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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改革与开放
演讲者:李稻葵(论坛特邀专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时间:2011-03-29    阅读:610次   
 
    新形势

    金融危机爆发两年多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确实面临着新形势,国内形势、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之前没有碰到的,甚至没有想到的。新在何处?有两个方面。
    从国内来看,社会矛盾的多元化和复杂性比改革开放的很多时期都要深刻。究其原因,如果高度概括的话,就是一条——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按照1:6.5的市场汇率来计算,我国人均GDP达到4千7百多美元,按照1:3.3 的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已达到9千美元的水平(当然这是平均水平),这是世界上公认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在这个发展阶段,社会矛盾确实非常多。
    具体说来,有三个原因导致了现在突出的社会矛盾。第一,这是有一定中国特色的,就是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大学生的毛入学率迅速上升。我是1980年入校,当年的毛入学率不足2%,而现在已经接近25%。全民族高等教育的迅速普及是一件好事,但也带来社会意识的多元化。和我们那个时代相比,现在的年轻人想法更多,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也善于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社会意识的多元化和意见表达的渠道相对畅通,加大了社会争议,几乎任何事情都有争议。
    第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尤其是在过去的10年,收入差距迅速提高。收入差距水平提高的部分原因是,在过去十年我们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加速,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劳动分工中相对短缺要素的回报率迅速提高,而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相对过剩要素的回报率基本没有提高。我国低技能(蓝领)工人的工资从1990年到2007年一直很稳定,没有上升。与此同时,具有国际化技能的专业人才的收入迅速提高,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金融界。金融界的工资高是因为这个行业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我们的银行在和国外同行竞争,而外国同行需要的是既了解中国的情况,又受到一定国际化教育的,特别是具备外语能力的人才,而这些人才是非常短缺的,他们的工资自然就会提高。依此类推,在过去二十多年,我们的资本和技术相对短缺,所以资本和技术的回报率不断提高。这是我们收入差距扩大的最基本因素,也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这是市场的力量,任何个人都不能抗拒,如果违反市场规律,中国经济何以迅速发展?
    第三,互联网。互联网并不是造成社会矛盾的根源,但互联网的发展提高了交流的效率,社会情绪也因此放大。表面上看,现在的观点交流更有效率,速度更快,实际上更肤浅了。一篇微博虽然不会超过140个字,有谁会耐心推敲品味?没有,都是一扫而过,然后马上进行评论,都是当吃麦当劳快餐式的消费,成了快速消费品。尽管速度提高了,但缺乏深层次的思考和逻辑推理。这就像外汇市场上的交易,外汇市场的交易摩擦力很小,全世界十天的外汇交易量相当于一年的国际贸易量,交易太频繁,太容易,这反而引起外汇市场的价格过分波动,造成效率的低下。
    因此,高等教育的普及、收入差距的扩大、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这三个因素导致现在的社会矛盾更加多元化、全面化。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对于一些重大的社会话题,会迅速地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比如住房,房价居高不下一直是这几年的一个话题。四、五十岁的人抱怨,说现在年轻人刚工作没两年就想买房子,我们工作了十几年、二十年以后才买房子,这句话本身符合事实,但在互联网时代是无法辩论的,大家都很情绪化,马上就有人站出来质问,你的背景是什么,你的利益何在,你是不是从房产价格上涨中获得利益,非常情绪化,没法讨论。
    再比如汇率,十多年前的年轻人可能不关心汇率,不搞经济学的人可能连汇率的定义、汇率升值或贬值对经济的影响都不是非常了解。但是现在很多网民看起来都是汇率问题的专家,有一套一套的说法,能讲出各种理论。
    这些都表明,今天的社会矛盾在多元化,社会的观点在多元化,观点的力度在加大,矛盾在激化。但是这种社会矛盾激化的局面并非不可控,社会矛盾的激化事实上正在推动下一轮的改革,一会我要谈这个问题。
    刚才是从国内因素来看当前的新形势,从国际来看,同样的,如果高度概括的话,经过两年多的金融危机,经过全球经济和金融的波动,我们在过去十几年赖以发展的对外开放模式已经不可能再走下去。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经济体。
    打一个比喻,现在的国际经济格局就是新的三个世界,即富国、穷国,还有中国。富国,即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德国,希腊、西班牙、爱尔兰也勉强可以归入此类,这些国家的基本利益具有相同性。穷国,即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巴西、俄罗斯等,这些国家也属于新兴市场国家,但还有大量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实现经济起飞,所以不能以偏概全地统称为新兴市场国家。这类国家的利益也基本一致,它们要求发达国家更多地让出市场,在贸易问题上有更多的让步,也希望国际金融和经济更加稳定。第三类是中国,中国的情况很特殊,既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很多特点,比如人均GDP水平不高等等,又具有发达国家的一些特性,比如高额的外汇储备,比如占全球40%的钢铁生产能力、占全球60%的水泥生产能力等,因此中国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的地位非常特殊。过去两年半以来,中国经济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突出表现,让全球的经济体,不管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开始真正地反思,庞大的中国经济的崛起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发达国家有大量的人才储备,毫无疑问,他们对全球事物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得更透彻,看得更明白。
    劳伦斯·萨默斯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美国财政部部长、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副行长,三个月前还是美国总统的最高经济顾问。四年前,在帮助奥巴马竞选的时候,萨默斯在美国威斯康辛州讲过一段话。威斯康辛州以制造业为主,当时的失业率很高。萨默斯说,现在看来,全球化并没有给美国带来想象的那么多的好处,全球化让英特尔、微软、播音这些公司获得了更多的市场和利润,但也让大量的制造业工人丢掉了工作。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很难向那些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收税,然后用这项税收来补贴失业工人。美国政府也不可能对一个失业的生产鞋帽的工人进行再培训,让他去生产软件、飞机。因此,全球化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没有预想到的冲击。
    在2010年1月28日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劳伦斯·萨默斯讲了另一番话。他说,再过三百年(注意,当时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巨大),当后人回顾历史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对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不屑一顾,认为金融危机是短暂的事故,但是他们一定会着重墨描写另一个事实,即在今天的世界,有十几亿人口正在迅速实现现代化的梦想,那就是中国和印度。他们实现现代化梦想的进程,一定会对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带来冲击,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重新设计一套全球化的制度,让这些人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相符合。
    劳伦斯·萨默斯是一位极具特色、极具个性的学者,我们要关注他的观点。通过劳伦斯·萨默斯的总结,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西方的战略思维在改变。西方制定了游戏的规则,后来中国加入WTO,游戏继续玩下去就会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而这种改变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是不利的。
    西方的战略思维发生改变,当然会引起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的政策也会带来巨大冲击。金融危机让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看得很清楚,都知道了中国的竞争力。应对金融危机就像一场考试,大部分学生不及格,只考了20分、30分,最多50分,而中国考了100分,或者说高于西方的期望。因此,出现了各种猜测,中国是不是公平?有没有按规矩办事?等等。
    从新兴市场国家来看,比如巴西,巴西是原材料输出国,有很多铁矿石、铜、铝、煤等,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抬高了原材料价格,让巴西这些国家获得了收入,而我们获得大量外汇。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后,大量外汇通过外贸和投资的形式涌入巴西。在巴西有很多来自中国温州的企业主,开了各种各样的商店,中国的产品物美价廉,巴西的制造业就受到很大影响。巴西的新任总统就说,中国的产品重创了我们的制造业,我们只能为中国提供原材料,长此以往,资源消耗殆尽之后,我们还能干什么?俄罗斯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们也在谈自主创新,要转变发展方式,也要搞制造业,不能只是依靠原材料出口。
    所以,中国的增长确实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担忧,这一点都不夸张,来自国际的压力非常大。
    很多同学会说,国际上怎么说是他们的事,我们继续扩大出口,人民币继续不升值。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利益是多元化的,不仅要让沿海和内地的外来工人获得就业,让我们的产能充分开工,还要考虑各种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我们不希望美国继续对台军售,不希望西方国家动辄向石油输出国发动袭击(比如利比亚),我们还要和非洲国家搞好关系,以保证石油供应。因此,中国的利益是多元化的,不仅是出口、就业,还有军事、主权等方面的考虑,还有海外侨民的利益。中国是一个大家,国家的稳定不能仅仅局限于扩大出口、获取外汇。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一门心思搞经济,发展出口,后来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考虑问题更要全面,如果把目标仅仅放在扩大出口、维持贸易顺差、保持汇率稳定等方面,在贸易方面自然有很强的竞争力,但在其他方面就会产生问题。这就像一个优秀的拳击手必须攻防兼备,不能有弱点,重防守、轻进攻或者重进攻、轻防守,这都是不行的。就一个国家而言,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不能有战略弱点,不能过分依赖其他国家的资源、消费或者一些现行的制度。
    总的说来,新形势就是两个方面,一是新的社会矛盾,二是新的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涉及很多话题,我补充讲一下外资企业的问题。长期以来,跨国公司都是中国和西方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稳定器。举一个最突出的例子,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和克林顿谈中国加入WTO的条件。我们是有备而来,做了一些符合原则的让步,但是克林顿担心国内反华势力做文章,没有答应。第二天,50多家跨国公司的高管聚集在白宫隔壁的旧行政楼,群情激昂,指责克林顿出卖美国人的利益,他们认为中国已经非常有诚意了,为什么克林顿还不接受。克林顿的压力很大,给朱镕基总理打电话,说他能不能回来一下,但是朱总理已经到麻省理工大学去演讲了,掉过头来继续谈,没有这样的国际先例。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跨国公司的作用很大。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跨国公司本身就是人民币汇率不大幅度升值的受益者,但是,他们现在确不愿意站出来为中国讲话,为什么?中国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许多外企在中国的日子远不如入世前那样好过,中国的很多企业已经具备很强的竞争力,特别是互联网企业,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基本都是中国的企业。因此,他们往往抱怨中国政府的政策不公平,怨气很大。
 
    新改革

    面对新的国内社会矛盾,面对国际压力,我们怎么办?是不是像很多人担忧的,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要倒退,要回到以前的状态。不可否认,在一个舆论多元化和社会矛盾多元化的社会,总有一些极端的声音。我的观察是,尽管面临新的形势,但有一点是没有变的,那就是对过去三十年的基本总结,大家心里还是有数的。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不管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就是不断的改革,在每个时期抓住当时的主要矛盾,针对这个矛盾,出台一些改革的措施,缓解和化解矛盾,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发展的最基本的经验,或者说是法宝。
    在任何时期都存在矛盾,都有反对改革的力量。三十年前要招商引资,有很多人反对,说外资怎么能进来,那不是剥削我们的工人吗?外资进来把我们的市场冲垮了怎么办?这种声音很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记录着大量的讲话,目的就是冲破阻力。比如,他说过,我们手里有军队、警察,外国人进来有什么可怕的,我们随时可以把门关起来,他们的钱和设备在我们这里,怕他们什么?应该他们害怕才对。
    再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十七、八年前,大量国有企业亏损,国有企业的利润之和在1997、1998年的时候是负的,国企改革要求上千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这种改革的阻力是非常大的。但是,改革还是推进了,今天国企的大面积赢利得益于那时的大胆改革。
    因此,回顾过去,在每个时期都要突破一些阻力推动改革,才能让体制得到改善,让一些矛盾得以化解。
    2010年9月13日,世界银行召开了一个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三十周年的讨论会,请了很多学者,包括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家一起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经验是什么。我在发言中说,中国的基本经验有很多都与教科书上的内容不一样,最关键的不同之处于,在过去三十年中,从每一个时间点去看,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策相对于最佳情况,相对于标准的市场经济而言,都是不对的,都是有问题的。但是,在每一个时刻,中国的经济体制都在不断改进,这就是我们的特点。正因为每一个时刻经济体制都有问题,才有改革的动力。所以我们的文章就是《把改革搞对》,不断推进改革,这就对了。我想,把改革搞对,这是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最基本的经验。
    在《把改革搞对》这篇文章中,我说,经济的发展其实没有那么神秘。为什么不神秘?因为我们的起点很低。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人均GDP只有发达国家的十五分之一,现在是发达国家的至少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差距是巨大的,问题在于怎样看待这个差距,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差距越大,潜力越大,越表明可以赶超,只要改革搞对一点点,把制度稍微改一点点,就可以获得进步。
    改革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不是小打小闹的调整。改革不是革命,革命是全盘否定以往的制度,改革是在不改变现有的基本格局的前提下,进行制度的改善和变迁,这是改革的本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方向比较明确,今天的改革不一样,更加复杂。
所谓新改革,新在几个方面。第一,改革的方向技术路线不是那么明确,争议很大。第二,更重要的是,过去的改革是领导和专家学者主导,只要决心一下,改革就开始推进。今天的改革完全不同,往往社会上的抱怨和不满情绪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形成一定的来自基层的舆论压力,这种压力推动技术官僚层面进行方案的论证和选择,在最高决策者认可之后进行推动。简单地说,过去的改革可能更多的是自上而下,今天的改革很多是自下而上。
    举个例子,关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最先发出声音的不是税务总局,是互联网上的网民抱怨个人所得税不合理、不公平,由此展开讨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新闻媒体都参与进来,然后相关部门开始论证一些方案,最后人大常委会投票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
    第三,民生推动型的改革越来越多。民生推动的改革例子很多,刚刚一个例子我讲过了,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房地产改革也是民生推动的,而且是长链条的改革,就象房地产自己拉动的产业链很长一样。房地产的改革的第一动力是民生,是老百姓的诉苦,年轻人的抱怨,但是一旦房地产体制要改的话,它涉及的东西可不仅仅是民生,它涉及到了地方财政。我们看到,房地产价格,各个地方都提出上限了,不能超过比如说8%、10%,接下来,土地出让的价格能超过20%、30%吗,恐怕不行,因此地方财政能像过去那样子,大规模依赖土地出让过日子吗?如果土地出让金下降了,中央跟地方的财政关系是不是要改了,新的税种是不是要推出了?这一系列改革都会从房地产改革这个民生型的改革引发出来。
    再比如说,如果商品房,大家对它价格涨的意见很大,很多地方、很多百姓,很多人呼吁,要搞一点房产税。 如果搞房产税,房产税该怎么用,交给谁用,谁来监督,用于什么地方,这一系列问题又远远超出了房地产本身了,它涉及到地方政府的行为了。再比如现在大家对拆迁的意见很大,很多人对地方政府的很多行为,拆迁不满,对行政政府的很多行政方式也不满,都要监督、都要呼吁,民众对很多个别的事件高度关注,官二代、富二代,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提出了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需要改革,改什么,现在不少地方开始考虑,不能以GDP增长为目标,因为GDP增长为目标带来了投资,带来了投资追求型的,带来快速拆迁,带来了追求土地出让收入,那这些事情就是因此带来了地方政策考核指标的变化,因为你要解决他的拆迁问题,你要解决他的行为问题,你就要解决他的目标问题,目标一变,该怎么变,现在各个地方就提出来了,广东提出来要幸福广东,跟GDP的目标不一样了。
    所以表面上看,许多民生问题,包括拆迁的问题,房地产的问题,本质是地方政府的官员的问题,正是这种力量推动着整个地方政府的目标的改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改变,财政的情况改变。这个可能还是太抽象了,再讲细一点,再谈谈房地产和个税。
对于房地产,百姓意见非常大,很多人说房价涨的太快了,很多人觉得不公平,当然有人讲无所谓,年轻人你们就不能买房子,我们那时候还买到房子呢。这个事它是没法辩论的,它是一种情绪,你怎么跟情绪辩论呢,你怎么跟情绪谈心呢,你没法弄的,他就有这种情绪,就有这种偏好。在房价迅速上涨的过程中,年轻人觉得我不买房子,我以后就更买不起了,谁不不买房子谁倒霉,谁不能够尽快的买房子谁就被这场财富分配的大游戏甩出来,表面上是非理性,实际上是高度理性的一种情绪化表现,是一种衍生性的理性偏好年轻人买房子,年轻人要要房子的话,就得看房价。所以在这么一个情况下,房地产市场能不能改吗?当然需要改革了。
    有人说改革可以,我们就搞一些房地产税,房地产税来了以后,这些人就不会空置房,你买了房不住,不租的话,就交税,或者加一点增值税,就是房地产资本增值,如果买的房子是100万,卖的是150万,增值50万的是80%的税可不可以,都试过,都讨论过,搞了十几年了,过去五年都讨论了,房地产税也搞出来了,但是不行,不成功。为什么不成功?可以说经济政策的很多的争议,说到底就是争两件事,一是人的理性的判断,二是政府能力。比如说,有的人的潜在假设是人人都很经济理性,基于这个假设他们提倡土地的自由化,认为只要把土地交给农民,农民会好好把握,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失地农民的问题,即便失了地也是他应该的,他赚了钱,他拿了这个钱创业,这是理性的假设。
    另一部分人认为农民不具备经济理性。他们担心一旦土地私有化,大量农民会农民把地卖掉了,沦为失地农民,而且没有其它生存能力,产生社会问题。我的观点是,人到底理不理性,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不同地方的农民完全不同。浙江或者江苏的努力非常理性,搞不搞土地私有化,可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暗地里可能已经实现了使用权的灵活转换,相当于私有化了。但是,许多湖南农民也可不一样,我对那了比较解一点,下过乡,生活过,如果在湖南把土地完全私有化,第二天就有可能有不少农民人把地给卖了,拿了钱去赌博,,第三天就变成政府包袱。所以,我们教科书假设的人的理性在现实生活中不能一刀切,写经济学模型的时候,你可以大笔一挥,假设人是理性,但在真正的政策讨论中,就不那么简单了。
    第二个经济政策的争论点就是政府能力,即,政府的执行能力,政府的判断能力,乃至政府的意图。很多人讨论经济政策,往往假设政府无所不能,非常厉害。其他的人认为政府非常完全无能。这些都不对。话说回到房地产这个问题上。之所以之前讨论多这么多办法,都用过,都试过,为什么不灵?房价控制了十年还在涨,还在抱怨,越控制越涨。就是因为中央政府的执行能力有问题嘛,也是因为地方政府的政治意愿不在于控制房价嘛,所以现在搞的限购令,可以说是没办法的办法,那些常规经济学的办法当然温柔人性化,都试过了,没有用。你搞增值税,人家把合同改一改,把买房子的成本提高,你怎么收税。所以限购令这个政策,我坚信它是一个过渡型的制度的安排,类似于国际金融中的局部的资本管制,目的是迅速改变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的预期。改革是需要一系列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最后才能成功的。我之前写过的一些文章讲到,中国几乎所有成功的改革都是经过一系列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最后才一步一步演进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制度的。我们的产权制度经过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我们的乡镇企业,曾经是半集体的,或者半民营的,那时候讲不清楚,产权是模糊的。正是经过这么一个模糊产权的阶段,才克服当时很多社会舆论压力,经济环境的压力,最后才逐步逐步过渡到纯粹的民营企业。鲁冠球就是一个例子,我们1993年去他的企业,他自己说的,这个产权不能搞的太快,不能搞太明晰化,模糊就模糊吧,我们都认为他有大智慧。
    限购这个政策,确实有它的误伤。确实有一些在北京上海工作多年的年轻人想买房子,该买房子了,来了一个限购令,也工作了五年了,只不过过去某一段忘了交税,或者单位不给他交税,现在买不了房子了,这就是误伤。但是这个政策不可长期的持续。为什么?因为你看到很多的地方政府,很多地区它的房价高涨的严重的程度远远小过北京的,它也搞了限购令。这部分的城市恐怕是第一批逐步淡出限购的。即便是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当房价增长的预期,在目前非常严厉的限购令的打击下,到了年底基本上稳定下来的时候,也就是到了年底大部分人不预计这个房价,会每年20%的(疯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坚信限购命令的一些细节进一步的调整,变得人性化。至少我作为学者要呼吁,要把它理性化,要把它合理化,尽量减少误伤。但是短期来看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是房地产的改革。
    再说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也需要改革,个人所得税是怎么推出来的?我想你们在座的年轻人可能你们都忘记了。1980年,我刚上大学,那个时候开始推出的。因为那个时候突然发现有很多外企的老外来了,他们的工资高的不得了,每个月的工资不是一百二百,八百九百,那时候我们父母的工资大多都不超过一百,那个时候突然发现这么多老外拿了这么高的工资不合理,咱们就搞一个税吧,因此搞了一个八百块钱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这么来的。结果搞来搞去,搞了30年,搞到我们自个头上来了,就是这么回事。
    个人得所得税,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本质应该是个百姓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就是老百姓交税,政府拿了这个税去改善民生,去提供社会福利。像北欧平均是50%的个人所得税,50%的收入交税。交了税之后北欧人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养老,政府都能提供很多的补贴和福利,上大学的学用很低,几乎是不要钱的,这是事实上,所以北欧人不造反,心安理得。美国人的社会福利比北欧稍微少一点。因此个人所得税现在比北欧低,最高大概是35%。当然美国人也抱怨,美国人抱怨也很厉害,因为他看不到很多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福利。他的社会福利往往是给特殊人群的,给老年人的老年医疗,给一些利益团体的,而利益集团游说的很厉害的,游说出了有各种各样的个人所得税的漏洞。美国的个税法律因此变得非常复杂,大多数百姓不满意,但在现有游戏规则下,很难改变。
    我们国家现在能看到什么样的社会福利?孩子们上幼儿园得自己掏钱,小学到初中当然现在免受学费了。但是许多父母要择校,一择校就交钱了。高中政府不管了,要交学费。大学现在是要交学费的,比我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多多了。
    所以我们的百姓看到的是税收,但却没有得到基本的社会福利。更重要的是,现在个人所得税的基本上是个工资税,是当年为了针对高工资的老外设计出来的税,尽管起征点提高了,从八百到两千了,它仍然是工资得税。如果我买卖股票,运气好,或者通过内部消息,一万块钱买的,五万块钱卖的,我增值的四万部分不用交,资本增值不用交税,分红交一点税,利息不用交税。所以很奇怪,资本所得,资本增值的部分不用交税,劳动所得反而交税,劳动所得如果我是灰色的收入,我也可以想方设法逃税漏税。但是我是光天化日之下单位给我发的钱,我还没有见到就扣掉了,想逃也逃不掉,所以这么一个制度当然要改革了。而且改革的焦点还不仅仅是起征点的问题。提高起征点是应该的,但是还不够。
    当百姓还没有直接感受到社会福利的时候,征收税率高度累进的工作税,百姓的抵触情绪是很大。最有意思的是,政府一年也就收上来四千亿的个人所得税,与八万多亿的财政收入,也就是5%。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很冤枉很不值。为了收到三四千亿的个人所得税,所带来潜在的社会的不和谐,可能比收六七万亿的增值税都要大。按照政治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我认为这四千亿的个人所得税是成本最高的税收。作为学者我的观点是说,现在的个人所得税应该讨论,应该全面讨论。而我们讨论的关注点,应该大大的放大一点,甚至于说,往深处走一点,不能仅仅关注起征点。
    个税应该系统的改革。一个基本的理念是,现在的社会福利没有做好,现在基本的民生问题还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花很多的政治资本去征收那么一点点的个人所得税不值得。先把社会的福利搞好,先把基本民生解决了,再回过头来跟老百姓讲,我们缺钱了,我们真正有了财政赤字,因此咱们搞一点个人所得税,这个时候百姓心服口服。我的想法是系统改革,基本方向是大幅度减轻税率,大幅度放低税率,考虑劳动收入,同时也考虑资本增值,考虑分红,也考虑其他各种各样的收入,综合收入。那么也考虑家庭的负担,综合报税,大幅度的降低税率。这么做,我坚信不仅能带来社会和谐,而且能够让我们的白领工人的就业增加,因为我们都知道,个税表面是收在职工这边,事实上是企业跟职工共同负担的,税负是转移的,因为你收了税之后,企业必须给你适当提高工资,因此工厂都不愿意多雇工人嘛。
    最重要的是,个税如果真正系统改革的话,那么政府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的总额也大幅上升,我想应该轻而易举能达到五六千甚至于上万。因为首先税基提高了,再有,偷税漏税的现象会减少。只要税率大幅降低,谁不愿意当合法的公民,谁不愿意去积极的纳税呢。我讲的是一个例子,要从民生的问题出发,要从老百姓自由感觉的事情出发,去顺藤摸瓜,把这个体制改革,把机制理顺了。
    总结一下,新改革,第一是改革的方式不一样了,是自下而上。第二改革的直接目标可能是民生,但是最后所触及的问题越挖越深,是整个的体制。通过这样的改革,一定让我们的体制更加符合现在市场经济运作的要求,让经济更加的有活力,让社会矛盾能够缓解。
 
   新开放

    在新形势下,面对国际压力,必须有新的开放的姿态。走回头路是不行的,把国门关起来,不出口,不吸引外资,这显然不行,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型、赶超型的经济体,仍然需要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关于新开放,高度总结就是三个字——走出去。
    走出去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直观的,就是资本要走出去,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比如粮食问题,当然原则上我们要保持自给自足,不依赖国外进口。在这个大前提下,完全可以和一些周边国家达成长期协议,你这个地方多种一点我们需要的粮食,我们多种一些你们需要的粮食,然后交换。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技术和资本的支持,提供交通的支援,可以援助建设基础设施,等等。当然,走出去不仅需要资本,更重要的是具有国际化管理的能力。
    走出去的第二层含义,是我们思想要走出去。萨默斯说得很清楚,现在的社会经济环境是一个国际规则在改变的国际环境,需要制定新的全球化规则,我们处在一个规则剧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走出去,人要走出去,生意要走出去,研究要走出去。改革的过程是游戏规则改变的过程,现在游戏规则正在发生改变,中国是国际游戏规则改革的重大利益相关者,我们要参与这个过程。
    比如说现在国际上提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指导性条款(indicative guidelines),很大程度是对着我们来的。它提出来一个国家经常帐户的顺差或者逆差不能超过某个数。我们不能被动的接受,要积极主动地去改变它。怎么改变?必须要讲出我们的理由,要有研究,据理力争,把前因后果讲清楚,把厉害关系讲清楚。所以新的开放,我想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参与新的国际规则的制定,这些方面,坦率的讲,我们的准备,我们功课做的是很不足的。我们的经济的国际化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学术的,研究的,教育的国际化程度。
    我们的教育的国际化程度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教育我们年轻人学好外语,学好国外的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学好国外的科学技术。我们的教育在国际化方面还没有完全转向,如何站在更高的层次来评判现行的国际制度。我们的教育远远没有达到告诉我们年轻人,如何在国际上,脸不红,心不跳,据理力争,讲出来每句话都有道理,让对方口服心服,咱们缺少这种技能。我们中国人习惯的讨论问题的方式是责问对方,责问对方有什么资格,动辄大声高叫:“你凭什么讲这个话,你回家去吧!你是谁,你代表谁?”在国际上你怎么能够这么样跟别吵架呢?这不是国际上真正有效的吵架的方式。
    我们的教育没有教给年轻人怎么去辩论,不懂得怎么辩论,不懂得怎么说服别人,不懂得在一个大众场合下,来赢得听众的支持。中国人缺这个。也可能从某位著名的文学家开始就缺这个。用文学家的方式讨论社会问题,在国内也罢了,到国际上你跟人讨论不行的,行不通。我们很多的同行们,在国际上,据理力争,确实理直气壮,但是跟人家讲了半天,别人不知道怎么回应,你的观点得不到别人的认可,作用是零。所以这些事我觉得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比如怎么样参与国际经济和金融制度的制定,怎么样在它这个制度变迁的游戏规则下,跟它据理力争,跟它讲出我们在国际上具有信服力的一些话。
    如何能更好的参与国际社会的国际制度的讨论?这件事关系到中国到底能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大国,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在国际上能够站得起来的大国,21世纪是不是最终能够成为中国世纪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如果真正能够树立起来,21世纪如果经过了七八十年的演变,如果到了本世纪的下半叶别人承认了,中国确实厉害了,一定有个必要条件。一定是在国际上,不仅得到别人的承认,承认你厉害,中国有竞争力,承认中国人很厉害,很勤劳,中国的母亲很会教育孩子。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人讲出来的话,别人信,别人听,中国人的一套的管理方式,中国人的改革的办法,中国人的社会管理体制,在其他国家,除了西方国家之外,有号召力,有感召力,甚至于西方国家某些人都号召要学习中国,所以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恐怕应该站到这个高度考虑这件问题。
    今年是我们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清华的百年校庆不仅仅是清华的事,是所有教育界共同回顾,共同反思的一件大事。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过去10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一直忙活一件事是什么?高度概括,过去的10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清华也好,我们隔壁的北大也好,都在忙活一件事,就是民族的救亡和发展。展望未来100年,我个人的观点,像清华这种学校,我们的任务,恐怕并不是简单的证明我们是世界一流大学,这其实没有什么好证明的。如果中国国家立不起来,如果中国沦为二流国家,你怎么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世界哪有一个二流国家产生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曾经的世界的一流国家,英国,现在沦为了二流水平,它的大学我看也不见得是一流大学了,现在不是在卖文凭嘛。我看这些学校,曾经产生过一流大学的国家,现在正在卖文凭,我说的绝对不是假话,它培养出来的硕士文凭,我看再过几年就不值钱了。市场知道了,它的高等教育现在在缩减经费。所以你这个大学是不是一流,不是你说了算的,说到底还是你这个社会,你这个民族,你这个国家的地位和实力最后说了算的。
    所以我想我们的目标,再往下100年,可能是要在整个国家,全面复兴的过程中,去营造一套崭新的理念,去总结我们宝贵的经验,让它上升为在国际上具有感召力的一套新的价值观,一套新的理念,一套新的管理方式,让一些世界上的一些贫穷的国家,知道如何让老百姓过上比较宽松的现代化的生活,而不是亦步亦趋地学美国,这才是大学的使命。到了那个时候,如果你这件事真正干成了,你自动就成了一流大学了。你不能今天用机械唯物主义办法证明。
    最新的排名据说清华把北大超了几名了。某家国外媒体,把清华的排名,在世界排名提高了几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到了搞百年校庆,不知道。我看这有什么呢,把排名提高了,还不是因为看到了中国的厉害,还不是看到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吸引了很多的留学生,奥运会之后,留学生人员大幅度上升,中国人高等教育有钱了,中国现在到处派留学生,中国的很多的高等教育机构都是国外合作办学的对象。并不是我们多发了几个Science,Nature论文。
    所以我觉得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在国际范围内据理力争,营造一个,树立一个总结一个中国的理念,把中国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做法,尽管还在改善的做法,能够合理的客观的告诉这些全世界的其他人,这件事情是我们新开放的一个重点。
    最后讲学术界。学术界的新改革新开放过程中的任务,或者说使命也好,就是三件事。
第一是必须实事求是地认真研究中国的问题。中国的改革非常复杂,中国经济已经不是简单的市场经济,力图走上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经济体。这时候恰恰的需要我们的学者,认认真真的,脚踏实地的去研究这个经济体里发生的非常独特,非常复杂的经济现象。这样的研究是会有创新的,一定会有创新的。
    我还讲房地产的例子,全世界哪有一个国家,经济还比较穷,人均GDP仅仅为4000多美元,可是货币总量世界第一了,超过十万亿美元了。有哪个国家,是如此城市化的,农民工可以进城,可是不给他长期的居住权,小孩不能带进来上学。有哪个国家老百姓如此看重住房和土地?有一些人搞三四套十套房子,既不住,也不租,也不装修,当成收藏品,真的太独特了。有哪个国家的老百姓,在股票市场上去买那个期权,明明知道期权已经没有价值了,还在最后一分钟炒作,这是太独特的中国特色了。哪有一个国家,13亿人口,耕地如此之少,光靠增加土地供给来压房价,得要压到什么时候去?这都是中国的特色,你不针对这个中国特色去研究,简单的照搬市场经济的原则,只知道想用供给和需求解决问题,哪能行。如果仅仅重复供给跟需求的话,那还要我们干什么?一本保罗Ÿ萨缪尔森打遍天下就够了。30多年前高鸿业先生翻译好的萨缪尔森《经济学》,不要去更新就行了。所以一定要研究中国实际的情况。
    第二,认真研究什么是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千差万别,远远比教科书的描述要复杂,必须仔细研究。德国人有自己控制房地产的方式,德国人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房地产过热,德国人,很多人工作了很多年,还是高高兴兴的租房子住,德国的房地产从来没有出过问题。新加坡的房地产搞的很好,政府的投资量,年复一年比香港多多了,老百姓也安心,新加坡大学现在比香港有竞争力了,这点我有了解,有根据。我们清华今天跟别人竞争人才,招聘教授,新加坡一给就给一个有海景的,120平米的房子,比香港的还好,香港现在也要交点钱,新加坡人家住房条件,比香港还好,工资比香港还高。我们这儿可好,不仅没有房子,还得把人挤到五道口,四万到五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所以你怎么竞争得起。所以这些事情你不去仔细的研究,不去认真的研究。不说别的,我觉得作作为一个学者,你都不可能有创新,国外同行们都不愿意跟你交流。他们来中国,经常问我们,你说的经济学的理论我都知道了,请你告诉我有关中国的新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必须要突破。所以学者的第一件就是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用现代化的经济学的研究的方法,认认真真研究中国经济所碰到的一系列的复杂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是欧洲美国在他们发展过程中所没有碰到过的。
    第三,必须认认真真研究当今这个世界的问题。睁眼看看这个世界,规则正在改变。比如,对金融衍生品是不是要管,投资银行是不是要跟商业银行一块监管,投资银行是不是可以搞自营业务,利弊何在?资本管制是不是要管,就是热钱涌入,是不是要收税。西方人都在研究这些事情,我们为什么不研究?
    世界上公认的宏观经济专家斯坦利费舍尔做过IMF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以前绝对是保守主义,绝对是要反对资本管制。现在做了以色列的中央银行行长,写文章反过来说应该搞资本管制,他的观点都变了。IMF最近也承认,资本管制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支持的。我们还这么死抱着原则不放。我觉得这些不仅对不起中国也对不起世界,所以一定要睁眼看世界,一定要用我们的这些中国的研究,中国的视角,做好研究,去参与国际新的制度的建设。所以在这个时期我倒是觉得,并不是说经济学家们没有事可做了,确实有事可做。经济学家们现在备受攻击,我觉得我所谓,既然网民不能公开攻击一些政府的一些政策,攻击攻击我们无所谓,这怕什么。只要你说的有道理,咱们讨论就是了。
    我想更重要的是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真正做好我们研究,做好我们的教学,培养出一批新一代的国际化的,高层次的国际化的人才,走向世界,这样才能够把中国的事情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