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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成本推动因素分析
演讲者:汪同三    时间:2011-11-03    阅读:686次   

    通货膨胀的成本推动因素分析

    汪同三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好的地方就不多讲了,作为学术单位更多的应该思考,我们现在存在什么问题?在正式的文件里面,现在最多提到是三个词,叫“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但是这“三个不”的问题只是一个定性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具体的问题有哪些,这还需要把它具体化。为了把这些问题具体化,我们先讲讲“会”。中国是一个会议大国,每天的会议多如牛毛,今天咱们这个讲座也算一个会,底下坐一些人,台上坐一个人在说话,这也是一个会。但是我们国家有三个会是非常重要的,这三个会如果能够把握住,我们国家向哪走、事情怎么办就比较清楚了。

    第一个会是每年秋天九月或者十月举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者中央全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五年一次,非代表大会年要举行中央全会。这是决定我们国家大政方针的会,在这个会上宣示的东西是我们需要认真把握的。

    第二个重要的会,就是每年年底12月份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这个会议是要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者中央全会的精神落实到经济工作中。比如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刚来时,我们采取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到了2010年,我们的政策转变成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个转变就是在2010年12月中央工作会上提出来的。我们每年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基本上都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上做出的。

    第三个重要的会就是来年三月的“两会”。在“两会”上,要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者中央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的精神上落实到政府工作中。

    所以虽然我们国家的会多如牛毛,但是作为研究经济的人来说这三个会是要关注的要掌握的,你掌握了这三个会,我们的政策导向就很清楚了。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在这三个会上,对于我们存在的所谓“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是如何表述的。

        先看2010年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第十二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建议。这个会上把当前我们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概括成了十条:第一条,经济增长的环境资源约束强化;第二条,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失衡;第三条,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第四条,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第五条,产业结构不合理;第六条,农业基础仍然薄弱;第七条,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第八条,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第九条,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第十条,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当年存在的问题描述是比较全面的,问题基本上都谈到了,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没有明确的提通货膨胀问题。

        在201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我们存在的所谓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在经济上概括成这样五条:第一条,宏观经济平稳运行面临的复杂形势;第二条,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基础不牢固;第三条,经济结构调整面临压力;第四条,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第五条,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任务艰巨。这五条主要集中在我们当时面临的经济问题,但是也没有明确的提物价和通货膨胀的问题。

    再来看2011年3月的“两会”。它通过了两个重要的文件。第一个是政府工作报告;第二个是“十二五”规划纲要,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文件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是如何表述的。先看政府工作报告。由于政府工作报告覆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民族等等各个方面,所以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对于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和矛盾的描述基本又回到了十七届五中全会那个样子。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到了十个问题,而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一开始只提到了九个,差的是哪一个?差的是十七届五中全会提的第九条,就是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到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一开始没有讲,是不是政府工作报告回避了社会矛盾问题?不是的。政府工作报告先把这九个问题描述完了以后,把社会矛盾问题展开又讲了四条,讲的更细致。那么这四个社会矛盾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是教育和医疗的问题,就是所谓的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第二条是物价上涨预期增强,一些城市房价持续上涨,这就直接把物价的问题点出来了;第三条是违法征地拆迁;第四条是腐败。政府工作报告把十七届五中全会讲社会矛盾的第九条充分的展开了,跟老百姓交代清楚具体是哪些问题,并且在这些问题中,明确的点出了物价的问题。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里,完全把十七届五中全会讲问题的内容复制过来了,一个字也没改,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改,仅仅增加了一句:“物价上涨压力加大”。如果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物价问题,它是一年的问题,短期的问题,因为一年一个政府工作报告,一个政府工作报告管一年。但是如果在“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到物价问题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了,因为“十二五”规划纲要管我们未来的五年,至少管到2015年。也就是说在我们整个“十二五”期间,不可忽视通货膨胀问题,不可忽视物价上涨的问题。为什么现在我们讲在“十二五”期间里要充分关注物价的问题?答案就是,因为现在分析通货膨胀必须考虑成本推动的因素。

    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是很明确的,保持物价稳定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分析当前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美国长期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输入性通胀压力;第二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内新增信贷规模较大,对价格上涨也产生了滞后影响;第三是新出现的各方面成本推动因素,也形成价格上涨。

    对于成本推动因素我们再做具体分析。

    第一是输入性的通胀,加大了成本推动的压力。


     

    这个图就是国际市场上一些重要大宗商品,比如说能源,原材料等商品的价格在危机之后处于一种上升的趋势。理解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因素,首先应该看到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特别是在危机之后出现了上涨的趋势。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涨了,国内的汽油就得涨,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决定的。

    我们理解输入性通货膨胀,更重要的是理解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所造成的影响。美国为什么要搞量化宽松政策?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经济。

     

    这张图是联合国做的一张图,很有意思,它是讲美国经济衰退8个季度之后的恢复程度。1982年美国的经济衰退,八个季度之后它恢复到了这个水平;1975年美国经济衰退,八个季度之后恢复到这个水平;1991年那一次,八个季度之后恢复到这个水平;而这一次八个季度之后它只恢复到这儿。这一次美国经济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而出现衰退,影响是最大的,恢复程度相比前几次是最差的。

     

    这张图讲每一次衰退之后,它的就业恢复所需要的时间,横轴是月,到这儿是36个月。1980年那一次美国经济衰退,它的就业大概用了11个月恢复。1973年那一次它的就业大概用了17个月恢复。1981年那一次大概用了25、6个月恢复。2001年那一次衰退用了29个月恢复,1990年那次衰退大概用31、2个月恢复。那么这一次已经到了36个月的时候,它的就业还处于一种这样非常糟糕的状况。也就是说通过这两个经济恢复和就业恢复的图,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最大的,而且目前它的状况还比较糟糕。应该说美国的经济有所恢复,但是非常缓慢。如此得出来的结论,美国还必须对它的经济进行刺激。

    那么美国怎样来刺激它的经济呢?只有两种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我们看看美国能不能再继续搞财政政策?

     

     

    这一张图,上面蓝色的是讲西方国家政府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底下是讲西方国家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出来,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都是7%、8%、9%,公共债务占GDP比重是100%。实际上遇到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冲击,各个国家政府采取的政策都差不多。

    我们的对策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政府多搞财政赤字。,200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政府财政赤字是9500亿,2010年批准政府的财政赤字是10500亿。而2008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政府财政赤字只有1700亿,2009年一下搞到9500亿,增加了7000多亿,2010搞成10500亿,突破1万亿,我们怎么敢这么干,而认为不会严重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这主要是根据国外的经验,特别是欧盟的经验。大家都知道。欧盟是十几个国家,当时要使用一种货币欧元,所以要求每一个国家的财政状况不能有太大的差别,于是规定每一个国家的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这是一个很严格的标准,大概除了德国马马虎虎可以之外,其他国家都做不到。我们2009年之所以敢提出来9500亿的财政赤字,是因为2008年我们的GDP是30万亿多一点,如果2009年我们还能增长8%的话,2009年的GDP大概是33万亿到34万亿。33、4万亿的3%就是九千多亿。我们预测2010年的GDP可能达到接近40万亿的水平,40万亿的3%,就是一万多亿。所以我们在2009年年初就敢要求人大批准9500亿的财政赤字,2010年年初敢于要求人大批准10500亿的财政赤字。最后到年终结算的时候,这两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都是2.9%,没有超过3%。今年我们的财政赤字总量也降下来了,而GDP会超过40多万亿,所以今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大概在2%-2.5%之间。但是财政赤字,9500亿也好,10500亿也好,它只是一个额度,不是钱,政府怎么样才能把它变成钱拿来干事呢?就是要发国债。

    下一个问题就是国债能发多少。也是欧盟的经验。欧盟讲国债余额,不能超过当年GDP的60%。国债余额就是以前借的还没还的,加上今年新借的。这个数字不能超过GDP的60%,这是一个很严格的标准。实际很多国家基本完不成。美国的国债余额占GDP比重是100%。最多的是日本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是220-250%。这意味着,如果要求日本人一次把他们国债还清的话,需要全体日本人光干活,不吃饭、不消费两年半才能还清。2009年我们刚刚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我们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只有20%多一点,也就是说那时候我们可以增发3倍的国债才达到60%的标准。当然有人说你讲的国债是单纯财政部发的债,中国隐形的国债多得很,包括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债都应该放在国债上。即使把那些债都算上的话,我们现在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也就50%左右,不到60%。而西方国家,他们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都是相当严重的。

    就美国来说,它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大概是10%,它的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大概是100%,也就是说,美国在财政政策上已经没有余地了。大家知道前不久美国政府差点儿关门,因为它国债的发行量已经达到国会规定的数,国会一定要提高上限标准,才能够使美国政府继续运转下去。所以美国要刺激经济,它的财政政策是不可行的,所以就只剩下货币政策了。

     

    货币政策里又有两类货币政策。一类就是所谓间接的货币政策;一类是直接的货币政策。间接的货币政策就是所谓的汇率,利率。但是美国的利率长期以来已经不足1%,已经没有继续下调利率来增加货币供应刺激经济的可能性了,所以它只剩下直接的货币政策,就是强行的向经济中注入货币。

        因此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是有它的不得已性的,首先它必须采取一定的刺激措施,第二它的财政政策没有利用的空间,第三它的货币政策间接的办法也没有空间了,它只剩下量化的政策来解决问题了。

    我们现在讲的是QE2。那么QE1是什么?QE1就是金融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美国采取的政策。当时我们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政府搞财政赤字,美国国会也批准了小布什政府大概8千亿美元的赤字,后来批准奥巴马政府7千多亿美元的赤字,它有15000多亿的赤字可用。它也是要通过发国债把15000千亿的额度变成钱,但是它遇到的问题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的国债发行很顺当,到人民银行那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而美国遇到的问题是它的国债没有人买。怎么办呢?最后迫使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出面买美国政府的国债,大概买了4千亿左右。那么它上哪找4千亿美元呢?由于它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有一个最好的东西就是钞票印刷机,于是用它开动钞票印刷机搞出4千亿去买美国政府的国债。

    它搞了4千亿的新增货币供给去买国债,应该引起通货膨胀,可是没有引起通货膨胀,这是怎么回事呢?直接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应该是流通中的现金。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搞QE1以后,它的流通中现金并没有明显的增加,那它的钱跑到哪去了,主要买到银行的超额准备金里面去了,流通中现金并没有明显的增加,所以美国人偷着乐,我搞了这么多现金进去没有出现通货膨胀,这是天大的好事,所以可以搞第二次, 2010年11月到2011年6月,美国又搞了第二次,又注入了6千亿美元。

    2010年下半年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存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它必须通过刺激经济,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解决失业率太高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通货紧缩,它的CPI当时只有1%多一点,再降一点的话,就是通胀紧缩了,他希望把CPI搞到2%。大家都知道,我们宁可要通货膨胀,也不要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带来的麻烦、带来的伤害更大。所以它希望把CPI提到2%。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这两个原因都是有针对性的,我们简单的批评他的量化宽松政策也不大科学。美国经济差不多占到世界经济的四分之一,美国一定要采取刺激经济的办法,又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量化宽松这一招。如果这些政策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美国的问题的话,对世界经济有好处,我们又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方面,因此对我们也有利好的一面,所以简单的批评也不合适。从后来的统计数字来看,美国的经济确确实实有所回升。虽然回升缓慢问题还很多,但是确确实实有所回升,这是对我们有利的方面,应该肯定。

    但是,美国采取这种政策,它的目标毕竟是要提高价格水平,和我们要控制价格抑制价格上涨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必然给我们带来通胀的压力。这种通胀的压力,从三个渠道对我们有影响。第一个渠道就是美国要使价格上升,对我们有一个传导作用;第二个渠道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都以美元计价,美元的流动性大大增加,也会造成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从而对我们产生影响;第三个渠道是美国注入那么多资金,自己吸收不了,就会外溢、外流,流到其他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

        西方国家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给我们带来的输入性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很难消除,特别是现在欧洲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它必然还要靠量化宽松政策解决。因为欧洲面临的问题以及它所处的状况和美国基本一样。这是我们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第二是农业基础薄弱的问题。我们看这个图,这是外国人给我们做的核心CPI,我们的CPI很高,这些黄线是外国给我们算的中国的核心CPI,核心CPI我们不高,才2%,高的时候也就2%,也就是说我们的问题主要在非核心那块,所谓农产品吃的那块,吃和农业相关的,也指明我们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是从哪来的。

        21世纪以来我们面临过三次通货膨胀。2003年是一次,2007年是一次,最近2010年又是一次。这三次通货膨胀都有它具体的原因,但是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导火索都和农业有关。2003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上半年“非典”,人们在家里不敢出去,好多饭馆没有顾客、没有生意都破产了。到了天热了以后“非典”没有了,人们在家里憋了几个月,要上街换换口味下下馆子,忽然发现北京的烧饼涨价了,这是当时发现价格上涨的第一个信号。为什么烧饼涨价了?是因为粮食涨价了;为什么粮食涨价了?是因为粮食供求关系紧张了;为什么关系紧张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的粮食播种面积逐步下降,粮食产量逐步下降,累积几年下来,造成粮食供求关系紧张。所以2003年“非典”之后,北京的烧饼开始涨价了。这次价格上涨的压力根本原因是粮食。于是在2003年底中央工作会上,开始新的一轮宏观调控,所采取的一系列调控政策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其中震惊世界的政策是就是取消农业税。中国农民种地交皇粮有几千年的历史,到2003年,2004年,中国共产党要改变这个历史了。其次是建立粮食的最低收购保护价。如果市场价格低于保护价格,政府粮库就启动收购,农民卖多少,政府收多少。第三就是种粮直补。农民种粮不仅不要农业税,而且只要春天你把种子播到地里了,不管收多少,政府就补给你一亩几十块钱。此外农民买化肥,买粮种、购买大型农业机具政府都给补贴。

        在这样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之下,我们粮食生产从2004年开始到2010年连续七年增产。增产和丰收不一样,丰收是收成好,增产是一年比一年多。外国人不相信,说不可能,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做到连续七年粮食增产。中国粮食生产基本靠天吃饭,五年里面两丰两欠一平,从来没有说连续七年增产的。但是后来想一想,我们采取的取消农业税,种粮直补,最低收购保护价那些政策,这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干过的,在这样强有力的政策之支持下,我们出现连续七年粮食增产这也是可能的。今年连续八年增产的风已经放出来了,夏粮实实在在增产了,秋粮说也要增产了,中国连续八年粮食增产,这真是新的世界纪录。

    2007年那一次是猪蓝耳病,还有老母猪不下崽儿,搞得猪肉价格上涨,波及到整个价格体系。这三次通货膨胀压力的出现都和农业有关,说明我们的农业是薄弱的。

      

    虽然我讲连续七年增产(左边这个图浅色的是我们人均粮食占有量),但是我们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并没有明显的变化。2009年虽然增产,但是人均粮食占有量比2008年是下降的。这边是棉花,棉花的人均占有量明显下降的趋势。我们的农业是处于紧平衡的状态,虽然现在饿不死人了,还是处于一种绷得紧紧的紧平衡状态,禁不起一点风吹草动。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讲农业,说明我们重视农业问题。但是年年用一号文件讲农业,又说明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还有一个就是农民增收。现在要建和谐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其中一个关键的内容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世界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平均人均收入比1.6,就是农村收入1块钱,城市收入1块6,而我们现在的收入比是3还要多。2011年农民收入的增长比城市居民快了一点,但是仍然是2.8或2.9,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农民收入偏低是一个大问题,问题严重了,就可能出现陈胜、吴广,所以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解决农民收入办法很多,转移支付、扶贫,甚至慈善事业都可以解决一些农民收入的问题,但这都不是关键。最根本解决农民收入的办法,是要使农民的劳动成果更值钱,也就是农副产品的价格要提高。

        

    红线是粮食最低收购保护价上涨幅度,蓝线是CPI。可以看到,政府规定粮食最低收购保护价的上涨幅度高于CPI。也就是说,我们为了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解决和谐社会的问题,要提高粮食价格,要超过CPI,这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第三个因素是所谓的劳动力成本。对收入分配政策的重要性我们是逐步认识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当时邓小平提出来的第一个奋斗目标是GDP实现翻两番,这个是纯经济的目标。后来江泽民同志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继续发展经济,这是他最主要的贡献。到十六大的时候,经济发展确实很不错,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但是其它方面的问题已经逐步的积累起来了,而且严重了。

    比如收入分配问题。当时为了尽快发展经济,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另一部分人还没有富,这就是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为了保住中心任务发展经济,收入分配政策要服从发展经济的需要。等到2002年十六大的时候,收入分配政策调整已经成为非常紧迫的问题。因此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不仅仅是发展经济了,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要过好日子,较快发展经济是必要条件,但是除了必要条件还有其他很多的方面。比如说老百姓要喝干净的水,要呼吸新鲜的空气,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所以十六大的时候,我们对收入分配政策的描述是这样的:“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一个国家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比较合理,应该是一个枣核形,两头尖尖中间宽。高收入是少数,低收入是少数,中间多数是中等收入,这样收入状况最稳定,最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我们的收入分配状况是鸭梨形的,高收入少数,低收入一大堆,中等收入挺不起来。十六大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只是提到了这个问题,并没有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五年之后,十七大对于这个问题的表述,是所谓的“两个提高”,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对收入政策的表述比十六大就明确多了,它讲清楚了我们怎么样提高居民的收入,但是应该说还不够。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描述仅仅讲了下限,有没有上限呢?我参加发改委制定“十二五”规划讨论的时候,有的同志提出来,“十二五”规划里,要讲劳动工资的提高不能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好心。但是我发言了,我说经济学讲,劳动工资的提高不能超过劳改生产率的提高,超过了,就是成本推动通货膨胀。马克思讲,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惟有一样商品例外,就是劳动力。劳动力的价格是由劳方和资方的力量对比决定的。

        你看美国的NBA这些球员的工资已经很高了,但是他们还要求提高。为什么要提高呢?这就看力量对比,看谁更有力。

        以前我们批判美国的工会是黄色工会,腐蚀工人阶级的斗志,实际上他们就是代表劳方和资方谈判来决定工资水平的。在谈判过程中,他们都遵循劳动工资的上涨和劳动生产率的上涨挂钩这个原则。他们的分歧在于具体的行业、具体的地区,甚至具体到一个企业,劳动生产率到底提高了多少。资本家养一帮经济学家计算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工会也养一帮经济学家计算劳动生产率变了多少,但是他们都遵循这个挂钩的原则。

    我们来看十七届五中全会的表述:“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两个同步,你既要理解成,一个提高了,另一个也要提高;你还需要理解成一个提高离不开另一个提高。所以从十六大,十七大,一直到十七届五中全会,我们党对于收入分配问题的表述是在进步,在不断的深化,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科学。

        但是就实际情况来讲,由于长期以来各方面复杂的原因,造成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明显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明显遍低,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有必要扭转这种明显偏低的状况。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要使居民收入的增长比国民收入的增长快一点,要使劳动报酬的增长,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要快一点,否则的话我们无法扭转这个状况。我们采取的这些措施,同时意味着我们要承受一定程度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这是一条。

        还有一个要分析的因素就是土地成本。原来我们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不知道卖地。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的时候,地方政府要想发展经济,需要用钱,这个钱怎么来呢?是辛辛苦苦搞开发区,把土地搞成“三通一平”,什么水电气都给你接通了,甚至厂房都给你盖好了,招商引资,我再给你减这个免那个,最后我收点税,就这么搞点钱。后来发现用不着这么费事,只要卖地就行了,这个钱就来了。香港和澳门收回来了,政治上是大好事,但是我们也跟人家学了点坏东西。跟澳门学博彩,现在马路上到处买彩票。我在澳门演讲,底下坐的都是高官,我说你们澳门利用人类的劣根性搞博彩发展经济,肯定是不可持续的。这些高官面坐在底下,面无表情的看着我。后来休息的时候,一个修女跑过来跟我说,我跟他们说了多少年了,他们不听呀。跟澳门学了博彩,跟香港学的就是卖地。1982年,中英政府开始谈判收回香港,那个时候我们才发现,港英政府在卖地,于是赶紧在谈判内容中增加了一条,你港英政府只能卖多少地,还得留多少给我们卖,这就学会了卖地。港英政府卖地是可持续的,几十年、几百年都规划好了,而且卖地收入是专项使用。我们却是竭泽而渔,这个地都卖的差不多了,钱也是胡花乱用。

        

    这个图,高的浅色的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居住用地交易价格指数,深色的矮的是CPI。我们可以看出来,土地的价格,长期以来明显大幅度高于CPI,这对于总体物价水平拉动非常明显。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容易,因为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土地问题,它至少和我们的财税体制改革是联系的,甚至和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是相互联系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很敏感很复杂的事情。十几年以前,社科院派我到英国参加英国外交部的一个会,给我出的题目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我就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做了什么,查了半天查出一条:“加强舆论监督”。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事情,短期内解决不了,这也意味着土地价格对于CPI上涨的影响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物流的问题。有这样几个数字,一个数字是国家发改委的数字,我们的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是18%。发达国家的物流费用占GDP的比重都是1位数,我们的比例至少是发达国家的两倍。第二个是世界银行的数字,中国的流通费用占一般商品价格的50%,占农副产品价格的70%。前几年,蔬菜价格过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走高速公路不收费,开辟绿色通道,蔬菜价格马上下来了。还有一个令人脸红的数字,全世界的收费公路有82%在中国。

    发展物流业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使价格下降,而我们现在发展物流业在某些场合,已经成为了为特殊利益集团谋利益的手段。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首都机场高速路,1990年亚运会的时候开始收费,收到现在还要继续收下去。它的理由是什么呢?北京市提出来的理由是,我现在还有若干公里的高速公路是靠贷款搞的,这个费用还没有收回来,所以还要收。应该是哪段没收回来你在那段收,你不能整个全收。刚才讲到的这些问题,输入性的通胀因素、农业的问题、劳动力成本的问题、土地的问题、物流的问题,都是成本推动性的通货膨胀。

    大家都知道通货膨胀两种,一种是需求拉动,一种是成本推动。现在我们更多强调的是成本推动的因素。改革开放30多年了,我们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年均增长速度差不多接近10%,因此造成我们经常遇到通货膨胀问题。

     

    大家看这个图。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现在,红线是GDP增长曲线,绿线是CPI价格波动曲线。除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那几年,我们遇到的是通货紧缩的问题,其他多数年份我们遇到的都是通货膨胀。但是,通胀的原因是在发生变化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现高通货膨胀主要是需求拉动的。那个时候是“双过热”,投资过热,消费也过热。国民收入超分配,钱太多,大家都抢购彩电、冰箱等等。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通货膨胀类型逐渐演变成为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混合式的通货膨胀,而且肯定在未来成本推动因素会越来越明显。

        西方发达国家价格也上涨,他们的主要原因是在成本推动上,我们大概以后也会遇到相类似的问题。通过刚才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出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存在的某些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是有其必然性的。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过程,由单纯的需求拉动,向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相混合,以及成本推动因素越来越明显,这个过程是有它必然性的,也符合普遍规律。就中国的特殊国情来讲,这种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还有它的合理性。

        比如说我们要解决农业的问题,要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由此而产生的一些价格上涨是合理的。另外还要看到,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相比较的话,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会在短期内造成比较剧烈的波动,形成比较大的冲击,严重时会影响经济稳定。而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在一般情况下,它的表现会相对温和一些,发展过程也比较缓慢。

    怎么针对这些通货膨胀类型的变化来做好我们的宏观调控呢?以前我们的宏观调控对于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是比较有效的,宏观调控解决不了供给,至少能抑制需求。就像我们现在房地产的问题,保障性住房一时半会儿盖不起来,我至少能够限制需求不许你买。所以过去我们的宏观调控的经验,针对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的治理是有效的。但是那些经验对于治理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可能不灵,因为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和供需关系没有直接的联系。所以我们今后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学习积累如何应对由成本推动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最后我再讲一下关于货币存量过多形成的通货膨胀的影响。我们现在通货膨胀问题比较严重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在2009年、2010年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我们的流动性大大增加。2009年新增贷款发出去的货币将近10万亿,2010年又搞了将近8万亿,这两年通过新增贷款就出去18万亿,我们一年的GDP才30多万亿不到40万亿。这些货币出去,原来我一个茶杯卖100块钱,现在应该卖150了。不可否认它是造成现在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但是盲目批评适度宽松政策也是不合理的,为什么这么讲?

     

    大家看这个图,如果这个是我们正常增长曲线,我们的经济应该在这条线上运行,现在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掉下来了,掉到这儿了,那么我们现在是要想方设法让它回去,回到这条线上。如何回去?这个目标模式是有不同的。

    第一个目标模式叫时间最短。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使经济回到正常增长的曲线上。如果采取这样的目标模式,走过头是非常可能的。就像你跑百米,要求最短的时间内跑完这一百米,在撞线的时候你速度肯定是最快的,肯定停不住,得多跑出几步。这多跑出的几步就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你需要付出的代价。有的人说我一步也不愿意多跑,一点多余成本都不愿意付出,那么还有第二种目标模式可以选择,就是成本最低。如果采取这样的目标模式,显然要拉长你回到正常状态的时间。比如说你跑百米,你期望的目标是撞线的时候速度是零,我一步也不多跑,显然这一百米你不可能以最快的速度跑完。

        在美国金融危机气势汹汹到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金融危机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我们采取的是第一种目标模式,显然是希望尽快能够使我们的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这就可能会出点问题。如果是建设性的来回顾我们的经历,总结经验教训,有利于以后把这个事情做的更好,这是应该的。盲目的批评说风凉话、不科学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虽然我们这次讲通货膨胀成本推动的因素在逐步的增加,同时由货币供给造成的需求而产生的通货膨胀压力也要有合理的认识,这才有利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把以后的事情做得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