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谢50人论坛的邀请，也感谢清华大学和各位师长、学长以及同学们来听讲。我今年重点讨论“走向大国经济的中国经济”这一主题。

    一、“走向大国经济的中国经济”

    今年是中国加入WTO的十周年。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了WTO，这是中国参于全球化和融入世界的战略部署。最近，我们请了很多的企业家，讨论加入WTO十年以后中国企业的变化，大家谈得最多的，是全球化已经融入了中国，国际化融入了中国，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变化。

 
图一

    加入WTO后的10年，中国的进步和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从2002到2010年，GDP从12万亿增加到39.8万亿，年均增速10.7%（见图一）；出口从3256亿美元增加到15779亿美元，年均增速22.9%；实际利用外资从535亿美元增加到1057亿美元，年均增速9.8%。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从2005年的122.6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678亿美元，年均增长40.8%。

    未来的10年，WTO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显著大于过去的10年，依然是福祸相依。不仅要求中国更好地履行WTO现有规则和承诺，而且要求中国承担进一步开放和扩大进口的大国责任。这将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外部环境和规则、体制和战略调整带来新的挑战。应对挑战，取决于中国能否实现从“摸石头过河”向基于规则行事的模式转变；从政府推动经济建设向提供公共服务和完善法治的功能转变；从经济管制向让市场竞争机制起作用和保护企业家及创新精神转变；从“让少数人富起来”向“共同富裕”的战略转变；从“顺周期调节”的本国责任向“逆周期调节”的大国责任的角色转变；从低成本竞争优势向高增值竞争优势的结构转变。推动这些转变对扩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支撑作用。

    展望未来，中国从经济大国成为经济强国，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国经济，取决于以下几点：

表1   走向大国经济：定价权的影响因素

    一个大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力，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体现在它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上。定价权主要体现在三个因素上，大国应是价格的决定者，而不是价格的接受者；它是规则的决定者，而不是规则的追随者；它是责任的承担者和逆周期的调节者，而不是责任的推卸者和顺周期的调节者。我用这三个因素来衡量定价权。虽然中国经济规模已经是大国，但是在这三个因素上，我们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见表1）。

    中国要赢得定价权，需要实施四个方面的战略。

第一，要有一个“统一对外”的协调能力和协调机制。这里讨论一个案例，中国纺织服装出口贸易的特殊保障措施问题。其背景是作为乌拉圭回合的重要成果，全球纺织服装贸易从1994年至2005年1月1日分四个阶段分期实现一体化和自由化。然而，在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的242段特殊保障措施中规定，中国加入WTO后，必须接受一个不平等条件，即全球纺织服装贸易实现一体化和自由化后，如果WTO成员认为中国纺织服装出口对它们产生了竞争损害或竞争损害威胁，就可以单方面对我们纺织服装企业提出特殊保障诉讼（简称特保），一旦特保调查诉讼开始，中国对该贸易伙伴的出口以前14个月的前12个月为基数，年增长率不得高于7.5%，这个条款一直要持续到2008年。这样一来，我国纺织服装企业面对着三条不同的出口增长率曲线。一是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纺织服装出口协调机制，一致对外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与主要贸易伙伴达成一项协议，当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的增长率保持在35%-50%左右，而WTO贸易伙伴也不能够对我们实施特殊保障的制裁。二是如果我们不能建立出口协调机制，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话，一旦全球纺织服装贸易一体化，我们的纺织服装出口增长率可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超过100%，甚至达到百分之几百。三是一旦WTO贸易伙伴运用242段单方面对我们实施“特保”，我们的增长率只能回到“特保”，纺织服装出口增长率只能够保持在7.5%。2005年的5月和6月，中美和中欧之间相继发生了对华纺织品贸易的“特保”调查。经过中国有关部门艰苦卓越的谈判，最后谈下来年出口增长率分别为8%，10%，12%。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不能建立起“一致对外”的出口协调机制，那么我们的纺织服装的出口增长率只能是8%、10%、12%。因此，中国有几十万家纺织服装企业，要成为一个真正对全球定价有影响力的国家。必须要建立起一个统一有效的出口协调机制。

    另一个案例是铁矿石贸易。中国铁矿石进口依存度超过50%，是世界上最大的买主。如果我们在进口协调机制上能够做到“一致对外”，作为最大的买家，毫无疑问我们将掌握非常大的话语权，但是如果我们各自为政、一盘散沙，就无法做到。因此，走向大国经济的定价权，第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怎么能够形成一致对外的协调机制和协调能力。

    第二，要有“两面下注”的价格风险掌控能力。还是以铁矿石为例，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买主，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应该在铁矿石的卖方权益方面拥有我们的权益。如此一来，无论铁矿石是涨价还是落价，我们都能够从两面对冲铁矿石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想要进入铁矿石卖方市场是非常困难的，也是非常被动的。但是回过头来看，1990年到2003年，全球铁矿石长期供大于求，价格长期低迷，保持在30美元一吨左右的水平。如果我们在2003年以前进入铁矿石卖方市场，就能取得我们的投资权益，这在当时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2003年以前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大陆取代台湾进入国际钢铁协会的时间是2004年，从2003年起一直到2009年，国际铁矿石价格平均每年上升幅度在40%左右。即便如此，在2003年到2009年之间，如果我们想要进入到铁矿石卖方市场也是能够做到的。因为铁矿石价格虽然扶摇上升，但是钢铁价格的上升幅度更大，我们的钢铁巨头完全有财力和能力进入到卖方市场。但是，我们的钢铁企业当时也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因为即使有一年铁矿石价格上升了86%，对很多钢铁企业来讲，每吨成本摊下来也就是200元，而当年钢材价格上升却是1000元。然而，2009年以后，铁矿石价格大幅度上升的同时，钢材价格由于金融危机发生大幅度下降，我们就出现了全行业亏损困境。由此我们应该思考，怎么才能形成一个战略上和前瞻性的思路，来换取自己对定价权的影响力。

    第三，必须要有战略性资源的储备和资源的控制权。通过对外投资建立能源和资源的存量战略储备和全球供给网络的控制力和协调力。很多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主要是期货定价，市场上绝大多数的期货交易者都是买空卖空的投机者，少数是对实际资源有需求并进行套期保值风险管理的企业。在期货市场上，最终对价格有影响的是供求基本面。因此，建立战略性资源储备，包括用流量（货币）换存量（储备）战略，是获取定价权的手段之一。

    第四，在国际上建立最广泛统一战线得道多助是取得定价权和话语权之根本。

    大国经济往往是在金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中国下一步的努力方向有三个方面。

    第一，建立亚洲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反思可以发现，当全球化进入到金融领域，各国的金融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市场化，越来越深化，位于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华尔街就越容易在全球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美国作为金融强国，可以动用全球金融资源，其家庭、企业的储蓄也越来越少，整个国家都变成国民负储蓄，还有用不完的过剩资本，还要用过度消费和次贷创新的方式去消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全球只有一个华尔街，我们的金融资源和金融命脉就很容易受到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冲击。这样对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全球是不是应该多几个华尔街，来更好的对冲金融全球化风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亚洲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在什么地方？中国的香港和上海能否发展成为本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它们各自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过程中，有两种选项，一是向多极化方向推进。二是美元化。

 

    2010年国际储备货币分布情况（见表2），美元比例占到了62%，欧元比例26%，英镑比例4%，日元比例占将近4%，美元仍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额币。在全球主权债务危机的情况下，美元贬值，美国债务负担减少，以美元持有的国际资产价值会受到损失。因此，中国下一步在金融领域要走出三元悖论，也就是在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人民币的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双轨制，迈过中国金融扩大开放和金融深化改革的坎。

    第三，中国对外金融资产的多元化合理配置。2010年中国对外金融资产规模是4.13万亿美金，其中外汇储备部分高达71%。但是我们直接投资部分或者股权投资部分只占7.5%。而北美地区（美加墨）持有东亚（中日韩加东盟）资产中股权投资的部分高达71%。2007年我曾经带了一个研究组就这个问题做了一项研究，后来把研究文章发表在世界经济杂志上。当时我们有一个基本看法，如果能够配合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配合整个外汇管理体制转换，中国真正需要的储备性质的钱6千亿到8千亿美元就足矣了。其他的外汇资产，应当逐步转换成非储备性的资产，实现多元化合理管理和运用把这一笔钱管好用好，打造中国自己的全球生产体系，真正能够把中国企业的产品价值链延伸扩展到全球。

    以上这三个方面，是我们金融下一步能够走向大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成为增强我们综合国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三）创新策源地

    大国经济应成为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目前，全球研发和创新活动主要分布在美、日、欧大三角区域。无论是国际前沿的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还是开发性研究，其创新的主体都主要是国际大跨国公司以及由世界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组成的国家创新体系。我国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水平与美、日、欧相比仍有着巨大差距。在“十一五”规划中（2006至2010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原来的规划目标是达到2%，实际只达到1.75%，没有完成规划目标。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企业研发创新投入的实力较弱。在“十二五”规划中（2011至2015年），这个目标规划期末要达到2.2%，必须有新的思路和激励导向才可能完成预期目标。

    我国的科技创新主要有三个层次，即宏观层面的重大技术创新体系，如“两弹一星”；大企业层面的重点技术创新体系，如大飞机、高铁技术创新体系；小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体系。在这三个层次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可能是最薄弱的。一方面，为小企业提供科技创新服务的公共和产业支撑体系发展很薄弱，尤其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着“泛商业化”倾向。另一方面，企业科技创新的技术来源问题一直解决的不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开发投入严重不足，政府采购、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在扶持幼稚产业和技术方面存在着不透明、不规范、不可持续的行政化倾向。

    我国企业创新活动还存在着三大瓶颈制约因素，主要是：第一，我们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只有7%左右有研发创新的支出。中国发明专利的申请，高度分布在少数技术型企业和央企。第二，我们的创新环境对企业的支撑还比较薄弱。第三，作为三大技术来源之一，招商引资所换得技术的直接外溢效果目前看还是比较薄弱。如何突破这三个瓶颈，更加增强我们的研发创新的能力，对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因此，通过企业“走出去”，进入美、日、欧有研发创新资源的地方投资建立研发设计中心，进入有长期知识积累的地方建立国际合作项目，通过国际合作来增强我们研发创新的能力，把我们目前明显处于比较劣势的环节转换成竞争优势。是我们下一步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之一。同时，把握住国内经济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机，激发国内科技创新的活力和创造力，形成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基础、国家为后盾、产学研联合的科技创新体系。

   （四）经济国际化

    国家“十二五”规划和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对未来国际环境的基本判断，是提出“未来仍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全球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在世界历史上，经济全球化往往是后进国家实现“弯道超车”的最佳时机，也是加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美国和德国就是把握住1870-1913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重大机遇由弱而强。同时，英国则由于忙于海外扩张而忽视投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契机而由盛而衰。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也是把握住1950-1973年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重大机遇而快速崛起，创造了“东亚奇迹”。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选择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坐失了外部环境有利于开放和发展的历史良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再次进入现代全球化的快车道。中国能否把握住这个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事关复兴之大业。

    在把握全球化机遇的同时，要应对好全球化提出的挑战。如贸易和投资全球化建立了全球生产体系同时也带来全球经济失衡；金融全球化带来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同时也带来金融货币特权滥用及国际金融危机；科技全球化加速了世界科技革命及扩散同时也带来网络社会自由化、黑客和有毒程序全球化等。包括金融创新、云计算、自然灾害等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也是“双韧剑”，如日本大地震和泰国洪水就导致一些日本电子产品供货中断及通用公司欧美工厂的停产[1]。

    未来大国之间的动态博弈和对抗的概率明显上升。如2009年以来美国高调推动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企图主导亚太和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又如美国近来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影响力而制定的“竞争中性”原则，即“限制政府利用优惠待遇补贴国有企业战胜私人企业的能力”多边化。再如美国针对中国汇率操纵提出的“汇率法案”，一旦变成法律将会引发贸易战[2]，等等。美全国商会会长多诺霍说，“世界三大引擎要合作不要对抗，否则都是输家”[3]。大国之间的较量主要在规则、战略和责任、资讯上，中国如何赢得未来10年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积极推动外向型模式的调整和转变，转向经济国际化战略，包括实现我国人才、产业、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如何从前30年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双轮驱动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转向内需立国和经济国际化，这个转变非常重要。外向型模式是小经济体的模式，而走向大国经济的中国经济下一步核心的问题还是国际化。

（五）大国的世界责任。

    现在我们发现，国际上一些重大事务，不管是直接与中国相关，还是不直接跟中国相关，中国都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一个最明显的案例，就是多哈回合的谈判。多哈回合谈判从2001年11月份开始起动，到今天谈了十年了，基本上所有的议题都谈完了，包括中国和美国之间关于工业品关税减让也都达到了协议。最后一项，就是农产品保障措施，即农产品贸易的开放。开放以后，粮食进口的增量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界限，可能会对进口国的粮食安全产生威胁；进口国有权采取保障性措施保护自己的粮食安全和农业。美国认为这个保障措施的数量界限是45%，如果超过粮食正常进口的45%，粮食进口国才有权动用粮食的保障性措施。印度反对，印度认为如果是45%，那么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农民的权益将受到很大的伤害。印度坚持是15%，结果这个谈判就没有达到协议。即使是很多穷国小国的商务部长，流着泪求美国和印度的商务部长再努力一下，再谈一下，因为这个协议对那些穷国和小国十分重要，但是美国和印度的商务部长，就是谈不下来。当他们面对全球的新闻媒体时，骂的得是中国，说中国不负大国责任，不在工业品关税减上做出更大的让步。所以你突然会发现，今天世界看待中国和中国看待自己的角度有了很大偏差，我们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和发展中国家地位，世界认为我们这样做是无所作为，提出来“大象不能躲在蚂蚁背后”，要求中国在全球重大事务中要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已经是一个非常现实和迫切的问题了。

    另外，走向大国经济，也应该是一个自主发展的经济。东亚模式实际上是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模式我们叫代工模式，以台湾大厂为代表，也包括大陆东部沿海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和企业采取的是代工，在一些供需环节上参与到跨国公司全球产品价值链上和全球分工体系中。还有一种模式，就是自主生产模式。这部分的代表主要是韩国的企业，国内中西部地区的相当部分企业所采取的生产和贸易模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受到严重打击的正是亚洲的自主生产体系，如韩国的现代倒闭了，大宇倒闭了，起亚倒闭了。但是十年以后，当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时，欧美经济受到打击，连累代工模式受到重创，而自主生产的模式却获得蓬勃发展，受到的冲击和影响很小。因此，走向大国经济的中国经济和企业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独立自主、不依赖外援，曾是中印等大国“一五”时期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金砖大国进口替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但是，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内向型倾向最终使中印等新兴大国错失了1950至1973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改革开放30年，我们建立了市场化、工业化和开放型经济。下一步，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但要建设大国经济模式，就要实现从代工到自主生产，从立足国内发展到“走出去”对外投资，从价格竞争到差异化竞争，从简单模仿到创造性模仿，从逐利型模式到担当社会责任的发展方式转变，中国企业正在进入国际竞争的大舞台。

    最后，提高我国全球公共产品提供及软实力的持续影响力，是我国走向大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如积极推动国际贸易、金融和货币改革，努力纠正全球化过度强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忽视了“经济发展”，从而造成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贫富差距扩大和穷国消费力严重萎缩等社会问题。大力推动全球发展援助、减少贫困、用于促进发展的技术转让（尤其是低碳节能环保领域）等。在国际上积极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发展(inclusive growth)，建立一个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既要开放发展机会（如坚持贸易投资自由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又要实现全球的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并保证人人能公平地参与全球发展过程并从中受惠。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和增强我国在促进共享发展的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中的软实力和影响力。

 

    最近几年，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热衷于预测和计算中国何时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今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提出，根据购买力平价测算，2016年中国GDP将由2011年的11.2万亿美元（2010年按市场汇率计算约6万亿美元）升至19万亿美元，而2016年美国GDP将由2011年的15.2万亿美元（2010年14.7万亿美元）增至18.8万亿美元，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

    上述有关预测都暗含着一个重要假定，即中国目前赶超的趋势不会发生减速、停顿甚至逆转的可能性。如果发生了趋势逆转的可能性,如日本从1990年以来陷入长达20年的经济减速甚至停滞的情况,赶超的路径就有可能从不断趋近到弯道超车,转向弯道减速甚至弯道刹车,从而扩大而不是缩小赶超的差距。因此，这里讨论问题的重点不是何时超越美国以及如何预测的问题，而是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赶超战略以及如何保证中国的增长趋势长期持续的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2016年将成为“中国世纪元年”。然而，事实上，2016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大“坎”。中国取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时点也是2016年，我估计中国可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印度等巨量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的时点也很可能发生在2016至2019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也在未来的5至8年。

这意味着到2016年，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环境、资源能源、人民币汇率等要素成本和资产价格显著持续上升，我国持续30年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将逐步衰竭，到2016年很可能成为一个拐点，即我国经济将从低成本要素驱动阶段进入规模驱动阶段。到此，我国企业的低价格竞争策略必须要改变，支撑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必须要改变，体制机制和战略必须要改变。否则，就很可能会出现旧竞争优势不再，新竞争优势还没有形成，55.8万亿人民币（2015年我国GDP的预期目标值）的经济总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支撑力不足，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减速、社会负担日增和环境压力强化的长期调整困境。

    这意味着到2016年，一方面，我国取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国外企业再也不能够像过去那样轻易对我国产品实施反倾销诉讼了；另一方面，我国企业的成本和价格也不再便宜，比我国企业成本更低的国外新竞争对手将逐步取代并占据我国传统出口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综合投资成本的持续上升，为中国创造巨额顺差的加工贸易开始对外转移，在2016年，加工贸易巨额顺差有可能出现拐点性下降。同时，来华投资结构的变化也将对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产生持久的影响。如来华投资房地产、市政建设和大型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大幅增加，投资制造业的比重急剧减少；投资内销的比重大幅增加，出口的比重大幅减少；来自避税天堂和自由港的资本大幅增加，来自欧美、日韩实体经济的投资明显减速。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我国的顺差来源将下降。如果考虑到扩大内需和“走出去”将使我国国际收支差额发生转变。到2016年，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和差额趋势有可能发生逆转。对此，如何促进自主内生性出口因素的增长，实现发展方式和结构的根本转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天的起步和今后的努力。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有一位美国专家说，如果中国与美国竞争，输者肯定是中国。这个问题一直引发思考，如果赢，我们会赢在那里，如果输，会输在那里？当年，日本与美国发生激烈的贸易摩擦时（1985至1995年期间），日本和美国的GDP分别占全球份额的比重，在1985年分别是10.6%和32.7%，1995年分别为17.9%和25.0%。然而，到2007年，分别为8.1%和23.5%。贸易战最终以日本全面失败而告终。在1980年，日本的人均GDP为9138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74.6%，1987年日本人均GDP首次超过美国，1995年日本人均GDP是美国的1.5倍。然而，2000年以后，日本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87.2%。在这场竞争和较量中，日本究竟输在那里？在1979年，世界各国面对着“滞胀”困境。当时，日本经济的基本面是相对好的，而美国则是相对差的。然而，从1980年开始，欧洲是从“治胀”的角度走出了“滞胀”，其代价是高失业率换来低通胀率。而美国是从“治滞”的角度走出了“滞胀”，其代价是高赤字、高利率、高汇率。到1985年，美国由于高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使其供给端结构调整很难继续下去。为此，西方五国召开了会议研究对策，最后达成了“花园广场协议”。其中的对策之一是日元大幅升值以解美国高汇率困境。当1985至1987年，日元从一美元兑250升值到120，并且持续下去的时候，日本面对如何应对泡沫经济和如何化解产业二元结构（即低效率产业，如农业、分销业、银行业、不动产业以及内销为主的制造业无法消化日元升值的冲击）的双重困境。其结果是到了1990年，日本陷入了长达20年的低速和停滞，美国却迎来IT革命和新经济繁荣。

    事后，无论是美国经济学家、日本经济学家还是中国经济学家，都普遍认为日本输在泡沫经济应对不当。然而，同样是美国应对2001年的IT泡沫和2008年的金融楼市泡沫经济不当，造成了一场几十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美国会输吗？不会，为什么？当前，美国走向经济复苏的主要手段，中短期主要是扩大出口（5年出口倍增的振兴计划）和量化宽松（新一轮泡沫经济的开始），长期是回归高端制造、回归创新、回归出口和回归高端就业岗位创造的机构调整，美国的这个结构调整期估计至少需要10年。谁将为美国中长期结构调整埋单？

    关于发展模式的调整，国际上有一种说法，即美国应当扩大出口而中国应当扩大进口。在全球需求持续萎缩的情况下，美国采取促进出口翻番的战略，只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事实上，美国应当调整其低储蓄、高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调整其过度依赖金融部门的产业结构，调整其全球化即美国化的价值取向。但是，美国会发生这样的调整吗？不会。反过来，全球经济再平衡、人民币汇率、自主创新、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等议题，都成为中美竞争和较量的关键问题。如果全球再平衡的责任方是顺差端而不是逆差端；如果量化宽松下的人民币升值成为热钱进入、国际套利、国内通胀的主要来源而顺差依旧；如果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自主创新的主体而中国对美投资企业屡屡受到歧视；如果8000亿政府采购市场充满合资和进口的中高端商品等等，中国的赶超前景还会乐观吗？可见，赢得国际竞争所需要的大智慧，就是看谁能够真正有效把握未来10年的结构调整期，切实解决制约本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主要瓶颈和关键环节，依靠自主形成独立的竞争优势。

 

    当前，美、日、欧等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处于“三缺”，即缺需求、缺信心、缺办法的困境之中。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借贷消费下降；住宅价格下降。对当前的经济困境，一是人们担心美欧陷入日本式的长期衰退，担心中国和新兴市场增长减速，担心世界经济二次衰退。二是人们担心美欧是否进入日本式的量化宽松的模式（见图二）；担心美国等国银行对欧融资窗口基本关闭,是否最终会迫使欧洲央行也进入量化宽松阶段；担心美国从QE2到OT2，从量化宽松到扭曲操作的成本宽松，再到六大央行美元流动性互换利率下调50基点，向金融系统提供流动性的能力，2012年是否还会走向QE3。如果美、日、欧央行都长期采取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把私人部门和银行部门的债务转移到政府部门，对世界未来的影响是什么？是否会产生新一轮泡沫经济和通胀?三是人们担心2012年美国法国都在大选，是否会经济问题政治化？美国财长盖特纳说，当前全球经济两大突出问题，欧债危机和美国信心。现在华盛顿的政治气氛很糟糕，在经济和战略利益上，中美是有冲突的。是否会引发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贸易冲突甚至贸易战？

图二

    回顾199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宽松的货币环境出现过三波。第一波带来了IT泡沫，第二波带来金融和房地产泡沫。从2008年12月份以后至少持续到2013年的第三轮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我相信也一定会带来一场全球性的泡沫性经济。新一轮泡沫会发生在什么地方？会不会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会不会在中国？现在全球的钱非常充裕，也非常便宜，但是它就是进入不了实体经济。即使到中国来，这些钱也不会进入实体经济，同样会进入到资产市场和虚拟经济。如果国际套汇套利继续猖獗，是否会在5至8年内，在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造成泡沫经济破灭的恶果。

   （二）全球主权债务危机的前景

    在全球范围内观察，已经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像希腊、爱尔兰，其实他们的主权债务率、赤字率并不是世界上最差的。债务率最差的是日本，高达220%，而债务规模最大的是美国，但是全球多米诺骨牌中最薄弱的环节率先倒下了。

表3 欧洲主权债务状况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能不能走出困境，关键还取决于欧洲人自己。欧洲区域的一体化，现在还有两个重要步骤没有走，一个是财政一体化，一个是宪政一体化。目前的主权债困境，很大程度要看以德国为代表债务状况良好的北欧和目前陷入困境的南欧之间，能不能就欧洲财政一体化（财政联盟）达成共识。2011年11月份我们分别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开会时，欧洲的朋友问中国应当如何救助欧洲？我就讲，欧洲完全有能力救助自己，关键是要达成政治共识，采取同舟共济的合作方式走出目前的主权债务困境。欧洲人如果有了共识，国际的救助是必须的，中国肯定也会积极支持帮助欧洲摆脱困境，但是关键是他们自己。 

    当前，欧洲在行动，如欧央行启动“长期再融资操作”,3年无上限贷款向欧洲银行体系注入4890亿欧元。欧盟26国达成“财政契约”,并决定提前一年运行ESM救助基金替代EFSF。法国政府相继出台两轮紧缩财政方案，提出2013年把法国赤字率从5.7%降至3%，2016年财政平衡。德法提出了强制平衡财政的黄金法则等。最新动向是标普对欧盟七国的信用降级，我的感觉是一块石头落地了。如果坏事变好事，这个事件加快了欧洲达成政治共识的决心，则我的感觉是第二块石头落地了。如果欧洲能够就此快速行动起来，则第三块石头也落地了。否则，对世界就是大灾难。盖特纳说欧洲政治承诺了没有能力履行，危机远超过其可承受能力。我希望形势不会这么糟糕。

    本轮经济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其目的是为了赢得最大的全球化红利。

    首先，全球霸权地位保证了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美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从1948年的22%下降到2008年的8%。这个按照“居民”统计的美国出口，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按照“所有权”统计的美国出口，即美国通过长期对外股权投资，建立起其全球生产体系，从美国出口的产品和服务只是美国全球出口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美国享有全球化红利而不愿意承担全球化调整的责任。无论IT泡沫破灭的新经济周期调整，还是金融泡沫破灭的资产负债失衡的调整，美国都不愿意承受调整所必然带来的衰退和失业，不愿意调整低储蓄、高碳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愿意调整其过度依赖金融的产业结构，最终使全球失衡越来越严重，直至不得不走向危机调整。

    其次，全球金融货币特权保证了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最大收益者。其标志是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美国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持续下降，最后进入国民负储蓄状况，还有用不完的剩余资本，要用过度消费和资产证券化去消耗，最终酿成了这场危机。这说明，当金融货币特权被滥用时，美国才成为过度索取金融全球化红利的受害者。在过去10年，在华尔街制造的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诱导下，美国最好的理工科人才都去了华尔街，美国企业利润的40%来自金融领域，美国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负债消费和进口的过度扩张、各种债务过度积累制造了非理性繁荣幻觉。一旦泡沫破灭，美国民众就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再次，技术创新成为美国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最大受害领域之一。自199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相对比重持续下降，金融和建筑、房地产业的相对比重持续上升。1998年以来，OECD成员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比重也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走势。尤其是2000年以来，美国几乎所有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增长都呈现了20%以上的下跌，这反映了美国在金融和楼市泡沫时期，技术创新活动被普遍忽视。对此，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发言了《岩上之屋》（“The House Upon a Rock”）的演讲，阐述美国经济复兴战略，即美国“经济之屋”要建立在坚实的“实体经济之岩”上。要重塑美国21世纪全球领导力的经济发展战略。然而，美国完成这个战略调整至少需要10年，谁来为美国经济走出困境埋单呢？

图三

 

    为了推卸造成这场危机的道义责任，对外转移国内失业增加所带来的政治压力和调整代价，为泡沫经济所造成的竞争力持续下降赢得调整的宝贵时间，美国把中国作为替罪羊来转嫁危机责任和失衡调整代价，以转移国内政治压力，就成为了美国政治家们的一项有效策略。其理由是中国持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余额和180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为什么不让人民币大幅升值，为什么不扩大国内消费，为什么不采取大幅增加进口的措施。

    美中经济安全与评估委员会（USCC）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10年的年度报告，指责中国操纵货币，导致美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从而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和就业。该委员会在2009年度报告中曾提出，目前危机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失衡。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支出者和借款人，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储蓄者和贷款人，各自应为全球经济失衡承担一半责任。美国要运用贸易救济法律回应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动；主动回应中国货币操纵行为以迫使中国允许人民币更灵活地反映市场力量，以矫正全球经济失衡。华盛顿一个政策研究所的一篇报告讲，如果人民币升值到一个合理均衡水平，将会为美国创造225万个新增就业岗位。奥巴马提出五年出口振兴计划，也仅仅才为美国创造200万个的新增就业岗位。我们发现，当前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呼声很高，其中就包括要求中国要承担全球失衡责任的压力。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还出现的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从2009年开始，美国作为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推动者，开始高调推动区域化。美国制定全球规则并奉行规则是保证美国全球主导力的基石。如美国提出太平洋时代和太平洋战略，包括主推排他性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用意。一是要超越WTO和传统FTA，组织以美划线的区域化组织；二是为危机后全球贸易规则建章立制，设置以美国规则为“范本”的TPP进入门槛来改造自由贸易区（FTA）。如制定更严格的劳工和环境标准，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更高的服务市场开放要价，10年内实现跨境货物贸易零关税等。三是制定先进入者门槛较低，后进入者门槛更高的激励导向，使大国博弈达到大国平衡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四是实现美国综合与动态一体化收益最大化。美国先进制造业早已实现了生产全球化的战略布局，美国运用跨境后规则的能力最强的优势，为服务全球化打开全球市场大门。

     2011年11月在华盛顿开会，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个人观点。美国学者就问我，他说全世界都可以搞FTA，为什么美国不可以搞TPP？当时我回答，全球化造就了北美、东亚和欧洲三大生产网络，美国的太平洋时代和TPP要把北美的生产网络和东亚的生产网络搞成一个排它性的区域化，参与TPP的国家，就可以享受优惠，不能够参与TPP的国家就会受到排它性的排斥，就要享受高税。我说这还是全球化，这还是WTO吗？这还是开放吗？美国说要打造TPP，打造高水准、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美国所提出的规则和条件，将被排斥在外。

    无论是美国按CG研究模型做，还是日本人或者中国人用CG模型做，做出来的结果都是非常接近的，也就是说东亚国家在TPP中间获得的好处很有限。因为拉美和大洋洲国家来分享东亚高成长，因此东亚国家从TPP中得到的好处很少（表4）。

    这个PPT我列出了日本的测算结果。日本、韩国、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大家从全球化中得到的好处是最多的，然而，日本从TPP得到的好处是各种FTA、RTA方案中最少的，而中国大陆、韩国、台湾和香港从TPP得到的好处是负的。美国高调推动区域化的目的，是想为危机后的国际贸易规则建章立制，搞的却是排它性。东亚区域合作的一体化有十加三方案，有十加六的方案，我们突然发现所有的方案都可以不搞了，现在只有美国主导的TPP，还是排它性。所以下一步国际环境会发生很多新变化。

    中国怎么办？首先要积极参与，改变美国按照自己的全球战略利益进行主导。其次要坚持推动全球化、WTO、国际货币和金融改革的正确方向。再次是大力推动中日韩FTA。最后是研究与美国、欧洲、印度签订FTA的可能性和战略损益。

    （五）欧美再工业化的前景

    1998年以来，欧美的制造业率持续下降，金融、建筑和房地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不断上升；出口增长率明显减慢，进口增长率显著上升；技术创新率明显下降，经济虚拟化程度明显上升。据美国专利商标局公布的数据，2000年以来，美国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率几乎在所有技术领域都呈现出20%以上的下降。最好的企业都热衷于泡沫经济活动，都不愿意坚守实业和创新，都不愿意做冷板凳，最后导致了金融和房地产泡沫。

    2009年奥巴马总统在演讲中提出，美国的经济大厦再也不能继续构建在虚拟经济的沙滩上，美国要回归到实体经济的岩石上。美国要再工业化，要再创新、再出口。现在美国每年都出台若干个国家的计划、法案和战略。欧盟也推出了“欧洲2020战略”，要实现包容性增长、绿色增长和智慧性增长。

    前段时间，波斯顿咨询公司有一篇报告讲，随着中国的各项成本越来越贵，其中劳动力成本年均上升幅度是17%，而美国效率提高和要素相对价格越来越便宜，来华投资的运输工具、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等七大类的美资将可能会回归本土，五至十年内将会为美国创造两百万到三百万个新增就业岗位，创造1000亿美元的出口额，这将大大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对于这个观点我本人不大认同。我认为随着中国的成本提高，来华投资的美资更可能转移的地方是东南亚、中东欧、加勒比和拉美地区，真正回到美国本土的还是有限的。

    那么，欧美将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再工业化？如果通过提高传统的竞争优势，如降低成本，降低税负，减员增效来实现，一定会在内部产生政治矛盾和利益冲突。还有一种方法是用保护落后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目前，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世界经济会不会再陷入滞胀？世界主要国家将如何走出滞胀，谁为这些国家走出滞胀埋单？

    第一个问题，怎么走出“滞胀”。1979年，欧洲人是通过需求管理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方式走出了滞胀，但是付出了高失业率的代价。对欧洲人来讲，重要的不是增长而是一体化。当时，美国人主要是通过供给管理政策治理经济停滞的出方式走出了滞胀。美国采取了大幅度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减少政府经济的管制，减少政府对社会福利和教育的开支，增加政府对军事研发的开支等措施。

    第二个问题，上世纪80年代全球走出滞胀是采取了严格的反通胀。而这次我们发现，全球在滥发货币。如果美欧像日本一样，长期保持接近于零的利率，积累巨额的政府债务，对世界经济的前景是一个真正不可预见的情况。

第三个问题，上一轮走出滞胀的时候，美国治理了经济停滞，付出了很高的财政赤字代价。美国为赤字融资提高了利率，最后导致很高的经常项目逆差，双逆差使美国改革陷入困境。最后，是在1985年达成了花园广场协议，由日本人买单，才使美国顺利完成它的供给端改革。但是，它的后果是从1990年2月起，日本陷入了长达20年的停滞；而1990年的3月，美国进入了IT革命和新经济繁荣时期。这次是否会让中国人埋单呢？

    总之，在全球化环境中和在目前的形势下，在短期内，无论是中国的GDP增长率还是通胀率，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我们的宏观政策，核心的问题还是如何为中期的调结构、惠民生，长期的抓改革、促和谐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从一个更长的时间来讲，我们面临着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体制、战略、结构改革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它已经不能适应未来30年发展的需要。未来30年，我们怎么构造一个新的体制战略和结构，需要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和先行先试。一个是外向型的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转向国际化战略。二是不平衡战略也很难继续下去，必须走向共同富裕，走向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走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统筹协调。三是政府职能应当从经济建设中撤出来，回归到公共服务。未来30年，我们需要整个战略、体制机制和结构大的转换，创造更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体制环境，这直接决定我们下一步能不能成功走向大国经济的未来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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