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50人论坛

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共同主办，南京市商务局承办的“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论坛（南京）研讨会”，6月10日在南京东郊国宾馆举行。会议主题为“‘十二五’时期经济转型与现代服务业发展”。

论坛成员蔡昉、王建、许善达、郑新立，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戴玉庆、段永基、郭翠萍、刘关清、刘光超、秦朔、任志强、张伟祥、赵民、朱德贞、李祥林（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受朱云来委托参会）、刘福明（中冶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受沈鹤庭委托参会），特邀嘉宾、万源企业董事长张晓崧出席会议。

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沈健，人大副主任张宁生，副市长陈刚，政协副主席鲍永安，市政府副秘书长牟小玉、穆耕林，南京市各区县、各有关部门、重点企业负责人以及驻南京中央和当地新闻单位记者等200多人出席会议。

研讨会开幕式及主题发言环节由南京市副市长李琦主持，沈健、郑新立分别致辞，郑新立、蔡昉、许善达、王建先后做主题发言。研讨会互动环节由50人论坛企业家理事会召集人段永基主持，由郑新立、蔡昉、许善达、王建、任志强、李祥林现场回答听众的提问。

以下为研讨会纪要。

开幕致辞：

沈健(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尊敬的郑主任、蔡所长、许会长、王会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学者，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在风景怡人的东郊国宾馆召开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论坛（南京）研讨会，受市委书记杨卫泽先生和市长季建业先生的委托，我代表中共南京市委和南京市人民政府，对各位专家学者和各位领导、嘉宾、企业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汇聚了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今天在座的各位专家和企业家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大家能够聚集到南京参加这样一个论坛，这是南京的荣耀。多年来，各位专家致力于国内与国际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形成了许多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和政策建议，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次研讨会是南京与中国经济论坛50人的第二次合作，2009年6月中国50人经济论坛和南京市共同举办了首届研讨会，与会专家的真知灼见至今仍使我们受益。

南京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科教资源优势突出，交通物流便捷通畅，人居环境优良，经济发达，潜力巨大。“十一五”期间南京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0.7%，高新产业收入占工业的比重接近40%，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这在省内和国内都是比较高的。我市获得首个“中国软件名城”称号，服务执行额居全国第一，在全省实现了产业结构321的结构调整。

“十二五”期间，南京面临着新的发展重任。国家长三角总体发展规划确立了南京“两基地、两中心、一门户”的地位和作用，我市正在狠抓人才第一资源、教育第一基础、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驱动力，争当全省科学发展、改革创新、和谐稳定的三个第一，力争确保实现在我省第一批率先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是要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变，实现经济转移到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结构。

这次50人论坛（南京）研讨会的主题是《“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转型与现代服务业发展》，讨论这个议题，对于我国在当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继续把握机遇，克服各种不断凸显的矛盾和困难，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指导南京做好下一步的工作，特别是在中国乃至全球大的发展格局中，把握南京的定位和发展方向，进一步推动经济朝着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又好又快的发展这个路径，实现国家“十二五”规划为南京确立的战略目标和任务，也起到非常积极、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这次论坛将对我们的工作产生积极的重要影响，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们衷心希望中国经济50人论坛把南京作为学术研究和经济实践的一个重要联系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实现共同发展。预祝会议圆满成功，祝各位专家、企业家在南京生活愉快、身体健康！谢谢大家！

郑新立（50人论坛成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尊敬的南京市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来到南京出席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论坛（南京）研讨会，首先允许我代表50人论坛对出席本次南京研讨会的各位同仁和各位企业家，对南京市委、市政府的盛情邀请和为这次会议成功举办所做的周到细致的准备和安排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9年50人论坛在南京召开了第一届研讨会，当时的主题是《科学发展与转型升级》。两年过去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南京实施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的三个发展战略，思路是正确的，措施是有力的，成效非常显著。南京的城市品牌已经从原来的“南京制造”逐步转变到如今的“南京服务”，产业结构由过去的传统制造业转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双轮驱动的模式，尤其是以软件外包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集聚和带动效应非常明显。

“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主题，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在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中，第二个转变就是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局面，实现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着力发展服务业。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要求，即在“十二五”期间，一定要把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作为一个战略重点。

南京市在发展服务业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服务外包。去年销售额达20多亿美元，在全国服务外包城市中居首位。第二，苏宁。在原来的供销社改制之后，苏宁形成遍布全省每个村的网络体系，现在开始向其他省份扩展，成为全国农村的连锁店，这也创造了一个奇迹。第三，在全国率先进行农村信用社改革，非常成功，现在已经成为全国遍布城乡的一个金融体系，特别是在为农民和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实力。另外，南京的大商场率先进行改革，现在发展得非常好。南京物流业、旅游业的发展也很有特色。南京这个地方，人才荟萃，交通发达，环境宜人，发展服务业可谓得天独厚。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把服务业作为南京市重点发展的产业，可以为转变发展方式创造一个新局面，在全国做出表率。

50人论坛是一个由经济学家组成的学术群体，曾多次和地方政府举办主题研讨会。一方面，专家们献计献策，和地方政府共同研究和解决问题，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有机会了解更多的地方的第一手材料，学到很多宝贵经验。我们由衷的希望，在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论坛（南京）研讨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预祝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

会议主题发言：

郑新立：改革财税金融体制，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把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战略重点。为什么要摆在这样一个重要位置？我的理解，这是针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局面提出来的。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务院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大会。十几年过去了，第三产业滞后的局面不是缓解了，而是更加严重了!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第三产业始终滞后呢？我们分析来分析去，主要有三条原因：

第一是税收体制阻碍了服务业的发展。许局长对这个问题还要展开来讲。服务业实行营业税，工业是增值税，营业税的税负比增值税一般重三分之一左右。许多专家和领导鼓励企业形成一个微笑曲线，但是始终笑不起来，谁愿意多增三分之一的税?你把研发和营销放在企业内部，就少纳税。政策和目标逆向调节。所以光喊口号，却始终发展不起来。我们对个体的税收太重，是许局长最早提出来的。月销售额5千块钱就要收营业税，按纯收入算起征点甚至低于最低生活标准。把起征点提高到2万块钱，就可使2千多万个体户受益。

第二是金融体制不适应服务业发展的要求。服务业大部分是小企业或个体户，我们的金融体制里面没有专门为小企业和个体户提供贷款的机构，他们需要的小额流动资金缺乏信贷支持。这也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除了金融方面以外，服务业的电、水、地价都比工业贵。

第三是受传统计划经济理论影响。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才创造财富，服务业不创造财富。过去工农业总值里面不统计服务价值。改革以后统计上虽然改变了，但我们的思想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一讲发展经济，就是建工厂，或者是修路，没有把发展服务业摆在重要位置上来。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只占GDP的4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仅为34%，比发达国家低一半，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服务业落后不仅加大了就业压力，而且制约了第一、二产业的发展。

未来十五年是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期，拿什么超过美国？美国14多万亿美元，我们是5万亿美元，差了9万亿美元。我们比较了一下，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我们比美国大，第二产业也超过了美国，主要是第三产业比美国差的太多。我们在经济总量上赶上美国，第一第二产业会有一个增长，但容量已有限，最大的潜力在第三产业。也就是说，我国第三产业再增加9万亿美元的增加值，我们才有可能在GDP总量上超过美国。那么用什么样的服务内容，把9万亿美元堆起来，需要我们的经济学家和政府的领导考虑这个问题。最近我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常务理事张祥同志对比了纽约和上海两个城市的产业结构，一对比看出我们的差距。纽约是一个服务性城市，从生产性服务业到生活性服务业都非常发达。比如打篮球，我们中国人打篮球是一种锻炼，美国打篮球是创造GDP，一个NBA比赛一年创造60多亿美元，一个话剧演十几年。一个好莱坞一年300多亿美元。美国的商品贸易是大量逆差，但服务贸易是顺差。我们要研究美国，瞄准他，赶超他。服务业里面最重要的是金融产业，美国的金融产业年增加值达2万多亿美元，中国只有800多亿美元，我们不能像美国那样搞泡沫，但是资本市场、保险市场，跟美国比，我们很弱小。只有银行业现在还可以跟美国比，但我们的银行结构不完善，美国有8000家银行，中国只有几十家。中国缺少中小银行，而且银行业务主要集中在国内，在国外设的网点很少，所以竞争力不行。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形成，债券市场刚刚起步。美国的保费收入占GDP的比例为13%，全世界平均8%，中国仅为3%。我国汶川大地震后，保险公司理赔的人数仅占受灾人口的5%。美国新奥尔良海啸以后，50%的受灾人口能获得保险公司理赔。我国金融保险业在服务业中的比例，在GDP中的比例，都太低了。

这次会议，有好多专家谈到服务业发展问题，南京已举办了三届服务外包的国际会议，今年是第四届了。我看了一些资料，感到非常兴奋。十年前，我曾带队到印度、爱尔兰专门考察过软件和服务外包。印度软件出口全球第二，他们怎么搞起来的？我们在考察中提出来的一些问题，现在仍还在。第一是人才，搞软件需要人才。有一句话，就是说加工贸易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软件产业的发展可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这个话说得很对。我曾算了一下，中国要用20年时间在软件产业上赶上印度，首要的条件是我们软件教育规模，要比现在扩大6倍才行。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那么多搞软件的人。现在我们搞软件的，大部分是学其他理工专业转过来的。北京大学1978年开始招收第一届软件硕士生，起步比印度早，现在这些毕业生没有一个在国内，都跑到国外去了。第二个问题是税收。印度的软件产业是零税率，我们现在把税收降低到3%。另外把嵌入式软件也纳入到软件免税范围，这对软件业发展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爱尔兰是全世界第一个办开发区的，现在办了五、六十年了，发展的非常好。爱尔兰在上个世纪是欧洲的第三世界，以畜牧业为主，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两大支柱产业，第一是软件，第二是生物制药。我们到开发区座谈，他们讲美国的企业愿意到爱尔兰投资，主要原因在于在爱尔兰可以找到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技术人才。每个开发区旁边配一个大学，这个大学围绕开发区需要的人才，调整招生专业和人数，没有老师就全世界找。实际上爱尔兰作为各种语言软件的一个编制中心，然后推销到欧洲的各个国家。南京这个地方最有条件的就是人才，我们有这么多所大学，应当根据南京市服务外包企业的需要，培养出所需要的人才，这是第一位的。

第二就是在全国的税务制度还没有改革时，地方可用自己的财力给企业以扶持。最近国务院公布了一个关于扶持物流业的“国八条”。真正的改革还是需要把营业税改为增值税。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到，今年进行生产性服务业由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试点。南京应争取成为第一批试点，同时，财政应拿点钱，作为诱导性资金投入服务业，创造一个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

第三个建议是开放，要把国外服务业企业引进来，把国外大公司的服务外包吸引来。包括IBM这样的跨国公司。IBM在印度雇了9万人搞软件，在中国仅雇了8千人。如何让IBM在中国的软件服务外包也能雇到9万人，需要研究相应的政策和法规。我国的软件企业也要走出去，扩大服务出口。要像美国人从中国拿到大量服务贸易顺差一样，我们也可以从一些发展中国家，拿到一些服务贸易的顺差。这样有进有出，首先是进，然后对发展中国家搞服务出口。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南京具备这样的条件。通过上述努力，使南京市的服务业特别是软件业在“十二五”时期有一个突破性进展。

蔡昉：发展服务业，超越增长减速期

大家下午好!我自己对服务业缺乏深入的研究，仅想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特征，讨论一下与我们加快产业转型、加快服务业发展相关的问题。这里，我提了一个概念，叫减速点或者是减速期。最近，国际上一个研究热点是看高速经济增长，什么时候减速。大家最近看媒体，各国机构和学者都在预测中国经济总量什么时候超过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在2016年就超过美国。做这样的预测是一种潮流，在一个潮流的同时又有一系列的研究，着眼于中国什么时候减速。虽然很多研究不直接说中国的减速问题，而是说高速经济增长什么时候减速，但是几乎所有我知道的研究，都是冲着中国的，都是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比如说摩根斯坦利的研究团队说，按照购买力平价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是减速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保持高速经济增长，从这个7千美元的时候开始减速。他们观察到，7千美元很有意思，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最后把它叫做“魔幻数字”，这个一个潜在的对我们的一个意义。

第二个类似研究是一篇学术性论文，是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做的一个研究，直接针对中国的。他们的研究是按照2005年购买力平价，发现高速增长国家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万7千美元的时候达到。这与前面的比较高的多，但仍然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意味着许多国家可能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就开始减速了。就是说我们看国际上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摆脱贫困的国家很多，如拉美和很多亚洲国家，但是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我们看到的例子很少，其实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两个研究表明，大部分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减速是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

除此之外，经济减速的还有一个参照指标就是人口老龄化，从日本的情况，在1990年65岁人口比重达到12%的时候开始减速，进入到失去的10年和20年，至今大致就是1%的年增长率。这就是我们从国际经验所看到的。对我们有什么含义呢？

我做了一些作业，比较一下我们中国，是不是面临着减速的可能性。从蓝色的图，是中国去年以及南京市去年65岁以上的比重，现在看国家的总数是8.3%，其实联合国根据我们新的声音，重新预测了中国的人口数，结论是我们65以上的人口比重已经达到了8.9%，南京比全国高，达到9.2%的水平以上。虽然距离日本还有一点差距，但是已经很接近了。而从人均GDP的角度，前面看到的研究都是购买力评价，而且是2005年价格，按照同样的标准推算，中国是大体上是11426美元，中国在减速的这个点。南京市已经超越了减速的转折点。其实南京市按现在的收入水平，基本上接近了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水平。总之说我们已经在接近一个减速期，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足以让我们保持过去的那样的高速经济增长。

为什么会减速？我想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红利的消失。我们根据世界银行做的一个研究，来看过去经济增长中就业增长的贡献。我们假设要实现10%的GDP年增长率，那么在1994年以前，就业增长的贡献是3.3个百分点，超过1/3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就业。到了1995年-2009年这个时期只剩下1个百分点，预计在“十二五”时期接近0%，到了“十三五”的时候就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作用。如果我们还想保持10%的经济增长，90%以上因素要到就业之外，到人口红利之外去寻找。

这些因素是什么呢？我们叫做全要素生产率，即每一种投入要素数量之外，效率改进还创造一个额外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这是支撑未来经济增长一个主要来源。前面讲到的那个研究表明，许多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万7千美元的时候开始减速，有85%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日本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研究表明，日本1990年以后的经济停滞，就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差。那么很显然，我们要保持未来经济增长，就要保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哪些因素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呢？第一是技术效率，通过适应生产要率禀赋结构的变化，加快技术进步，改善管理，改革体制机制，主要表现为微观企业的经营和产业结构选择。还有一个层面是相对宏观的，我们叫做资源重新配置效应。最近有一些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一半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效应，换句话说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包括产业内部的调整，比如说制造业从相对低端的向高端的升级，到部门间产业结构调整，如在二产和三产之间的产业转换。我们第一产业已经降到10%以下，因此主要的产业结构变化，未来可能发生在二产和三产之间。

所有这些，都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努力，其实都与中央要求的“十二五”时期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直接相关的。因此，我们讲服务业发展，与落实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关，是保持我们可持续发展源泉的保障。

从服务业的角度来看，我个人一直怀疑我们服务业比印度还落后。当然印度的软件外包是很大的一个产业，只是集中在少数地区。印度几乎没有什么制造业，服务业更多的是汪洋大海般的生活服务业，非常低端，很多都在非正规部门，在地下经济中。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我们从生活服务业的角度来说，我们并不差。我们服务业不发展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我们的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制造业集中在比较低端的加工贸易行业中，按照人家的要求做产业，不需要营销，不需要研究开发和创意，那么很显然，制约了我们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妨碍了生产性服务从制造业当中分离出来。

在“十二五”时期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创意研究研发这样一些行业逐渐分离出来，是随着制造业产生的巨大需求加快发展的。从低端制造业向两端的生产性服务业提出需求的过程，也就是第三产业比重提高的过程。这是从服务业是怎么产生的角度来看。服务业本身是人力资本培养的行业，教育本身就是服务业。同时，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潜力也在于服务业的领域。这类服务业，更多的是一个创意的产业，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决定了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能否得到提高。

因此，在“十二五”乃至于以后更长的时间内，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与服务业发展和人力资本培养密切相关。从全国的数字可以看到这一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从二产资本密集型与三产技术密集型产业比较看，都可以看到，三产需要更高的人力资本。如图显示，三产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二产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都是比较高端的产业，需要更高的人力资本，而三产要求更高。按照对教育年限的需求，其实三产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更加接近于需要高校毕业生从事这个产业。高校毕业生在出现民工荒的情况下，仍然存在就业难，显然不是因为人才过剩，其实对特定人才的需求仍有不足的现象。

此外，服务业和消费需求密切相关。我们说需求创造供给，对这个服务业需求，是我们未来经济增长中一个重要的有潜力的拉动力。按照经济学的说法，当你的收入增长的时候，对某些产品的需求是在减少的，但是你对另一类产品，特别是对一些服务性的产品的需求是加快提高的，因此我们把这些领域叫做收入弹性大于1的行业，服务业其实就是这样的行业。因此来说我们将来扩大内需，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也来自于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反过来经济学也告诉我们，供给也创造需求，也就是说，我们预见到的未来产业结构转型的主要内涵是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我们扩大这种供给，加快这个领域的发展本身又反过来创造居民对服务的需求，两者是互相促进的。

学界关于全球化的定义有两个，一个是指服务和货物的跨国流动的扩大，或者说就是贸易量的扩大；最近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所谓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其实全球化的更高含义是创意的跨国流动。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在过去，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江苏省其实也是中国制造业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享尽了贸易扩大的全球化之利。然而，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我们的制造业逐渐向服务业转变。这时，利用全球化的第二个含义，即创意的流动，就越来越重要了。例如服务外包，这样一系列的发展服务业的战略，就是让我们继续在全球化中获益的产业政策和举措。

这里看上去有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目前中国在技术、人力资本、教育水平、职工素质等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仍然有巨大的差距，这个差距的存在，其实是一种所谓的后发优势，因为有这个差距，可以帮助我们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赶超，不利用这个差距，意味着你在浪费自己的后发优势。另一方面，有人会认为，如果你仅仅是搞服务外包，仅仅是模仿，你是不是会永远跟在别人后面。回答这个问题，很有必要看一看我们苏南地区发展制造业的历史经验。我们当年是从比较低的技术上起步，从低端的制造业起步，后来江苏省大规模的创业园区的发展，已经实现了制造业一个明显的升级。因此，我们现在从服务业的外包入手，无论中端还是低端，都是一个良好的起步，未来的前景是我们伴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实现服务业产业的升级，赶超利用差距，缩小差距，重点超越才能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机会。

最后我也是想提一点建议。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关注人，人们发现，归根到底人的聚集才是生产力的源泉，重点不是产业积聚。人聚集在一起就有创意的交流，碰撞中产生创意，因此说城市化，特别是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为未来发展第三产业提供了一个根本动力。传统的观念总在讲，城市是有承载力。这是很多大城市容易犯的错误。还有就是说，城市需要的是高素质人才，不缺普通劳动者。我认为这些都是传统观念，应该说人其实就是生产力，无论在什么层次上，任何经济都不可能是一个高层次的产业解决满足一切。江苏省也好，南京市也好，如果在户籍制度、人才吸引上政策上能够实现一个大突破，能够通过人的流动，城市化的发展，形成更多的创意，必然会对未来服务业发展创造出重要的源泉。

许善达：营业税改革与现代服务业

关于发展第三产业，国家已经讲了很多年，但收效远不理想。这个现象表明，仅靠很多口号、方针、战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的体会是，这么多年来，没有足够的政策措施来支撑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有很多制度性的障碍一直在阻碍着服务业的发展。其中，现行营业税是重大制度性障碍之一。我认为，营业税改革是现代服务业发展一个必要条件。这应该成为我们全社会的共识，成为决策层的共识。“十二五”规划又提出发展服务业，定了很多指标，但如果不解决这些制度性的障碍，“十二五”规划的指标很难实现。

我特别强调一个意见：经济转型要扩大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全国的普适性的战略。虽然它是国家战略，但对不同地区意义是不一样的。对于很多地方来说，搞不了大规模的服务业，甚至搞不了现代服务业。这个转型必要性主要在于大城市，特别在于沿海大城市。这些地方过去是搞制造业支撑发展大城市，现在这一些大城市，如果不实行转型的话，大城市的发展增幅就会降下来。很多中小城市，包括一些偏远的地方，服务业不怎么发展，没有什么现代服务业影响不大，但对中国的大城市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关键的要研究的问题。南京一直抓服务业发展，我认为，在今天，我们认识这个问题，不仅仅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问题，尤其应该把它看成是特大城市，包括南京在内，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转型。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对其紧迫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如果仅仅把它视为一个全国性的战略，很难搞出强有力的措施推进这个产业。

第二个问题，我想说明为什么营业税障碍了服务业发展。我们可以对比一下。1994年，我们最初给国务院报的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同时出台的原方案中，服务业和制造业都要改成增值税。但地方收入规模怎么也算不下来，中央拿增值税75%，地方收入规模就太小了。如果服务业保留营业税，地方收入的基数规模就比较大，符合当时中央地方收入分配的布局了。分税制是保留服务业营业税的主要原因。同时，我认为更重要的一条，当时，对于中国解决发展问题，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制造业，对于服务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只是一般性的认识。为了分税制的地方收入基数就保留了服务业的营业税。

现在比较一下服务业的营业税和制造业的增值税。

首先，营业税税负重，虽然税率有3%，有5%，由于重复征税，实际税负远高于此。比如交通运输业，不计算购买交通工具所含的税款，实际税负就有7%。整个营业税的税负比增值税高不少。

其次，为什么服务业资本市场不太活跃，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原因就是服务业越搞专业化，税负越重，不利于专业的发展，所以铁道部统一核算，税负轻。我们国民经济中实际的服务业比重比统计数字大，为什么？很多企业都把有些服务业的经营活动，都合并到制造业里面去。为什么？制造业税负低。如果自己搞运输，搞一个车队，公司内部一个车队，税负低。你要是请运输公司给你运，税负重。把生产性的服务业放到制造业里面核算来降低税负。

更重要的是出口税收政策的差别。南京搞服务外包，国务院对服务外包搞过几个政策文件，我都参加了。当时国务院允许试点城市的服务外包免征营业税。这是个好政策，对服务外包发展发挥了不小作用。但是免征营业税和增值税零税率不是一个概念。免征是指最后一道出口销售环节的3%营业税免了，而零税率的概念是出口退税，即：不但最后出口销售环节的3%不征，还把企业所有购进中的税款退还给企业。出口营业税免征的政策力度比增值税零税率出口退税的政策力度小多了。人们希望形成一个服务业出口全部免征营业税普适性的政策。到目前为止，唯一个全国普遍适用的出口免税的一个经济活动是什么？是翻译，你给境外提供的翻译作品，营业税全部免征。最近，远洋的货物运输也有政策了。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个政策对我们服务业的发展的障碍有多么大？假设一下，如果今天制造业的出口退税取消，明天开始出口不退税了，我们的制造业什么状态？那你就能想象在今天营业税出口政策下的服务业是什么状态。我们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出口拉动起来的，我认为，中国的服务业发展也不能仅仅靠国内的服务业市场，也要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依靠世界的服务业市场拉动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服务业不实行出口退税很难做到。现在的问题是要形成社会的共识、有关部门的共识，搞出一整套的制度措施，推动发展，落实战略。仅仅靠战略，靠方针，没有切实的政策措施，“十二五”的这个目标是实现不了的。这个营业税的问题在"十二五"规划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但是，我感觉，现在对于制度障碍的解决，还没有完全形成共识，这个火候还不够，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当然目前营业税改革的环境和1994年搞增值税改革有一个很大的区别。1994改革之前，税制改革的建议我们已经提了很多年了，但是增值税一直在试点，并没有下决心全面推行。1994年作为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推出，并不是仅仅因为决策层要优化税制，主要动力不是优化税制，而是分税制。为了让中央能控制收入的大头，能控制收入增长速度最快的税种收入的大头，必须全面推出增值税，作为中央收入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这个决策是吸收了很多国际经验而作出的。我认为，前苏联解体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回顾起来，这个前苏联的解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但前苏联的解体，压垮前苏联这个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就是当时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不再给苏联财政部交钱了。前苏联的中央政府没有税务局，是由各加盟共和国的税务局收税，然后向前苏联的中央政府财政部交钱。戈尔巴乔夫当时搞了一个新联盟条约，想建立一个前苏联中央政府的税务局来直接征税，不再依赖各加盟共和国交钱。我们中国1994年以前也是学习前苏联这种税务局体制，就是由各个地方政府收税给中央政府交钱。由于叶利钦等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坚决不同意前苏联中央政府控制征税权，坚决不同意前苏联中央政府成立税务局直接征税，仍然坚持由各加盟共和国收税而给前苏联中央政府交钱。不久，加盟共和国都以他们在全苏联财政分配中太吃亏为由拒绝再向前苏联财政部交钱了。最后，只有俄罗斯给前苏联财政部交钱，前苏联名义上是各个加盟共和国的中央政府，但只有一个加盟共和国，就是俄罗斯向前苏联财政部交钱来维持着也控制着整个苏联政府的命脉。当俄罗斯宣布也不再给苏联财政部交钱了，第二天戈尔巴乔夫作为前苏联总统召开苏联政府的会议，宣布苏联解体，第三天早晨，前苏联的红旗就落下了。这压垮前苏联政府这个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俄罗斯不给苏联财政部交钱了。

1994年推出增值税，中央政府拿增值税大头，再成立中央政府的税务局直接征收增值税，这三箭齐发强化了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控制力，其意义如何估计也不会过高。但是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动力说营业税改革也有同样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呢？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当前的大形势与1994年那个时候大不一样了。当时为了实现中央政府控制大部分财政收入的改革目标，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以及税务机构的改革承担了非常大的风险，不管企业有什么困难，不管地方政府有什么困难，不管财税部门特别是税务局征收增值税有什么困难，也要实现让中央政府控制大部分财政收入。但是今天连营业税改增值税还没有形成一个全社会的共识。所以我的看法，营业税改革出台的方式，一种可行的方式，就是全国选择个别地区，选择少数税目来进行改革的试点。这个营业税改革会涉及到所有的企业的税负。服务业的税负肯定要下降，同时，因为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也增加了增值税的抵扣项目，就必然要降低制造业的税负，交增值税的企业的税负也必然下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营业税改为增值税意味着所有的企业，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税负水平都会下降。这么大幅度的下降，财政收入减多少？其中中央、地方各减多少？另外，由于营业税改增值税所引起的地方与地方之间财政收入的变化也是很复杂的。现在南京的服务到湖北，对湖北财政收入没有影响，如果营业税改增值税了，把南京的营业税改成增值税了，就给湖北企业提供了要抵扣的税款。因此，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会使在服务业相关联的地区企业之间的税负都会受到影响。总之，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税负水平会全面下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都会变化、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收入也会变化。面对这么复杂的全面的变化，现在很难做出一个全面实施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决策。

我的建议是，少数的地区选择适合当地的税目，来进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我曾经建议过上海搞两个税目试点，国务院批准上海成为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那么交通运输和金融保险是营业税的两个税目，建议上海搞营业税这两个税目的试点。而南京，一直在抓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我建议南京政府组织人研究一下，研究一下南京在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税制改革中选择哪几个税目作为南京的试点可以对南京有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比如说改增值税可以实施出口退税，南京的服务外包如果能够实行出口退税的话，南京的服务外包的发展会明显地快很多。所以我建议南京，也去思考一下，怎么样设计一个南京营业税改革的试点方案推动南京经济持续发展。这个试点的方案应该是南京市、江苏省和中央都能接受的方案。这个是南京现在可以做也应该做的事情。中央在关注这个事情，也有课题在研究，现在还没有到最后决定的时候，南京如果能够早一点提出这么一个试点方案来，搭上全国第一班车对南京的发展会有一个很大的推动力。这是我讲的这么一个意见。

最后讲个什么意见呢？现在服务业的发展跟其他的产业的关联性很强，对中国来说，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关联度是非常高的。现在服务业企业要实现集团化，光靠企业自我发展是很难的，必须依靠现代金融业实行兼并重组。我们的银行、保险、证券业、以及各种投资基金、PE、VC这种金融工具很多。在南京形成有实力的现代服务业，在全世界占领市场的话，一个一个小企业，小公司，很难在世界上有很好的品牌，很好的无形资产来开拓自己的市场，所以现代服务业自身也有一个怎么样通过现代金融服务业整合的问题。这个整合的过程和营业税的关系很密切。资本的整合会涉及到一些营业税的问题，同时要引进金融资本，不管是何种类型的金融资本，在设计过程中必须注重很多的营业税问题。我认为，南京如果要想争取一个营业税试点机会，抓住这个先机的话，选择适合南京的第一批的税目推出去，不能眼睛只盯住现在做的服务业本身，还要把眼界拓宽到推动服务业发展的资本的市场的运作，把银行、保险、证券、PE、VC等等这些金融资源都能够充分的利用起来。利用这些资源，把我们的现代服务业，特别是服务外包出口这样的企业整合在一起，扩大他们的经济实力，我想南京的服务外包就会迈出一个新的比较大的步伐。对南京这个现代服务业发展，这个建议有一定战略高度。需要先有一个规划，然后研究相关营业税的问题以对南京市的发展发挥很好的推动作用。

王建：高铁时代长三角地区经济重新整合问题

我本来想讲的第一个话题是为什么需要转型发展到服务业，没时间了，我就讲第二个话题——高铁时代的长三角地区的重新整合问题，这对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首先，高铁现在发展得非常迅速，中国已经在营运的高铁将近7千公里，在建的还有1.3万公里，加起来有2万公里，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现在世界上出现一个高铁高潮，比如日本计划在10年内修1万公里的高铁，日本那么一个小地方如果修1万公里高铁，密度比咱们要大得多，因为日本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几十分之一。那么在欧洲、美国，也都在进行这种高铁大规模的建设，开始我这对高铁的认识也不多，但是最近我研究这个问题啊，我发现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这是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向我们迎面走来，我们可能还体不到这个高铁，他是会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我相信不远的将来，比如说在10年之内，它对中国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都会有巨大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因为高铁是突破了地面运输工具的速度的极限，咱们现在看汽车的里程表，最快的时速220公里，到头了吧，实际上我们在高速路跑的，也就是100公里，这是个比较标准的时速。但是高铁的是多少呢？高铁咱们已经运行了3年都是350公里，现在刘志军就换下去以后，现在铁道部就降下来了，我觉得是没道理的，但是他们的总工程师最近说，他们今后高铁的营业速度还是要到380公里。中国我们在实验当中，我们的高铁已经是在500公里以上的速度，是创造了世界的最高速度，但实际营运的速度是没有快的必要。300多公里已经是相当的快了，突破了地面运输工具的极限速度，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想咱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概念叫做都市圈。或叫一小时都市圈，为什么叫一小时都市圈呢？就是因为都市圈的半径是100公里，这正是汽车在一小时之内走高速公路的标准时速，那么在现在的生产当中，咱们大家都知道有供应链管理。现在物流体系讲究供应链管理，供应链管理什么？就是运输速度和生产线速度的匹配。比如说像汽车的这个装配线，每一分钟下线多少台汽车，速度是稳定的，那么汽车装配线对零部件的需求也是稳定的，但是在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建零配件工厂并不合适，那就一定是在中心城市的周边来布局，而从中心城市出发走高速，一小时后恰恰可以到达这个城市群的边缘地带，在那个地方布局制造业是比较合适的，然后用汽车一个小时就可以把零配件送到这个都市圈的中心城市的汽车总装线上，把它装配起来。

我们看到汽车的生产线是100年里面基本上没有变化，福特汽车厂在1913年创造的每10秒钟下线一台汽车这个速度，直到今天也没有被世界的各大汽车厂突破，中国我们最先进的像本田，我们的上汽，他们也都是在这个20、30秒钟配一台车，既然生产线的速度是稳定的，那么一小时都市圈就成了在汽车配送条件下的一个都市圈的一个半径。但是现在到高铁时代，生产线的速度没有变，运输工具的速度却提供了2倍，比如客货混运高铁和高铁的货运专线，速度都可以达到250公里，将来有可能达到30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使高铁时代的都市圈的半径一下从100公里跨越到250公里到300公里，出现了一种巨大的飞跃。

现代物流产业的核心理念是什么？讲究的是服务和成本之间的平衡，什么叫服务呢？就是不能缺货，我要的货的时候你不给我，我这个装配线就得停了，那不行，那么我要求什么时候到，你就得到，不能缺货，但是同时又不能有很多库存，因为库存多了仓储费用就增加了，就要提高服务的成本。所以服务和成本之间的平衡，实际上就是缺货和存货之间的平衡，这个平衡是供应链控制理论的核心。那么如果我们考察世界的运输业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不管什么国家，运输费用是长期稳定的。一些发达国家的流通费用从过去的很高，能够降到现在的9%，主要是降的是仓储费用，仓储费用下降是因为他实现了供应链的管理，实了一小时都市圈的这种这种物流方式，我们现在想一想，如果汽车的一小时变成高铁的一小时，都市圈的半径就会增加2倍以上，那么这个都市圈就会变得非常巨大了，因为都市圈的半径会从现在的100公里变成300公里。从长三角看，那就是以上海市为中心的过去的长三角都市圈，在汽车一小时似的只能涵盖到苏锡常，杭嘉湖，但是高铁一小时都市圈就涵盖到南京了，就是这个概念。那么这样一个速度的变化，一定会引起一场空间结构的改变，这个变化一定是两个方面。第一个使都市圈里的中心城市可以变得非常巨大，高铁在这个巨型城市里面就变成了城铁。比如说苏锡常，杭嘉湖这些城市住的人以前到上海去，原来需要一个小时，现在就变成20分钟了，这样一个变化发生的时候，就可以使在苏锡常，杭嘉湖居住的人到上海去上班。同时也可以让原来在上海的人到这些周边城市居住，这个过程就叫同城化，同城化什么？就是上海变成CBD了，其他的杭嘉湖，苏锡常变成了城市组团，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就使一个非常巨大的城市产生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城市最大的2千万，但是如果高铁形成就要出现的话，会出现4到5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刚才蔡昉教授讲了，人的积聚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创意的那种会集，然后促进了这个城市，或者国家经济的发展，那会有一个新的局面的出现。

再一个就是都市圈的范围的扩大，使过去的空间布局要发生改变，你在高铁化的时代就要重新考虑了，你的消费在什么地方，你的生产者在什么地方，怎么构造你的营销网络。那么对南京的影响是什么呢？我是觉得首先一点我觉得必然是会出现的，那就是南京的高端服务业有可能要向上海转移，因为到上海很便捷，坐高铁一个小时，那么有可能那你就到那边去了，但是生产型服务业我们这儿也是一个生产基地，围绕着这个南京的发展，现在的这个物流业，围绕着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可能还是需要发展的。

那么我注意到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像南京这几年，我们的服务业发展很快，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呢是提高2个百分点，所以我们可以有超过一半的比重，但是我也注意到，在南京的服务业的增长当中，结构性变化也很明显，是两大产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个是金融服务业，在服务业当中占比提高5个百分点，一个是房地产，占比也提高了5个百分点，那么我们想一想，如果是高铁的时代的到来，可能有相当一部分的金融服务业，特别是高端的那些金融服务业，比如像财务顾问啊，上市啊，重组兼并等等这些就会转向上海。所以呢就是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服务业的发展战略，去促进南京市的发展，我觉得要用一个长远的眼光去考虑、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