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讲坛 -> 2011年长安讲坛
下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沿问题
演讲者:樊纲、吴晓灵、钱颖一、白重恩    时间:2011-10-20    阅读:719次   
下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沿问题
(长安讲坛十周年暨总第200期主题研讨会)
    
    白重恩:
    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白重恩,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安讲坛十周年暨总第200期主题研讨会现在开始,今天会议的主题是“下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沿问题”。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汇聚了国内众多著名学者,已成为中国经济学家讨论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一个重要场合,在国内外受到广泛关注。长安讲坛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常年开设的经济政策讲坛,自2001年4月第一期开讲以来,至今已整整十周年。从2009年开始,长安讲坛选定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为其固定讲演和视频录制现场。将长安讲坛十周年纪念仪式安排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举办,是对我们合作的充分肯定,请允许我代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向50人论坛及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首先介绍一下参加本次会议的嘉宾: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女士,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先生,50人论坛战略合作单位代表、新浪网副总编辑邓庆旭先生。本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先生也准备参加,由于身体原因,临时不能来了。
    下面请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先生致辞。
    
    樊纲:
    首先谢谢白教授,从2009年开始长安讲坛到清华举办,白教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做了很多具体的管理工作。顺便提一句,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和副院长白重恩都是50人论坛成员。今天是长安讲坛十周年和总第200期,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1996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15年了。1996年,我和刘鹤(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有一次吃饭时讨论到,应该有一个机制,把经济学者联系起来,在内部探讨一些重大问题。后来我们又和吴敬琏、林毅夫、易纲等几位老师进一步研讨,形成了50人论坛的概念。50人论坛最初挂在中国经济信息网,后来逐步独立出来。50人论坛成员的规模一直保持在50人以内,有时少一点,我们有换届制度,退出一两个人之后还要通过选举再增加。50人论坛完全是一个民间组织,决策机构是学术委员会,现在有7位成员,所有决策都是通过投票来确定的。
     我们的学术活动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是内部研讨会,讨论一些重大的政策性问题,没有媒体参加。另外一个重要活动就是长安讲坛,长安讲坛从2001年就开始举办了,一直是公益性讲坛,不收取任何费,我们邀请50人论坛成员以及论坛外的专家,包括国外专家,像哈佛大学的Sacks、波兰前副总理Kolodko、英国政府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等,都在长安讲坛上做过重要演讲。作为学者,我们把自己近期研究的一些内容,通过长安讲坛和公众进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既丰富我们的研究思想,也把我们的一些思考更多地传播给大众。
    2009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我们和新浪开始合作,然后又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合作。新浪不仅是合作,而且给予支持,特别是从经费和网络传播方面给予支持,使专家的思想能够被更多的公众了解。在此,特别感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别感谢新浪网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今天是长安讲坛十周年和总第200期,我们还要继续办下去,今后要做得更开放,邀请更多的专家学者,包括一些国外学者来演讲,使长安讲坛的内容更加丰富,使关于中国经济各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改革和长期发展的问题能够得到更充分的讨论。
     最后,对各位听众长期的关注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特别要感谢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同学和老师。据我所知,经管学院把长安讲坛列为计学分的课程,这对同学们来讲很有意义,既拿到学分,又有所收获。在大学这个阶段,你们自己不一定要做很多研究,更多的是读书,如果连已有的知识都不了解,怎么能往前走呢?今天下午我们还谈论一个话题,现在有人批凯恩斯主义,可是他们连凯恩斯主义是什么还不知道,怎么批?我们要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事物,但前提是了解这个事物。所以,希望大家多了解现在的各种思想和观点,关注现实的问题,这是你们将来研究的基础。
     最后,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长安讲坛。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继续把这个讲坛做得更好。到了300期、400期的时候,我们再回顾。谢谢!
    
    白重恩:
    请50人论坛战略合作单位代表、新浪网副总编辑邓庆旭先生致辞。
    
    邓庆旭:
    尊敬的吴晓灵老师、樊纲老师、白重恩老师,各位同学,媒体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跟50人论坛认识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真正合作有三、四年的时间。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如果中国有一家扎扎实实做研究,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的民间组织,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50人论坛。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长安讲坛的密切关注,作为长安讲坛的合作伙伴,新浪财经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各位中国经济界的精英们见证中国经济的发展。在这200期的长安讲坛中汇聚了中国最权威的经济学家,他们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在经济增长奇迹中保持客观理性,在经济战略转型中诊断经济结构,在经济发展低迷时给予信心。从2008年起,新浪与50人论坛开始合作,在近三年时间里与网友一起分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绩和问题,既有经济战略转型、国际经济趋势,也有房地产调控、收入分配、成功企业的经验教训等,非常感谢长安讲坛给新浪人、给新浪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也使网友们可以通过新浪这个窗口和经济学界最睿智的人对话。长安讲坛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现实问题,从报告厅走进新浪财经直播室,最后走进清华大学这样一个凝聚更多智慧的报告厅里。从面对少数听众到面对全国乃至全球更多的听众,使更多关心和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人们了解到更多的资讯和信息。
     新浪网作为全球第一中文门户,有着较大的娱乐影响力,微博平台更让新浪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新浪财经始终秉承“合作共赢”的媒体理念,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同时,热心网友也通过新浪网和新浪微博不断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出谋划策。在这里,再次感谢50人论坛,感谢论坛秘书处的辛勤工作,感谢朋友们和广大网友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我们相信,50人论坛今后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收获,给网友带来更多的启迪。谢谢!
    
    白重恩:
    请听众代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薇同学发言。
    
    王薇: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和始终关注热爱长安讲坛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的博士研究生王薇,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在长安讲坛经历了十年发展、迎来第200期的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里作为听众代表跟大家分享一些感想和体会。
     作为听众代表,我想谈谈在长安讲坛这个具有高端演讲嘉宾、高端听众,在国内颇具影响力的经济政策论坛上,我们究竟学到了什么。首先,50人论坛成员们都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大师,他们亲身经历并参与了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波澜激荡的三十年,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他们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在这个讲坛上,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述最深刻的道理,使我们看到过去,认清现实,展望未来,而这些是在课堂和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长安讲坛同时又是一个开放的大课堂,在这里的演讲者们不仅有50人论坛成员,还有特邀的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在这里我们能够真正听到百家争鸣,体会到学术思想的交锋,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判断是非。使我们具有批判精神,而这种精神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除此之外,透过长安讲坛这个平台,我们还感受到了爱和坚持,它们是和谐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两种元素,体现的是一种德行。而这种德行在我们今天这个浮躁的社会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
     这里说的爱是一种大爱。长安讲坛始终坚持公益性,在处处讲求经济利益的今天,这些令人敬重的经济学家以自己对国家的热爱、对民生的关爱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始终坚持在这个讲坛上无私的奉献着他们的思想精华,传播着他们的学识和信念,他们身上的这种大爱是一种气魄,一种胸襟,一种精神,是超越了知识以外的更深一层的东西,是更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此外,我还想谈谈坚持。长安讲坛从2001年4月樊纲老师的第一讲到今天已经整整十年,在这十年的过程中,长安讲坛始终没有向听众收过一分钱,这背后所付出的努力和遇到的困难,许多并不为我们所知。据说在长安讲坛开办初期,有一次由于某些原因,当天到场的听众只有八个人。尽管如此,当天的演讲嘉宾和论坛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依旧一丝不苟的完成了那一期的内容。就是这样的一种坚持,长安讲坛才能不断发展壮大,直到今天迎来第200期。
     最后,作为长安讲坛众多粉丝中的一员,我想再次感谢这些胸怀大爱的经济学家们,再次感谢50人论坛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十年如一日的持之以恒。正如清华百年校训说的那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衷心希望和所有陪伴长安讲坛走过这十个春秋的老朋友们和即将加入到我们当中来的新朋友们,与长安讲坛一起成长,共同见证它的下一个十年辉煌。谢谢!
    
    白重恩:
    请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吴晓灵女士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及新浪财经赠书。
    
    (赠书)
    
    白重恩:
     下面进入研讨环节,主题是“下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沿问题”。
    
    吴晓灵: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再一次来到清华大学校园,和大家探讨“下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沿问题”。现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和动荡,社会上也在议论中国未来三十年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我谈谈自己的看法,与大家共勉。
     一、最关键的问题是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是否还要坚持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大家从网上和很多文章中都看到,三十年的改革使中国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金融危机也使我们看到市场经济固有的一些缺憾。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还要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应该说,新中国建国60年来,每当经济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市场经济。建国初期的三年,正是因为我们坚持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才在很短的时间内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荡涤了所有的污泥浊水,使新生的中国让世人刮目相看。然后是“一化三改”和大跃进。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经济遭受重创,于是又允许“三自一包”,允许市场经济的发展。到了1966年,当经济恢复增长的时候,十年文革让中国经济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在这个时候,小平同志举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旗,三十年的辉煌历程让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三十年之后,当我们取得了成就,而西方市场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提出疑问:是不是要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我想,有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历和建国六十年的曲折发展历程,大家都会认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取向是不可逆转、不可动摇的。
    坚持这样一个方向,应该有三方面的改革要点:
    第一,产权明晰,平等保护各类合法财产。
    当前突出的难点问题有两点:一是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保护和土地使用权资本化收益的分配;二是国有产权,包括各级政府拥有的经营性、非经营性产权的明晰,产权运用及其收益分配的公开、透明、规范。为什么提出这两个问题?农民的问题解决好了,农村发展了,农业经济发展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城乡差距缩小了,建立和谐社会才有坚实的基础。其中,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的国家,国有经济是国家的重要支柱,是每个人都有份的企业和产业。因此,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关心我们的资产和产业的运作,关心是不是能够通过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运作,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福利。
     第二,建立自由平等的交易秩序和尊重维护契约精神。要在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建立法治社会。
    市场经济是一个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中,明确了财产的所有权,财产不同所有权之间的交易应该是一个平等自由的交易,应该建立这样的秩序。应该尊重和具有契约精神,如果在市场经济中没有契约精神,市场是不可能有序运转的。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很多争议,当中就缺乏一种对契约的尊重。我们要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最主要的是建立在社会伦理道德上的乡规民约制度化。吴敬琏老师多次讲过,法制经济有好的法制,也有坏的法制,有良法,也有恶法,关键是你的法是不是能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不是代表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的良心。
    第三,政府与市场边界的界定。
    有了产权,有了交易,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目前全球遇到的问题,西方是过于放任自流,需要增强政府调控的执行力。而中国是政府包揽过多,市场和社会缺乏活力与自治。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绩,正是由于政府尊重产权、尊重自由交易,在尊重市场自发创造力的基础上焕发出生产的动力和热情。现在西方遇到了困难,在市场的自由方面做得过多,政府调控做得不够,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不能有效地进行干预。但是我们建国六十年来的教训是政府管得太多,应该更多地启发市场的活力和动力。即使在西方经济遇到困难,而我们取得很大成绩的时候,也不应该忘掉过去六十年历程中我们的曲折和教训。
    二、金融改革的核心是让金融回归服务业的本质。
    我是搞金融研究的,下面我把主要话题转到金融方面。我认为金融改革的核心是让金融回归服务业的本质。过去三十年,我们都在说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金融高高在上,俯视着其他行业和产业。但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由金融危机引发,这让我们不得不深思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应该认识到,金融只是一个服务业,应该始终秉承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金融只是附着在实体经济这个皮革上的一层毛。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是自1971年全球进入信用货币时代后,矛盾积累的总爆发。
    首先是信用货币使得国际贸易平衡失去制约。大家看这张图,在1949年、1959年、1969年,国际贸易顺逆差的差别并不大。从1969年之后,国际贸易不平衡越来越加剧。是什么因素使得国际贸易结构失衡,在1969年之后产生了质变呢?就是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在此之前,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它就会拿美元兑换黄金,当时是35美元/盎司。后来由于美国的赤字过大,世界上的美元过多,到1971年美国已经无力承担巨额的美元兑换黄金的要求,于是产生了牙买加体系。当然,并不是美国当时没有黄金,而是如果拿这些黄金兑换美元的话,美国的黄金储备就会急剧减少,它不愿失去全球黄金储备最多国家的地位。于是美元和黄金脱钩,国际贸易失去实物的制约,全球进入信用货币时代,即使出现再大的逆差,都可以通过印制货币来解决。
    
亚洲、欧洲、北美洲的贸易差额比较
(1949年至2009年,单位:百万美元)
    
    
         
    
    贸易失衡引发了世界经济结构和各国经济结构的失衡。由于贸易失衡不受制约,当苏东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进入全球化过程中,大量廉价劳动力投入全球市场的时候,西方国家就可以在全球布局制造业,把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新兴市场国家。于是形成了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产品、西方主要国家消费产品的经济格局,也使得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以高新技术和金融作为国民收入创造的来源。
    制造业全球布局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增加了国民收入对金融业的依赖,金融偏离实体经济的过度创新和自我循环制造了金融泡沫,泡沫的破裂引发了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
    信用货币使各国财经纪律失去约束,引发了多国的债务问题及主权债危机。
    加强对信用货币的制约,让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是解决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重要任务。
     (二)金融回归服务业的本质要以需求为导向,创造简约透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
    1、当今世界的经济形势和中国的形势都表明,靠财政扩张和信贷扩张解决不了我们面临的问题。
    中国如果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则应该表现为结构性减税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而不是举债搞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中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必须走控制货币、放活金融之路。
     时间关系,不展开说了。
     2、加大改革力度、为实体经济服务是应对当前局面的治本之道。
     怎样加大金融改革的力度呢?我提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快柜台市场建设,给中小企业合法的股本融资渠道;限制股市的过度炒作,让股市回归价值投资的理念。
    现在很多企业面临资金的困境,但是中国有80万亿存款,有大量资金在社会上游荡,中国并不缺钱,缺的是把想投资的人的钱顺利输送到需要筹资的人那里。股本融资是中小企业发展的第一步,应该有广泛的柜台市场。我们现在的资本市场是悬空的宝塔尖,缺少坚实的基础。股市本来应该是解决企业股本融资之后,作为股本流通的渠道,企业创造的利润决定它的价格,但是由于过度炒作和过于频繁的换手率,根本不可能落实价值投资的理念,大多数介入资本市场的人并不指望着企业盈利所带来的分红,而更多的是看有没有人以更高的价格从自己手中接过这支股票。这是舍本求末。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对实体经济可能会带来一定的伤害。所以,股票市场还是应该回归价值投资的理念,提升企业的价值,更好地回馈社会。
    二是正确看待“影子银行”的作用,为实体经济提供多种金融服务。
    尽管西方“影子银行”的金融产品引起的泡沫给实体经济带来了伤害,但是中国的“影子银行”发展是不够的。美国惹祸的“影子银行”是住房按揭公司、投行设计CDO和结构性产品,复杂的产品使很多人无法看到风险所在,也就无法控制风险。住房按揭公司融入资金,发放住房按揭贷款,然后把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后卖出去,它只不过是一个手托两家的中介商,不可能对按揭贷款的质量负责,于是产生了质量不高的次级按揭贷款,以及在次级按揭贷款基础上的过多的证券化的产品和CDO产品。他们做得太过分了,但在中国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控制营子银行的负作用不是不让做,而是应该限定“影子银行”的各种工具的杠杆率和衍生产品创造的次数。我个人认为,基于普通基础产品上的衍生产品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利率和汇率波动的情况下,利率衍生产品和汇率衍生产品是必要的。为了解决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证券化的衍生品也是必要的。但是二次、三次的衍生,以及各种复杂的结构性工具的创造,实际上只能带来金融泡沫。
     三是厘清监管理念,建立双层监管体制,发展非公众金融机构。
     各种理财产品的实质是资金信托,在明确法律责任、明确风险承担的基础上发展公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是疏通社会投资渠道的重要举措。靠什么来沟通投资者和筹资者呢?除了银行这个中介机构,有股票、债券的直接融资,还有第三种形式就是代客的资产管理、资金信托,最主要的工具就是证券投资基金。我当了人大代表以后,从2008年到现在,用了四年的时间不断推进《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法工作。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金融业的基本四个业态——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中,信托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也是通过专业机构代客资产管理,然后连接投资方和筹资方的重要工具。
     要让吸收大额存款的金融公司从事各种信贷业务、融资租赁业务,这样有利于缓解信贷市场的压力。改造现有财务公司是发展金融公司的捷径。我们现在有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融资租赁公司,都是做类似的业务,从法律关系上来说,信贷市场主要是债权债务关系,各类机构可以进行整合。
    最后,加强地方金融监管力量,发展不吸收公众资金的非公众金融机构,这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比如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都不能吸收公众资金,我把它们称为非公众金融机构,它们做的都是金融业务。
    围绕股本融资、信贷融资、公开融资和非公开融资这样的层次来加大改革力度,才能遏制现在民间融资中的乱象,才能让企业在控制货币总量的同时,获得应该得到的融资量。西方的金融机构现在都不想做业务,不想融资,所以中央银行不得不站在前台面对社会做融资工作。我去年在长安讲坛上讲过《正确理解央行》,要看到危机以来央行所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政策目的是什么,是因为西方的金融机构无力也没有意愿为社会提供融资,而中国的商业银行和各种金融机构有极大的融资冲动,应该珍惜这种冲动,把它引导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上来,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活力,提供条件。

    樊纲:
     今天的话题是非常重要的话题,而且这个话题就像刚才吴晓灵女士所讲的也有很多争议。我们仍然要进一步的改革,但改什么,方向是什么,还有一些模式之争,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现在也有人认为中国现在已经不是经济体制问题了,下一步的改革是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我们作为经济学者,最近一个时期也经常在讨比如社会体制的设计,政治体制的设计。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词,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侵犯了所有的各个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政治学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的,现在经济学用的都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手段。我们仔细分析分析,即使就经济体制而言,中国的改革也远远没有结束,而且也不能说中国的改革完全没有走过弯路,我们过去也走了一些弯路,幸运之处是在于我们在走弯路时,世界上出了很多事情,我们就可以吸取很多的经验教训,使我们从弯路中得到改正,从而使今后改革的路走得更好。
     就经济改革而言,以前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即“改革的初级阶段”,现在至少我们可以说我们走过了这个阶段,也许走了一半,但是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改。特别是我们改旧的体制容易,新的体制的建立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刚才吴晓灵讲到关于法制的问题,建立一个产权保护,建立一套完整的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重要的含义之一就是一个法制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的建立不是你纸上有了法律就建完了,它是要实施、要有执法,它是要在现实中对违法的人实现惩罚,这样法律的权威才能建立,人们的行为方式才能改变,法律作为一套对人的行为的约束机制才能真正起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改的东西还非常多,比如我们的产权关系,我们国有和民营的关系,国有的垄断怎么打破,民营经济怎么发展,产权如何保护。我们的土地制度,我们的金融体制,特别是对外开放的金融体制,我们资本帐户还是封闭的,我们的人民币货币还是不可兑换的,资本的流动还有很多的限制以及社保体制。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必须要搞社保机制,我们的社保体制刚刚起步,城市化本身是一个发展的进程,所以关于它的制度,关于人的迁移,关于农民工进城,关于农民工的市民化的各种制度等等,这些都关系到城市化的各种制度的改进。我们还有与公共财政相关的各种制度,财税体系,等等等等诸多问题,都需要改的,要改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现在很多大的经济的失衡,在深层次上是因为这些制度要调整。比如我们的消费储蓄失衡,我们的收入分配失衡等等这些背后除了有发展的原因之外,很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比如我们的高储蓄率低消费率和我们现在的税收制度相关,和我们的社保体制相关,和我们的整个金融体系,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相关,等等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这个新的时期去研究去改革的。
     所以,综上所诉在经济体制方面,今后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的经济才能比较平衡,比较均衡,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继续增长下去。解决我们中国的一系列的发展问题,使剩下的百分之三十几的农民,将近百分之四十的农民继续转移出来,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我们还需要三十年的高增长才能实现,各种体制的改革就是保证这个实现,我们的发展才能够继续下去。我们现在仍然是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人均GDP四千美元,收入差距还很大,大家不要误以为中国现在已经了不起了,不要以为过不了几天就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了,我们仍然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要想走完这个进程,方方面面不能出大的问题,要不断的改革才能释放出各种能量,改进各种效力。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究竟要搞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什么。有两方面的疑问:一方面的疑问是西方经济出事了,那么市场经济的模式还是不是我们改革的模式;另一方面的疑问是我们的经济很好,我们为什么还要再改,我们是不是有中国模式。我们今天的中国,改革发展正在进行当中,它是在一个动态过程中的,说模式最多是一个发展模式。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现在社会上有些疑问确实值得我们重视,而且在各种疑问中,还有一种声音,是说我们的改革的方向不仅是市场经济,而且还是过去很多人所以为的那种原始状态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自由自在的完全没有规则,没有监管,没有调控的市场经济,很多人还在说着跟过去二十年美国人说的同样的话,这个也值得我们思考。
     我在这儿提出一个概念,也是我们这几年在50人论坛研讨会上讨论时我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尽管市场经济在全世界已有两三百年的发展,经历了各式各样的风风雨雨,包括各式各样的经济危机,包括大大小小的经济周期,比如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大萧条和这次的大危机,大萧条。从而我们应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是“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和所谓的市场经济,原始状态的市场经济差别在什么地方呢?那么至少现代市场经济加进了四个东西,就是在原来市场的基础上加进了四个东西。我们先说市场基础是什么,照凯恩斯的说法,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第一是私有产权,第二是自由定价,在这个基础上,加进了这四样东西。第一,法制,法制在最初的市场经济需要一定的法制规则,因为必须有产权才能交易,但是法制越来越健全,健全到各个细节上。第二,社保,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交替的时候,西方逐步逐步形成的,各种社会保障,包括养老,包括医疗,包括教育等等。以避免极端的两极分化。第三,是在原有的自由自在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加了一个监管。第四,加进了宏观调控。后两个是什么时候加进来的呢?监管以前也多少有一点儿,监管内容包括食品,包括安全,包括商品的质量,这些监管都是很早就有了,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在十八、十九世纪就逐步加进了各种各样的监管,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什么时候加进来的呢?是在1929年全世界出现了大危机,是在三十年代大萧条后。1933年美国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即著名的关于金融监管的法案,一直到1999年被废除,废除有它的原因,当时说法是我废除了,换一条监管方法,但实际上起到的是去监管化的结果。宏观调控什么时候加进来的呢?1934年。在1933,1934那个时代,罗斯福当政后,搞了罗斯福新政,标志着现代经济宏观调控开始出现,当时主要是财政手段。现代宏观经济学什么时候诞生的?1936年,那个叫凯恩斯的英国经济学家写了本书,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诞生。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出书之前很多论文都发表了,他的论文影响了政策。他的论文也不是他的成果,是英国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当时对于经济周期,经济危机问题的长期研究,加上前人的长期研究,包括马克思,包括前人的研究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这么个大的一个大萧条后,产生了现代经济理论。
    我们现在的整个宏观经济学也好,现代经济学理论也好,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诞生,之前是没有的。现在有人在批判凯恩斯,可我说凯恩斯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现在一说凯恩斯就指责说政府管理政府赤字就是凯恩斯搞的。但我认为:第一,凯恩斯是坚持最基本市场经济这些原则,凯恩斯的这套东西他的政策含义是宏观调控,他跟计划经济是有差别的。计划经济是不要私有产权,不要自由定价,我们联合起来搞,我们搞计划,政府一只手,计划另一只手来管。现在的宏观经济理论不否定私有产权,不否定自由定价制度,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加进点东西,加进一个公共机构,就是在经济低迷的时候,这个公共机构来刺激刺激,经济过热的时候,它又可以去压一压。作为一个公共机构来克服市场的盲目性,用马克思的话叫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来熨平经济波动,和市场对着干。
     第二,现在有人批凯恩斯主义,西方搞那么多财政赤字就是因为搞了凯恩斯主义,好像凯恩斯主义就是搞赤字的,还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这么傻吧,像你这么傻,光提赤字,不提怎么平衡?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投入和产出的平衡,收益和成本的均衡,凯恩斯的基本道理是我在经济过热的时候,搞盈余,抑制经济过热。冷的时候搞点赤字来刺激刺激。现在西方各国的这些长期的高额赤字不是短期的宏观调控问题,是长期的民粹主义的问题,不计后果,不计成本的扩大政府支出。我们国家也有这种现象,不计后果的搞大量的借款,为了政治业绩,搞大量的工程,这也是民粹主义。我个人学经济学的体验是,当时我们导师逼着我们读原著,都是说市场经济怎么不好,怎么动物精神,怎么发疯过热。现在我们都知道过热是什么情况了,房地产、股市,然后泡沫破裂,危机产生,过剩的生产能力,砸机器倒牛奶,一切危机都是由前面的过热造成的。防过热,不是防过热那点儿事本身,防的是后面的现在的这些事儿,包括我们现在私人融资的这些事儿,这些都是典型的历史上的危机波动。我们跟私人企业家都是好朋友,我们尊重他们,我说你们的盈利动机,你们投机的心理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但是我也非常赞同凯恩斯说的那句话,动物精神,谁的动物精神?就是私人企业家的动物精神,包括国有企业家的动物精神,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动物精神,盲目性地追求过热。一代一代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这些问题,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最后的结论是我们搞现代市场经济不否定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我们加进一些东西。几百年来市场经济的规则就是这么加进来的,逐步地调整。经验也告诉我们调整本身也会出问题,但这是一个必然的方向。
     我们说改革开放这三十年里,经济学界有没有责任呢?我们整个经济改革是不是也走了一点儿弯路呢?这个弯路经济学界是不是也有责任,应该说有。我们为了鼓吹市场经济改革,我们讲了很多市场经济好的成功的地方,但是在讲市场失灵的问题,讲市场会周期出危机,市场会出两极分化,市场需要社保,市场需要调控,市场需要监管等等,在这些问题上讲的少了一点。给人一个印象,只要没有政府,没有公共机构,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好了。前二十来年,西方人到中国来也说这句话,你们要做的就是去监管化,不要政府就好了,没有一个公共机构来管理,没有公共政策,没有公共财政就都好了,他们的意思就是回到原始状态自在的市场经济当中去,这是我们回过头来要思考反思的问题。
     我们现在有了国际经济危机了,这件事反思更容易一点。也可以使我们的方向更加明确一点。下面怎么改,要改什么,也就更明确了。在讲中国需要改什么着重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多说讲讲世界的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刚才吴晓灵已经讲了不少了,我再做点儿补充。
     世界出的问题确实是金融闹出了大的泡沫,然后闹出了大危机。过度发展的金融,不受监管,盲目发展的金融,把世界拖入了危机。也没有什么新奇的,1929年也是这样,也是大金融泡沫,然后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大萧条。这次因为有了凯恩斯的宏观政策,大家联手把世界经济拖住了,所以,不会出现那么深重的大萧条,大萧条多深重?连续十年世界经济衰退,负增长。当然不是连续性的,基本的负增长,1929年到1939年,世界GDP下降50%。1929年挣一千块钱,1939年挣五百块钱,打了一次世界大战,不要以为世界大战没有关系,纳粹怎么产生的?都是因为贫困、失业,无政府状态,人们恨这种状况,占领华尔街,出现那种极端情绪。我跟我们一个经济学家说过,你真想批凯恩斯吗?你还想搞那种市场经济吗?那种市场经济搞到头,出了大乱子,中国出了大危机,你想搞市场经济还能搞成吗?我们中国的极端思潮比任何极端还会更极端。我认为要想在现代条件下真正搞市场经济,你就要搞现代市场经济,必须是有点管理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说就是有监管,有调控,有法制,有社保的市场经济。打世界大战,死两千万人口,1945年经济开始重新增长,1954年世界经济才恢复到1929年的状态。现在大家讲欧美经济可能三五年,或者五到八年,甚至有人讲十年的概念,现在即使十年低迷还是低迷,还不至于负增长,现在世界还有新兴市场国家,跟当时还不太一样。所以,现代的情况比当时好的多。因为现在市场经济毕竟大家还不至于走到那种地步。
     现在出了什么问题呢?刚才吴晓灵讲了出了大的金融泡沫,金融泡沫在我看来除了调控的问题之外,世界金融体系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脱离了金本位,我们没有一个超主权的货币,一个国家的货币成为一个世界的货币带来很多悖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年的金融泡沫,美国多年的金融泡沫形成了各种思潮,这种思潮在制度上出现了两大缺陷,第一,缺少足够的监管。第二,现在说的不太多,但是一些西方人已经认识到了,就是税收不足,对谁的税收不足呢?是对金融部门的税收不足。为什么税收不足?这次大家都认识到了,占领华尔街的人在说什么?光是1%对99%,那么多年都是1%对99%,大家也没说什么,这次为什么大家看不过去呢?华尔街的肥猪们,养肥了你们,然后你们闹出危机来。大家学金融,学资本投资理论,资本组合理论大家都知道,高风险跟高回报相联系,低回报跟低风险相联系,金融是高风险行业,就容易出危机,而且具有外部性,它出的危机闹的全世界都出危机,政府就得救它,政府拿什么钱救呢?拿公众的纳税钱救他们。他们说我们1%的人富了40%的税。什么意思?除了你正常应该交税以外,我需要公众品,你富人应该付的更多,除了一般的税收你还应该额外交一笔税,建立一个稳定基金,危机出来的时候救你,因为你高风险,因为你风险太大。税收不足,就使得他们的高回报高,高回报没有跟高风险相联系,没有跟高税收相联系,结果就无穷的动力追逐利润,创造各种衍生品,逃避回避,游说,然后危机来了救我,救完我我把东西一还,我回去分奖金去。现在欧洲人认识到,欧洲人金融交易要征税,美国人反对,这件事必须是全球性的大家共同在做的事情,因为你不做,资本会跑,因为现在全球化了,他收税你没收税,结果全球的钱跑到他那去了,他那利润更高了,大家互相争这个,为什么现在要全球金融监管?金融监管开始实施了,现在的监管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严厉,都严格。
     关于征税的问题上,迟迟全球没有统一行动,大家都利欲熏心,我不知道这次20国会议能不能讨论解决这些问题。世界也有很多要改革的事情,西方世界有很多要改革的事情,包括他们的福利制度,过度的福利消费等等,民粹主义等等,有很多方面都需要改革。我们中国根据这么一个分析,我们需要改哪些方面呢。现在争议的问题是,本来政府就比较强大,政府的位置和市场的位置究竟怎么摆?中国的问题是首先我们没有实现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我们离实现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基本的方式还差的很远。特别是私有产权制度和自由定价制度,包括各种要素的定价现在还有很多政府掌控问题,这是第一大问题。所以有人连凯恩斯都没搞懂就批凯恩斯,凯恩斯不是强调政府,是强调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加一些政府的东西。我们的市场经济基本原则还没有实现,这仍然是我们的基本问题,要素的自由流动,自由交易,等等这些东西还没有实现。当然,在市场基本能交易,流动的同时也需要监管机制,然后是定价机制基本的市场机制。
     第二个大问题,概括的说,我们现在还是延续了过多的过去的计划经济的管理方法,就是过多的用行政的手段,而不是经济的手段来调控管理。什么叫行政的手段?举个例子,房地产,管你盖多少平米的房子,管你第一套,第二套这些东西,而不是在税率、利率、汇率等一系列通过经济的变量来加以管理和调节,而是直接去管一些数量,而不是通过一些变量的调整来加以管理。我们过去还比较重视利率和汇率这些东西,特别忽视的一个东西是税率,我们的财政长期不起作用,财政就是要花钱了,多搞点项目,但是财税体制在调节经济中是要起到重要的作用的。
     最近听说这么一个故事,说英国人鼓励你认真思考之后结婚,因此,结婚证这么发放,你可以选一个时间短的结婚证,你说你想结婚一个月,我先试试,那么你交两千英镑,两千英镑还要给你上课,你要认真的对待这件事。如果你要申请一个永久性的结婚,只证收一块钱。你认真想过了,你这个是永久性的,这显然是通过税率的不同来调节各种行为,而我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土地、房产这些重大问题上长期不用税收杠杆,这些都是诸位应该好好来研究的问题。其实有大量的事情可以用经济手段,用经济的变量调整来加以调节,来加以管理,而不是用强制的手段来调整。
     我们现在还是用一套房贷的利率,我们对利率还是蛮重视的,但是在很多其他方面,包括汇率等等这些变量,假如用经济的手段管理经济,来调整人们的行为,这里面就有很多文章可做,有很多改革可做。我们的问题,是要搞现代市场经济,我们过去忽视了社保,我们特别在法制上做的不够,法制方面也都是用过去的计划经济,行政的概念在做事情,而不是用一些经过深入研究,在经济上比较可行的一些方法,我觉得这些方面都需要大家进一步的去研究。
     中国的改革,市场化的趋向,是不可逆转的。我们要搞的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只有搞了现代市场经济,我们的经济才能更加平衡一点儿,更加均衡一点儿,少走极端,少走弯路。诸位,如果我们完全回到自在国民经济,完全回到自在的市场经济,完全没有管理的话,我们在谈论今后,谈论再过二三十年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泡沫鼓起来的一个原因,如果我们突然有一天一个大泡沫起来,突然崩掉,我们会面临一场很大的危机,因为我们经历过别人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们的疯狂会比别人更疯狂。到哪个时候我们中国就不是失去十年,失去二十年的问题,我们可能永远翻不过身来。各种矛盾就暴露出来,我们的国家会永远被边缘化,我们现代化的梦想可能就永远实现不了,就会永远地失去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家好好思考的问题,我们究竟要什么?!所以,越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越是要把这些历史上的各国的经验教训拿来好好地研究,用我们在学校里学的这些理论好好分析分析。你们不要光学一种理论,现在有些人学的比较偏,你们要把各方面的理论都学到,融会贯通,才能真正运用到现实中。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宽的视野,不光是研究中国自己,我们要看看全球,看看历史,横着,纵着,我们要深入地思考,好好地研究,想想这几百年市场经济的历史,想想这么多国家市场经济的历史,想想我们究竟要什么,想想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进一步发展,怎么才能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我们中国能够真正实现现代化的梦想,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白重恩:
    我讲三点。第一点讲改革的动力,第二点讲创新问题,第三点讲财政税收体制。
    首先讲一下改革的动力。动力对改革非常必要。过去三十年来,如果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奇迹,那么其背后的原因是由几个“红利”造成的。
    一个是人口红利。在过去这些年中,我们能够工作的人多,我们赡养老年人和扶养孩子的负担在减轻,所以我们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就能增加。过去这些年,劳动生产率改善的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人口结构在向着提高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方向发展,我们人口的抚养率在下降。但是这个人口红利很快就会消失。有人估计就在今年,2011年是我们人口抚养比最低的一年,从今年往后,我们每一个工作年龄的人需要负担的人口就会增加,我们的人口红利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是制度红利。过去三十多年我们进行了很多改革,也走过弯路,但是大方向是向着以市场为主导和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方向来改革的。这种改革给我们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改善,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这个制度红利是推动我们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我们未来不继续改革,我们就没有这个制度红利。
     第三个红利是什么呢?这个词可能用的不是很标准,我把它叫做“追赶者红利”。我们的经济相对于世界发达经济还是非常的落后,有很多事做起来有比较难,但是也有相对比较容易的地方。比如我们可以学习别人做得好的地方,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做别人已经做好的事,这样经济就可以高速的增长。我们享受了这个红利,生产率提高的比较快。但是,随着我们经济体量的变化,如果仅仅跟着别人学,那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红利可能今后也不会像以前那么明显。
     比如,以前我们看东亚出口导向发展成功的例子,他们出口导向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也这样做,也去做出口导向,这是制度上的一个追赶,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成功。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经济体量下,如果继续这样做你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经济实质的增长率是10%左右,如果我们考虑到有一点通货膨胀,再考虑到汇率在增值,大概是另外十个百分点。我们经济的体量用美元计价的话,大概是以每年20%的速度在增长。我们的贸易以美元计价,要想保持贸易占GDP的比例不变,就需要贸易以20%的速度来增加,而这个速度是不可持续的。当我们在全球经济中体量比较小的时候,世界上有足够的市场吸纳我们的产品。但是当我们的体量变得这么大以后,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还想保持贸易在经济中这样的地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着别人做的怎么好,我以更低的成本跟他学着做,然后把产品卖出去,这样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走到头了。当然,我们还有许多地方可以跟别人学习,这种追赶者的红利还有,但是所起到的作用已经变得越来越弱了。
    所以,前面讲的三个红利里,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追赶者红利变的越来越不重要,唯一剩下的就是制度红利,这是我们唯一能指望的地方。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停止制度创新、停止改革的话,我们的增长就完全没有力量了,没有推动力了。
     我们现在眼前似乎没有大的危机,但是我们要居安思危,我觉得改革的推动力也许是一个危机。改革的成功的地方需要发扬,但是过去成功的经验不一定还能继续复制。我很同意前面吴晓灵行长和樊纲先生讲的,现在还要想办法继续推动改革。
    第二点跟第一点也是相关的。前面讲到,追赶者红利就是跟别人学怎么做,但是未来我们不能完全依赖这样做,需要创新。怎么来创新?我觉得这跟制度红利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光靠政府的计划和政府的主导,是没有办法带来可持续的创新的,必须要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信息产业发展的历史。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信息产业有几个代表性的企业,大家想到的第一个企业可能是IBM。IBM是最早做大型计算机的,在当时市场上独霸,没有人跟它竞争。今天的IBM当然还是很重要,但是还有多少人认为,今天的IBM是信息产业的带动者呢?没有了。
     信息产业的领头羊到底是怎么换的,下一代创新的领导者是谁呢?IBM大型计算机之后,出现了企业用来做科学研究的小型计算机。IBM做大型计算机的优势并没有让它成为下一代小型计算机的创新领导者,却是另一些美国企业做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任何政府的支持,政府根本不知道中小型计算机会成为下一代技术的领先者,而是由这些企业自主开发出来的,他们替代了IBM,成为市场上技术的领先者。
    再到下一代出现了个人电脑(PC),又是IBM重新占据了主导。这并不是由于IBM前面做大型计算机占有的市场优势造成的,而是他开始创新了,这里面仍然是没有政府的作用。IBM以后是微软、英特尔的崛起,他们基本上没有得到IBM的多少支持,也不是IBM继续创新,而是新的企业创新,这其中也没有政府的干预。微软和英特尔之后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后面有一定的政府的影子,是美国的军事研究,开始有了互联网的雏形,但是互联网的应用完全是由市场上的创新者所带来的。今天的谷歌等等互联网企业都是从小企业开始做大,在市场竞争中找到了新的商业的模式,然后不断的创新,引领了信息产业的潮流。
    所以,从信息产业的发展可以看到,创新就是要靠市场中的新的企业来做,而不是靠政府扶持某一个“国家冠军”,说这个大企业现在做的很好,希望这个大企业未来能够负担起创新的重担,把我们的行业,把我们的产业带向一个新的成功,完全不是这样,完全是靠市场中新的创造者。在众多的新的思想中,他们找到了机会,他们的新思想胜出了。在这种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对大家都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政府要扶持现有的大企业,这些新的企业就很难发展起来。
    很多人谈到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低收入的时候你有追赶者的优势,当你到中等收入的时候,追赶者优势慢慢的失去了它的作用,你能不能从追赶者变成领先者,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制度,这个制度是鼓励竞争,鼓励思想的竞争,让新的思想能够在竞争中占领市场。这个制度才能保证我们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让创新不断的把我们带到新的经济发展领域。
    关于创新我还想讲另一点,人才的流向和创新有非常大的关系。人才的流向受到不同行业的薪酬、收入的影响。我们想象一个国家,它其中相当一部分企业享有垄断权,这些垄断企业又是一些国有企业,它得到的垄断利润一定程度上要和它的员工分享,因此就会出现某些垄断行业收入高于其他行业。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市场会在劳动力市场起作用,人才就会跑到这些垄断企业中去。我们刚才讲到在创新中,往往小企业是创新的领导者。当我们的市场垄断格局以及薪酬机制,使人才都跑到这些垄断行业去的时候,就不会有人,至少不会是最好的人来搞创新,而这些大的垄断企业并不一定是创新的领导者,
    刚才樊纲先生讲到金融行业,他说金融行业需要政府一定的监管,甚至需要政府对它征一些税,这个我非常同意。因为金融行业玩的是别人的钱,当政府对金融行业监管不够的时候,风险出来了,整个经济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政府又不得不救它。所以,出了问题的时候,政府要去救它;收益好的时候,它又拿到了所有的好处,所以,金融行业是在政府救助它的情况下才赚了这么多钱,我们应该有一定的税收条件。如果没有这样的税收条件,就会造成金融行业的收入过高,我们的创新人才也往往会被吸引到这些行业去。所以,当社会中的收入分配因为这种制度上的原因变得不是很公正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创新。
     总结一下,一个是要让企业有一个平等的竞争的环境,尤其是要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另外,人才市场上也要有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激励去参与创新。
    第三点我想讲一下财政税收。过去这些年,我们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比如1994年的分税制,当时可能很多人很不满意,但是如果回想一下1994年之前的状态,实行分税制是一个大大的进步。
    尽管分税制已经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财政税收体制中还有一些需要改革的地方。比如,在2008年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两税合并以后,企业所得税制度已经相对比较完善了,但是个人所得税还是有很大的改革的空间。可惜的是,我们关于个人所得税的争论过多的聚焦在起征点提高多少,而对个人所得税性质的改革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比如说个人所得税现在还分很多种,不同种的收入分别纳税。是不是应该尽快把个人所得税改成综合所得税和分类相结合的税收,提高这个税收的效益,也能够更好的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因此,个人所得税需要比较理性的考虑,而不应该只注意隔几年提高一次起征点,这会使我们把争论的焦点完全失掉了,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制造业大部分是增值税,服务业大部分是营业税,也有一些例外,两种不同的税种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营业税会带来重复征税的问题。假如我是一个中间商,从别人那儿买了一个服务产品,首先要给它交营业税,我把这个产品卖出去,还要再交一次营业税。如果中间再多几个环节的话,每个环节都要交一次营业税,就使服务业税收负担变得很重,这样的税制严重阻碍了服务业的发展。全世界中低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占GDP的平均比重都超过了50%,低收入国家都超过了50%,我们的服务业占GDP比例才40%多一点儿。所以,要让服务业更好的发展,服务业相关的税收需要有改革。
     还有一些税应该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是现在还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比如房地产税,这方面的争论很多。房地产税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比较稳定。现在的情况是,在没有房地产税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卖地拿到一大笔钱,然后就把这个钱一下子都花掉。如果有了房地产税,卖地的短期的收入可能会减少,它一下子能够花掉的钱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多,而未来会有一个稳定的房地产税成为政府主要的税收来源,这对于地方政府财政能够可持续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当然,在执行过程中会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可是从地方财政的长期稳定出发,这是最后不得不考虑的一个税种。
     还有很多其他的税,我们有很多抱怨。比如抱怨油价,只看到它涨,没看到它掉,我觉得要更理性的去考虑。总有一天这个油价会变的,如果我们现在不考虑节能的话,我们未来会后悔。随着新兴市场的快速发展,对石油的需求会快速的增加,怎么让人考虑节能呢?应该是让汽油价格变得更高。大家可能会觉得汽油价格变高了,得益的是几大石油公司,其实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可以在汽油价格里把税的成份加重一点儿,不让这些垄断型的企业得益。2009年的时候我们加了一次燃油消费税,那是非常英明的决定,但是是不是加的够了?我们觉得还是应该从长期的,不管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从现在就开始想着怎么去节能,而节能的重要的杠杆就是对能源消费的税收。
     谈到财政,我们现在的社保尤其是养老保险,不在财政的预算里,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养老保险这些年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覆盖率在不断的提高,也起到了让退休职工得到相对稳定收入的作用,但是这个养老保险制度本身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一个是缴费负担过重。养老保险如果按规矩交的话,最低标准企业要交员工基本工资的20%,而个人交基本工资的8%。我们拿到工资单的时候,只看到自己个人交的那8%,企业交的20%是看不到的,大家就不觉得那跟我有关。其实如果企业不交那28%的养老保险的话,随着市场的竞争,那28%的钱就会进入员工的口袋。最终来说,这是从劳动力身上征的税,当然,企业的20%加上员工的8%是基本工资的28%。还有一些人另有一些收入超出基本工资的28%的却不交。对于低收入的人群来说,如果他的企业守规守矩上缴基本工资的28%,它的社保负担是非常重的。
     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本来我们希望通过社会保障减少人们的后顾之忧,他们可以更放心的去消费,这是社保的一个出发点之一。事实上呢?社保缴费占用了我们的可支配收入,使得很多工作年龄的人能花的钱少了,消费也就少了。我和我的同事最近做了一项研究,我们用城镇住户调查的数据做的研究,发现加入社保对于城镇职工的消费是有负面的作用的。本来我减少了现在的可支配收入,未来退休以后是有报酬的,所以我现在可以少储蓄多消费。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人们并没有减少现在的储蓄,反而是减少了现在的消费。所以,如果刺激消费是社保的一个目的的话,那么我们的养老保险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
    社保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统筹层次。我们统筹的层次是在不断提高,从县级到市级,现在到省级,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达到全国的统筹。为什么我们要提高社保的统筹层次呢?就是因为只有当社保是全国统筹的时候,才能使劳动力在流动的时候不用顾虑社保的损失。以前是自己交的费都不一定带着结转,现在企业帮你交的费结转方面同样还是有问题。当我们现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自己的社保还没有完全跟着自己走。所以,这种社保统筹层次的低下阻碍了劳动力的有效的流动。为了让前面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应该提高社保的统筹层次。
    但是,并不是说提高了社保统筹层次以后,全国的社保福利、社保待遇就应该完全一致,因为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生活的成本也不一样。所以,应该是在做到全国统筹的前提下,你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得到的福利和当地的生活成本要有一个对应。现在统筹层次是提到了省级,但是相应的措施还没有完全跟上。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相比,可能对富裕地区的退休的人来说,社保待遇太低,但是对贫困地区的人却过高,没有人会说我拿到钱多不好。但是如果退休拿到的钱比工作拿到的钱还多,人们就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退休。现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的社保制度还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财政税收体制中有很多很多需要考虑的问题,比如支出责任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划分上也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时间关系不讲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