期间我们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由于资源短缺，劳动力也是一种资源，如果因资源短缺引起的危机的话，在“十二五”一定有新爆发，这种情况下为反危机我们是不是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呢，我们是不是研究在新短缺情况下，新危机情况下我们怎么保护市场机制，怎么样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

再有一个问题，这么多地方政府都在追求高增长，但是现在很多人实际上我觉得把以投资推动高增长仍然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模式，最近一种言论很危险，不要管国外怎么讲，我们现在就是坚持高投资，“十二五”结果由投资来带动的一种增长，这种观点很有市场，很多人支持这种观点。我觉得非常危险，好像是过剩问题在中国是不存在的，认为提高消费率，有人写文章，现在消费18%还有多高？上不去，还得靠投资，这样的观点很危险。“十二五”期间一定会有一场真正的生产过剩危机，我们这次靠10万亿贷款和4万亿投资，为什么现在社会投资增长这么快，跟现在投资结构有关系。但是这轮过去，马上变成新的产能，比如2015年现在统计汽车产量达到4千万台，未来5年增加2千万，我觉得这些问题真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十二五”现在收入和国民经济增长和GDP增长同步，同步概念是消费力没有提高，这种情况下我们结构调整，机制几乎没有变，这样非常危险。

郑京平：

想回归一下主题，什么叫开好局起好步，我想主要是为了顺利完成“十二五”规划奠定基础，如果达到这个目标就是开好了局，起好了步。“十二五”任务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基础。这个任务应该说是兼顾近期和长远，怎么样能够在第一年开好局起好步，我觉得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方面从宏观调控看，以管理通货膨胀为重点或者是着力防范金融风险，力保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基本稳定。刚才许多专家发言提到这个问题，我不展开讲。

第二个是深化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和机制，第一个角度从宏观调控看，第二个是体制机制角度看，这个角度关键要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特别是对市场主体在竞争过程中产生的负外部性进行必要的约束。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十二五”规划主要任务的许多方面，以及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都是以一种对于市场竞争过程中负外部性的制约主体弱化或者缺位是有关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遇到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等，都是与负外部性约束是否到位直接相关的。资源问题，现在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50%，铁矿石铜矿石对外依存度70%都非常高，转变发展方式，科学发展也都需要对市场竞争过程中负外部性给予强有力的制约。这个地方的关键是要规范县级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县级政府发展模式是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奇迹的主要原因，这个发展模式内涵以县政府为主导，以一个县地域为边界，县和县之间的竞争这样的发展模式，这个对我们国家有2800多县级单位，每个县面积3千平方公里，人口45万，这样2800多个单位相互竞争的话，确实积极意义是推动社会经济迅猛向前发展，释放巨大活力，体现出了强大的推动力。但是同样是这样一个竞争发展模式，不足的就是会使市场竞争中的负外部性约束的主体缺位弱化，政府本来应该是做裁判员，现在变成运动员或者准运动员，只考虑运动成绩，忽视运动成绩创造成本和对社会带来的危害。

因此，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规范，怎么样规范？进一步强化政府作为公共事物管理者的意识和作用，把对于县级政府考核目标更多强调在这方面。第二要加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在这方面的约束，负外部性方面的管理。还有就是强化舆论监督，还可以进一步发挥其他的非政府组织作用等等，通过这样一系列手段，使得我们县级竞争发展模式既能够发挥现有优势和积极作用，又能够抑制和弱化在负外部性监管不利这样方面的不足。使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汪同三：

我想我讲的题目叫：不应该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适度快速发展矛盾起来。为什么想到这个题目呢？最近我们把能够收集到的一些有关机构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预测看了一下，把这些预测做一个平均值，当然预测有高有低，发现有这么一个情况：对于世界经济的预测是2012年比2011年快，要提高，但是对中国经济影响是2012年的速度不如2011年，那些国外的国际的机构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总的看法是这个结论，世界经济加快，中国经济减慢，为什么？一个是从过去半年多的月度数据看，我们的投资增长是一个下降趋势，社会商品零售额也是向下倾斜的趋势，我们投资和消费在半年的样本期间看确实这样，我们不知道这个趋势是比较长的还是波动的过程。因为这样，使我们联想到了，有一些认识，一些说法，说我们要调整结构，转变方式，所以增长速度得慢。

今天上午，我和张曙光老师，远征几个人在另一个场合开会，张老师提到，在计划经济时代，出了问题退要退够，就是说我们要前进的时候要进够，退的时候要退够，为什么在计划经济出现这个情况，出了问题要退够，是因为体制问题，机制问题在当时的体制机制问题不可解决矛盾，不可克服，只能用牺牲增长来解决问题。而我们现在提出来的转变发展方式，我想不应该延用那时候的机制，不应该是通过牺牲增长来取得结构的一些调整。

我们提出转变发展方式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是为了科学的发展，所以我认为在“十二五”期间，我们不要把调结构转方式这个目标和我们正常的较快的发展对立起来，而是要把重点去关注怎么样解决环境的问题，资源的问题，社会发展的问题，而不是象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用人为地降低增长速度来解决问题。

陈志武：

谢谢主持人，因为我不是论坛的成员，给我这个机会非常感谢。我想重复说一下我曾经谈到过的和朋友说过的话题，希望“十二五”期间重点解决国有资产，国有股权民营化问题。实际是接着张曙光教授说的话题，继续往下说，因为我从某意义上说作为旁观者，看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还是对投资过渡依赖，所有问题实际要解决的话，必须以两种权利下放为前提，第一种财产所有权，从政府手里回归到个人家庭，老百姓，这个必须要解决。第二个与这个相配的，经济决策权，从过多的掌握在政府手里的权利下放到社会，下放到消费者层面。其实我们都说经济转型，说来说去很多是一些表面限制，不是主要的基础原因。如果仔细思考一下，不管以前的苏联，还是当年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还是其他的国有经济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产业结构上，对投资依赖方面，都是非常高，说来说去所有东西，所有权下放，还是经济决策权下放，最后都可以通过民间消费总量和民间消费增长速度这样的指标反应出来。关于这个问题，最近这些年收集了七十来个国家的很多数据，想看看不同国家他们民间消费增长速度，相对GDP增长速度敏感大概有多大差别。除了一般的发展经济学里用到的变量以外，更多的我引进了国有企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这样一个变量，特别是我1970年前后，国有企业占整个GDP的比重，是自变量之一，看1970年一直到2005年左右，各个国家每年民间消费增长速度相对GDP增长速度有什么关系？大致我看一下，国有企业占比重最少的大概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增长0.6个百分点，国有经济比重高的国家，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给民间消费带0.82个百分点，这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实战经验角度看国有对民间消费比重越高，对民间消费的抑制作用越高。我们可能会说这是不是有学理支持，如果我们用一些简单的教科书里，找到关于家庭和个人消费和投资和储蓄优化模型，如果看预算约束，我们会发现，一般教科书讲每个人每天每个月每年可以花的钱，大致两部分收入，一部分和工资有关的劳动收入，另外一部分花的收入是所谓的财产性收入、资产收入。这个时候会问，一个国有制经济安排和私有经济安排，对预算的约束都有哪些影响，在国有安排下，一般老百姓消费投资预算方程式里面会缺少资产性收入这一部分。
我们会发现，之所以中国民间消费在国有经济比重太高情况下会非常难以随着经济增长同步。关键在国有制安排，财富效率，资产增值和国有企业股权的增值，本来对于社会消费带来促进作用，给他卡住了。这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把个人和社会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主要两个渠道理解，这样的话劳动收入是一个渠道，第二是资产升值，如果按照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国有制经济国家的老百姓只能享受一个渠道，私有经济制国家的老百姓可以通过两个渠道同时分享经济增长好处。实际中国GDP增长速度和私有制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可比性，非比的话，大致把中国GDP增长除以二才可以和私有制GDP有比较，关键原因是社会老百姓没有办法享受第二个渠道带来的好处，只有国家，具体来讲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才可以享受资产增值的好处，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中国说保8，但是美国在1998年，1999年经济最旺盛的时候，也就是4%点多的速度，会带来这么强的，整个经济欣欣向荣的这种局面，我大概算一下，一般来讲美国的增值一般来讲是GDP增长速度2、3倍，也就是说第二个渠道对家庭带来的经济增长有好处的分量大概是劳动收入给老百姓家里带来好处的2、3倍左右，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在这个基础性制度方面，不能通过民有化的具体改革措施在“十二五”做到，很难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任志强：

我不是经济学家，我提几个问题，第一个经济转型转什么？我们每次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大家提到了投资，出口和消费转化。我个人觉得，中国未来经济转型只有一个就是城市化，中国有60人买粮食，40人种粮食，美国是97个人买粮食，只有3个人种粮食，它的经济一定是增长的。如果我们90%或60%多人自给自足怎么消费增长，你们让经济转型，消费提高，能提高吗？没有收入来源，不可能的。城市化率可能有几个不同算法，今天先说40多，比如蔡昉举例，城市劳动力减少，农村的减少多少，这两个概念是没法打破的，一定分成两部分。樊纲说重要把农村劳动力转到城市，这里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按照世界上已经形成的这些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换句话，把GDP换成国际元，我们是远远滞后于国际发达国家，我们相差很多很多年。国际元的水平可能已经到了5000美元了，但是我们城市化率的水平可能差了好几十年了。按照同样发展速度2020年城市化率达到70%，但是我们算了2030年按照目前速度我们达不到70%城市化率，农民不减少我们收入怎么增加，如果未富先老，想让农民富，大概只有两个，一个让他进城，拿城里工资。第二农产品涨价，农产品涨价大家又不肯，因为通货膨胀嘛。进入城市限制他，不让进入，两头堵死，我们有70%的人收入都上不去就出现刚才许善达说的，怎么让低收入的劳动者收入增长？没有办法增长，如果按照世界同比情况看，我们没有城市化率做支撑，这个经济转型可能转不了，根本不可能转，你要想像美国那样消费占大头，那只能少数人种粮食，多数人消费。我们现在自己养的猪自己吃，不会变成消费的，类似有很多例子。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的政策导向问题。王建说政府导向可能担心把市场经济消灭，退回去。今天是小平逝世14周年，网上发了很多帖子，为什么大家怀念小平同志，就是改革问题。我们可以想想小平时代的改革，基本是打破限制，给你自由，解决产权制度，给予实施产权保护，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每一次政策出台的时候，万民欢呼，大家很高兴又出好政策，现在倒过来看，我们现在任何政策出台，特别是2003年后，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几乎每出台一个政策大家都反对，或者相当一部分人反对，包括今天吴老还有很多人说，包括限购政策，包括国进民退等等，为什么出台一个政策大家反对一个，而不是出台一个大家欢呼，为什么不欢呼。包括我们过去出的非公36条，出台一个，不灵，第二个非公36条，还是没解决问题，投资都集中在我们政府财政收入上，让政府的钱投资，民间的钱不投，不投的原因是什么，不投的原因是你不让他投。我个人不认为短期之内，关键能投什么，王建很担心我们投了更多的东西变成产能过剩，但有很多东西政府不让投，比如我们要扩大服务业，服务业多少是自由投入，而不受限制的，没有！教育、医疗等等很多行业。金融服务这些不让投了，让投的话10万个亿20万个亿会可能都会投进去，能产能过剩吗？可能这些投入加大投资同时不会产生产能过剩，反而拉动更多消费，这就是结构的转换问题。
我们看出台的这些政策里头，比如压房价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人买的起房子，还是让所有的人不能买房子，这是一个差别，如果说压房价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买房子，你限制的条件又是你不能买，别人不能买，只能让户籍人口购买吗？这就叫用牺牲一部分人利益满足另外一部分人的需求。这种政策出台以后，也许是让市场经济大家感觉到是倒退，换句话说，可能短期目标抑制长期发展目标，限制我们未来的城市化。今年是“十二五”开局第一年，今年我们已经看到的政策，几乎没有一个是支持或者支撑我们扩大城市化，或者促进城市化更快发展。反向是抑制消费需求，抑制投资增长，抑制城市化率增长的一个政策过程。吴老说“十二五”有很多好东西，但目前看到的是党对“十二五”规划的要求，但希望是要转换为，政府对“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可能有很大差距，这两者之间并不是同步的。很多好政策是这样，这边有政策那边很多限定条件，汤敏说的比如扩大做善事，然后这边又加了很多条件，不能做善事，或者政府不允许你个人做善事。如果政策导向是相背的政策，我不知道下一步中国经济还能不能发展，我觉得根子不在我们条件是否不具备，这里包括劳动力人口拐点问题，包括低劳动成本问题，我们和国际比较还是有很大优势得，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开放我们的市场环境，让更多的投资到真正有需求地方。不是用行政需求来拉动不需要投资的项目而造成产能过剩。

龙永图：

现在一谈调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好像就要拿出口开刀，要减少投资，减少出口，增加内需。我也搞了一辈子外贸，觉得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想刻意减少自己的出口。好像现在国际上形成一个潮流，哪个国家出口哪个国家就是坏孩子，这也是少数国家搞出来的东西。

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要用好两个市场，两个资源。我想以后能不能把三架马车搞成两架，一个投资一个需求。需求包括两个：一个国外和一个国内需求，要给予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同等国民待遇。不要说国内是好需求，国外需求是坏需求，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在全球化越来越深入发展的情况下，在关税减少差不多情况下，我的观点是，不要把出口减少当成调结构转方式的主要目标之一，即没这个必要，也没这个可能。

中国的农民问题、城市化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觉得我们国内内需体制仍是一个幻象，还得靠国际市场，这一点要有明确的、清醒的认识。不要认为出口很多了，不要总把低端产品和浪费资源、污染联系在一起，这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现在中国的出口很多都是高质量的，并不是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出口。我们的进口减下来，出口越来越多，我们在海外投资增加越来越多，也不会引起全球的注意。我觉得对内需和出口给予同等国民待遇，都是拉动经济的重要方式。不要形势好的时候骂出口，经济出困难的时候就向出口来要效益要增长，如果是这种态度那就晚了，到那是市场要拿回来就很困难乐。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请大家关注一下，现在大城市，欠发达地区的政府或央企搞战略合作，是很大趋势，这个趋势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我现在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得问题。

李稻葵：

非常感谢参加50人论坛给我这个机会和各位同仁，各位前辈交流。今天话题是“十二五”规划落实，呼唤新的一轮改革和开放。现在中国面临发展的深层次的问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国际环境复杂化或者恶化；二是国内深层次一些矛盾制约我们应该出台而没有出台的改革政策，这两个矛盾不解决，也许“十二五”简单目标可以解决，5、10年后增长潜力就很难释放了。

先说开放。我的理解，现在中国经济需要深层次新开放，这个开放和10年前我们龙部长直接参与的入世开放不太一样。今天开放不光是需要我们引进外资，还需要走出去，需要我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国际上各种新的国际制度的制订。比如汇率问题，直接和国际货币体制相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学术界认真的研究，也需要决策者们更积极、更多的向国外去沟通，甚至有时候需要拍案而起，直接回应，该讲的话在国外还是要多讲，这是最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毕竟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这个对外开放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必定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学术界，需要更加努力的去认真研究国际形势。

第二方面，国内可能需要新的形式的改革。没有改革，没有体制创新，哪来持续经济增长动力？怎么能释放增长潜力？这种改革现在碰到瓶颈，现在的利益格局和邓小平当年领导改革的时候不一样了，几乎任何一个事情、任何一个制度提出来都有人反对。怎么办？在我看来，这个新式改革不仅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调动基层的一部分对当前不合理体制最有直接感觉的民众积极参与一起推动改革。改革永远是利用一部分力量克服另一部分反对改革的阻力，即便是20年前、30年前也是有阻力的。我认为很大程度要从基层做起，对于基层矛盾、社会矛盾不是简单花点钱搞定，而是利用基层感受设计新机制去推动改革。这涉及两个事情，一是学术界要加强研究切合中国实际的思想和解决办法。第二需要我们一系列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改革永远不是一步到位的，通过一系列的过渡安排过渡到合适的制度。

在这我想利用一点时间谈谈对房地产限购的理解。房地产限购怎么理解，这个我考虑了将近两年了，绝对不是心血来潮，绝对不是附和别人。我的观点是，房地产限购用高度学术理念概括，本质上是“局部资本管制”。资本管制QFI我们懂啊，外国资金不能买中国的股票，巴西，菲律宾实行资本管制，我们也搞了很多年了，这有什么希奇的呢。搞资本管制，是因为如果短期不搞资本管制的话，完全依赖市场也可以均衡，但这个过程很长，代价很大。房地产限购从局部的资本管制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话对学术界讲的，我们看魔鬼在细节。我个人理解，北京市限购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把户籍放在核心位置上，而北京市户籍有灰色市场，灰色价格。如果搞限购，结果很清楚，可能把从前炒房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倒买倒卖户籍人手里。我建议限购作为一个过渡手段安排，可以坚持，但是还要进一步完善，降低户籍的色彩，要增加工作、居住时间等一些实际的标准，时间不见得较长，两年应该够了。因为山西的、温州的炒房人不会因为想在北京炒房子在北京待两年，这个成本太高了。我最后还是呼予，需要新一轮改革和开放，需要我们自己多增加研究，需要我们自己思想解放。

曹远征：

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谈看法。未来5年中间可能遇到什么，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倒过来思考怎么开好局，起好步。

尽管预测很困难，但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想未来5年最大问题是投资下来，消费没有上去，这个担心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有这种可能的。这一轮投资在2年前发生，把周期改变了，是很大代价、很大的投资规模。这个以高铁为代表的周期明年结束，在未来1、2年看不到新的消费增长。在出口方面，尽管我同意龙永图说的扩大出口，但国际市场经济不是太令人满意，出口也很难有出色的表现。带来问题主要是两件事，一个是王建所说的产能过剩；第二是我更担心的是债务问题复杂化。大家都知道，这次投资是政府投资，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很大融资平台在里面，如果说债务危机出现以后，未来进一步投资的资源就开始枯竭。也就是说从未来情况来看，出口不能指望，产能过剩，但是债务问题可能出现，投资资源可能出现枯竭。

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十二五”开局之时来讨论，第一个是如何建立良好的资产负债表。从中国来看，钱是有的，只是负债的期限不对。地方融资平台模式高度负债，期限非常之短，国家尽管投资情况不错，没有长期资产负债，钱都是在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在19.5%。但如果你用长期国债的方式把存款准备金率降下来，购买外汇储备，用于民生，至少负债期限会变长的。

第二个是跟这个相关的，现在金融市场是有风险的。我们现在的股市基本和银行股连在一起，资产负债在不断增加，资本需求越来越大，资本市场跟银行是连在一起的，化解这个风险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投资有困难，银行表现不好，就会变成资本市场风险、资产证券化等等，这个都可能有。

第三个刚才也说到了国有资产管理体系问题。国有资产应该纳入国家预算，储备资源来对付未来的一些事情。国进民退也好，基本不分红，除了分红以外，现在还有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应该考虑的问题。

第四个是财政体制。现在中央政府收入和地方政府收入，支出责任和收入结构高度不对称。尽管大家认为应该支付责任和收入相一致，但跟谁相一致？如果跟地方相一致得改税制；如果和中央一致得改支出责任，这个始终没有达到共识。这个在“十二五”期间一定要进行调整。

第五是国际金融方面的安排，包括李稻葵讲的开放问题等等要考虑。特别是人民币在世界上使用得越来越广，人民币为中心的包括货币开放、汇率体制，包括中国经济如何走出去都是亟待考虑的问题。这些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应该考虑的问题，因为它不仅仅是制度建设，也是在防范可能出现的问题。

李扬：

今天主题是“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我的解释就是要研究新问题，研究新问题意味着我们对目前的问题研究不够。中国经济三十几年高增长，如何达成这个增长，应该说我们并不清楚。原来认为国际环境我们清楚了，但是危机一爆发我们也不清楚了。深入研究一点就会发现，危机之前的事我们也不清楚。整个状况发展非常快，有很多新的现象，我们总用老理论进行解释，非常蹩脚，因此研究新问题应该成为经济学家们“十二五”的首要任务。

我举一个例子说这样的矛盾，物价新问题就是需求不足下的物价上涨，可通常不是这么说的。我们产品少吗？这个所谓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体现过多货币追逐过少产品，而我们的产品不少，需求不足，流动性过剩，产能过剩，这些事情怎么能放一起来讲呢，这显然是个新问题，必须解决。总拿老理论来说，依据这些理论来制订政策，十有八九出乱子。

我说通货膨胀（我从来不讲通货膨胀，因为现在不是货币因素的物价上涨），至少有四个因素要关注。第一是市场结构问题，也是我们经济学研究必须注意的思路问题，微观现象从宏观角度去分析，反过来我们找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这些年来微观市场结构理论等等发展比较快，在我们的研究中都没有被有效地使用。参与者如何，交易合约怎么设计的，程序怎么样，对价格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没有研究。有一些领导有很朴素的研究，说我调查了，黄瓜在大兴一块钱，到北京老百姓餐桌上是5块钱，4块是被市场扭曲吃掉了。这个事情你不去解释，你只说增加供应，搞市长挂帅、菜蓝子工程是没用的。这是一个朴素的市场结构，市场结构有一套理论，有一套分析，不能只从市场结构理解物价现象。

第二，国际传播问题。大家喊石油价格涨，时涨时落，现在大家看到是炒出来的。原油供应大于需求，欧派克限产，在限产的情况下哪有供应不足的问题？但是却被炒起来了，现在又跟着炒。我们一般只看到这个国际传播背后的结构问题，其实还有其他因素问题。

第三个问题，成本推动问题。我们这次物价上涨，最主要的是农产品价格上涨。一方面好消息是连续7年农产品丰收，13大产品10类丰收，两类平产，只有棉花是减少。10类丰收里面就有蔬菜，怎么涨成这个样子？大蒜吃的人很少怎么涨成这个样子？对物价水平产生影响，迄今为止我得到最好的解释，就是农民工的成本上去了，棉花产量是够的，只是没有人摘，棉农要价太高，摘棉的人要价太高，种棉的人说我付不起这个价格，然后就乱炒，价格怎么可能是这样呢。蔡昉讲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上来了，如果那是一个趋势的话，那就值得关注了。反过来说，我们天天提高工资，提高最低工资线，是要推成本还是要干什么？

第四个问题类金融化问题。石油类问题我们现在看的很清楚，两个东西值得关注。第一是金融资本，不生产不消费，就是炒。如果过多货币对物价有影响，影响就在这儿，它不是真实需求。第二个会使得价格不收敛，使得价格暴涨暴跌。以前暴涨的东西已经有暴跌的了，这些问题可以再分析。我特别想强调政策问题，不能通过收紧银根的方式解决，根本不是那个事。

最后还要说货币。现在人人说货币，我是学金融的，我不敢说货币，货币是什么？在中国，货币90%几是存款，基于这个事实，我们说经济增长了，收入增加了，储蓄增加了，货币供应增加了。这个过程哪有中央银行的过程啊？我们是基于经济增长，基于收入增长之上的货币增长，所以对经济的影响，对物价的影响就不是那么回事。

最近有统计，10年来，货币政策操作和货币政策效果基本不是一个方向，这个时候你还天天收紧银根，用提高利率来解决那个问题，不是越搞越乱了嘛。国际的趋势是不要它了，因为它不能说明问题。我们现在却在强化它，我们在强化一个不能说明的东西，这就是一个问题。人民银行意识到了这个事，调整货币统计口径，我参加了讨论提了一大堆问题。总之要研究新问题。

易纲：

“十二五”要注意国际收支平衡。我们在四大目标上经济增长非常好，充分就业非常好，物价稳定比较好，我们比较欠缺是国际收支平衡，“十二五”规划建议要求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并不是要压出口问题，所以更强调扩大进口来平衡，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就是我们怎么看外汇储备。前天我们发了一个2010年中国跨境资金监测报告，我们有这样的判断，如果用外汇储备增量，看增量是不是热钱，起码考虑4个因素：一个贸易顺差是多大，是不是实实在在我们挣的钱；第二考虑FDI，就是外资投入多大。我们在公式中做了非常保守估计，FDI减ODI，减净的外资的流入；第三项减去中国投资收益。随着境外资产不断扩大，中国老百姓，商业银行，国家，外汇储备每年有一定的投资收益。最后一项是中国每年有一些海外上市融资，比如农行上市200亿美元，各大商业银行在外面上市肯定要把钱调回来。外汇储备增量如果减贸易顺差、FDI净投资、投资收益、海外融资上市调回来的钱这四项，总体上看净流入所谓热钱也不完全是非法的，有很多包括银行行为、家庭的行为、企业行为，贸易的延付都在所谓热钱里，是合法交易，过去10年平均每年250亿美元是很小的数。再看长点，从1994到2002年，按我说的公式中国每年资本净流出，只有2003到2010年这一段时间是净流入。1994到2002年流出小4千亿美金，过去8年净流入多少？小3千亿美金，两个阶段如果轧差的话，我们跨境资金变化和中国的实际经济大体相符。

秦朔：

第一个观点，探讨“十二五”主线，发展方式转变，我觉得更多要关注微观基础。从“十二五”整个规划来看，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福利提高，要多分蛋糕，前提肯定是经济要做大做好，做大蛋糕，做好蛋糕。在资源约束加强背景下，意味着做大蛋糕的时候，必须有更高效率，更大创新，也就是在资源配置上能以更小消耗创造更多的微观基础。从企业角度看，我们的资源应该更多地配置给民营企业、现代企业，包括我们很多多元化的上市公司。要用比较好的制度管理来保证他们有更少消耗，更多产出。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做的并非如此。

第二点，“十二五”提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服务业，中国目前正在进一步从要素投资向创新驱动财富驱动转化，创新驱动，财富驱动和人民发展相关联。为什么这么多人买这么多房子，就是因为人买不到在精神世界、文化世界、闲暇世界的。如果想把这种消费释放出来的话，必然要在服务业领域里有更少的管制和更多的参与。事实上，目前这个领域的进入非常困难，是一个从总量上，很大意义上进不去的问题。

第三点是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十二五”开始未来社会主题会非常显性。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是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相信什么信仰什么就能创造什么，我们更多相信市场，我们就能创造市场奇迹。如果不是100%的相信，不相信社会力量，不相信农民力量，我们所谓的创新，公民社会的形成，政府和市场达到良性平衡等等就不可能到，反而可能使我们社会压力越来越大。

杨伟民：

“十二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主线，要开好局起好步。我从工作体会来看，发展方式要解决三个问题，在学界、政府和地方应该基本取得了共识，没有人提出更多疑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可能有很多不同说法看法，还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的一些认识。

调整结构，如果都去调整到发展战略新产业，都搞风电，都搞电动汽车都受不了，那就歪了偏了。如果让珠三角变成内需的经济，我们的经济力在哪里？内部一些地区形成外向主导经济，也不符合因地制宜。还有好多需要讨论或者争议问题，比如增加居民收入的三块，企业、国家、财政，到底是降谁的，还有很大争议。“九五”计划，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我们现在一些财政和一些做法还是按过去方面做的。还有一些需要转变的东西，比如过去我们的城市化是农民工半城市化。推进城市化就是占地、建房子，搞起好多新城。房子盖起来了，人过不过去不好说。我想说的是，怎么样从扩大供给来推动发展，转向扩大社会需求推动发展，这是最根本的。过去我们主要矛盾是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已经改善了。这个需要从认识、工作和思想上做重要的调整。

“十一五”很有成果的是提出了能耗降20%，这个指标我过去说过，GDP上去了，降耗也基本实现了。“十二五”能源增长快，一定要加强能源和资源管理，对开好局起好步非常重要。

王小鲁：

我认为“十二五”规划强调发展方式转变非常有必要，但是感觉怎么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并没有说的太清楚。发展方式转变背后，在我看来很大程度是体制问题。不解决体制上的问题很难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最后落实不了。现在发展方式突出的问题是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储蓄过度，由此带来经济增长过渡依赖投资和出口。

刚才龙永图秘书长讲我们不应该限制出口，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未来中国再靠20%多的出口增长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恐怕也不现实。投资快速增长会带来产能迅速增长，产能迅速增长同时没有消费的相应增长就会不断产生过剩。产能过剩的问题越突出，就越感觉到需要拉内需；拉动内需投资上不来，又需要拉动投资，于是出现下一个产能过剩，这是一个恶化循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用行政手段压缩所谓的落后产能，关掉、炸掉许多小企业，淘汰的很多小企业是民营的，保留下来的大企业不是国企就是外资，又会带来一系列体制和结构方面的问题。我认为这样一种发展方式已经很难维持下去，接下来要解决的是体制背后导致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包括财税体制，包括收入分配的各项制度。

2010年我看到一个数字，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27000亿，这么大数没有在财政预算公布，没有受到严格财政管理，到底花在什么地方不清楚，没有一套一个完整帐本给大家看。我们有一些学者计算，预算外收入没有包括土地出让金，一年1万多亿，所谓政府三农消费一年一万多亿。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保障没有完全覆盖，我们很多公共服务没有到位，另一方面这些政府消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大大超过了其他很多国家，说明我们现在财政体制存在很大问题，我们政府管理体制存在很大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通过改革来推动改革来解决的话，恐怕发展方式转换很难实现。

贺力平：

关于增长率估计，学者对中国“十二五”、“十三五”两个五年估算的结果是下降的。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认为，潜在增长率在“十二五”后段时期。下一个五年的下降主要基于我们的外部需求，可能会增长率放缓。21世纪头10年我们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外部需求强，经济供给能力强。基于这种情况，在未来，不是马上，我们在另外的方面会朝着比较好的方向发展。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应该从以前头10年高速或者超高速向中高速转变，我觉得这个趋势是比较明显的，这也对宏观经济发展政策的转变带来新的启发。

要把国内需求、消费需求要做好。我个人感觉，前面提到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不协调，从长远角度来看这可能是我们内部平衡转变的一个问题。

吴晓灵：

非常感谢论坛成员、论坛企业家理事、各位嘉宾和新闻界的朋友参加今天的年会。下午两个半小时内共有24位论坛成员、企业家理事和嘉宾贡献了他们的智慧。我作为主持人，本来想利用主持人特权讲一讲我的观点，但是现在时间不允许了。

我没有能力总结这么多思想和观点，只是希望大家通过这次讨论，特别是在座的有很多记者朋友，把大家的精彩观点传播出去，这些观点和建议如果能对我们或政府在“十二五”开局后重点做什么、怎么做能够有所启示的话，就起到了我们50人论坛2011年年会的作用。

我宣布，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