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唐福勇 实习生卢叶北京报道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企业竞争的全球化，而且‘国家竞争力’的命题也进一步突显。”６月９日下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在“首届中欧政府管理高层论坛”上做《经济全球化与政府改革》的主题报告时提出，政府改革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关键。

　　陈清泰说，经济全球化使国家经济利益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一个日益明显的事实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不再仅仅体现为基于本国资本的传统“民族企业”，而且体现为有境外资本参与其中、存在于“本土”的合资和独资企业。资金、人才、技术等经济资源的大规模跨国流动，几乎使各国经济都被卷入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国际分工之中。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分工中扮演什么角色，对各国经济发展正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国家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

　　陈清泰认为，对尚在发展中并处于体制转轨重要时期的中国，全球化里蕴涵着巨大的机会，也充满严峻的挑战。此时，为实现国家利益就要由封闭转向在开放中增强国家竞争力。相应地，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手段也由过去的贸易和投资壁垒，转变为加速体制转轨、改善投资环境、降低交易成本、吸引国际经济资源、参与国际分工，增强“本土”各类企业的竞争力。

　　陈清泰说，对中国而言，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在于，发展可以进一步利用国际经济资源；挑战则在于，如果不能尽快摆脱旧体制的羁绊，经济体制转轨滞后、市场环境长期不完善，那么不仅难以吸引国际经济资源，而且本国资源也可能外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国、各地间的竞争从表层看，是争取全球经济资源的竞争；进一步看，则是市场有效性的竞争、是公共环境水平的竞争。而能创造和维护有效市场机制和良好公共环境的是政府。因此，本质上是政府职能定位和行政效率的竞争。中国加入ＷＴＯ表面上最大的压力在产业和企业，而实质最大的挑战则是体制转轨和政府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改革是决定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的一个关键。

　　陈清泰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的职能定位可以概括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当前，我国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１、重新界定政府与企业和社会自主治理间的关系。政府职能应尽快从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及时转向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和有效率的市场。但企业行为有大量的“外部性’’影响，对社会而言，有的是正面的影响，有的则是负面的。在这些市场失灵的部分则需要政府从公共利益出发，利用经济、法律、技术法规和标准等政策工具进行积极管理的领域。

　　２、政府要承担起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责任。目前，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不协调已经到了威胁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程度。这些又是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认真承担起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责任，保障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３、培育有效率的市场。体制转轨和市场环境不会自然形成，因此强调市场作用，不能否认政府作用。但政府作用的重点和方式应有根本性的转变，政府应当将主要注意力明确无误地放到创造有效率的市场上来。政府的有效性，要通过市场的有效性来体现。因此，必须走出政府保护市场和企业的误区。给部分企业吃偏饭，就是对其竞争对手的歧视。相反，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度是使当地产业和企业不断改善和创新、培育在新兴领域获得成功能力的关键。

　　４、推进投资体制改革。政府应从竞争性项目的经济性管制，例如企业投资的产业、投资规模、合作伙伴、经济效益等，及时转向社会性管制，如制定竞争政策，实行公平市场准入，发布市场信息，利用货币政策和财、税、费等工具进行宏观调控。对具体项目的外部性因素，诸如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安全以及土地使用等进行社会性审查。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政府进行社会性管制的原则，建立起市场引导投资，企业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政府社会性管制有效的新型投资体制。