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讲坛 -> 2011年长安讲坛
努力实现抑制通胀和稳定增长双重目标
演讲者:郑新立    时间:2011-12-01    阅读:603次   

 
努力实现抑制通胀和稳定增长双重目标

郑新立

    今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三个明显特点:
    第一,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态势。1-3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4%,虽然比上年同期10.6%的增速有所下降,但仍处于快速增长的范围,符合以抑制通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控的要求。我们希望把速度降得低一点,把主要精力放在抑制通胀和结构调整上。
    第二,三大需求均衡拉动。1-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17.0%、24.9%和22%,均处于正常旺盛增长的态势。特别是消费持续旺盛和民间投资增速逐月加快,并明显快于国有单位投资,说明自主增长机制的作用正在增强。这也符合宏观调控的要求。
    第三,通胀的压力尚未缓解。尽管通胀的压力较大,仍在高位运行,但是消费品价格指数出现拐点,8、9、10三个月,消费品价格都出现缓慢的下降,价格走势出现拐点。昨天央行宣布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给出了明确的信号,即以收紧银根、抑制通胀为主要任务的调控政策已经开始改变。从全年的价格来看,预计全年CPI涨幅会保持在5%以上,经济增长速度会保持在9.2%左右。通胀的压力仍然比较大。今年四季度和明年的宏观政策如何选择?要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重大决策。
我个人认为,明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应当保持今年政策的稳定性,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速度、结构、物价三者的关系,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实现降低物价与稳定增长的双重目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这两个参数是互相矛盾的,高增长必然伴随高通胀,要在低通胀的条件下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就要通过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把资金引导到转变发展方式所需要的方向上来,这样就可以实现抑制通胀和保持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1、继续稳定物价总水平
    去年下半年以来的价格上涨,具有明显的结构性、成本推动性和输入性特点。从今年前三季度价格上涨的结构分析来看,在1-9月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5.7个百分点中,仅食品价格上涨就占60%以上,其次是城镇住房价格上涨占20%以上,两个因素占整个价格上涨因素的90%左右。
    在食品价格上涨中间,最大的是蔬菜和肉类。上半年猪肉价格上涨拉动CPI四分之一,1-10月份拉动CPI五分之一。食品价格上涨是周期性的趋势,比如猪肉价格今年涨得这么高,是因为两年前的猪肉价格太低了,而两年前的猪肉价格太低又是因为四年前的价格太高,周期性特点非常明显。所以对于食品价格的上涨,用收紧银根的办法达不到降低价格的目标,正确的办法是通过增加供给来抑制通胀,特别是实现生产和需求之间的衔接。这些问题在发达国家早就解决了,美国食品价格没有大起大落,始终非常稳定,原因就是通过生产者跟销售者之间签订一个供货合同,销售商根据市场需求预测,与生产者签订购买合同,保持市场供求大体平衡。第二个措施是发展大型供货商,搞集约化生产。如果一个国家的供货商是数以亿计的小商品生产者,就不可能做到按合同和市场需求来生产。中国现在有四亿农民,至少有一亿多农户,他们不了解市场信息,只是根据价格走,价格高了就增加生产,价格低就减少生产。当产品出来的时候,价格走势又变化了,所以总是赶不上市场周期。几十年来,中国农产品的供给,特别是猪肉的供求,总是处在周期性波动之中,这与银根没有关系。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发展现代农业,培养集约化的生产者,通过供求合同来稳定生产、稳定价格。
    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胀,当时提出“菜蓝子工程市场负责制”、“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很多城市投入大量资金搞塑料大棚生产蔬菜,满足城市的供给,这对解决上一次的通胀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十几年过去了,那时候搞的菜地现在大部分都变成钢筋水泥的楼房,所以城市的蔬菜供给有70%左右靠长途运输。杭州一年四季都可以长菜,不用塑料大棚,但是现在杭州的蔬菜供给有70%是靠外地,土豆从甘肃运来,青菜从海南运来,几千里地的运输,损耗不说,还浪费了大量能源,价格也难以控制。现在不光搞“菜蓝子工程”,还要搞“菜园子工程”。北京市远郊区也没有菜地了,现在到临近的河北省开辟新菜地。一般来说,大中型城市的蔬菜自给率保持在60-70%是比较合理的,30-40%靠外地供给调节,这就能保证价格的稳定。粮食连续七年丰收增产,价格比较稳定,肉类和蔬菜价格上涨是这次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另外,对住房价格的上涨,也要根据产生的原因采取针对性的政策。要增加住房的供给,特别是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今年开工一千万,如果在“十二五”期间建设四千万套保障性住房,城市住房的价格就可以稳定下来。现在稳定城市住房价格的筹码掌握在市政府手里,市政府增加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供给,建设速度快一点,城市的房价就可以降下来。重庆市提出了一个标准——住房收入比,房价收入比保持在6,一套普遍住宅的售价大体是城市户均年收入的六倍,这样比较合理。重庆市通过政府的  调节做到这一点,这说明其他城市也可以做到。
    现在有一个机制——土地财政,在有的沿海城市,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已经超过财政收入,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收入。这就使地方政府有一个推高土地价格、推高房价的驱动。房价高了,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就多了,政府可支配的资金就多了。比如杭州市去年的财政收入是800亿,而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是1200亿。但是,土地出让金搞得这么高,房价这么高,实际上伤害了城市的竞争力。深圳的房价很高,平均每平方米1~2万,我听说一个研究所去年招了20多人,结果没有一个人去报到,因为房价太高了,到了深圳也买不起房子。不能吸引高素质人才,城市就没有竞争力。政府推高房价是饮鸩解渴,是短见之举。保持城市房价的稳定,是执政为民的需要,要强化地方政府在稳定城市住房价格方面的责任。统计局可以公布城市的住房价格指数,如果这个城市的住房价格高,老百姓可以问责,将来不投你的票。通过这个办法也可以降低城市住房的价格。
    把食品价格稳定了,把住房价格稳定了,通货膨胀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抑制。而过多采用收紧银根的办法,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把那么多资金冻结起来,这会影响经济增长,特别是中小企业拿不到资金,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高利贷开始活跃。有一个调查,温州市上半年的贷款利率平均是25%,包括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也参与高利贷活动,这样下去经济肯定会受到巨大的伤害,因为不可能持续,百分之二十几的利率是企业无法承受的。所以,从宏观调控的角度,要改变单纯依靠收紧银根来抑制通胀的办法,采取结构性的优化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
    2.发挥财政、货币政策促进调整的作用
从当前来看,要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发挥财政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通过贷款贴息、资本金补助、减税等措施,把资金引导到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需要的方向上来,这样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第一,消化银行过剩的流动性;第二,支持转变发展方式对资金的需求,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为经济长远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
具体来说,就是要把资金引导到这样几个方向上来。
第一,资本市场。现在资本市场低迷,特别是股票市场很低迷,资本市场发育不好,要通过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把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第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六大产业:新一代互联网、生物工程、电动汽车、新能源、新材料和节能环保产业。
第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现在城市里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比较大,供电、供水、道路,特别是停车场的建设明显不足。老百姓好不容易有钱买车了,没有停车场,所以不得不限制大家买车。应该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改善汽车的使用条件上,建停车场。通过这些工程来满足公共服务、公共消费的需求。另外,教育上,特别是幼儿园很稀缺,要发挥民办幼儿园的作用。还有学校、医院,要通过鼓励民办学校、民办医院来解决目前供给不足的问题。
    我们的公共服务总体供给不足,原因就是改革滞后,没有把社会资金引领到公共服务上来。过去单纯依靠政府的财政资金,财政资金不足造成供给不足,主要是学校、医院、托儿所、供水供电、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现在通过体制创新,用特许经营权的办法,让企业来经营,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入。比如城市交通困难怎么办?根据国际经验,要搞轨道交通,特别是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必须建地铁。地铁的建设资金规模比较大,依靠政府的融资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府要给一个政策,允许企业来经营,在若干年时间内,用经营收入来偿还投资,形成一个机制,把社会资金引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来,这样就可以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
    第四,第三产业和农业现代化。特别是农业现代化,现在面临千载难逢的机会。第一,有资金剩余;第二,劳动力转移有出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招工难,农民工的工资已到两千块钱以上了,城市保姆的工资一个月也要两千元;第三,城市对优质绿色的农产品需求旺盛。
    最近我看到温州有一个商人跑到新疆喀什,在戈壁滩建了一个奶牛场,生产的奶粉卖到上海、苏南和浙江。它的广告词就是一句话“我没有收一家散户的牛奶,全是奶牛场的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因为如果收一家散户,质量就难以保证”。这一句话就赢得了众多母亲的信任,愿意用更高的价格买他的奶粉。三聚氰氨事件对我国奶制品业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现在中国快把买全世界的奶粉都买过来了,德国一些家庭主妇提意见,要求禁止向中国出口奶粉,都让中国买过来了,德国的孩子没有奶粉吃了。所以,靠一家一户地搞品牌,保证质量是不可能的,只有建立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或者家庭农场,才有自己的品牌,才能维护自己的品牌和保证质量。
    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到农业现代化可以解决几个问题。第一,解决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问题,保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第二,可以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投入到二、三产业,尽快富起来,实现小康。最近我算了一个帐,我国中部地区,一户是十亩地,每亩地有偿转让出去,一亩地的转包费按一千斤小麦的市场价格,现在一斤小麦是一块多,所以一亩地的转包费一千块钱,十亩地是一万多块钱。如果两口子再出去打工,现在平均一年打工收入是两万多块,两个人一年是五万块,加上土地转包费一万块钱,一户的年收入就达到六万块。按照统计局的标准,年收入六万块是中等收入家庭的下限,农民的小康问题就解决了。第三,把土地转包出去之后,提高了农业的规模经营水平。三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大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就可以达到二、三产业的水平,收入就上去了。这样也能够把高素质劳动力留在农村。现在农村都是老头老太太种地,看不到年轻人,要想把高素质的劳动力留在农村,必须使他的收入达到出去打工的收入,甚至更高。所以必须提高规模经营的水平。这方面东北发展得比较快,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三江平原,土地集中流转占80%以上。我做过一个调查,一个老头带四个儿子种了六千亩地,一年种一季大豆,去年纯收入达到70万,院子都是成套的大型农业机械。在平原地区搞旱地农业,现在机械化程度比较高,一个劳动力种几百亩、上千亩地也不成问题。但是在绝大多数地区,一个劳动力就种几亩地,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想让农民增收,要解决城乡之间的鸿沟,要消除城乡收入差距,是不可能的。现在正是农业现代化的好机会,把一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支持工业化、城市化,再把一部分高素质劳动力留在农村搞规模经营,搞现代农业。这是当前我们发展中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的政策和战略问题。
     3.通过扩大海外投资变部分外汇储备为物质储备
我国现在外汇储备比较多,而且在不断增加,给我们带来很大压力。买美国国债,人家不领情,参议院还立法逼着人民币升值。为什么不能拿出一大部分外汇储备,通过海外投资,把外汇储备变成能源资源储备,变成物质储备?这样可以缓解外汇储备过大的压力,同时还可以化解风险。那么出去干什么呢?
    第一,拿到更多的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和开发权。这能够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所面临的能源资源的瓶颈问题。我国煤炭资源比较多,石油、天然气比较少。可以通过到海外投资获得更多的资源。另外,我国铁矿、铝矿、铜矿、钾矿比较少,经济长远发展对这些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要通过扩大海外投资,建立稳定的海外能源资源的供应渠道。
最近这两年铁矿石价格涨得很厉害,给我国钢铁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们只有通过海外投资,拿到更多的资源,才能掌握定价的主动权。现在铁矿石不光是在澳大利亚,南美、非洲这些地方也有铁矿,委内瑞拉有几百亿吨的大铁矿,品位都在60%以上。最大的铁矿不在委内瑞拉和巴西,在玻利维亚,储量达到五百多亿吨,就是运输有点困难。这个大铁矿只有中国人能啃得动,因为除了中国没有人愿意到那开矿。国外的铁矿有得是,我们只要走出去,就可以拿到更多的能源资源。大企业、小企业都要出去。现在大企业出去,往往被说成主权基金,国外非常警惕,小企业机动灵活,大企业办不成的事小企业可以办。但是小企业拿到能源资源勘探权和开发权之后,缺乏资金和技术实力,这时候大企业可以跟它联合,把勘探权、开发权转让给大企业,或者联合开发。同时,政府的援助贷款跟上去,修铁路、公路、港口,把资源运回来,或者就地变成粗加工产品运回来。
    第二,出去搞并购,现在是抄底并购千载难逢的机遇。美国、欧洲、日本的很多企业,它们的困难是市场需求不足,尽管这些企业有很好的科技资源、人才资源和技术储备,现在也快要倒闭了,这个时候并购它们,价格比较低。去年我们有一个省并购了几百家国外的科技型企业,迅速提升了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比如李书福并购了沃尔沃轿车之后,在中高档轿车的生产技术水平上一下子超过了一汽、二汽、上汽。现在有人讥笑李书福,说他消化不了,说一些风凉话。我相信李书福,既然可以把公司买下来,就能把它消化掉。现在沃尔沃轿车是我们的民族品牌了。李书福干得很成功,其他一些企业也应该出去,通过并购来获得这样的技术。沈阳有一个重型设备厂,常年找不到主导产品,后来把法国一家生产盾构机的工厂并购了,变成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图纸、专利全部为我所有,自己就可以生产盾构机。现在是搞国际并购和引智创新的好机会。
    第三,搞加工贸易。现在我们的汽车、家电、纺织企业都具备了海外投资能力,通过到海外投资,可带动零部件和原材料出口。通过资本的输出带动商品劳务的输出,创造出口需求。现在美国、欧洲、日本的经济困难,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在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到海外投资,特别是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创造出口需求。这样既帮助当地创造就业机会,人家很欢迎,又能拉动我们出口,可以大量使用外汇。
第四,搞工程承包和劳务承包,带动劳务输出。
现在制约走出去的关键是外汇使用体制存在一些问题,最近有所松动。过去是央行有一个外汇市场,用汇单位可以拿人民币买外汇到海外投资,这样把汇率风险都转嫁给了商业银行和企业,因为人民币看涨,美元看跌,拿人民币买美元出去投资,汇率损失自己承担了。最近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央行的外汇使用已经由过去的购汇制、审批制变成了备案制,把一部分外汇储备放在商业银行,由商业银行向用汇企业提供外汇贷款支持,商业银行和企业借外汇、还外汇,汇率风险由国家承担。
把我们一部分外汇储备变成海外投资,变成能源资源等物质储备,这是一件大事。外汇储备之所以不断增加,就是因为我们的海外投资能力比较弱。从历史上看,美国、德国都曾保持长期外贸顺差,但也没有积累那么多的外汇,因为通过海外投资消化了外贸顺差。所以现在我们面临历史性的任务,要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这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
   4.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
今年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本来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但是由于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实际上在宏观调控中把抑制通胀放在了重要地位。现在到年底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下降了,明年会进一步下降,我们要及时地把宏观政策的重点重新放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既抑制通胀,保持价格的稳定,同时又能保持近期和长远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首先要调整需求结构,实现从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提高居民消费率。去年我们有一个宏观经济的指标是极不正常的,大家可以关注和研究。统计局公布,去年的投资率达到48.6%,这意味着投资率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比前年又提高1.1个百分点,意味着全社会生产的产品有将近一半用来扩大再生产,这个数字太高了。而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只有33.2%,最终消费率为47.4%,去年第一次出现最终消费率低于投资率。本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结果去年的情况更恶化了。投资率过高必然带来生产能力的过剩,出口增长使国际贸易摩擦增加。所以投资率过高现在成为宏观经济结构中最大的扭曲。
    投资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衡,是长期形成的趋势。从图上看,30年来消费率逐步下降,投资率逐步上升,净出口率也是逐步上升。

    跟美国做个对比,美国的总消费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几,将近百分之九十,居民消费率占70%,政府消费率比较稳定,将近20%。
美国居民消费率

    中国居民消费率比美国低了一半多,它是70%,我们是33%。美国人均GDP四万美元,我们人均四千美元。中国本来生产能力就低,结果消费率又低,勒紧裤带搞建设,搞多了以后生产能力过剩,卖不出去。现在工业生产能力过剩,过几年之后可能基础设施过剩。所以要提高消费率,关键就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特别是增加农民的收入。增加农民的收入就要靠现代化农业把一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另外一个就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中央提出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这个战略提出之后,各级政府和企业都加大了研发的投入。这几年我们科研投入不断加大,科技成果已经开始涌现,形势很好。举个例子,前年美国申请国际专利是五万项,中国申请了八千项国际专利。我用国际专利这个数,没有用国内专利数,因为国内申请专利质量不高,利用率也不高,而申请国际专利的质量比较高。前年美国申请国际专利是中国的六倍,去年美国申请国际专利略有下降,中国增长了30%以上,美国跟中国的比例已经下降到3.6:1。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到2015年,即“十二五”末的时候,中国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就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过美国,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技术创新能力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特别是国内涌现了一些专利申请大户,像华为一年申请一千多项,前年华为申请的国际专利在全世界企业排名第一。去年中兴公司上来了,中兴申请的国际专利在全球企业排名第二,华为排第四。这两家公司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占全国国际专利申请量的28%。设想一下,如果全国能够有30个像中兴、华为这样的公司,我们的专利申请量就超过美国了。
    清华大学是中国理工科的最高学府。去年大学申请专利的数量有一个排序,在前50名中美国占了30名,中国一个也没有。这说明我们的大学教育,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上存在重大缺陷。中国的教育体制必须改革,培养方向要改变,要从国外请一些真正有本事的老师到大学来任教。有创新能力的老师,才能教出有创新能力的学生。
还有一条就是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今年五月份国资委通过了一个文件——《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的骨干和带动作用》。现在我们创新的这些专利申请量有68%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充当自主创新的主力军,国有企业应该是创新的主力部队,所以要把国有企业创新的机制建立起来,自主创新战略才能落到实处。现在国有企业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而且站在各个行业技术的最前沿。国资委的这个文件搞得非常必要,如果这个文件能够很好地贯彻,三五年之后,国有企业在创新方面也会有大量的成果涌现。
    转变发展方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现在我们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只有4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34%,这两个比例都太低了,跟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是没法比的,比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还要低十来个百分点,比印度低十来个百分点。我到印度考察,印度的服务业就业比重和增加值的比重都占到50%左右。中国服务业为什么比重低,长期上不去?我们最近总结了一些原因,症结是税收体制不合理。工业实行增值税,服务业实行营业税,营业税税负比增值税税负平均重三分之一。服务业用地比办工厂用地的价格高,过去用电、用水价格也比工业高,太不合理了,这些政策都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很多专家强调企业要形成一个微笑曲线,前端向研发延伸,后端向营销延伸,形式一个微笑曲线。现在美国在制造业中,服务的价值已经占到30%,但是我们形成不了,原因也找到了,谁要是微笑,嘴角往上翘,我给你征重税让你笑不起来。我们的税收跟服务发展的政策是相背离的。现在提出在上海交通运输业进行改革,搞得太慢,今年试点,明年推广试点,后年总结经验,“十二五”都结束了,政策还没有出来,所以要鼓励和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另外,要降低小企业的税负。月营业额五千块钱作为起征点,一个个体户开个小门脸,一个月流水五千块钱都要纳税。如果按照10%的盈利率来算,他一个月才挣五百块钱,比最低生活标准还要低,这样的税收政策不利于鼓励创业。所以税收政策要改革。
    另外,金融体制也要改革。长期以来,小企业、个体户得不到贷款支持,国务院前年发了13号文,允许社会资金发起设立各种所有制的小型金融机构,包括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和资金互助社。这个政策出台一年多了,到现在还没有兑现,还是按前36条的实施细则,民间资金发起设立小型金融机构必须有银行法人控股20%。工商银行总行控股20%才可以搞村镇银行,这样村镇银行根本搞不起来,这个政策到现在也没有改。最近温总理到温州和民营企业家座谈,他们的意见很多,本来国务院去年13号文发了以后,大家很振奋,但是等一年了,文件实施细则还没有下来。温总理答应了,国务院统一制定实施细则,落实13号文件,并且把温州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实验区。为了解决当前温州小企业的困难,国家也拨一定的资金,支持他们解决当前的资金困难。
    我们的金融业发展很落后,现在跟美国比正相反,美国是虚拟经济太大,金融产业一年的增加值两万多亿美元,我们的金融产业太小,一年增加值只有500多亿美元,差距太大。所以现在要放宽市场准入,通过利率市场化,通过健全地方的监管机构,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公司和贷款担保公司,通过发展银行中长期贷款的证券化,通过改革外汇使用的管理体制等等,配套地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使我国金融业有一个健康快速的发展。金融业在服务业里面居于核心的地位,金融业的发展对第二产业有很重要的支撑作用,要通过这些政策和措施,努力改变第三产业长期滞后的局面。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期还能保持多久?国内外有很多议论。克鲁格曼写了一篇文章,说人民币升值40%,全世界经济就平衡了,美国议员就引用他的结论攻击中国,想把中国引入陷阱。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如果真正在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进展,就有可能把快速增长期延长。我算了一下,至少可以再保持20年的快速增长。从历史上看,日本的快速增长保持了20年,韩国的快速增长保持了30年,中国已经保持了30年,再保持20年是完全有可能的。
    一个是城市化率今年将出现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将达到50%,城市人口跟农村人口对半。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化率达到70%左 右才能稳定,未来20年,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一年进城就有1300万。进城一个人拉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就是十万块钱,一千万人就是一万多亿。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可以拉动经济增长。
    还有一个,我们去年人均GDP是42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线,我们要快速增长15年,人均GDP再翻一番半才能达到12000美元,到2025年我们才能走出中等收入的陷阱,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那时候我们的经济总量也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到那时,我们的快速增长期还没有结束。根据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才慢下来。我们从12000美元到17000美元还需要5年的时间。如果未来20年增长速度下来了,就说明政策出问题了,没有把经济增长的潜力释放出来。所以要把体制捋顺,把经济增长的潜力不断释放出来。现在最大的潜力就是农村劳动力、资本、技术和第三产业的潜力,将这些潜力释放出来,我们可以保持足够的活力,实现未来20年经济较快增长。实现了这样的目标,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均30000美元才是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当然,我国有些地区会率先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上个月到苏州,苏州本地人口700万,外来人口500万,一共是1200万。苏州去年人均GDP已达16000美元,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十二五”期间GDP再翻一番,到2015年人均GDP达到30000美元,基本实现现代化。有记者问我,苏州是不是吹牛?我说不是。苏州发展得很好,乡镇企业很发达,道路非常方便,一个县的范围内形成了半小时生活圈。在全市一万多平方公里之内已经全部城市化、工业化,而且是就地的城市化。明年苏州市全市城乡养老保险并轨,农民到60岁以后就跟城里人一样,每月可以拿到一千到两千元的养老金。后年城乡医疗保险并轨,农村人跟城里人的报销比例、报销数额完全一样。苏州已经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景。中部地区再用20年的时间赶上苏州现在的水平,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有这个信心,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