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讲坛 -> 2011年长安讲坛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及对中国的针对性
演讲者:蔡昉    时间:2011-11-10    阅读:765次   

    “中等收入陷阱”有意义吗?——理论、经验与中国针对性

    蔡昉

        “中等收入陷阱”有意义吗?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是带引号的,就是说这个概念有没有意义。我们知道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在谈“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这个问题谈多了最近就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它并不是对理论本身有什么争论,而是认为,这样的概念提出来对中国到底有没有用,它是否在理论上成立?所以我想给个结合,我先谈一下国际经验,然后再讲它到底对中国具有什么样的针对性,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
        我记得在去年一个会上,当时参会的不都是经济学家,我讲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有一位文化学者,他就提出来,说你们经济学家讲增长,讲GDP,有没有想过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口,如果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像美国那样,那么世界的资源够不够用?他认为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也很好,如果你把收入分配搞好了以后,人人过的还算舒服。其实他这样说也非常有道理,但很遗憾的是,我当时就跟他说没有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能够改善收入分配,做到人人收入都比较满意,从而稳稳当当,踏踏实实的过小康生活的,世界上没有一个这样的国家。因此我想到一句话叫不进则退,不喜则忧,不得则亡。也就是说,如同河流处在中间的位置,上流的冲劲让你不可能舒舒服服停在那个地方,要么你被淘汰,要么你往前走。
        我第一次知道,而且明确地听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在2007年世界银行的一个关于东亚的报告上。因为东亚地区比较重要,世界银行从上个世纪开始,每隔四年就做一个东亚地区报告。大家可能知道的1993年,东亚奇迹,第一次讲到奇迹,但是后来东亚也出了一些问题。十年以后,正赶上一个机会写了东亚复兴。这个复兴不仅是东亚从当时的90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更是东亚回归历史上的地位,逐步向历史上的地位回归,也就是说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那个报告里,他们提出来了,说东亚要警惕“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特别是他们引用了一些经验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一个发现表明,比起较富和较穷的国家来说,中等收入的国家增长比较慢,这是经验结论。在那之后,我们经常会借鉴这个说法,在学术界成为比较频繁使用的术语。这个事起因是去年世界银行的行长来中国见到我们总书记,见到了总理和李克强副总理,当时就提到了说世界银行跟中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合作,做一个课题,这个课题我们简称“大思路”。它实际的主题是说中国在这个发展阶段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危险,然后向高收入迈进,这个课题还没有发布,但是已经征求过意见,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就进一步在中国的决策圈和学术界流传。
        我们最近听到的几个不太赞成的理由,我简单把它归纳一下:第一个认为“陷阱”这个用词在这个地方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认为陷阱会让人想到是人为的给你下一个套,说一个国家的发展之路,怎么可能被别人下一个套掉进去呢?因此他们认为这个词不合适。理论界也有人提出说没有一个理论可以支持有“中等收入陷阱”。比如说过去发展理论里有“低收入陷阱”、“贫困陷阱”、“低水平均衡陷阱”,甚至“高水平均衡陷阱”,但是从来没有“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说理论上可能找不到依据,但我确切地说,这些看法实实在在的是有一些人提出来的,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人把它写出来。第三个理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缺乏经验证据,也有人专门用了一些数据说明,它没有发现中等收入国家会显著的比高收入或者低收入国家在经济增长的绩效上差。再有一种怀疑是它对中国到底有没有用处。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不是和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相关,是不是由它而来的?如果不能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来解释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的话,那么这个概念其实无助于我们找到正确的解决思路。
        我自己偏向于认为这样的一个概念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对一个理论的概念或者一个命题,我们第一可以有一个理论的框架,符合逻辑地去刻划它。第二我们能够找到足够多的事实去支持它。第三对谈这个问题的国家有针对性,有意义,有助于解决你自己面临的问题。如果这三条条件比较符合的话,我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可以成立的,而且是有帮助的。
        下面我从这三个方面来介绍一下情况。一个是理论依据。我们到目前为止,我读的文献不够多,没有专门为“中等收入陷阱”做全面的理论概括,但是类似的文章,相关的东西有了,而且历史上的一些文献,也支持这样的概念是可以理论化的。关于陷阱是不是像人们想象的挖一个坑,诱惑你让你掉进去?其实在经济学里陷阱这个词是经常用到的,它是有特指的。它就是指比较稳定的均衡状态,那么这个均衡状态是过于稳定以至于一个短期的破坏效果,就可把这个均衡打破了,但终究它还会恢复均衡。比如说你的额外收入的来源会提高人均收入,如果最终的均衡又恢复了的话,它还会把你的人均收入拉回来。那么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知道的马尔萨斯的“低水平均衡”和“贫困均衡陷阱”,这是经济学里对陷阱这个词是有特指的。
        我们再看看马尔萨斯的“陷阱”,他本人讲的比较直白,GDP是以自然基数增长的,1、2、3、4…增长,但是人口是以几何基数增长,1、2、4、8、16这样的增长,因此最后的结果,人口的增长超过实物的增长,以至于人均食品不能满足你的温饱。这样长期人口会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会使人们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后来的人把它模型化,把它叫做“马尔萨斯陷阱”或者“马尔萨斯均衡”。也有人把马尔萨斯的理论和最早的经济增长理论,哈罗德式理论结合起来就是“低水平均衡陷阱”,任何一个产出的增长都会被你相应增长的人口所摊薄,最后你的人均收入只能在生存水平上,不能致富。
    我们知道在19世纪中期以前,甚至更早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口多,但是中国的GDP总量也大,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生产率也比较高,因此解释中国为什么不能率先实现工业革命,为什么不能够发展资本主义等等,就形成了所谓的“李约瑟之谜”,或者叫“韦伯之谜”。在回答这个谜团的时候,有一个经济史学家,就发明出了一个词,叫“高水平均衡陷阱”,也就是说中国人配置你的土地和劳动力可以配置得比较完美,但是最终的结果,长期的结果,你是不断地在最好的均衡上配置你的资源,但是归根结底,还要回到你自己的生存水平上,也就是仅够维持生存,也就是说回到直线上来,这个直线就是说人均的产出是不变的,就是生存水平。

     
    “高水平均衡陷阱”

     

        如果这一些理论假说,就是用到“陷阱”、“均衡”的这样的一些理论,除了它本身形成了理论在一定的范围内,新古典经济学家是不太感兴趣的,在一定的学术界和决策圈子是流行的,还因为它有它的政策含义。比如说如果是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的话,它的政策含义换句话说就是,除非有一个特殊的力量,而且比较稳定的,足够大,足够持续才能把这个超稳定的均衡破坏掉,那么相应就形成了一些与这个假设相关的一些发展经济学理论,比如说叫“临界最小努力理论”。也就是说,你想打破均衡,小力量是不够的,有一个最低标准力量,必须超越这个力才可能打破这个均衡。比如说大推动,跟最小规模理论差不多。又比如说“平衡发展理论”,它的核心是不平衡发展,就是说在几个关键的领域中,不平衡的去进行投资以形成临界最小的投资规模,达到大推动的效果等等这样的一些和政策建议直接相关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也是在“低水平均衡陷阱”这个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
        即使前面说的那些发展经济学理论很多人现在都不太知道,因为人们说早期的,上个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理论,都是被业余爱好者提出来,都不是纯经济学家,慢慢他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受到质疑,到80年代慢慢销声匿迹,后来的经济学变成新古典理论领域。我们知道芝加哥大学舒尔茨教授,他本身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得诺贝尔奖的著作《传统农业》,他就同样把传统农业看成是稳定的均衡状态。说传统农业中,小农,和资本主义中的农场主,在配置资源能力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可以在它的特定约束下,把资源配置得尽善尽美。但是他缺的是特殊的新的要素,可以打破原来的均衡,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提出的建议也是引进新的要素,以打破过去的均衡。我们看它和讲“陷阱”,“低水平均衡陷阱”,“高水平均衡陷阱”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说它在新古典经济学里其实也是可以找到它自身的逻辑。

        那么最近的文献,我们知道过去新古典增长理论,一讲就是一个索洛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假定劳动力供给是有限的,是短缺的,那么你不断的投入资本,就会出现报酬递减现象。因此引申出来一个结果,资本越缺的地方,它的资本回报率越高,因此这些地方经济发展就越快。资本缺乏的地区,就是发展中国家,一定时间内假设发展中国家发展更快一些,世界经济,各国之间生产率和生产水平趋同。还有一个引申的,就是资本回报率会不断的下降的话,那么想保持经济增长,归根结底要靠索洛残差,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索洛理论里,当然没有“低水平收入陷阱”的地盘,没有马尔萨斯的地盘。

        2002年有一篇文章就叫马尔萨斯到索洛,他们尝试把马尔萨斯的理论和索洛的理论统一起来,用一个框架把它串起来,同时它也可以一体地解释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自然地假设,马尔萨斯世界,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我认为已经不太多了,因为过去有一个芝加哥的教授,曾经引用一些材料说,他表明现在非洲是最穷的国家,一个人每天摄入的卡路里,也远远高于当年马尔萨斯时代。英国和法国人均摄入的卡路里,也就是说典型意义上的马尔萨斯世界其实已经很少见了。也许我们一定要指出几个非洲国家,或者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他们大多数不是马尔萨斯世界。因此说,从马尔萨斯到索洛,我们中国不是索洛,我们不是新古典增长的阶段。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不是,所以这两极跨的太大了,因此我们很自然想到,它一定缺了一个从马尔萨斯到索洛过渡的阶段,理论上也是一个过渡的划分。我很自然就想到中间有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刘易斯发展阶段,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应该是处在这个中间的阶段。那么后来也找到了依据了,从马尔萨斯到索洛之间的过渡,这个过渡的核心是如何克服那些制度障碍,以便让劳动力充分地流动。劳动力流动就是刘易斯模型。从马尔萨斯到刘易斯阶段有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应该说是如何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那时候很多人都没讲到,它的核心要有足够高的储蓄率和足够多的投资。很自然刘易斯结束以后,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了,那么它如何进入到新古典世界里,很自然也有一个跨越,能不能跨越,跨进去你进入新古典索洛世界,跨不进去就是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

        前不久白老师承办的世界经济协会的大会上,现任的会长青木昌彦做的一个主题演讲,这个演讲他结合东亚的经验,把经济发展划分成五个阶段,我觉得在前面的基础上,就更细化了,我前面讲得太抽象了,现在和我们的现实逐渐接近了一些。
        第一个阶段马尔萨斯的“贫困陷阱阶段”是一样的,它总是我们的起点,当年我们大家都穷过,美国人也穷过,英国人也穷过。第二个阶段,它开始打破了“低水平均衡”,这个时候政府有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比如说二战以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新独立的这些国家。这个时候它可以定义为,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之后,完全靠政府也不可能是长期的,因此有一定的市场的规律发挥作用,因此是靠结构变革,比如说从农业逐渐转向第二产业,以后再发展第三产业,以这样的产业结构变革来推动经济增长。因为库兹涅茨最早概念化了,是从一产到二产到三产这样的变化规律。第三阶段叫K阶段,就是库兹涅茨通过结构变迁实现的发展阶段。他也赞同我的观点,实际上他也说了,库兹涅茨阶段也可以叫刘易斯阶段。再以后他说中国接近于完成库兹涅茨发展阶段,即K阶段,也就是赞成我说的刘易斯转拐点已经到来了,因此下一个中国会走向H阶段,就是要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他说韩国现在在这个阶段上走的不错,中国正在向这个阶段迈进。这个阶段完了以后,比如说日本,他就进入到了PD阶段。我们也可以想到经过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可能是中等收入向上迈进的一个时期,那么即使在H阶段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挑战。
    为什么中等收入的国家会容易陷入到“陷阱”里面呢?也有相关的文献说明这一点,其中一个是他们在总结职业变化的时候,就是不同国家的职业调整,他们发现在整个全球化的过程中,比如说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的整个发展时期。

     

    我们把各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给它描述一下,横坐标是人均收入水平,纵坐标是经济增长速度,GDP的增长率,他发现各个国家点上去以后,可以画出一个U字型的微笑曲线,恰好它画到全球化之前。比如说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这一段,恰是一个倒U字型曲线。那么这个U字型曲线就意味着说,富裕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快一些,在全球化获益多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增长得慢一些,都是相对而言的,同时也证明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可以画出U字型曲线。
        怎么解释呢?我通俗地解释一下。我们知道IPAD或者苹果产品。富裕国家我们以美国为代表。美国富裕意味着说它处在技术创新的最前沿上,它引领着技术发展的方向,它有新的创业,他们在整个人类的知识前沿上就往前推进了一步,因此创业都产生在那,乔布斯拿这个产品介绍给你,你们见过这个没有,说没见过。人家说这个有什么用?他说我给你讲了以后,第二天苹果都排上队了,全世界都如此。很显然它在技术、知识、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有足够高的比较优势,有全球化它就会有收益,而且收益最高。我们再回到这边,这几个工人是生产苹果产品的中国工人。也就是说,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创意品,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订货,不管你有什么全球化的市场需求,我中国人用最便宜的方式给你生产出来,因为我劳动力便宜,无限供给,他非常的便宜,以至于没有人可以打败我们,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绝对在这里。我们学国际经济学,人们会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比较优势,但是相比两个极端来说,处在中间的国家,它的比较优势就不那么明显。它也增长,也从全球化获益,但是它不是获益最大的,不那么显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它是一种可能的解释。那么稍候我会说,为什么中国面临潜在的可能性。
        我再介绍一些存在着“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经验证据。这方面有很多,我们过去总结过,在早期我记得我在长安讲坛也讲过,我们在早期就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了,几十年以后,还在这个圈子里,而且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这里面,基本不怎么变,最近也有一些文献我给大家做一些介绍。一个是胡永泰,他们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他们构造一个赶超指数(CUI)。他的出发点是,你们讲中等收入,低收入,高收入的时候,都在讲不变的水平,假设多少是低收入,多少是高收入,但是实际上都在变,你也许几十年前的高收入,到今天充其量是一个中等收入,因此他不用这个概念,他用了一个相对的概念,也就是说相对于美国你的收入是它的多少,你占它的收入比重是多少,是80,50,还是20。那么来给你划分你在不同的阶段上,总之它由这个划分出了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那么他的发现是说,中等收入国家,不同的时间和起点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有一半的可能性是留在中等收入的组里,没有涨上去,也没有跌下来,一旦你那一半可能有上,有降,在那一半里头,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大于向上的可能性,它退下来了,并没有升到高收入里面。从中等收入也有补充,从上下来,也有从下往上赶上来,这里面低收入组晋升进来的数量是高收入组降下来数量的2倍。如果你在高收入国家被降级的可能性不高,不像我们足球赛一样,会经常给你变组别。这表明中等收入相对来说是一种稳态,从长历史阶段的宏观数据角度来看,它是比较稳的。
    最近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终究是要减速的,没有一个国家是永远用最快的速度增长的。那么他们就会研究说,在什么时候减速?统计的规律,这是王庆投资经济学家,他们做的一个结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大约在人均GDP7000美元的时候会出现减速。也就是说,他们用麦迪森的数据,发现在过去的100年里,有40个经济体达到了人均GDP购买力平价7000美元,其中有31个经过拐点以后平均减速2.8个百分点,过去是10%的增长率,现在是7.2%的增长率了。这是一个结论。大家记住是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
    那么另一组经济学家,Eichengreen,他们也是几个人一块做的,大概同一时间也是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人均GDP,他们发现人均GDP到达17000美元的时候开始减速,减速的幅度是两个百分点,减幅差不了太多,但是它的减速时间,大大地靠后了。值得说明的是,他们用的都是购买力平价的人均GDP,它的含义是假如说我们现在计算的人均4000多美元的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至少乘2,也就是说我们差不多8000多美元水平,因此我们正好在减速区间里,这是一个简单的现象。这些研究都没有提供很多理论依据,但是他们讲到了中国可能减速的一些因素。当然这些因素都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天天说中国有什么样的问题,温家宝总理也讲了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这是最概括的说法了。但是UBS经济学家他写过一个文件说,他用了十个最大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十个最大的低收入经济体,他看在过去几十年间,他们的经济增长有什么不同。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低收入增长很快,中等收入国家增长慢,那么就可能支持“中等收入陷阱”的假说,如果像这个图画出来,他们增长完全一样的话就不能证明这一点了。

     

    但是事实上,我想他这个比较并不太精确。因为我发现他选择的十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十个低收入国家,其实这20个国家,全是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他选的那些十个所谓的低收入国家,恰恰都是我们现在所列举的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因此这样的证据现在还不足以让我们否定这个概念。
    前面讲了很多人均GDP到多少以后可能减速,我想加一个是人口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也有可能减速。对日本的经验,我们暂不说它老龄化多少,也不说人口增长多少,我们看人口的抚养比,这个曲线是人口抚养比,当你有人口红利可以收获的时期,就意味着说人口抚养比是下降,人口负担很轻,劳动力供给充足,储蓄率也比较高。当你降到最低点以后,人口抚养比上升的时候,人口红利消失了,甚至人口负债。因此这个时候,从收获人口红利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有可能转为人口负债情况下的低增长,那么日本正好是这样的。

    
     

    大家看,日本从人口抚养比下降到停滞在最低点,然后再迅速上升整个过程中。日本经历了1955年到1975年年均GDP9.2%的增长速度,到减速,减速是1975年到1990年人均GDP每年增长3.8%,到停滞。这是减速中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接着就减下去了,到停滞,1990到去年它的年均GDP增长率0.85%,不到一个百分点,甚至有人认为日本每年不到1%的增长速度还有可能是虚的。那么也有人认为它不是负增长就很好了,很多不同的测算,甚至有人估算说我们中国的台湾人均GDP也已经超过了日本,不管怎么说,日本是非常经典的,它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原因是跟人口红利相关的。
        我们今天就在谈中国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中国正要消失人口红利,因此说“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对中国是有含义的,是有针对性的。我们来看看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针对性。第一按照王庆人均GDP7000美元开始减速和Eichengreen人均GDP17000美元开始减速,我们把它作为两端,不管怎么说,减速在这个期间,那么中国目前按照他们同样的口径大概是9000美元,正好超过了王庆转折点,尚未到达Eichengreen转折点,我们也要减速了,因此中国经济的减速不是减不减的问题,而是如何减,什么时候减的问题。在这其中我们先看,为什么中国经济可能减速,我们看中国人口变化趋势和日本有没有什么相象之处。
    第一个我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或者不愿意承认,中国是一个低生育率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低生育率的国家。大家看总和生育率,就是一个妇女终生生育孩子的数量。我们中国是一夫一妻制,就是一对夫妻终生生育孩子的数量,大家想想要让人口平衡增长,我生育的后代,能够把我替代了,人口总量不变的话,就应该生两个孩子。因为孩子是有一点磨损,通常人们把2.1总和生育率叫更替水平,替代水平。因此定义一个国家是高生育率,还是低生育率,就用2.1。高于这个就叫高生育率的国家,低于这个就已经处在低生育率的发展阶段上。


     大家看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看中间这个蓝色的,其他的是分城乡的,大概90年代开始我们已经降到了2.1以下,更替水平以下了,接着继续下降,有一段,有一个突然的降下来,我没法处理,因为按照官方提供的数据,从那以后,就永远是1.8了,谁也不信。官方说,我们总和生育率是1.8,说了20年,哪有那么稳定的生育率呢。但是后来人们又开始承认实际上我们生育率比1.8还低,因此我们结合不同研究的结果也结合联合国的研究结果,过去几年我们总和生育率是1.4和1.5,1.4和1.5是什么水平呢?世界平均水平是2.6,我们比它低很多。发展中国家,撇除最不发达国家之后是2.5,我们比它低很多。发达国家是1.6,我们也比它低。我们都说日本是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那么去年日本总和生育率是1.39,四舍五入以后也是1.4,也就是说我们和日本人口生育率是一样的,而且不是去年才达到的,至少从2006年开始我们就是1.4的总和生育率,因此我们生育率已经非常低了,已经低了很多年了。那么这种低的结果,会发生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当我们把劳动年龄人口作分母,把依赖性人口,15岁以前,65岁以后的加起来做分子的话,那么我们的抚养比就发生这样的变化,过去一直是下降的。大家看不同的三种预测,有学者的预测,有政府部门的预测,也有联合国的预测。从去年开始,到2013年之间就见底了,之后不像日本停留20年,停在低水平,而是迅速上升,因此我们人口红利就迅速消失了,我们今天可能还有,明天还有,可能后天就没有了,这是中国特色的人口红利,消失的路径图。
    再一个结果,我们预测我们中国的总人口,我还是用一个保守的预测,也更官方一点,是联合国公布的,大概在2030年到2035年之间,具体我也不知道哪年,因为联合国五年一个数,我们就说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14.37亿就到顶峰了,我们见不到中国有15亿人口,虽然缓慢,但是我们中国人口在下降。前几天我们迎来了世界70亿人口的日子,10月31日,不管哪个国家生了第70亿个小孩,人们就开始议论人口,按照预测,说过去人口翻倍很快,按照这个预测,人们就想到,将来人类会不会超过100亿,200亿,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以中国为例,在不久的将来人口就会负增长,因此世界人口不是永远涨下去的。在这个预测期间也就是说在2002年到2022年这一段,我们画出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

     

    大家看,在这期间也就是说,不久之后大概一两年之后,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就会到达0,接下来就变成负数了。也就是说可供作为劳动力人口在2013年或者2015年之后就是负增长,而且这个范围很大,是15岁到64岁之间的人就是负增长,具体真正能干活那段人可能还会少得多,比如说20岁到60岁之间,这就是我们人口转变的一个结果,像日本一样。现在我们劳动力供给是靠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供我们城市使用。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满街都是农民工,我们新增的劳动力几乎全部来自于他们。2013年到2015年之间农村减少的和城市增长的是相等的,正负一加就是零,之后就是负增长,我们城市劳动力就不能得到充足的供给。很自然,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会导致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因为我们讲比较优势的时候,其实最基本的最简单的来看,就是说你最丰富的资源是什么,你是一个石油国家,很自然的这个自然资源是你的比较优势。你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那么劳动力当然是你的比较优势,而发达国家就是资本,我们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接下来我们丧失掉了人口红利。所以,我们的比较优势一定会发生变化的,首先表现在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会发生变化,刚才我们讲到劳动力年龄人口,可以看出增长很快,到越来越慢,到零增长,到负增长,就是劳动力供给的变化。由于劳动力供给越来越少,我们就业的压力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减轻了,我们的“城镇就业率”,即用城镇就业作为分子,分母是全部劳动年龄人口,我们看到逐渐提高了,就业率越来越高了,说明就业压力是在减小的。
    与此同时,我们的劳动力需求仍然非常旺盛。我们做了一个假设,就按今天的状况来看假设,今天发生的不一定明天还发生,但是我们假设今天的情况不变的话,我们未来经济增长可能是8%,9%,10%,11%,四种情景。

     

    我们看在8%的情况下,我们的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每年增长3.7%,三产增长6.1%,那么相应的在9%的情况下,他们需求增长都会更快一些,如果是11%的增长速度可能达到二产需求增长5.2%,三产需求增长8.3%。也就是说我们经济增长会继续创造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我们也知道,劳动力供给在十二五时期增量就变成负数,因此需求跟供给矛盾已经发生,未来会更严峻。那么严峻的结果就像任何产品市场一样,供求关系变了,价格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看到的就是工资多年上涨。过去人们都在争论,中国有没有到达刘易斯转折点,我认为是到达了。但是反对的声音太多了,我自己也软了下来,我就不说一定什么时候到达了,我把它改成叫做刘易斯转折区间, 我们说了很多年,这些年我们都是到与不到之间。但是事实上,如果你今天非让我说出一个年份的话我认为是2004年,就是从那一年我们看到了全面的民工荒现象,而且从那一年开始,我们的工资上涨,特别是非熟练劳动,普通劳动者农民工工资上涨。各个部门,农民工工资,农业雇工工资都是从2004年之后比较明显的上涨,而且到现在为止还在持续,去年农民工工资涨了百分之十九点,涨的是非常快的,这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结果。也有人说这是你户籍制度的约束,你有各种制度障碍,但是解释不了,2003年,2004年之前我们制度障碍也存在,而且恰恰是,我们制约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在2004年以后,有了明显的改进。大家记得孙志刚事件迅速的解决,总书记替农民工讨薪,总理替农民工讨薪,写下大段批示解决农民工进城务工居住的制度性问题都是2004年,因此制度是改进的,用一直存在的问题解释不了,你唯一能解释的就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很显然这些变化对企业的竞争力肯定有影响。我举几个例子,投资银行他们做的研究,他们的调研发现如果劳动力成本提高20%,事实上农民工成本去年提高了20%,更不用说上保险,遵守劳动合同法,成本还会提高。如果提高20%的劳动力成本的话,对各个行业的企业的利润率就发生这样大的影响。

    
     

    大家看影响最小的是路桥,水路运输,铁路运输,机场,原件,港口,撇开这些基础设施都是政府垄断的,那么我们看看竞争型行业的企业,它利润受到影响在20%到65%之间,也就是说,它的竞争力因劳动力成本提高而受到削弱。还有一个研究,我们没有看到正式的研究报告,我只是听他本人说,也有记录,也是一个投行经济学家马俊,他认为未来中国贸易顺差会因人口因素减少,而且人口因素在贸易顺差减少中至少占一半的贡献,它的结果,2016年中国贸易顺差成为零就没有了。美国人天天攻击我们,国会政治家天天找我们茬,欧洲人也经常批评我们贸易之争,人民币币值之争,归根结底在我们发展长河中是一个瞬间的现象。我们劳动力的成本提高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利润,归根结底会影响进出口的结构,那么它起的作用,方向上跟人民币升值是一致的。
        总之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了,这个发展阶段是和我们的人口转变相关的,也可以解说为我们的刘易斯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的拐点。我们就要看看,它和“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直接关系?
    我觉得如果我们看一看什么叫“未富先老”和“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密切的逻辑关系。现实中应该也有紧密的关系,日本就表明了这点,但是日本不是“未富先老”,如果我们是“未富先老”,我们会显示出人口与中等收入更加密切的关系。未富先老含义是说我们人口老龄化在非常快地发生,而且老化的程度是在我们同样发展阶段上所没有的。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龄金字塔确实还像一个金字塔,而中国越来越像一个橄榄形。我们也是发展中国家,其他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比我们更年轻,我们更老一些。同样发展阶段上,我们老龄化程度更高,就叫“未富先老”。那么“未富先老”意味着什么呢?先老意味着我们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了,劳动力即将停止增长,因此我们逐渐在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这是先老的表现。那么未富是说我们老了,但是我们人均GDP只有4千多美元,我们刚刚跨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门槛,那么很自然,我们没有处在技术创新的前沿上,我们生产力没有那么高,我们资本积累水平也没有那么高,很自然地说,我们丧失了原来的比较优势,可能尚未得到新的比较优势,这是最尴尬的时刻。我们最简单地看一看我们在技术创新上,我想到的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我们低于高收入国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低不少呢。每万人中的研发人员的数量,我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低于发达国家。每百万中人拥有的专利数,我们低于高收入国家,低得太多了,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的劳动者素质更明显地低于发达国家,15岁到64岁人群的受教育年限,我们跟美国和日本有巨大的差距,不仅有巨大的差距,在美国24岁的人受教育的水平跟64岁人受教育的水平是一样的。我们从24岁以后,我们每长一岁,受教育水平降低百分之十几,到40岁以后每长一岁教育水平迅速地下跌。我们劳动者总体受教育程度低很多,存量越是老的受教育程度越低,素质越差,也就是说我们有巨大的差距。
    最近有很多数据,包括你们学校的老师,比如说胡鞍钢教授,他给我们看到很多振奋人心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中国的发表论文总量,我们的研发水平的提高,专利总量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总量不说明质量。我想了半天什么表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论文发表数量的世界比重和我们论文被人家当作科学论文的世界比重。被当作世界论文的意思是被引用。

     

    我们看瑞士是最高的,因此我们以瑞士为1,然后不同的国家接着就往下降,那么降到中国这儿,大家看颜色是不同的,那么中国的距离,我们假设这是中国和世界技术创新前沿的距离相当大。紧跟着中国和印度,前面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巴西,墨西哥,南非,阿根廷,泰国,韩国,智利,也就是说我们的距离还是相当大的,我们不能仅仅看总量。我们丧失了过去的比较优势,我们知道,我们听到很多关于中国的投资转到了邻国,从沿海转向中西部的变化,说明我们企业也感受到这种压力了,我们正在丧失过去的比较优势,但是很显然我们不可能占到创新的前沿上,因此我们新的比较优势在哪儿,我们还没有抓住,这个很关键。
    因此我们要解决未来我们经济增长的源泉。我们先看一看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源泉是什么?从改革开放1978年到去年(2010年)为止,我们分解一下我们GDP的增长。

     

    我们发现资本的贡献率是71%,太高,劳动的贡献率是8%,人力资本贡献率4%,人口抚养比下降对经济增长有贡献,它的贡献率是7%,剩下还有10%是残差,我们叫全要素生产率。在这方面的计算每个人做的都不太一样,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结果。我们再看看源泉的变化趋势,这趋势不是特别明显,从起点是1983年,我们估算1983年是一年的数,1984年有两年的数,2009年就有20多年的数,因此实际上这个数是不一样的,但是每年都用一年的数就估不准了,波动也太大了。因此不能完全地看出准确的变化,但是还是有一些。最大的是资本的贡献,它的贡献不断的提高,但是我们不能指望它再提高下去,我们讲不可持续,不协调,指的就是它。劳动力的贡献是越来越小了,其实没有真正反映出小的程度,其实要比后来这些年要小得多。人力资本的贡献虽然是提高的,但是它目前为止还不太重要,微不足道。抚养比的贡献也是在缩小的趋势,预计最迟到2015年就没有了,再以后它是负的。全要素生产率有趋向于降低的情况。因此可以说,继续靠资本投资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长期用资本投资来支持经济增长,劳动力即将枯竭,不可能产生正的贡献,人口抚养比也逆转了,最后可以指望的就是全要素生产率了。全要素生产率目前的趋势并不理想,但是我们未来唯一可能指望的不竭的源泉是全要素生产率。这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估算的,跟我们前面分析的是一致的,但是大家从他这儿可以看的很清楚。

        

    他估计1978年到1994年的中国潜在生产率9.9%,实际发生也差不多,第二段是1995年到2009年过去这段时间是9.6%,跟实际发生的也差不多。但是它为下一段大概“十二五”时期,他推算出只有8.4%的GDP增长速度,大约到十三五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就降到了7%,这个减速的原因是投资,这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但是真正影响我们的是劳动就业增长的贡献,从早期三分之一的贡献率到九分之一到“十二五”期间微不足道的贡献率,到“十三五”是负贡献,也就是人口负债。那么从这儿可以看出,我们唯一能够指望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我们未来要全力所追求的目标。
        对企业来说,它不叫全要素生产率,它叫劳动生产率。我们设想一个情形,假如你见到了富士康的郭台铭,你问他说你在大陆遇到了什么问题,你的应对办法是什么?我猜想他一定跟你说我遇到了劳动力不足,无论是劳动力工资的上涨,还是劳动力招不到,还是我的职工跳楼,其实归根结底是劳动力不足。劳动力不足我的竞争力就受影响。所以,我的思路是第一我要到太原去造十万个机器人,肉体的人不够我造点机器人来替代,这是他的一个思路,但是肯定机器人的成本是很高的,假如说机器人跟我们人劳动生产率是一样的,他用一个机器人替代一个劳动力的话他的资本劳动比就提高了,他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他假设机器人用的钱少一点,因此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第一个办法就是提高资本劳动比。接下来他还说我准备把深圳的生产缩小,到成都、郑州、重庆去办新厂,每个地方我可以招20万个工人。因此他的产业就转移了,这个产业转移,这不是他的初衷,他为了节约成本,但是宏观上给我们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沿海劳动力成本高,内地劳动力成本低了,与此同时吸引了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劳动力,过去40岁,出不了门,不能到沿海打工了,但是搬到我们家门口来我还可以打工。因此,这样可把劳动力从剩余障碍中又调动出来,创造了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组成部分。接下来他还会说我要加强管理,组织好,让员工心情舒畅,不仅少跳楼,而且能够焕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因此这些因素,合起来我们把它叫做技术效应,也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构成部分。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两个办法:提高资本劳动比,用机器替代劳动,用机器人替代活人,第二个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那么这两个办法,哪个可持续呢?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资本劳动比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你长期靠这个办法,资本报酬递减,我们过去没有看到报酬递减,因为我们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未来我们劳动力成为制约因素以后,我们越来越向新古典的状态了,因此继续投入资本会遇到报酬递减的现象。我们已经看到了报酬递减现象和白重恩老师估测的是一样的,是1993年就开始下降了,是在我们资本增长率迅速提高的情况下,资本的回报率是在下降的,而且它跟我们的人口转变阶段是有密切关系的。
        我们劳动力供给紧张,本来我们是指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对企业来说,或者特别是在某些价格信号不太对的情况下,比如说你经常人为地压低资本的利率,资本的价格,或者你经常实施刺激性的计划,实施产业振兴政策,老让企业得到优惠的政策,优惠的贷款,结果是企业更多用提高资本劳动比的办法。日本上个世纪1960年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接着到了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更多的是靠提高资本劳动比的方式,来解决它的问题,但是它是不可持续的,最后的结果,日本在1990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是没有什么增长的,所以陷入到了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停滞状态。因此说全要素生产率决定命运,大家如果感兴趣,有这么几类文献可以去参考。第一索洛模型,就是新经济增长的理论,它的增长就是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虽然这个假设过去对我们没用,我们从来不短缺劳动力,但以后对我们就越来越有用了,我们越来越趋近了新古典经济学了。假设我们劳动力短缺,我们不断投资资本,会有报酬递减,因此经济增长就会不可持续,你要想可持续增长只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第二个文献是在当年世界银行讲到了东亚奇迹以后,是全世界都对东亚奇迹感兴趣的时候,克鲁格曼指出东亚奇迹没有什么了不起,根本不是奇迹,他靠投入增长。它跟苏联的增长模式是一样的,是不可持续的,一定会垮的。但他说对了一半,苏联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苏联垮了是在他说这句话之前,他预测有一半没说对,因为他没有懂得东亚是有人口红利的,是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的。只有在东亚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克鲁格曼假设才会成立。第三类文献我们看普雷斯科特和他的合作者写过很多东西,他们的结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收入水平的差距,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穷国和富国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在于每个国家对于技术的应用是有不同的制度安排的,有些制度是阻碍新技术使用的。新技术是不发愁的,现在这个世界上,技术对大家是均等,在于你的制度能不能正确地使用新技术。再一个我们前面讲到的什么时候减速?分析出17000美元减速的那位Eichengreen他们发现所有的减速例子,有85%的减速的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停止增长。显然日本是一个例子,过去都在解释,为什么日本增长停滞,有说老龄化,有说银行制度有问题,有说企业有问题,分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普雷斯科特他们的研究发现日本陷入停滞,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增长。所以,各种各样的研究证明和给我们的启示是: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唯一就在全要素生产率,而我们转向到特定的时期,非得依靠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明显,而这个时期就是我们发展到了一定的中等收入阶段的时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一个重要的经济理论。
    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应该怎么提高呢?我简单举例,第一个我们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还是有空间的。这个图说明过去在东亚形成一个产业转移的雁阵模型。

     

    日本的劳动力不足了,人均收入提高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比较优势了以后,它的产业就转到了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再富了以后,它的产业又转到东盟,中国的沿海地区,大家很自然地想象说,中国的下一步该向越南转了,向印度转了,这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我想说,更多的可能是中国沿海地区向内地的转移,而不是像邻国的转移。有这样一个理由可以说明,去年我看到了一些报道有一些国外的记者,说中国的产业转移了,转移到印度越南以后,发生了什么,他们讨论,到那些国家开发区去了解后,结果发现那边的工资也在涨,涨的节奏速度周期跟中国一样。再来看一看我们中国,规模太大了,人口太多了,劳动力总量太大了,所以,我们是世界劳动力价格的决定者而不是接受者。大家过去都批评中国,一个中国造成了全世界的通货紧缩,就是说你劳动力太多,制造业产品的份额太高,因为你的产品太便宜,全世界的物价涨不起来,那么未来也是这样的,如果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它终究会使得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也提高。因此我们做一个比较,跟哪些国家比呢?大家知道高盛集团当年为了它投资的需要,创造了一个概念,金砖四国。后来南非加进来叫金砖五国,后来同样为了投资需要又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其中一个概念叫新钻11国。这11个国家,第一相对比较大一些,第二有一定经济增长潜力,第三人口结构比较好,比较年轻,等着中国人口红利没有,它接下一个人口红利接力棒。我们看新钻11国韩国不靠谱太富了去掉,再加上中国、印度,我们把所有的国家劳动人口加在一起,发现即使印度在内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占到了40%,这个比重太大了,所以从中国拿走一个很小的份额,就足够造成这些国家工资大幅度上涨,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因此他们尽管是可以从中国转移产业,但是更多的产业会在中国的东中西地区之间实现转移,事实上已经发生了。2004年东部地区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中的比重达到了最高份额,在这之后就下降了,让位于中部地区,2004年又是刘易斯转折点。再一个就是技术效应我们怎么获得?其实企业自己知道,当它竞争压力大的时候,他知道该做什么了,如何改善它的管理,如何应用新技术。对于政府也应该做的,他可以改革,释放一些新的生产力。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看了很多历史的教训以后,我们发现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创造一个能够有创造性毁灭的一个环境。因为归根结底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在创造性毁灭中形成,也就是让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好的企业生存发展扩大规模,让全要素生产率不好的企业死掉,淘汰掉。日本是做了相反的事情,日本那些企业遭到困难,它恰恰保护了应该淘汰的企业,也就是说该死不让死,让它还像是活着一样,有一个词叫僵尸企业。这些都是反映了1990年后日本所有的企业表现都是遭的,恰恰是由于政府的保护让该死又没让死的企业成了僵尸企业,甚至僵尸企业还会拖累银行,把银行变成了僵尸银行。大家可以想像,它GDP增长连1%都到不了,这是很自然的。
    最近我也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如果你到美国的特大城市去,比如说纽约,你会发现一个特点,你在纽约你很难听到有人讲英语,无论是出租车司机也好,饭店的服务人员甚至走到校园里面,人们打手机,你听到各种各样的语言,但是没有英语,原因是什么?大量的移民,而移民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并不是说高端的移民,有相当多服务行业的移民,加上美国过去希望从中学直接进入中产阶级的模式,造成了美国今天有大量的人的受教育程度非常低,就是美国上中学人的比重现在不到50%。因此大量的人是没有生产率的,没有应对新的产业结构的人力资本,最后的结果就是无就业复苏。每次遭遇金融危机就剥夺他们一部分就业岗位,所以他们陷入到这种状态。比如说你到美国的西海岸,你看到最有创意的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基本集中在那个地方。虽然美国产业结构不断高端化,但是留下有一批劳动者适应不了,这是美国的情况。我们再分析日本,日本经济停滞了以后,社会很和谐,服务质量越来越高。有人发现,日本经济停滞以后,它的服务业质量显著提高了,它整个的初级,中级受教育的普及率也很高。大家从这张图上看,这是日本赶超美国教育水平的过程,也就是说日本的教育作为美国的百分比,它的劳动人口中受教育的年限,它的初级高级教育都在赶超,现在肯定已经超过美国了。但是它的高等教育,是长期停滞的,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它和美国的差距还扩大了。但其中有一些跟我们相近的地方,就是说它曾经遇到过高校扩招,接下来人们担忧高校的质量,又发现大学生就业难,失业率高,等等现象。因此人们批评扩招,他们文部省就决定要审慎行事,这样他们和美国的差距就拉大了。

     


       日本在那个时候中等受教育程度保证劳动力足以应对借鉴来的技术以及这些产业的需求。但是它进入到最富的国家,变成了老龄化的国家,它必须在技术前沿上屹立独行,在这个时候它的人才就不够用了,它的全要素生产率不能提高,日本失败也失败在人力资本上。这样来看我们中国,对于未来我们知道,我们要提高技术、资本密集程度,要从二产向三产转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二产的劳动力密集型转到三产劳动密集型,对受教育年限的需求要从9.1到9.6。这也就意味着9.1的就业岗位会被破坏,但是它创造出了9.6的受教育年限的就业岗位,如果你只有9.1,你就不能获得这个新增就业岗位了。那么从二产劳动密集型到二产资本密集型受教育年限要求10.4又一步提高,从三产劳动密集型到三产技术密集型,从9.6到13.3。不管怎么说,未来提高生产率,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是我们对人力资本需求显著提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觉得质疑高校扩招,质疑我们教育发展,或者说怀疑我们教育发展是不是太快了,我认为有一句话我可以奉送给这些质疑的人,我觉得如果有这种质疑是比较愚昧的。我们在这个特定的阶段,这是个智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