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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中美经济战略合作与全球再平衡
时间:2011-09-13    阅读:2762次   

   

    吴晓灵
    尊敬的各位经济界同仁,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出席第三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的全体大会。昨天我们和美方经济学家进行了一天坦诚而有成效的对话,大家都有了很多的收获,今天我们将分别由劳拉女士、斯彭斯先生和樊纲先生对昨天讨论的情况进行一个归纳和总结,然后请各位参会的嘉宾们参与讨论。下面先请劳拉女士做总结发言。

    劳拉·泰森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我很高兴来参加第三届颐和园对话会,每一次参加中美经济学家对话会我都很高兴。我们双方的经济学家进行了非常坦诚的交流,交流了一系列重要的话题,我自己也学了很多,我希望自己能够对讨论做一些贡献。

    昨天的会议谈了一些比较宽泛的两国所面临的宏观经济方面的挑战和一些近期经济上的挑战,比如说全球经济、美国经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之后,我们又谈到一些更远期的话题,谈论了全球合作的机制。

    我们认为全球经济正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环境当中,经济复苏正在放缓。在欧洲有尚未解决的金融危机,处理这些问题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欧洲经济仍然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对于全球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这样一种脆弱的复苏伴随着很高的风险,我们需要加强全球层面上的合作,比如说通过G20,20国集团的机制。由于这种脆弱性是全球都存在的,因此,美国遇到的经济困难,欧洲、日本或者中国所遇到的经济上的困难和挑战,对于世界其他的国家都会产生影响。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谈论中国经济近期内、短期内的表现,也谈到未来12个月它可能的表现,我们也同时谈到美国经济类似的一些要点。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的经济学家都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来说,他们比较关注的是世界经济的放缓,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增速也会放缓,中国经济到底会是一个硬着陆还是一个软着陆呢?在昨天的讨论中,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适度放缓,但是它的整个表现是和软着陆比较相符的。即便它是一个适度的快速增长,它的速度仍然是挺快的,对于世界其他的经济体来说,它是要更快的,尽管和它自身比速度会慢一点。

    大家认为中国年比通货膨涨的增速在放缓,其中全球经济复苏的放缓,以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的放缓是主要原因。但是我们也意识到,中国劳动力的成本在逐步上升,通货膨胀率的增速从今年六、七月份最高的高峰点在慢慢回落,现在大概会回到5%。大家普遍认为这样的一个通膨对中国不会构成太严重的问题。所以,总体来说中国宏观层面经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它的经济增速会稍微的放缓,它的通膨的增速也会放缓,会实现一个软着陆。

    我们也看到媒体会问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问题,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我们认为今年地方政府债务增速的放缓肯定会实现,我们并不是特别担心地方政府的债务会对中国构成比较大的问题。地方债和中国在经济危机刚发生的时候所采取的经济刺激计划是有一定联系的,地方政府发债也是和城市化包括现在仍在持续的城市化息息相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房地产的泡沫。有一种指责说中国有房地产的泡沫,我们的看法是,也许在某一些市场当中的确存在房地产泡沫,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我们有很多理由相信中国国内对于房屋的需求仍然会比较快的增加。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无非就是要实现一种供需之间的调整,而不会像美国那样出现大量的房地产泡沫。

    去年的对话会我们也谈论到美国出现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我们今年也讨论了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的确在世界很多地方,我们需要有足够有效的机制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因为中小企业对于创造就业机会来说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很多国家面临的共同的挑战。

    说到美国经济,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讨论。首先,美国经济有一定的改善,但是今年的增速却比我们原先预想的要低得多。美国经济目前的增速并没有达到能够将失业率带下来的这样一个水平,也就是说以目前经济增速的水平,很多人仍然找不到工作,失业率仍然比较高。目前官方的失业统计可能没有完全体现出美国真正失业率的水平,因为有一些人做的是兼职的工作,而且美国市场每一年都不断有新的劳动力人口进入就业市场。因此,我们需要取得新的进展,使得美国的失业率能够降下来。

    美国目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需求不足,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增速非常非常缓慢,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增速缓慢反过来又使消费者的需求不足,他们的收入不足,他们不得不储蓄更多的钱。以前那种消费者支出加速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不得不勒紧裤腰带。以前是7%的消费增长率,2008年以来,美国经济中的实际消费平行增长率只有0.5%,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从这两个数字相比较你就可以看出美国经济方面遇到的巨大问题。

    美国经济增长的构成也在发生着变化,出口在美国经济中正在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奥巴马总统也推出了出口倍增计划,希望在未来五年里将美国的出口贸易翻番。所以,一方面美国的消费在收缩,同时又希望能够实现进出口的增长。同时,中国需要降低它对外部市场需求的依赖性,使自己的经济发展更多的依赖于中国国内消费和需求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在中美双方进行开会讨论的时候,大家普遍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再平衡,也就是说美方要减少消费,增加出口,而中国要增加国内的消费,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性。

    现在还有一个挑战美国的话题就是它的赤字问题,奥巴马总统上周推出了一个创造就业的计划。总的来说,目前困扰美国的就是它的消费不足、支出不足,我们政策的着力点就是增加需求,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减少员工企业的税收负担,使得他们能够创造出更多长期稳定的就业机会。我们需要刺激需求,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考虑一个长远的美国赤字削减的因素。美国总统建议所有这些创造就业机会的措施要配合一个时间跨度比较长的逐步削减赤字的计划,也就是说一方面短期内要增加就业,同时在比较长的时间跨度里又要有赤字的削减。其实这一些议题在总统和美国国会之间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尤其是在美债国会辩论期间,奥巴马总统定期和伯恩议长见面,他们有一个四万亿美元赤字的削减考虑,其中一些内容在过去的削减赤字或者设定赤字上限的过程中已经被讨论到了。如果我们目前只谈短期内创造就业的话,可能和长期的削减赤字是不符的。所以,我们还要再看看未来几周的时间,美国政府在这两方面的措施配合是怎样的。

    还有一些是关于中美双边关系的一些话题,尤其是贸易方面。从中方来看,即便中国减少它对出口增长的依赖性,更多的依赖于国内消费需求,这个过程也还是要花时间的,你不可能一夜之间一蹴而就。中国正在面临一个非常虚弱的不稳定的全球经济复苏,这毫无疑问会影响到中国。但中国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复苏的过程当中,仍然积累了大量的经常项目的盈余,以及资本帐户的盈余。现在中国经常项目的盈余占到GDP的比重仍然在5%这个区间,因此,这也意味着中国还是需要再进一步减少它对世界其它市场出口贸易的依赖性。当然,与此同时中国也从其它国家进口大量商品,但是尽管如此它仍然有很大的贸易上的顺差。对于中国而言,这就构成了一种挑战,因为它会继续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尤其是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

    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很吃惊的看到,如此巨大的一个外汇储备是如何影响到了中国的经济,而且它积累的速度非常快,它的价值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尤其是如果美元大幅度的贬值,或者如果对于美国能否有持续的能力偿还债务产生任何疑惑的话,中国这么大的外汇储备该向何处去呢?尽管标准普尔降低美国主权债务的评级,还是会有很多国外资产仍然在变成美国的国债,显示了世界对于美元仍然是有比较强的信心。

    我们讨论了这样的一种大的外汇储备不断持续积累的风险,与此同时,我们也有一种共识或者是理解,那就是美国的赤字情况它可以控制的,是可以解决的,因而不会产生过大的风险或者挑战。至少对于中国来说,在一段时间里,不继续积累这种外汇储备,它需要调整自己经济增长的策略,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的依赖于国内的需求。

    说到这里,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讨论,比如中国做出承诺,在“十二五”计划中要将其经济增长更多的向消费来靠拢。但如果你看看消费在中国的GDP所占的比重,或者投资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这个数字仍然不大,也就是这样一种希望中的情况还没有出现。我们希望中国能够顺利的实现或者比较快速的实现这种从出口依赖型变成消费依赖型的国家。

    另外一个讨论的话题是货币,人民币可能的升值。大家注意到目前中国的经常和资本项目的盈余,部分的原因是中国的货币是低于实际价格的。在未来几年里,虽然大家说不准一个非常非常准确的时间,但是有可能中国人民币实际的汇率会有比较大幅度的升值。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经济要素都考虑进去的话,在过去的时间里实际上人民币是出现了贬值的。我们对这个话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接下来在今天这个环节也可以就此进行讨论。

    在中美贸易谈判的话题上,有人提出一个重要的话题,美方应该注重促进向中国的出口,而不是减少中国向美国的出口。所以,应该增加中国的市场准入,而不是减少中国的市场份额。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而且这是我们都同意的。

    我们还谈到在中国消费增长很快,中国中产阶级增长很快,这跟美国是大相径庭,美国消费增长很慢。在美国的挑战,是哪些企业、哪些品牌、哪些产品可以有效的进入中国市场进行销售。很多美国的中小企业,可能会在中国找到他们的产品市场,来给中国的中产阶级来提供消费,但是他们需要找出他们的道路。

    另外,我们还谈到其它对中国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的问题,我们谈到中国到海外投资,也就是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投资。中国有很多的金融财富,这个财富可以分配支出,比如向美国进行一些实业的投资,我们非常有兴趣能够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也谈到一些具体的领域。中国的海外投资或者是中美在这方面可以有更多的合作,比如有一种公私合营的项目,比如说在页岩气或者是在墨西哥湾油田的深挖掘,或者在金融领域等等。

    我们面临的挑战使大家都要重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更多的在讨论目前的状况。现在的经济比较脆弱,美国的经济增长很缓慢,甚至是快到二次探底的边缘了。但是我们要想想未来的十年,十年之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远景目标,我们对未来有什么期望,我想这是一个想问题非常好的方式。

    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危机之后复苏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对美国来说,复苏的步伐可能非常缓慢,可能会有十年的时间,失业率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但是另外会有新的企业出现,会有新的培训,会有新的研究,会有新的基础设施的出现。这十年,我想中国还会发展很快,可能会成为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一个重要的投资者。我们谈论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这么一个挑战的话题,就是十年之后我们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和机遇。谢谢大家。

   

    吴晓灵:谢谢劳拉女士,下面我们请斯彭斯先生给我们做演讲。

   

    迈克尔·斯彭斯
    谢谢。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我们第二节的讨论,主要是关于中美和世界经济的中长期结构调整问题。劳拉已经把第一节的讨论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第二节的问题我想用另外的一种方式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首先,我们要承认美方和中方在观点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点。中国有“十二五”规划,看起来也很容易,理解起来也很容易,实际上它很复杂。它在结构调整方面做了一些研究,执行方面也存在一些挑战,但是它给大家的讨论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使大家可以集中精力来做结构调整。在美国没有这么一个五年规划,也没有这样一个十年的长远眼光,就是美国如何来做经济结构的调整。如果我们希望美国汇率能够增长,能够创造就业,应该怎么来做?美国和一些高收入的国家都有失业方面的问题。所以,双方在这方面有一些不同点。美国首先需要有这方面的讨论,我们怎么往前走,现在没有一个共识。

    我们都考虑到了与贸易相关的行业怎么在全球方面进行竞争,但是大家的观点是不一样的,特别两国的制度方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讨论的焦点放在美国的结构问题,同时也讨论中国的结构问题,讲到中国如何执行“十二五”规划。

    我们也讨论了一些欧洲的问题。我们有相当大的共识,就是世界经济的风险主要是存在于欧洲。有一个非常紧迫的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方面的挑战,欧洲需要进行应对。根据目前的情况,南欧、意大利、西班牙都处于风险之中,他们可能偿付不了他们的主权债务。今年8月份,他们的主权利率上升到7%,这个上升完全影响了他们的债务削减计划,这是非常有争议的。欧洲中央银行在这方面怎么做也没有形成一致,欧洲中央银行希望能够控制主权债务的利率,这个利率现在在下降,它希望能够控制这样的风险。我们希望欧盟能够做出一个承诺,如果出现风险的话,他们能够进行干预。另外,这些国家也应该来进行承诺,他们应该能够来进行改革。从长期来看,要恢复债务平衡。

    刚才我讲到是债务平衡,还有一个就是竞争,实际上美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刚才劳拉讲了,美国短期内要解决就业问题,长期要解决赤字问题,这是我们的希望,但是有很多风险可能使我们这种希望无法实现。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它带来的风险是什么,后果是什么。美国和欧洲是很紧密的贸易伙伴,如果一个经济变差的话,另外一个肯定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不仅仅是增长缓慢,如果把金融方面的风险和经济方面的风险都叠加在一起的话,发达国家还有更大的风险,政策制定者可能很难控制局势,我们可能会面临着发达国家再一次下滑的风险。

    中国仍然是一个高增长的国家,是新兴国家的代表。中国应该想什么呢?你们的应急政策是什么?如果发达国家出现了再次下滑,你们在这方面的政策会是什么?我们在这方面没做很多的讨论,所以,具体什么政策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想把这个事提给大家,大家可以做一些考虑。

    长期而言,欧洲的结构根本是不可持续的。它是一个混合体,一方面是货币的联盟,另一方面他们的财政政策也不尽相同。他们的结构希望能够通过财政的约束来使它起作用,但是这个机制实际上起太大的作用。要么是有一些长期的机构性的改革,使财政财权能够进一步的集中;要么就是统一货币瓦解,但是这不是欧洲领导人所期望的。

    我想大家都会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这些国家的人民更加支持欧洲要统一它的财政政策。但是,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方向问题现在还悬在空中。总体而言,如果欧洲能够渡过这个危机,它的经济能够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如果日本能够保持增长,美国缓慢增长,欧洲稳定,中国继续快速增长,那对全球的经济和中美双边的经济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局面。

    我再讲一下美国经济的状况。我们双边在这个方面并不是完全有共识,在经济政策方面我们经常有不同的看法,刚才我说的有些是我个人的观点。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复杂的局面,一个是周期性的缓慢增长,还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同时还有赤字的问题,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美国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但是我们的底线是非常清楚的。美国与贸易有关的行业还是有非常好的增长,竞争力非常强。但是我们谈到美国经济的健康度,与贸易相关的行业对增长的引擎力、推动力还是不够的,特别是对就业的推动也是不够的。

    劳拉刚才也讲到,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扩大与贸易相关的行业,在全球的需求方面对外出口能够有更好的竞争。但对于无论中国还是美国这样大的经济体来说,内需对于这种贸易相关的行业也很重要。比如说对于电子产品,还有出口相关的制造产品,这些行业如果能做好,无论是解决内需问题,还是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上,都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有一致的观点,如果我们找到一些政策可以促进美国的出口,特别是在服务中国市场方面做出一些工作的话,我们双方都会受益。

    我们也讲了一些中方的问题。世界的利益,还有中美双方的利益,实际上是一致的,就是都需要恢复增长,增长一定要谈到与贸易相关的行业的增长。中国很好的渡过了这个危机,继续保持了它的增长,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从中找到益处。大家都知道中国对于印度、日本、俄罗斯等等很多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出口市场,所以中国对世界经济变的越来越重要,中国经济成功的结构改革对所有国家来说都很重要。如果中国能解决它的贸易盈余的问题,当然,中国并不是要减少它的出口,而是增加进口,同时不需要降低它的增长,损失它的增长来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讲到一些长期所面临的问题。在长期问题上双方应该继续合作,包括自然资源,包括能源、矿物、农业地,还有水、环境。如果我们希望亚洲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引领世界增长,但是不能再采取旧的增长方式来实现全球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什么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呢?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讲到生活方式的时候,经常讲到袜子是什么颜色好像是个人的选择,我不是指这个意思,我们是指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国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重塑我们的增长方式,以更高效、更好的方式来使用自然资源,最后能够实现增长,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状态。

    这其中意味着很多,比如我们如何出行旅游,怎么实现高能效,如何修建节能建筑物等等。到最后完成这样一个转变的里程之后,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概念是什么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切实的保证说我们一定能够到达彼岸,但是我们必须要为未来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策略做出调整。比如中国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改变,其中很多的内容已经融入到“十二五”规划中去了。中国也希望能够更多的参与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群体中去。

    我会再提一点劳拉之前讲到的一些话题,我们希望能够重新回到原来的那种位置上,那就是能够推动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也许我们过多的关注了一些短期的问题,但即便是一些短期的问题,在全球经济的层面也并没有得到非常深刻的理解。

    我们也指出了一些领域是我们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我认为中国希望增加它的进口,希望美方能够找到更多的可以向中国出口的产品,而且是中国真正希望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包括技术方面的产品等多方面产品在内。我们在这个领域里是有共同利益的,这是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取得进展,获得双赢的领域。

    第二点是找到取消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壁垒,使投资更加便利化的合适方法。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FDI,外国直接投资都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利益。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供应链变的更加全球化,中美双方都有很多好处是从扩大外国直接投资当中来获取的。我们现在比较关注金融方面,但是在知识、专业的技能等等上的投资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东西。我们都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我们彼此互相连接,我们需要进一步加深知识的分享,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不仅仅实现了技术和知识的转移,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投资,使他们更好的融入到了全球化的供应链当中。

    从二战之后看,一个比较缓慢的但是渐进的过程,就是全球有上亿人逐步的被融入到全球的经济体系当中,实现了机会的改善,实现了生活水平的改善。这样的一种进程给我们带来一些分配上的好处,上亿人在20年的时间里进入了全球的大家庭,从全球化的商贸关系中获益。他们的生活状态变化了,他们所支付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发生了变化,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分配上的效应和好处。

    说这样一些话题的原因是很重要的,我们并不是在空谈开放的全球经济是有好处的。政治家们有时候并不是特别关注这一点,因为他们对于这种分配上的效应并不是特别的关注。但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我们的确可以在未来实现比现在更好的财富和利益分配上的效应。我们需要各方对这样的一种进程有所承诺,对这样一种分配上的效应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样可以来缓冲或者减少一些负面的影响,使我们进一步改善这种分配的效应。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说,我们称之为“布雷多”改善。我们希望其中一些讨论的话题能够引发两国之间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内的深刻思考。谢谢。

   

    吴晓灵:谢谢斯彭斯先生,下面我们请樊纲先生做第三小节的总结。

   

    樊纲:谢谢,谢谢主席。这是第三次的颐和园中美经济学家对话,我们之所以加上“颐和园对话”,是因为第一次是在颐和园的船上进行的对话,迄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有很多人是连续三次都参加的。我们每次都是先进行一天的闭门研讨,互相提问题,互相挑战对方的一些观点,进行很深入的交流。

    这几年世界正在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刚才劳拉·泰森和斯彭斯已经把前面很多问题进行了一些总结,我就把其他一些还没总结到的和对中国政策研讨特别重要的一些内容再进行一些概括。

    第一、关于美欧债务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教训和目前美欧经济形势对我们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有好几位都谈到这次美欧危机对中国的重要教训,就是这次公共债务危机不是短期财政刺激政策所决定所产生的,它是长期以来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是长期不计收支平衡,盲目扩大社会支出,盲目扩大社会福利支出,或者是在不同的政党之间,不计成本不计平衡取悦选民的一种结果,我们概括说叫“民粹主义”。

    短期来危机了,搞点财政赤字刺激,对应对危机当然也做出了贡献,但是短期的所谓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要求在危机的时候,用赤字的办法来拖住经济;在经济增长的时候保持财政盈余。对美国来讲,克林顿时期也实现过财政盈余,在动态中还是平衡的。而这次问题是由于金融市场一个多年的泡沫破裂,这些公共财政支大于收的状态水落石出终于暴露出来,加上短期内要搞刺激财政政策,又增加了政府赤字,所以,导致了有些国家的赤字迅速增长。根本问题还是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

    这个教训对中国有重要意义。中国刚刚开始建立社保体系,刚刚开始由公共财政和一些社会机制来承担一些社会分配的职能,包括医疗、社保、就业等等。在这个阶段要特别重视吸取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以前我们光知道发展中国家会闹债务危机,现在发达国家也闹了公共性的债务危机,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我们要认真吸取,避免再走弯路。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说中国很幸运,这些问题在起步阶段都暴露出来,作为后来者,这种教训对我们今后保持经济稳定和平衡确实是有好处的。

    美欧的债务危机对和经济长期低迷,对中国的出口等等可能产生一些影响。但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影响是通过利率渠道,通过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影响。美国现在是零利率,欧洲的利率提高了一次,1.5左右;日本的利率长期为零。中国的利率已经是三点几,这样一个利差本身导致资本流动,又会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这样的预期,因此,资本流入将是一个重要的压力。资本流入导致外汇储备增长,导致了货币发行、流动性增长等等,这个对中国可能产生持续的通货膨胀压力和其他方面的压力。

    我们特别讨论了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现在只有一小部分来自经常项目的顺差,更多的是来自资本项目的顺差,来自外资的流入。这种由世界上导致的不平衡是我们需要重视的,包括货币政策、汇率等等。我们怎么在这样的压力影响下取得经济的稳定增长,在通货膨胀和增长之间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采取正确的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我们在会上讨论了进一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问题。一些学者指出,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现在的公共财政危机、国际资本的流动等等一系列问题,包括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都跟现在现存的货币体系有关。有的学者特别指出,在这样的货币体系下,美国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如果它没有了政府赤字,它就不用发国债了,我们有外汇储备却没什么可买的;如果美国没有经常项目赤字,国际上就没法有外汇储备。这样一种体系使一些有货币发行权的国家,就要求它本身的债务比其他国家更大一点,而且这个基础上更容易产生金融泡沫,容易产生经济泡沫,这就会造成世界经济体系的不稳定。而且这个泡沫后面还会造成各种公共债务的危机等等,这对全球也是一个不稳定。

我们选择一种货币作为国际货币,是对世界上各种货币比较的结果。因为美国二战之后的强大,它所拥有的黄金储备量的巨大等等,美元成为了国际货币。但是现在暴露出的问题表明这种体制本身它存在着缺陷。因此,未来保持稳定和发展世界经济,取决于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取决于我们能不能逐步走向一个新的货币体制。具体建议就是能不能用现在的特别提款权作为一个基础,进一步向前发展,逐步逐步走向一个比较统一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是必须从现在开始更多的思考。

    第三,就是中美两国如何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贸易、投资和其他一些国际领域的合作。

    贸易问题前面已经讲了,从中方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很多人提到现在中国是需要加强进口,但是现在进口确实遇到了瓶颈。越来越多的产品中国可以自己生产,而中国目前不能生产的主要是高科技的一些东西,我不说军火,不说军事用品,而是指一些高科技的电子计算机等等,这些都属于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的范围。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是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可能会逐步努力实现平衡贸易顺差,但是中国进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集中在资源、能源这些产品上,它可能会跟其他国家的贸易更加平衡,但是跟美国的贸易仍然不平衡。如何解决这种双边的问题是摆在中美两国和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我们对于各种政策施加影响。

    同时,有的经济学家提出来,在贸易方面我们应该在国际上进一步合作,推进国际贸易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改善。特别是有关“多哈回合”问题,有的学者指出“多哈回合”还是重要的,尽管现在有人说“多哈回合”已经死掉了,但是“多哈回合”对于保护世界贸易体系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还是重要的。特别是“多哈回合”首先要解决的是对最落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问题,是取消贸易保护的问题,因此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中美作为两个贸易大国,需要在这方面进行合作,推动“多哈回合”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投资。这次双方都指出对方投资体系、投资体制和对其他国家投资设置的一些障碍,我们经常也听到一些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投资者抱怨美国对中国设置了一些障碍。但是也有的学者指出,有些问题实际上是对美国制度还不够瞧了解,美国的投资制度很复杂,原来那些制度就存在,我们要去投资就要对这些制度进行很好的了解。但是也确实存在一些出于政治的原因或某些方面的原因,对中国投资有一些限制。如何进行改进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美方学者也指出,中国最近几年在投资环境问题上,一方面体系越来越复杂,另一方面在某些方面上也更侧重保护中国的投资者,至少给外国企业一个印象,我们对外国投资者有一定的歧视。实际上,对于在中国境内的企业我们都是视为自主创新的,但是如何对所有外国投资者在市场开放、投资贸易等等问题上都能够一视同仁,进一步的开放,这应该说是双方共同要面对的问题。

    还有的学者指出,中美双方是不是可以充分利用中国的资金和外汇储备,利用美国的投资的技术和人才,我们搞一些基金到其他国家进行投资和发展。比如一些非洲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有资源,但是不知道如何开发,我们可以共同去开发。中方学者作为一种设想给大家提出来,这些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些合作的领域。

    第四,关于中国应该如何更好的融入世界,如何更好的参与世界各种制度的改善和世界贸易、投资、金融货币体系的改革。有的学者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虽然区域问题比如说亚太区域问题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国际的、全球的、多边的这些问题,因为中国要想发展,一定是在全球的范围内发展。因此,像中美、中欧、中日这样的经济关系对于中国来讲,仍然是需要优先考虑的世界性的大问题。当然,中国需要重视区域间、地区间的合作,但是中国同样要特别重视全球问题,要努力成为一个全球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全球制度改革政策的参与者和制定者,这样才能为中国赢得更多更大的发展空间。我就讲这些。谢谢。

   

    吴晓灵:谢谢樊纲先生。刚才三位经济学家把我们昨天的讨论简要总结了一下,昨天刘鹤先生也到会,做了一些发言。下面我们有请欧文斯先生做一个简短的发言。欧文斯先生对于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的举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他和我们一起推动了这个合作。

   

    欧文斯:谢谢吴晓灵女士。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在做的事情。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们是一群朋友,我们这群人在他们的领域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士。虽然今天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场,但是我想请到会中美经济学家来举一下手,然后介绍一下自己。

    (在场的中美经济学家做自我介绍,略)

    谢谢各位。我还想特别提一下这次赞助我们会议的公司和朋友。董建华先生的中美交流基金会,三年之前就向我们提供了资助,否则的话,我们根本不会有这样的对话会。还有一个是Kay基金会,Steeve Kay还有ElimKay代表Kay出席了这次活动,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支持。我们同时还得到了哥伦比亚全球中心的支持,我自己的公司AEA也是赞助商。北方德国汽车销售公司也是我们的赞助商。同时中国经济50人论坛也在我们这个会议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我感谢大家所提供的伙伴关系。

    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机制是怎么起源的。这是从我们“三亚对话”而来的,五年前,五个中国高级将领和五个美国高级将领开始在三亚搞对话会,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对话机制。这些人我们以前很难想象他们会是好朋友,但是今天他们就是好朋友,成为了非常好的同事。他们在进行真正的对话,当然双方政府也提供了大力支持。在中国国际友好联合会和沈彦明先生的支持下,这个活动才得到了进行,他是我们的好朋友。

    于是,我们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每年都把这些有影响力的人聚在一起,他们对这些主题有很深的研究,使他们逐渐成为朋友、同事,展开一个真正的对话,这就是我们搞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的初衷。这个经济学家之间的对话是从三年前开始的,这一个真正的对话,之后每年的对话都更加积极,我们开始建立了真正的友谊。刚才樊教授也讲到,这种真正的讨论对双方和两国都是有利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使馆也进行了参与,昨天晚上大使骆家辉也来了,易纲副行长也做了演讲。今天到会的还有B.Wright,他是美国使馆的经济处的公参,还有David  Dollar,也是美国政府的贸易代表,他们都来了,我们表示非常感谢。同时,我也想提一下刘鹤先生以及他的位置,使得我们颐和园对话会得以成功。

    在经济界我想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点是美国经济和金融问题的解决,我认为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吸引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我们必须开放我们的国界,我们必须要对很多的规则来进行修改,使我们的市场更加开放,来支持这种伙伴关系。我认为应该有几百亿、几千亿美元从中国投到美国市场,它可以创造就业,创造更大的市场,推动经济增长。

    第二点,泰森教授也讲到,我们应该看远一点,看到十年之后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够展望未来十年世界是什么样子,然后再来倒推一下我们现在应该些做什么。我想十年之后,中美在各个方面将会更加的平等,中国将更加积极的参与无论是在安全方面、经济方面等各项国际事务。如果把这个作为一个长期愿景,我们就会像现在经济学家对话会和将军对话会形成朋友、同事关系。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就可以来创建这种互信,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互信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为未来创建一种更好的基础,我们可能很难实现未来的目标。所以,中美之间的互信和友谊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来参与今天的会议。谢谢。

   

    吴晓灵:谢谢欧文斯先生,今天会议的上半段就到此为止,现在茶歇休息。

   

    (茶歇)

   

    吴晓灵:女士们,先生们,下面我们进入到第二个环节展开讨论,大家可以提问,也可以发表评论。按照我们的规则,想发言的人把自己的位牌竖起来,我根据竖牌子的先后顺序请各位发言。先请郑新立先生发言,茅于轼先生做准备。

   

    郑新立:中美经济关系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至关重要。中国目前经济面临的问题,从近期来看是通货膨胀,从长远来看,或者说从本质上来看,是需求不足,或者叫生产能力过剩。因为计划经济的主要矛盾是需求膨大,市场经济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对于需求不足这个根本矛盾,我们中国的政府和经济学家还关注的不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过几百年的时间,与生产能力过剩的矛盾进行了多次的斗争,而我们对这个问题还警觉不够。

    如果中国经济出问题,会不会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庆幸的是我们“十二五”规划已经提出了一个正确的思路,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一个转变就是扩大消费,但是现在扩大消费还没有有效的政策,口号喊的很响,具体的措施不够有力,进展不大。所以,希望国外的经济学家就这个问题能够帮我们出一出主意。

    美国面临的问题,我认为就是刚才几位经济学家讲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就业。扩大就业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扩大财政支出,一个是扩大货币发行,这两个路子现在都不可行。扩大财政支出面临着国会的制约;扩大货币发行,如果再搞三次量化宽松政策就将动摇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受损害的是美国的国家信用,我觉得这危及到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伯南克如果再搞三次量化宽松的话,得非常非常当心。

    要想增加就业,可行的政策是什么呢?根据中国的经验,我给美国的朋友们提三个建议。第一对策就是重建基础设施。美国的铁路、机场、高速公路都老化了,重建基础设施建设对扩大就业是一个最有效的办法。中国这几次扩大内需主要就是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第二个对策就是放宽外来投资,特别是放宽中国的投资。中国搞基础设施建设有本事、有资金、有技术、有劳动力、又有设备,利用中国的资金来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可以产生互利互惠的效果,最大的效益就是增加美国的就业。第三个对策是放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控制。如果放宽的话,中国进口美国的商品会有一个大幅度的增加,会有效的拉动美国的就业。现在控制高技术产品对中国出口的结果,第一是逼着中国人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来购买,因为美国控制的大多数技术和产品我们从其他地方都可以买到,美国人白白的失掉了商机。第二,根据我长期研究中国技术进步的经验,凡是我们从国际市场买不到的,就会集中人力、财力进行自主开发,结果买不到的我们自己都研发出来了,一旦我们自己的东西研发出来了,美国手里的那点技术就一文也不值了。所以,我劝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不要把经济问题动不动就上升到政治问题来考虑,这样做的结果限制了美国企业发展的机会,限制了美国就业机会的扩大。

    讲这三条建议,供美国的朋友参考,谢谢。

   

    吴晓灵:谢谢郑新立先生,我们现在举牌的嘉宾一共有十位,所以,我们要控制时间,每个人五分钟,下面请茅于轼老师发言,左小蕾女士做准备。

   

    茅于轼:宏观经济最重要的指标当然是GDP。去年中国生产的GDP是40万亿人民币,增长率是9%多一点。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GDP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你生产出来的财富是如何分配给老百姓的,是分配给穷人多,还是给富人多,换句话讲你在公平方面做的怎么样。大家知道公平和效率是互相替代的,你要更多公平就要减少效率。中国的GDP分配是很不公平的,因此,如果要一个好质量的、分配公平一点的GDP,GDP就要下降。我认为至少有五个方面的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分配的公平。

    第二个指标是环境的保护。你是牺牲了环境搞GDP,将来还得治理环境,我们的子孙后代就要花钱去治理它,因此,你现在的GDP是借了子孙后代的债来发展现在,但是将来GDP就要下来。

    第三个指标就是通货膨胀,我们知道通货膨胀可以促进GDP,但是你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时候,GDP就要收缩了。现在中国正好处于通货膨胀的阶段,如果我们要治理通货膨胀,就得压缩GDP。

    第四个指标是关于就业。美国的指标主要看就业,不看GDP。中国相反,中国只看GDP,不看就业。他们曾经提出过我们的统计指标里要有就业,据说现在在这么做,但是没有具体报。我们的经济质量是不好的。

    第五个指标是泡沫。一个房子如果应该卖三百万,你卖了六百万,那三百万就是泡沫,但是它也是GDP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在房地产方面,大部分人都认为是有泡沫的。

    所以,从分配不公平、环境保护、通货膨胀、就业、泡沫这五个方面看,中国的质量指标都不行。换句话讲,如果我们要有一个好的GDP指标,质量好的GDP,数量就会大大下来。我没有估计到底下来多少,我估计很可能变成零了。

    中国的GDP变成零,对全世界认识中国的经济会有很大的影响。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知道金融危机是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脱离,脱离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杠杆的放大。现在中国的GDP跟实物GDP也是脱离的,但它的脱离跟金融的脱离不太一样,可是造成的后果同样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惟GDP论,忽视了质量,是不行的,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在质量好的GDP条件下会减少多少数。我的发言就这些。

   

    吴晓灵:谢谢茅老师,下面我们请左晓蕾女士发言,请潘仲光先生做准备。

   

    左晓蕾:我说两个问题,一个是刚才樊纲先生说在讨论中提到的,现在中国外汇储备很多,美国要不发债了中国就没地方投资了,我觉得这个观点有本末倒置之嫌。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为什么增加的这么快?首先是因为美国发了很多钱,因为反恐战争,因为后来金融危机的解救,钱发的太多,在这样十几年的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就出现了很大规模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么多钱,过去全球失衡是适度的双边失衡。在一般全球均衡的情况下,每个国家都讲求供求关系,支付为基础,保证3—6个月的储备货币,后来的大幅增长应该是2006年之后。我想说的是这个观点是不太对的,它有利于全球去平衡财务赤字和财务不平衡。这个当然需要再深度的讨论,我们希望的是全球货币体系在美元本位的货币体系下,保持双边适度失衡,以贸易支付供求关系为基础的这样一种货币规模,而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纯粹投机性的货币,交易性的货币。如果这样的话,无限的扩大,它会扭曲很多的东西。比如现在的日元,本来应该是贬值的,结果它升值了,钱太多了,变成一个纯粹交易货币。投机性的套利有很大的关系,如果突然宣布它要跟欧元挂钩,那也是因为这种过度的投机活动造成了它汇率的扭曲,影响了它的经济。所以,认识这个问题正确的逻辑关系,有利于全球债务危机的平衡。

    第二个问题,全球经济危机,我认为它已经处在二次探底的边缘。所谓探底就是全球经济会不会负增长或者走出衰退。至少现在美国、欧洲、英国、日本都调低了增长率,但是还是在正增长的水平上,所以,我说它是在边缘。但是欧洲的债务出力不合适或者美国处理不合适都会重新导致它进入衰退。现在中国内地的经济结构、对外依存度跟2008年的情况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解救不应该再重复过去大规模的发行来面对危机。特别要澄清的是我们现在不缺钱,不管从货币政策的角度还是从民间资本的角度,我们现在流动性实际上是非常充裕的,不是一个缺钱的问题。我们有一个研究,从2007年到现在,我们的居民储蓄从14万亿增加到35万亿,而且也有数字显示这35万亿集中在很少人手里。要特别警惕的是,如果很少的人拿着钱又乱流动,将创造出更多的货币,通货膨胀的压力会非常高,最后全社会将承受这个通胀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应对所谓二次探底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不能再重新重复货币宽松的政策,要采取其他政策。谢谢。

   

    吴晓灵:下面我们请潘仲光先生发言,请梁高美懿女士做准备。

   

    潘仲光:谢谢。大家看到眼前这个大显示器OEC是一个美国的品牌,这是1998年我从美国买的。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技术和产品被转移到中国来,就是因为整个美国经济的调整。现在一些相似的事情正在发生,不过是反向的,那就是当时是美国人有比较强的保护主义,而中国现在出现这种保护主义。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币会升值,如果没有保护主义的话,人民币就不会升值,有可能还会贬值。

    美国应该有一个对中国的顺差。美国向中国的出口或者中国所进口的,我们都是只说到了各种货物,但实际上美国的优势是它的媒体,是它虚拟的一些内容,这些都是应该被出口到中国来的强势产品。美国有这么多的网址不能够在中国入户落地,你可以想象因为这样的一种保护主义,这些网站不能在中国运营,不能够产生收入,美方损失了多少的收入。除了那些不太好的、内容不健康的网站之外,那些正常的网站在美国每年都有上百亿美元的收入。如果我们能把这部分的内容和服务移到中国来的话,我们从双边贸易中得到的收入可以翻番,甚至有三倍以上的增长。还有很多美国的动画片、电脑游戏、电视剧,在美国国内他们每年能创造两千亿美元的收入,如果这些能出口到中国能挣多少钱?这些都是上千亿美元的生意。

    我是从事体育产业的。在美国整个体育产业和行业,每年的产值是四千亿美元。如果能将这些体育的内容自由出口到中国来,减少那么多相关管理部门的做所谓严格审查,至少可以体现八千亿贸易上的收入。就说高尔夫吧,在美国每年它的产值就是两百亿,冰球、足球、橄榄球、大学的教育、相关的体育的产品,他们都是能带来巨大财富和产出的产业。所以,我觉得大概有七千亿美元的财富只能在美国实现,如果这部分内容能够转到中国来的话,对实现双边贸易关系会是一个极大的改善。

   

    吴晓灵:谢谢潘先生,潘先生是做体育的,也是50人论坛的企业家成员。下面我们请梁高美懿女士发言,请汤敏先生做准备。

   

    梁高美懿:我用英文说。我觉得欧洲最近的局势不太好,刚才迈克·斯彭斯已经说过了,欧元的情况前景很不乐观。欧元未来的一个走势,德国会不会脱离这个欧元体系,是不是有可能多出一种货币来。目前还是有很多的钱要注入美国的债务市场,因为没有其他更安全的货币可以来投资了,我觉得对很多国家来说,这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他们自己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却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去买美国的国债。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中国要选择美元。

    我是觉得像中国这样的货币——元也可以考虑未来成为一种国际化的货币。不一定是短期,但至少可以帮助它实现更好的国际化进程,帮助它解决一些面临的挑战。2009年以来,通过货币互换的协议,中国和一些国家的贸易已经可以用人民币直接支付了,而香港也成为人民币跨境交易的一个中心。我们可以考虑在一定的区域内,人民币元可以作为一种储备和支付的货币。我认为下一步人民币要积累这样的能力,成为更多国家所使用的储备货币,这样才能有一个更加平衡的货币的体系,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与中国自身有关系的,那就是食品的价格高起,通货膨胀短期内不会消失。中国企业发展的非常快,尤其是2008年,一些基础设施的项目,比如高铁上马非常快,其中还有一个四万亿的拯救刺激经济的计划投资,这就意味着很多人又在从农村进入城市,这是一个城镇化的进程。而猪肉的价格在过去一年就上涨了超过50%,很多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也非常明显,其他资源的价格也不断的高起。所以,我觉得也许下一轮对于经济资本要更多的注入像农村地区这样的领域,注入那些代表着未来经济增长点的领域。人们需要考虑如何能够更加高效的提升农村和农业地区的发展,而不是进入一些已经过热的行业,造成经济进一步的过热。

   

    吴晓灵:谢谢梁高美懿女士,下面请汤敏先生发言,请张曙光先生做准备。

   

    汤敏: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已经是第三届了,每次都有很多的交流,我在想怎么让我们更创辉煌,以后怎么更加发展。中美合作的潜力非常大,现在问题是如何找出具体的办法,找出一些具体的新的“抓手”出来。我们经济50人论坛和美中经济合作30人除了一般性的交流之外,还应该利用每年的时间找几个题目来认真研究,最后拿出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办法来向双方政府提供建议,这样就有可能从目前的政策对话,实现最后实质性的合作。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中小企业的合作问题。中国中小企业现在正处在一个危机之中,它需要升级换代,需要有新的投资机会、新的技术、新的市场;美国中小企业也在危机中,它需要不断的投资,需要新的市场,需要开拓新的领域,双方正在面对一个非常好的互补契机。现在问题是怎么样能找出一系列具体的操作办法,使这两边的中小企业能够合力创造出上百亿美元的新兴市场来。

    第二个,昨天我们也稍微讨论一下,中美之间的自由贸易区有没有可能成立。现在中国跟东盟有自由贸易区,跟日本、韩国在谈中国“10+3”自由贸易区。中美之间有没有可能成立自由贸易区?这个问题由政府之间谈太敏感,很难,我们能不能有前瞻性,进行探索,哪怕最后结论说不行也好。这需要的不仅仅是这种对话型的讨论,而是真要一批人坐下来,认认真真的研究。我们之间的对话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知道双方彼此怎么想的,各自提出建议对方会怎么想,这比双方学者各自研究自说自话,有很多不可比拟的优势。另外,我们这里有政府官员,有企业家,有学者,是一种多方的合作给出好的建议或者好的成果的非常好的机制。哪怕成立一个小组,不一定我们自己做,可以去找一些研究机构,在我们指导下,包括我们很多企业家的参与下,这样会使我们这个对话机制能够更上一层楼。谢谢。

   

    吴晓灵:谢谢汤敏先生,下面请张曙光老师发言,请张燕生先生做准备。

   

    张曙光:谢谢,我讲一个观点就是如何来克服调整空间的惰性。我觉得中美国讨论世界经济,有一个共识就是都认为处在失衡之中,而且还有一个共识就是都需要进行调整和再平衡,这一点没有分歧,也许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都有共识。但是调整的行为为什么又非常慢?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倒值得我们思考。

    为什么这么慢呢?一个是都有难处,都有很多无奈。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都一样。中国现在遇到两难的问题,是又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如果你速度不降一点,这个调整就很难。具体政策上也有很多两难的事情。现在提高利率,又有可能引起热钱流入。汇率问题也是两难。美国也是两难,比如说美国过去的消费很长,现在的消费已经下来了,但是它又要增长,你说怎么办?确实有它困难的地方。所以,现在总的情况看,如果说2008年是一个急性的危机,那么现在是一个慢性的衰退。

    还有一个两难的问题,就是大家互相指责。都是想从自己利益出发,这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能不能认真的坐下来,像汤敏刚才说的,就一些具体的问题,不是去指责,而是去研究,去想出点办法来,真正有点合作,这个合作里恐怕互相要让点步才成,一点步都不让,谁都想多占一点,我看很难。所以,可能现在调整的方向大家嘴上说清楚了,实际不见得能做到。比如刚才樊纲讲的,美国两党互相竞争,都想拉票,想讨好选民,所以社会支出在不断增长。中国正好反过来了,一党主政,没有压力,社会支出那块儿说着要涨,但是涨不了,和美国又处在一个相反的方向上。

    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调整的方向本身就需要考虑。对中国来而言,低利率的长期为负和汇率长期的管制过严恐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尽管两难,你想想通货膨胀率高的时候,利率都是负的,2007年是负的,2008年危机的时候,一个很短暂的时间是一个正的实际利率,现在2009年又是负的。我们为什么不能保持一个正的利率,使得经济少一些扭曲。美国也是一样,你陷入危机了,用政府的财政赤字花好多钱去救,现在赤字大了,你又大量的向流通里放水,又是几次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让别人去承担这些责任。这样的政策我觉得也需要调整。

    所以,从经济学家角度来说,可能利益的关系有,但是相对政治因素要少一些。所以能不能就一些具体的问题来坐下来,真正谈谈做些什么让步咱们才能合作,这可能是重要的。谢谢。

   

    吴晓灵:谢谢张老师,下面请张燕生老师发言,请王建做准备。

   

    张燕生:我想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当前的全球经济能够看到是“三缺”:缺需求,缺信心,缺办法。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目前的行为开始越来越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进行逆周期的调节。刚才有一个朋友问我,为什么中国会在意大利出问题的时候增持意大利债,美国出问题的时候会连续三个月增持美国的国债,欧洲债出问题的时候会增持欧洲债。我们会发现这些行为的解释,也就是中国在进行逆周期调节。中国知道帮助意大利、帮助美国、帮助欧洲就是帮助自己。我们会发现当前全球缺少需求的时候,中国在扩大进口,但是中国和美国的问题是不同的。我个人认为短期增长问题和通胀问题对中国都是可控的,长期的问题对中国是最关键的。在当前情况下,美国希望恢复经济增长是短期问题,而对中国来讲,它的重心应该放在长期问题上。这些长期问题是三十年不平衡发展战略形成的,中国的长期问题需要多长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美国的朋友能给予关注。

    第二个问题,我们讨论太多的问题都是如何能够恢复增长。对新兴经济体什么是最重要的?我相信当前的社会经济形势下,金融稳定、货币稳定、社会稳定、大宗商品价格的稳定对新兴经济体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当前的实体经济冰火两重天,对发达国家是困难的,对新兴经济体同样是困难的,可能五年左右,最后倒下的很可能是那些新兴经济体。因此,如何从全球角度考虑当前的短期的复苏,中期的结构和长期的全球经济的稳定,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问题,现在全世界都说中国出口太多,中国是谁在出口?我们知道周围一半以上的出口属于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去年总顺差1830亿美元,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顺差3300亿美元,中国企业为主体的一般贸易是逆差472亿美元。因此说中国出口太多只能说全世界在中国出口太多,中国顺差太多只能说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顺差太多。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快速升值能不能解决中国的贸易顺差问题呢?我认为是很难的。我们处于全球化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是我们谈到顺差、逆差的时候,总是使用传统的前全球化时期的概念。谢谢。

   

    吴晓灵:谢谢张燕生先生给我们观点鲜明的论述,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视野。下面我们请王建先生发言,请郑京平先生做准备。

   

    王建:我想请教在座的各位学者,特别是美国方面来的学者,因为我有一个问题想不通。现在说美国经济是在缓慢的复苏,还是已经进入了一场新危机?这个问题我想不明白。能不能请劳拉女士回答这个问题。你说是缓慢复苏,现在确实看不到像次贷危机爆发以后,一大批企业倒闭,好多制造业企业也开始发生动摇,只是说GDP增长速度缓慢,失业率降不下来。但是我为什么开始怀疑美国已经进入新危机了呢?是因为美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政策使我不得不这么想。

    我举个例子。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最严重的时候,美国M2的增长是7500亿。在此之前,新千年以来它每年只是3500亿的增长速度,但是2008年一下增长到了7500亿,接着2009年、2010年的增长速度都在3000亿美元以下。但是为什么今年到8月8号美联储最后公布数字,美国的货币增长率在7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之内,M2居然增长了6700亿美元。按照这个速度,今年可能要破万亿。没有危机,为什么货币供应量会增加这么多呢?

    刚才我讲8月份最高的时候增长不超过一千亿美元,但是今年仅仅是7月25号到8月一周之内就增加了1593亿美元,整个7月份加起来超两千亿美元,没有爆发危机,要这么大的货币供给量吗?现在咱们都盯着美联储搞没搞QE3,没搞已经上来了,货币量已经给这么大了,如果今年破万亿,没有爆发危机居然比爆发危机时货币的刺激力度还大,我不知道这个应该做什么样的解释。这是一个。

    第二个,美国政府刚刚推出了新的4470亿美元财政刺激政策,主要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我们知道上一次爆发危机以后,美国推出大概是8200多亿美元的刺激政策,是三年之内财政要投入这么多钱,可是今年4470亿美元基本上是准备一年之内用的。我的问题又来了,你没有发生危机,你的财政政策为什么刺激的力度比上一次爆发危机的时候还要大,财政货币政策双双出台,在这样一个没有爆发危机的背景下,我觉得很不寻常。所以,我看不明白,想求教。谢谢。

   

    吴晓灵:谢谢王建先生的提问,下面请劳拉女士给我们回答一下。

   

    劳拉:我想我分不清危机还是缓慢复苏。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复苏,它非常脆弱,它是基于整个复苏周期的一个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以,我不是很清楚,如果没有这样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复苏会不会继续,我们会不会达到目前的状态。

    我想目前的状态已经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并没有转化为私营部门的需求。就是我刚才讲到,在美国私营部门最大的需求来自于消费,但是目前看来消费很难增长,特别是家庭的负债率还是挺高的,失业率又这么高,而且大家要去杠杆化,要增加储蓄,所以,家庭的收入增长很缓慢。所以,经济上的需求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来缓慢的复苏、持续的复苏。如果我们看到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网站,这次的刺激政策我们预测大约能够有5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会把GDP显著的提高。

    关于美国就业的问题,最近我们国会的预算办公室预测,如果我们转化成2012年就业市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实际的产出水平由于刺激经济的作用,能够带来的差别差不多是6000亿到7000亿美元。即便是最低水平的增长,也不足以创造出足够多的就业的机会,所以,这里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2012年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缺口,我们需要进一步临时性的采取措施来刺激需求,来刺激创造就业机会。

    我想再说一次的是,美联储已经很的明确表示,它有一个双重的授权,一方面降低通货膨胀率,另一方面要将失业率带下来。所以,它不只有单一的职责,并不是只控制通膨,它还要考虑失业的问题,是双重的职责。因此,美联储的政策要考虑这两个方面的变量和参数。我们的估测是有道理的,那就是基本上不会有实际的风险。由于美国经济还会持续走弱,以及劳动力成本是下降而非上升,我们不会看到通膨对美国的经济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如果大家看失业的参数,我们认为现在有一个9%的比例,它需要通过刺激需求来实现就业的增长。失业人口当中的3%是由于需求不足引发的,也就是说它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结构性的原因,但有一部分原因确实由于需求的不足。所以,这并非是一个无先决条件的量化宽松。我们的实际利率已经是零了,这是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是一个非常规的财政政策,我是说但是不管怎样,美联储至少有通膨和就业两个职责在思考中。

   

    吴晓灵:谢谢劳拉女士。下面请郑京平先生发言,请盛洪先生做准备。

   

    郑京平: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对话会,因为意义还是很重要的。从经济规模看,这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之间的对话;从债务债权关系看,是最大的债务国与最大的债权国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对话;从主权货币的角度看,是在国际上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主权货币国和正在逐步走向国际化的货币国经济学家之间的对话,所以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今天想说的就是如何正视国际货币储备体系的现实,在发展中解决具有战略性、全球性、关键性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以美元一臂独大的国际储备体系的弱点或者它的弊端是越来越明显了。世界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强烈的依赖于美国和美元,刚才不少经济学家发言中提到两个问题,都与美国和美元有关系。一个是本次的经济危机之所以产生,美国的双赤字是摆在那个地方的,透支未来也是摆在那个地方的,透支全球也是摆在那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就是樊纲先生提到的,为什么有些欧美国家长期来看,只顾支出,不顾收入,使长期的主权债务现在发生了问题,这与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监管体系是有关系的。

    美国和美元,特别是美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负责任的大国,而且美元的地位也还依然坚挺。但是作为主权国家,美国的货币政策的重点首先要考虑的还是美国自身的利益,许多债权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利益在某种意义上和一定程度上应该是被绑架了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次金融危机和欧美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是这样的,再比方说2002年到2008年期间,美国为了渡过由于IT泡沫破碎以后产生的经济衰退,也使美元贬值了37%;金融危机以后,美元从2008年到2011年,同样也是贬值了13%。

    所以,我们认为国际货币的储备体制需要改革。关键是怎么改?有三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以一种主权货币为主,这也就是现行的模式;第二种模式是少数集中主权货币,通过竞争形成的一个模式。比方说美欧日英中等等;第三种就是超主权货币,NSBR,当然前面两种模式我觉得都需要国家有限的让度货币政策的主权,后者是需要有一个好的决策机制和支付信用体制作为保证。而且这种模式都需要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以取信世界各国,并在一定程度上要接受约束。这个过程肯定是一个漫长、复杂、艰难的过程。怎么做?我有两方面的建议,一方面是积极研究设计合理的目标模式,逐步的去过渡。当然这个目标模式三个中还可以再去选,还可以有细节。另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就是一定要注意可持续的发展是硬道理,一定要通过发展为过渡到目标模式创造条件,为建立新的秩序赢得时间,要通过发展,设法保证全球金融市场和汇率市场的基本稳定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最后一点我建议,希望中美两国经济学家的对话还应该更加加大对于基本原理的阐释和普及,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决策者理解事物和经济发展的本质,更好的理性的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希望这个能作为今后对话的方向之一。我的发言完了,谢谢。

   

    吴晓灵:谢谢郑京平先生。下面我们请盛洪先生发言,请贺力平先生做准备。

   

    盛洪:谈到中美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再平衡,我觉得最重要的战略措施还是人民币的升值。今天的讨论并不多,我听张燕生先生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还要继续坚持。

    我想谈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资本的流动。我们看经济平衡主要看国际收支的平衡。中美之间的经济不平衡,不仅表现在贸易上,而且表现在资本流动上。刚才樊纲先生也谈到了中美都在讨论资本向对方进行投资的问题,互相在指责对方。我想说的是,中国人不仅要指责美国,而且还要考虑中国自己的制度,实际上是它在阻碍中国的资本流动,尤其是中国资本向外流动,向美国流动。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就是我们的资本管制制度,这个制度在过去以控制资本流出为主要政策目的,到现在这个政策已经让人感觉已经非常紧迫了。中国有巨大的资本存量,可能第一步要做的事情,还是尽快研究思考怎么来改进中国的资本管制的制度,尽快能够实现资本向上的自由流动,尽快消除中国资本向外流动的障碍。让中国资本更多的流出,也会更多的接近国际收支的平衡。

    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建立所谓的自由交易的外汇市场,只有在这样的市场中,我们才能比较充分的让中国企业家要到外国投资,到美国投资他们的发展潜力。由于有了资本制度的障碍,我们的企业家其实无法获得更多的资本,据说每年只有两万美元可以拿到外国去,对于投资来讲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要在资本项下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前提下,建立自由交易的外汇市场,让更多的中国私营企业家到外国进行投资。重要的一条是,在美国的国债信用等级下调以后,我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应该在向美国资本的输出规模总的保持不变甚至增长的前提下,减少对美国国债的持有,转而增大对美国民间部门的投资。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投资比美国国债应该更安全。因为对美国国债的投资是一个政府行为,一下子就投很多,一旦出现问题,就很可能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毁灭性的错误。而私人投资是分散的,有时候出现错误,这些错误可能是私人企业家自己去承担,这种分散投资导致的失败不会引起宏观层次和战略层次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是一个要考虑的转变方向的问题。

    另外一点,如何让人民币迅速国际化。我有一个具体的建议:首先让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的战略货币。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邀请世界各地的比较著名的、成熟的证券交易所到中国来开设分组,可以在中国用人民币对他们上市的公司进行投资。它的好处在于,第一它能够让中国人比较迅速、简单、直接的向外投资,而不是到外国非常陌生的地方去投资,所以,它可以变的非常便利。而且这些比较有效的交易所是比较严格的,它的风险相对而言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吸引大量人民币向海外流动,能够更快的通过民间部门来寻求中美之间和全球的这样一种经济稳定。谢谢。

   

    吴晓灵:谢谢盛洪先生。下面我们请贺力平先生发言,肖耿先生做准备。

   

    贺力平:我主要向美方经济学家提一个问题。劳拉提到中国“十二五”规划强调了要提升消费,但是最近两年的经济数据表明我们还没有很好的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评论。

    我自己注意到美国的情况,刚才劳拉·泰森提到美国的实际消费自2008年以来,每年增长0.5%,非常弱。但联想到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个数字其实在增大,一年大概有5000到6000亿美元,2007年以前是7000到8000亿美元,占GDP的比例大概是4%—5%。当时有一个说法,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贸易逆差,是因为它的消费者过度的支出。我特别想请劳拉·泰森或者其他的在座的美国经济学家来评论一下,为什么在实际消费已经增长大大减缓的情况下,美国的贸易逆差数字还十分的巨大,谢谢。

   

    迈克尔·斯彭斯:美国的老百姓以前是没有存款的,因为他们有资产泡沫,所以他们可以任意增加自己的消费。现在资产价格下降,存款率上升,消费下降,老百姓的资产负债表在危机期间受到了很大的损伤。他们的养老金减少,使得他们不能立刻退休;他们投资的股票可能就没有了,或者市值蒸发很多,所以,老百姓的财富损失非常厉害,我说的是平均普遍的现象。他们现在正在重新改善他们的家庭资产负债表,如果他们有多一点的收入可能会多花一点钱,但是总的来说,绝大部分美国家庭还是在存款,在修复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昨天我们讨论的时候,也说到这一点,这个现象是个普遍现象,可能未来会有改变,但是目前这种恢复元气的过程仍然在进行之中,因此,消费是在下降。

    在公有部门方面,情况也不乐观。由于私营部门情况不乐观,所以,公有部门的投资也受到了影响。就像劳拉说的那样,我们私有企业部门不能够增长,那么消费就乏力,私有部门的投资也就乏力,我们就没有这样的财富和能力。

    出口基本没怎么变化,这是一个结构的问题,全球需求就是这样。我们出口我们能出口的东西,因为消费不振,家庭消费不振,出口有所下降,所以,您看数据,美国的逆差实际上有所减少。

   

    吴晓灵:时间关系,这个问题讨论到这儿,下面我们请肖耿先生发言,最后一位周立先生做准备。

   

    肖耿:我参加了昨天一天的讨论,今天也听了很多发言,我想讲几方面的观点。

第一、关于当前全球的经济形势。因为目前欧洲的情况非常糟糕,美国也非常糟糕,中国非常不确定,所以有很多悲观的色彩。我认为从中长期看,我们应该非常的乐观,我特别想强调这个观点。

    从过去三十年,或者过去一百年来看的话,应该说现在是世界经济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是属于一个大爆炸、大转变的时期。这个最重要的核心的变化就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改革非常成功。接下来是印度,还有非洲,全球80%的人口正在进入真正的现代化、全球化。这里基本的模式是欧美模式,就是市场经济加上开放,这个根本的特征没有变化。真正对我们形成挑战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工资在发展中国家很低,但是它会不断增加,成本就会不断增加。但是工资增加的时候,它会产生波动,有时候增加很快,有时候却没有增加。比如中国过去十几年最低工资没有增加,但是过去五年一下子增加很快。由于中国的工资跟美国的工资要合拢,这就造成了很多的压力。美国的低工资人群受到的竞争压力非常大,当中有很多重新分配的情况,就是工作在全球范围内转变。大家要有信心,这个非常重要。

   第二、 就是有很多的机会,投资跟投机同时存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很高,外国资本希望到中国来投资,这个是正常的是合理的。但是因为宏观经济的问题,中国的汇率不断升值,就导致很多投机性资本也想进来。这两种资本我们没有办法区分,这就对宏观政策造成很多的挑战,这种挑战我觉得是可以有办法解决的。

    因为中国财富的增加,需要到海外投资,但也有很多很多的障碍,有中国自己的障碍,也有海外的障碍。举几个例子,中国有那么多外汇储备,一个最简单的投资办法,就是把所有世界上最大股票市场的蓝筹股票,中国政府买5%,每个公司都买5%,全球的公司你都投5%,这属于它的监管限额之内。如果你对世界经济的前途,五年,十年,二十年有信心的话,你长期持有或者买指数,并不需要控制它,这跟去投欧洲、投像意大利这些国家的债务,其实是一回事。为什么中国要投这些国家?在这些国家有危机的时候投他们的债务,就是因为中国看到了世界经济的前景,从中国自己的经验来看对将来是有信心的。

    还有美国的基础设施,刚才郑主任等好几个都谈到了。我觉得中国可以先投一些比较容易的领域,比如中国人到海外去旅游、求学;比如航空、机场,有很多类似跟中国消费者在海外消费行为相关的,这些都很容易投。

    还有的就是人力资本,中国学生到海外留学,这对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这个方面也应该是大力鼓励的。谢谢。

   

    吴晓灵:谢谢肖耿先生。下面我们请周立先生做最后的发言。

   

    周立:谢谢,我是长江商学院的,首先感谢主办方办了一个非常好的对话会。我特别要感谢欧文斯先生,我跟他接触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他对中美之间对话所做的不懈努力我是深有体会的,他对中美关系的增进,对两国友谊的增进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非常感谢欧文斯。

    长江商学院是研究商业的,本来是研究财富创造的,但是我们现在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财富的分配和财富的使用。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商学院,我们必须要关心比商业本身以外的很多话题。今年的10月21号我们将在纽约办一个也是讲中美关系的一个高端论坛。在这个论坛,美方提出议题,中国能不能成为下一个全球领袖,我们提出的议题,是美国是不是能继续当全世界的领袖。我们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大国,怎么能够共同的工作,这个也是我们在论坛上也提出来。世界在变化,有很多挑战需要我们共同面对。所以,我们不仅可以互相学习,而且还可以一起学习,我们讲到需求不足,消费不振,美国和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问题。

    中国的经济学家已经讲到,中国有很大的贫富差距问题,基尼指数在中国非常高,已经达到令人警惕的程度。中国如何来发展中产阶级?美国也有中产阶级的问题。所以,作为全球化的结果,财富向富人进行更多的分配,我的数字可能不准,但是我听说目前1%的富人有20%的财富,20年前是1%的富人占了8%的财富,这是个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中产阶级,我们的社会处在危机之中。

    我非常高兴迈克刚才在他的开场白的时候讲到了收入分配的问题,我也希望迈克能更多的谈一下这个问题,也感谢大家。

   

    吴晓灵:谢谢各位嘉宾和专家们的发言,今天大家都贡献了很多的智慧。下面我们请三位总结昨天发言的先生和女士,对大家的评论问题每个人做两分钟的回应。先请劳拉女士。

   

    劳拉·泰森:谢谢。刚才讲到收入分配的问题,我是完全同意的。在美国也是个问题,无论数据究竟是什么样,反正我们知道收入分配从1928年以来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到2008年,即使有危机的时候,我们看到收入分配仍然持续了1928年的问题。Robert Reich,他是前劳工部长,现在在加州大学任教,他也写了一本书rather harms for livings(核实),不少学者都讲了贫富差距是导致我们危机的原因。

    我想回应一下刚才几个人讲到的几个问题,美国政府的赤字和金融危机有什么关系?我不认为赤字导致了金融危机,我想这个解释是不对的。美国是有赤字,但并不是那么大,如果布什政府延续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克林顿政府还是有盈余的。到2008年,美国的赤字仍不是那么大,无论是在全球的金融体系之中,美国或者是中国,没有一个国家认为,或者任何对美元投资的投资人都不认为美国赤字规模有那么大,它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下,大约是40%,所以,一般人不会对它进行过度的担忧。

    美国债务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它有人口问题,有医疗体系问题,我们在医疗上承诺的花费太多,在国防上花费太多,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收入。这个问题到2025年、2030年、2050年都会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我们不可能持续赤字,但目前赤字还是比较高的。为什么赤字这么高呢?因为我们遇到了金融危机。回顾金融危机的历史,有位经济学家曾经写过一本书,说美国政府必须要吸收社会的不良贷款,必须要承担这些责任,当私营部门没办法提供需求的时候,美国政府要提供这样的需求。所以,只要有金融危机,负债就一定要增加,赤字就一定要增加。所以,现在赤字有一半是金融危机和增长放缓所带来的后果,也是美国政府采取措施来应对这个放缓造成的。所以,我想应该这样来理解,其实不是这个赤字导致了金融危机,这个赤字反映了金融危机的一个结果。现在政府收入占GDP大约只有15%,因为私营部门收缩的太厉害了,政府的收入不够。

    另外两个方面,有两个误读。我想向樊纲提个建议,我们要解决美国的出口管制的问题,从美国政府的数据来看,美国出口管制对中美贸易逆差影响甚微,它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很多人都认为美国出口管制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应该对这个事情做一个更深入的研究。

    还有就是经常项目的问题。我想在下个十年,我们应该寻求一个不同的体制,使得国家能够选择更多的储备外汇方式。中国的问题是你不需要这么多的外汇储备,连中国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外汇储备太多了,并不是选择不够,而是这个外汇占GDP的比例,占了8.8%。也就是说在一个成功的“十二五”计划中,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个改革,把这个负担给降下来,这么多外汇储备实在是太大的负担了。

   

    吴晓灵:谢谢。下面请斯彭斯教授。

   

    迈克尔·斯彭斯:我妈妈说打开门、关上门并不需要拿一个博士的学位,我讲的简短一点。

    说到赤字,有意思的是欧洲方面公债多,我们是私债多,我们情况大抵相似。美国谈不上是危机,但是我们有挑战,真正的危机程度应该是在欧洲,这是一个危险程度不同的划分。比如说中国的外汇管理局和国投,看看能不能帮上美国人和欧洲人的忙。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决定将“十二五”规划公布出来,我们美方有很多经济学家也研究过,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政策的公开性。

    我们今天想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让我们彼此的利益能够互相契合,通过合作,实现一些好的结果。我们要建立一种合作和互信的基础,这对于未来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我之所以能够以这么积极的热情参与这个对话活动,就是因为我们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是有很大意义的。

    最后,我还是想再提一句分配的话题。在美国我们也有分配方面的问题,我不详细说,中产阶级的收入近些年来没有增加,可能只有很小比例的人的实际收入是增加的。我们要看最富的20%的人和最穷的20%的人的收入差有多大。德国是四点几倍,我们的比例可能是20倍或者更多,所以我们收入的不平衡是很严重的,在分配上有很严重的不平衡,这也不是一个我们能够长期忍受或者支持的现状。从经济学、财政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应该仔细的关注分配的问题,包括政策的制定者们也应该好好想一想分配的问题。

    对中国而言,你们提到基尼指数和美国都快一样了,甚至可能还要更高一点。当然了,还有人基尼指数比你们还要高,那些拉美国家可能是0.7。这是我的最后的一个观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把它带下来。在巴西你可能会发现他们的基尼指数是0.6,应该说收入分配非常不均衡,但是巴西的例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因为你的分配的公平性也会影响你未来发展的方向。

   

    吴晓灵:谢谢,下面请樊纲先生。

   

    樊纲:大家进行了很多讨论,提出了很多问题。我注意到一个特点,因为我们在国内开这个会,中国经济学者每天考虑的是中国增长的质量问题、中国社会收入差距的问题、中国的结构问题、中国的环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确实非常重要,我们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比发达国家的问题更难,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讲当然是首要的问题。但是像这样的会议,我们主要在讨论跟双边问题相关的一些问题,是找出一些具体的办法来改进双方经济,以及解决双方在世界经济合作方面的各种问题。在讨论中我们互相影响,互相借鉴,可以从中学到哪些经验,哪些教训等等。

    我们50人论坛一年开六次内部研讨会,这个中美经济学家对话会是其中之一。其它的几个会一般都是集中在我们国内的难题上,包括宏观调控、房地产市场、收入差距、经济结构等等,各有侧重。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在今天的讨论当中,我们进一步阐明了应该更加具体的做一些研究,中美双方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很多这方面的看法,思考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大家需要互相来交流。

    关于贸易,我们应该认真仔细的研究,究竟美国的出口限制对贸易逆差产生哪些影响,正如刚才潘仲光先生所讲的,中国进口的限制产生了哪些影响,要做一些具体研究。

    投资问题。我前面讲了,我们有一些投资方面的改进,刚才汤敏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中小企业投资问题。怎么能够打破中小企业投资各种制度上的壁垒,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甚至汤敏先生昨天还提到我们是不是能搞一些中小企业的投资博览会,来促进双方的投资合作。在国际上,我们在哪些领域可以具体做些研究,改进国际领域关系的问题,这样会使我们的会议更有成果。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贡献,大家提出这些问题和一些具体的想法,今后也应该纳入我们进一步的讨论当中。谢谢。

   

    吴晓灵:谢谢樊纲先生。我必须得向所有发言的人表示歉意,因为时间限制,作为主持人,我不得不经常用小铃铛来打断大家的讲话。

    总结这两天的会议,我想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信心”。我们从2009年开始连续举办三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我们是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和持续的过程当中来展开这个对话,我们得到的应该是信心。像刚才肖耿先生所说的那样,近百年以来,世界面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后,都会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前几次危机带来的是世界大战,是用武力让世界走出了阴影。但是面对这一次金融危机,大家是坐下来,积极寻求国际的合作,20国会议地位的增强体现了世界合作的意愿。看到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现在大家都看到了问题,都在寻求合作,寻求改善世界治理来解决这些问题,因而,我们应该是有信心的。现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对欧元和欧元区债务问题的那种恐慌情绪是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的。问题是长期积累的,我们解决问题也需要有一段时间,大家要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信心。

    第二个信心,由我们中国经济50人论坛和美中经济合作30人论坛共同主办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我们通过三次的交流,建立了经济学家之间的互信,有了这种互信,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地来探讨和解决问题。我们会把这三年来大家聚焦和关心的问题整理出来,分成小组做进一步的研究,然后采取一种会上报告的方式来发言。郑京平先生也提出来,我们的对话应该更加体现经济学家的理论功底,应该站在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上来理性的分析所面临的问题,给我们各自的政府提供更有理论基础的政策性建议,我想这是我们经济学家共同的责任。

    连续三届成功举办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得益于一批中外机构和企业的无私赞助和大力支持,他们是K基金会、中美交流基金会、,AEA基金会、中国东方航空、迅宝股份、燕骏汽车、北极光创投等,在此我代表主办双方对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出席今天会议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企业家理事有段永基、刘关清、潘仲光、张伟维祥、郭翠萍、赵民、王兵,我特别要感谢他们对50人论坛始终如一的奉献和支持。中国经济50人论坛秘书处、美中经济合作30人论坛组委会的同事们都做了大量周到细致的工作,非常感谢大家。同时我还要感谢各位记者朋友们采访今天的会议。

    最后我宣布,第三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